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之解讀：注釋

注釋是解讀古詩的重要手段，所以對重要詩人的重要作品前人已經留下很多注本。比如我國現存最早的通代詩文總集——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文選》，見於著錄的最早注本是隋代初年蕭該的《文選音》，到唐代則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以後一直注本迭出，版刻不絕。當然，經部、子部的書，注釋出現得更早，我們且不去說他。因為對經部、子部的注釋，從主觀上就是一種曲解，比如三國時崇尚老莊清言的魏人何晏做《論語集解》，就與漢代鄭玄有很大不同，被四庫館臣說成是「作反經合道之譬」，就是把儒家經典注出道家精神來了。集部的注釋相對來說不會拿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主觀上並不想曲解作品，儘管每個時代也會有每個時代的審美標準、價值標準，但作注者的本意是想準確理解作品的。

古人留下不少注釋的經典，如宋代任淵對黃庭堅、陳與義集子的注釋，清代仇兆鰲對杜甫詩的注釋、王琦對李白集的注釋；今人也留下了不少注釋的經典，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鄧廣銘的《辛棄疾詞編年校注》，錢仲聯的《人境廬詩草箋注》、《劍南詩稿箋注》等等。怎樣去做注釋是大學裡的一門課程，要講一個學期，這裡不去重複大學老師的工作，只說應該怎樣讀懂作品，因為注釋只是讀懂作品的一個手段，能夠讀懂作品，我們完全可以得魚忘筌。而且儘管加註的作品已經很多，但大量的古詩都是沒有注釋的，我們的目的是舉一反三，讀懂沒有加註的作品。所以我要說的是不能盲從輕信，不可盡信古人、不可盡信名人、要用自己的頭腦去讀書。

1、不可盲目輕信古人

古人留下的注釋很經典，但並不是沒有失誤。因為古人、前人都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好的條件，沒有見識過電腦和互聯網這麼奇妙的東西。他們憑的就是個人的知識積累和勤奮，出錯是難免的。下面就看看仇兆鰲在《杜詩詳註》里出的錯。

仇注杜詩之誤

①史實不確∶杜甫《所思》∶「苦憶荊州醉司馬，而今樽酒定常開。」杜甫自言荊州司馬是崔漪。仇注引蔡夢弼注曰∶「崔漪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亦從此說，而將仇注中表推測的「蓋」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貶荊州司馬。」此系因襲舊說而誤。實際上崔漪並非由吏部貶荊州司馬。《舊唐書·肅宗本紀》稱∶崔漪與杜鴻漸是擁戴肅宗自立的功臣，肅宗即位後擢升「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又據《舊唐書·顏真卿傳》載∶「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貶漪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貶右庶子，並未離朝，貶荊州司馬事史傳無載，倒是杜詩所言可補史傳之闕，諸注本所言史實均誤。

②出處不確：杜甫《題桃樹》「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信莫打慈鴉。」仇注「兒童」句曰：「古樂府有《莫打鴉》。」（標點依中華書局1979年排印本）但遍查《樂府詩集》，並無「莫打鴉」之題，翻檢漢魏樂府，亦無直言「莫打鴉」者，惟《魏泰詩話》載趙宋之梅堯臣作有《莫打鴨》詩，諷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鴰鶬。鴰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荒。」仇兆鰲必以「鴨」為「鴉」而誤記為古樂府矣。

③語詞不確：杜甫《絕句漫興九首》：「隔戶楊柳弱裊裊，恰似十五女兒腰。」仇註：「鮑照詩：『翾翾燕弄風，裊裊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將「柳」與「腰」聯繫在一起的便是鮑照。查鮑詩，其《在江陵嘆年傷老》曰：「翾翾燕弄風，裊裊柳垂道。」如此，鮑詩與「腰」並無干係，引詩所注者惟「裊裊」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狀柳者實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詩曰：「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從庾信到杜甫，雖描述上重心稍有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於「柳」；而今之「柳腰」，則重心在「腰」。從以人狀柳，到以柳狀人，此又古今詞義之一轉也。中華版《杜詩詳註》已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仇注引書常有錯誤。我在選注杜詩的過程中細加檢核，發現果然不虛，且經過查證的引文常有於注杜無補的情況。此舉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例，餘不贅。

