香港這副重擔誰挑較適合
激揚文字:香港這副重擔誰挑較適合
既然即將踏出「辭職」這一步,無論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抑或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下屆特首乃「雙英之爭」大概已無懸念。
有人宣稱中央已「祝福」某人、「勸退」某人云雲。以筆者理解,上述說法毫無根據,一則迄今唐英年、梁振英皆是「疑似特首參選人」而已,手續未辦,理念、政綱未正式比較,班底未成形,中央如何鑒別?二則選舉委員會到十二月才產生,倘若現在中央已經「欽點」,「港人治港」也太兒戲了吧?中央豈會如此愚蠢?我相信此刻中央尚未敲定人選,仍在「觀察期」,唐、梁都是中央著意培養的治港人才,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下屆特首人選,既要觀察、對比兩人在競選「入直路」的表現,也要考慮香港民意的傾向,現階段不急於下結論。
了解國情 貼近民意
今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我們要以更寬的視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氣魄,廣開進賢之路,把各方面優秀幹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強調「讓能幹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台」。
順著中央這一思路,不妨分析一下樑振英的人生軌跡:三十四歲當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四十二歲做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四十五歲擔任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這履歷表明梁振英對《基本法》的制訂、香港的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有傑出貢獻。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四年初,中英談判觸及到新界的房地產年期問題,時年二十九歲的梁振英積極為國家出謀劃策,所寫的建議之後成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的主要內容。此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梁振英不斷到內地講課,鼓吹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有償轉讓,也就是建立房地產市場,土地樓房可以買賣,並且賣地要透明、公開、公平、公正,建議公開招標,而且標書要中英兼備。這些建議全部為內地所採納。建國以來第一次上海市招標賣地的標書,梁為主要起草者,對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令梁振英常感欣慰的「就是為國家做了兩件事:一是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這恰恰是胡錦濤倡導的「讓能幹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台」的寫照。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梁振英為國家所做的「兩件事」,一是令梁對國情有透徹了解,梁一旦成為特首,對處理、協調內地與特區關係比較知己知彼,得心應手;二是使梁對《基本法》立法原意有第一手了解,梁一旦成為特首,「依法施政」會較為到位。
香港近年貧富懸殊趨於嚴重,八十後向上流動機會堵塞,仇商心理有所抬頭,對所謂「官商勾結」往往有過敏性反應,給政府施政帶來頗大困擾。而梁振英清貧家庭出身,「二十歲前住的單位沒有自家廁所」,「一家大小穿膠花」幫補生計;到英國留學,一周三晚給外賣店打工,「每天走路上學,來回兩小時,勤工儉用,算是自給自足」。此等經歷使梁振英容易體會民間疾苦,非慣於享受的「富二代」「何不食肉糜」思維可比。觀乎梁年來頻繁落區,訪貧問苦,對公共政策的思考較為貼近實際、貼近民意,既有系統性,也有針對性,梁一旦成為特首,應該屬宋楚瑜當台灣省長時全台「走透透」的實幹型領袖而較得民心,同時也利於消除市民對由「富二代」掌權引致的「官商勾結」疑慮,減少官民對立,促進社會和諧。
古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評判唐英年和梁振英哪一位適合出任下屆特首,前提是先要明白香港面臨的挑戰和深層次矛盾是甚麼?搞清楚「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才清楚香港需要怎樣的下任行政長官。
當今香港充滿內憂外患:美債、歐債危機嚴重,而美、歐被「選票政治」所騎劫,面對赤字財政和「低儲蓄、高消費、高借貸」生活方式,根本不敢以「開源節流」鐵腕手段扭轉局面,各國債務危機愈來愈逼近「爆煲」臨界點,因而類似三年前的金融海嘯第二波可能出現,「雙底衰退」極有機會發生。香港作為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面臨即將到來、充滿不確定性的風浪,一定要由一位有魄力的下屆特首,統率一個有戰鬥力的管治團隊,「泰山崩於眼前而面不變色心不跳」,指揮若定,帶領港人在中央支持下迎接挑戰,渡過難關。梁振英由於自幼「經風雨,見世面」,並非「溫室的花朵」,面對挑戰的心理素質較為堅強,風暴來襲之時,香港這艘航船由梁振英來掌舵較好!
最近維基解密的文件顯示,外國勢力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對本港政情人事的刺探與掌握可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小撮反對派政客居然甘當「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甚至被外國勢力視為「要嚴格保護的對象」。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干預與反干預、滲透與反滲透局面,基於國家安全與香港「由愛國者治港」原則,出任下屆特首之人必須夠硬凈,絕對不能被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有任何未曝光的「把柄」抓住,夠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不受要挾。在這方面,就「牌面」而論,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梁振英頗有「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氣概!
開拓進取 謹言慎行
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定位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但金融中心有來自新加坡作為「雙城記」的傳統競爭,有來自上海「二○二○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趕超壓力;而貿易中心在中國「入世」全方位對外開放以及台海兩岸「三通直航」後,轉口貿易已今非昔比;至於航運中心,則有珠三角幾個機場和蛇口港、鹽田港乃至大小洋山港的攤薄效應,市場佔有率大不如前。三個「中心」都被「分心」,香港不能「吃老本」,更不能以虛無縹緲的「六大優勢產業」自欺欺人,為政者必須以開拓、進取、創新精神引領香港成功經濟轉型,扭轉「塘水滾塘魚」困局,在發展中解決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八十後難向上流動、結構性失業、人口老化等社會矛盾。證諸梁振英當年在計劃經濟的內地力促土地使用市場化,敢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品格特質,一旦成為下任特首,肯定是開拓型而非守成型,香港有望脫胎換骨,煥發生機。
行政主導是百年香港成功基石之一,也是《基本法》立法原意。然而,回歸以來,行政、立法關係多內耗而少協調,弄致民望大家「攬住插水」。另外,司法有時出現越俎代庖,將行政職權「去勢」,以致妨礙社會發展的趨向,甚至有法官與大律師角色形同「旋轉門」,而大律師公會與反對派公民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使某些司法勢力無視「一國」主權,並基於價值觀「同聲同氣」,對暴民政治姑息養奸。行政權威形同「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造成「公權缺鈣,執法陽痿」,嚴重損害社會安定繁榮和市民安居樂業。香港實在需要一個有魄力、敢做「惡人」而非「好好先生」的下屆特首撥亂反正。從性格特質而言,梁振英有能力由「亂」而「治」。
有人擔心梁振英在公務員和工商界的支持度不如對手。且不說梁在此兩界不乏支持者,翻開歷史,港英時期歷任總督由倫敦欽點空降,公務員、工商界何曾說過半個「不」字?只要中央接受,香港民意支持,公務員、工商界誰不「西瓜偎大邊」?去年政改改良方案的「一夜轉軚」就是實例。
還有一點頗為關鍵,下屆特首五年任期結束就是雙普選的開始,未來五年政治生態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建制派與反對派如何求大同、存大異;社會矛盾走向激化抑或趨於緩和;雙普選產生辦法能否歸納出社會最大公約數等課題,都需要下任特首高瞻遠矚、務實求真去處理,是否「敏於事,慎於言」很重要。若時常「禍從口出」,令反對派「造反有理」,等於「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雙普選」將成為「一國兩制」的滑鐵盧,相信「謹言慎行」的梁振英會做得較好。
清人龔自珍有詩云:「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回歸以來,兩位特首「一字記之曰『弱』」,無理由再讓第三位特首「弱」下去。故此,綜上所述,香港要振興,我認為應選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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