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大膽地肯定「中國模式」

自信大膽地肯定「中國模式」 ● 張維為 　　 　　壇主小傳 張維為 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中國其他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曾任美國韋伯斯特大學日內瓦校區國際關係教授，現為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人民網》專欄作家，復旦大學兼職教授。 　　　　 　　核心提示 　　　　 　　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的財富，有兩個指標非常重要，一個是貨幣實際購買力，另一個是家庭凈資產。 　　中國的崛起是傳統文明國家與現代國家疊合的崛起，用民主、專制兩分法對世界進行簡單分類，套到中國身上，一定會誤判中國。 　　中國的故事很精彩，但是我們沒有講好，背後的原因是我們缺乏話語和話語自信。 　　中國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次是一套選賢任能的選拔制度。 　　主講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張維為 　　　　 　　10數億級人口國家的崛起 　　　　 　　中國崛起了嗎？關於這個問題，前不久有個新聞，說的是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在國際上，這個消息非常引人注目，幾乎所有主要媒體都在第一版上發表了評論，認為這是中國發展的里程碑，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將因此而改變。 　　反觀國內媒體，幾乎是一致的謙虛，認為雖然我們GDP超過了日本，但質量還不夠高，因為我們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我想，持這樣觀點的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為我們中國應該繼續謙虛謹慎、韜光養晦；還有一種是不相信中國能發展起來，他們從根本上不看好中國模式。GDP第二又怎麼樣？1840年，中國GDP超過英國，但還是被打敗了，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GDP也比日本多，但中國也還是被打敗了。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中國GDP超過日本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其實，所有關於中國的排名，只要融入兩個指標，都要發生變化。第一個指標是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我們現在計算的GDP用的都是官方匯率，而官方匯率的計算實際上是失準的。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比上海貴10倍，也就是說吃一碗面在日本創造的GDP， 比上海要多10倍，按此推算下來，結論自然失真。所以，真正經得起考驗的應該是購買力平價基礎上的國際比較。享譽世界的英國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用購買力平價進行了國際比較，他得出的結論是，早在1992年中國經濟規模就超過了日本，到2009年的時候，中國經濟超過了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在內的12個歐洲主要國家的總和。他還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第二個指標，就是家庭凈資產，也就是一個家庭的住房、儲蓄、股票等減去所有債務之後的資產。中國人是世界上置業傳統最強的民族，非常重視安居。中國現在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所有的發達國家。國內民調顯示：90%的人認為有了自己的產權房，才有幸福感，而在國外，比如瑞士，房屋自有率只是36%，在我認識的瑞士人中，沒有在35歲前買房子的。大部分發達國家的人，一輩子工作得到的最大資產也就是一套房子。據美聯儲統計，美國家庭凈資產的中位水平，2009年因為金融危機已經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為9.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2萬元。現在中國多少家庭的凈資產達到或超過62萬元？我看，至少有數千萬甚至上億吧。從這個角度說，過去30年中國人的財富增長，沒有國家可以比擬。憑此一點，中國模式就值得肯定。 　　中國GDP超過日本，最大的意義在於，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基本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中國太大了，其人口規模等於100個中等的歐洲國家之和，歷史上中國也是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所以看中國的問題，要有板塊概念才看得清楚。改革開放伊始，我們的思路就是讓一部分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先發展起來，同時帶動其他地區。現在的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約3億人口的「准發達國家」板塊。有了這個板塊的存在，中國不同地方就會學習，從而帶動整個中國的發展。這個板塊的硬體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軟體與發達國家也可以一比，例如上海、北京人均壽命均超過紐約，社會治安普遍好於西方國家，這個板塊的居民住房水平超過了日本和中國香港。當然，有些方面要趕上發達國家還不容易，比如市民的文明素質，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再比如我們一些環境指標，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 　　我們看中國崛起時，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其實，中國人口比美國多4倍多，理論上說，中國問題比美國多4倍也是正常的。但美國的問題不會比中國少，美國的監獄囚犯人數比中國多，儘管美國的人口連中國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美國今天還有多少大城市的居民晚上敢上街散步。這就是美國現在的治安水平。 　　我們可以看一看世界上主要國家崛起的歷史。18世紀、19世紀的時候，是千萬級人口國家的崛起，如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20世紀是億級人口國家的崛起，如美國、日本等；21世紀是中國10億級人口國家的崛起，這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至於有人說中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人均統計排在世界上百位之後，這恐怕只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因為很多東西是無法平均的。