④脫注典事∶杜甫《園人送瓜》「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徵討。」仇兆鰲《杜詩詳註》承宋趙次公注，僅註上句為故東陵侯邵平青門種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實亦隱括種瓜典事。據劉向《新序·雜事》載，戰國時梁（梁即戰國時的魏國。魏惠王曾遷都大梁，故稱梁）大夫宋就曾為邊縣令，地臨楚界。楚梁邊亭俱種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騷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慾騷楚瓜以報復，宋就不許，且派人夜間偷澆楚瓜，使楚瓜亦美。楚漢由是成為睦鄰。這段故事亦見於賈誼《新書·退讓》，文字大同小異。「休徵討」當由此出。詩先讚美送瓜主人，再敘食瓜之樂，末以種瓜典事做結。脫注搔瓜之典，楚漢句便無著落。（本人杜詩選注本《每依北斗望京華》前言曾談到仇注中的問題）

王琦注李白詩之誤：

《白頭吟》：「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王注引《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飛燕琥珀枕，然事與「白頭吟」詩意無涉；復旦大學中文系注本《李白詩選》（人文社版）於此失注。竊以為二句本事與陳思王賦洛神事有關，《文選》尤袤刻本的註記曰：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齎植（送給曹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忽見女來，自雲「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

此事亦略見於《太平廣記》卷311引《傳記》「蕭曠」條、卷375引《神異錄》「鄴中婦人」條，宋王銍《默記》辨此事之偽甚詳，然李白詩中用此以達男女情事，正相關合。玉刻作虎形即為「琥」，以「玉鏤金帶枕」為琥珀枕當無不可。

2、不可盲目輕信名人

唐圭璋注《宋詞三百首》之失

〇柳永《夜半樂·凍雲暗淡天氣》「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鳴榔」，唐註：「擊梆驚魚，使魚聚於一處，易於取得。」實際此處鳴榔乃蘇軾《前赤壁賦》「扣舷而歌」之意。既言「歸去」，何還「取魚」？唐先生門下弟子從老師之說而誤的情況恐怕在出版物中還可以找到。

錢鍾書《宋詩選注》脫誤

〇陳師道《絕句》：「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錢注只引作者《寄黃元》「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之同類詩相佐證，脫注典事。末句實用《莊子·盜跖》「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〇江端友《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賓士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殘遼東豕，努力明朝趁頭市。」「青紙」句錢註：「你送的禮只用青紙包紮，遠比不上漆桶裝的。」實際上「題封」等於貼標籤，是貼在包裝之外的封簽。百斤牛酥（牛奶中提煉出來的黃油），不可能只用青紙「包紮」。

再講一個有關不盲從的例子：

北宋真宗皇帝趙恆（998—1022年在位）一天閑來無事，便問宰相丁謂：「唐時酒價幾何？」丁謂是個機敏狡詐的人，非常善於應對，當際回答：「每升三十錢。」真宗問：「你怎麼知道？」丁謂引杜甫之詩為證說：「老杜言『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由此知一升三十錢。」真宗很欣賞他的回答。（始見載於《玉壺清話》）清人王夫之卻不以為然，他在《姜齋詩話》中說：「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估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其實「斗酒十千」的說法是唐人用典，因曹植在樂府雜曲歌《名都篇》中有這樣的詩句：「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我們是否可把這看作是漢魏時酒價暫且不論，但在唐人筆下，「十千」只喻酒質，不論酒價。如李白詩「金尊美酒斗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灑不知貴」，均是如此。也有人開玩笑說：李白飲的是美酒，所以一斗十千；杜甫飲的是村間茅柴酒，酒質惡劣粗硬如茅柴，所以一斗三百。這不過是一時的戲謔之言。

那麼漢唐酒價究竟幾何？有沒有比詩更可參證的文字材料？回答是有的。魏文帝曹丕在《典論·酒誨》中說：「孝靈之末，朝政墮廢，群官百司，並湎於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看樣子斗酒千錢便是當時的最高酒價了，曹植的斗酒十千之說只是文學的誇張。另據《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建中三年（782）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值）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這是實行國家專賣後的指令性酒價，也是最高酒價。一斛為十斗（南宋末改為五斗），售價兩千至三千，那麼一斗酒的售價就是兩百至三百，看來杜甫詩里的斗酒三百還真是「可為一時之史。」但物價只有在商品的橫向比較中才能顯示出實際意義。在一個比較接近的時段里，其它緊俏商品的價格又是如何呢？我們可以看一下牡丹花的價格。白居易在《買花》詩中說：「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一束等於五匹，五束素便是二十五匹白絹。依貞元八年（792）的比價，一匹白絹合錢一千六百，如此算來二十五匹便是四萬錢。一株紅牡丹四萬錢，一斛酒三千錢，應該說酒價並不算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