中國更像一個數百人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而小國家往往只相當於一個小提琴手，兩者很難比較，因為他們屬於不同質的國家。 　　　　 　　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 　　　　 　　中國的發展究竟是一種什麼模式？ 　　國內學者喜歡講「中國道路」，我這裡借用國際通用話語，稱之為「中國模式」。 　　我認為，中國模式有八個特點。 　　一是實踐理性，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入世的、務實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基本思路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先試驗，然後總結經驗教訓，壞的進行調整，好的進行推廣。在此基礎上，修改相關法律條令，最後修憲。西方指導下的變革則不同，第一步肯定是修憲，然後再是修改法律和條令，最後才是實踐。當然，我們的方式雖然並非十全十美，但至少讓中國避免了大的折騰，避免了大的顛覆性災難。所以我認為，實踐理性是中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模式的哲學基礎。 　　二是強勢政府。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沒有一個強勢型的政府，很多事情很難做。據《瞭望》雜誌報道，2010年的春運總人數達到25億人次，這相當於在一個月時間內把整個美洲、非洲和歐洲的人口都挪動了一下，這是很不容易的。說白了，發展中國家，採取西方政治模式，就成了「軟政府」，要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幾乎不可能，因為這個政府缺少凝聚力、整合力和執行力。要建個橋、修個路，各個黨派會爭論不休，結果犧牲了多數民眾的利益。當然，強勢政府也有自己的問題，但總體來說利大於弊。強勢政府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強勢政府出現的問題需要逐步糾正，也可以糾正。 　　三是穩定優先。我們比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中國近代史上充滿動蕩，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的1980年，140年間，我們最長的太平年景沒有超過9年的，現代化進程一次一次地被打斷。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穩定的發展，我們創造了讓世界震驚的中國奇蹟。實際上，走到世界任何一個有華人的地方，只要當地有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較為寬鬆的政策，華人總能通過勤勞致富，成為較為富裕的階層。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模式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法保持社會穩定。 　　四是民生為大，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標。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民以食為天」等理念的延續。我們提出的「溫飽」、「小康」等目標，都是這種傳統理念的延續。雖然現在中國貧富差距很大，但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分清兩個概念，一個是絕對的貧富差距拉大，一個是相對的貧富差距拉大。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這是絕對的貧富差距；窮人的情況也比過去好了，而富人好得更多，這是相對貧富差距拉大。我認為，中國屬於後一種情況。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處理好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理直氣壯地指出，我們「窮人」的日子也比過去好了很多。 　　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積極處理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處理好這個問題，對中國很重要。中國有很強的平等主義思想。從過去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後來無數次以平等為目的的運動，都表明了這一點。這個問題處理不好，中國的發展就會受到挫折。但同時，我們也要辯證地看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整個國家是發展不起來的。 　　五是順序差異，也就是比較正確的順序。我們的改革開放，和其他國家相比，比較有章法，這和中國人長於整體和全局考慮的思維觀有關。中國文化是最講究順序的，不喜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為中國進行戰略設計時錶示，他的目標是到2050年完成中國的現代化，時間跨度長達70年。西方的政治制度，產生不了這樣目光遠大的領導人。我們改革的總體順序是，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改革不求一步到位，甚至允許走兩步退一步，但總體上保持了改革的連續性，最後通過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 　　六是漸進改革。我們這個國家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複雜，各項改革只能十分謹慎。現在看來，我們改革最精彩的就是我們拒絕了「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在前蘇聯、東歐都造成了巨大的代價，所謂「休克」就是一瞬間完成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政治上從一黨制變成多黨制，現在證明，這是十分幼稚的。當然，我們說漸進改革，並不是說改革的步伐都很慢，而是說指導改革的總體戰略是漸進的。但一旦做出了決定，我們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比如，建設四個特區，我們是今天決定、明天推土機就開始工作了。當然，這也有利有弊，要求我們的方針和政策比較正確。如果大的方針和政策出了問題，也會造成很大的麻煩。但我們通過漸進改革和不斷試錯的方法，就減少了出大問題的概率。 　　七是混合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就是「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混合、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市場經濟學」和「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樣一種混合經濟雖有缺點，但總體上很有競爭力。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如果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作為指標的話，中國比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做得好。如果我們把發展中國家界定為農村人口佔總人口30%以上的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們做得更好；轉型經濟國家比如東歐和中亞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中國做得好。我們現在有不少方面確實開始「叫板」發達國家了，發達國家已經感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 　　八是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中國人有很強的學習傳統，「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三人行，我必為師」。人家即使有缺點，我們也能看到人家的優點；人家有優點，我們則看到更多的可以學習借鑒的地方。現在中國有4億多人在學英語，我們的出版物有20%是翻譯作品，這是一種高度的開放。當然，有的方面走過頭了，有些人變得非常崇洋媚外。但這沒有關係，因為更多的中國人在開放中找到了文化自信。中華文明是個很精彩的東西，把別人的好東西拿過來，一碰撞、一嫁接，就變得精彩萬分。 　　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我們的模式有自己的弊端，但橫向比較，其他國家的模式還不如我們的好。中國在過去30年里，完成了一場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避免了兩次國際金融海嘯。任何一個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如果做到其中一項，就很了不起了，但我們都做到了。就此一點，我們就可以自信地、大膽地肯定中國模式。 　　　　 　　說好「中國話」，講好「中國故事」 　　　　 　　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到今天的古老文明，中國的崛起是傳統文明國家與現代國家疊加在一起的崛起，所以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都是獨特的。相比於美國短暫的歷史，中國的文化內涵比美國要豐富1000倍。所以，用美國那種「民主」、「專制」兩分法分析世界政治，並套到中國身上，只會導致誤判中國，而且，這種做法也是非常愚蠢的。 　　中國的故事很精彩，但我們還沒有講好。我們現在有些所謂「知識精英」，只會重複西方話語，毫無原創力，非常可惜。比如，中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後，西方很震驚，就編出了各種各樣污衊中國的話，指責中國同非洲「獨裁政權」打交道，對非洲侵犯人權的國家給予援助等。我們官方的話語常常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來應對，這種話語比較弱。如果我碰到這樣的問題，就會明確說：「根據中國模式和中國人的理念，消除貧困就是人權，而且是最大的人權；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礙幫助非洲國家的扶貧。」 　　如果一定要把世界的政治制度簡化為兩個類型，那我認為只有良治和劣治的區別。良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不管是一黨制、多黨制、無黨制，最後都要落實到我們給百姓提供了什麼，為他們創造了什麼價值，有沒有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 　　西方政治體制，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它的特點就是先把社會打碎，然後再整合起來，其理由就是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每個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來源。這些政黨，在法治的環境下進行博弈，最後通過票決製作出決定，其前提是大家都接受這個制度安排。 　　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合法性，就是民心向背的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現在有些學者認為，搞西方的民主才有利於穩定。但西方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東西，兩千多年前古希臘曾發明了這種制度，但只局限於很小的城邦國家，所以每個市民都可以表達意見，但占人口大多數的人（比如婦女和奴隸等）卻沒有這種資格。這個制度被大思想家柏拉圖批評，認為是暴民治國。之後的兩千多年，西方几乎沒有人提民主。直到美國獨立後很多年，民主才逐步變為一個褒義詞，但即使在美國，「一人一票」也是到1965年才實現的，這離《獨立宣言》發表已經過去了100多年。不光是美國，整個西方世界都是在現代化完成之後才實行「一人一票」的。而這種制度現在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希臘、冰島破產了，英國、法國、美國也危機重重。 　　中國傳統合法性的另一個方面，是「選賢任能」的選拔制度。中國有長期的科舉考試製度傳統，不分貧賤、不分出身。此外，從秦始皇的時候就實行的郡縣制，比西方早了1600年，這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而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前，一直是貴族繼承製度。所以，中國的合法性理念，既是傳統，也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如何才能把中國模式用比較清晰易懂的語言講清楚？我想起了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他說，「如果說我有什麼專業的話，那就是軍事。」作為一個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大軍事家、大政治家，他知道為什麼我們的軍隊能打仗，因為我們的軍隊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軍魂，有自己的戰略戰術，它善於學習友軍乃至敵軍的一切長處，但從不放棄自己的優勢。這些，不就是中國模式的特點嗎？這樣的模式，能不成功嗎？ 　　　　 　　（本報記者 葛靈丹 根據張維為在江海大講壇的演講編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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