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革命與自由 - 學術中華

啟蒙、革命與自由　　一　　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一場革命需要觀念來添加燃料——沒有觀念，出現的僅僅是叛亂或政變」。1 沒有啟蒙就沒有革命，這看來是顯而易見的。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後，很多革命者認為他們是在運用啟蒙思想來顛覆舊制度、創造新法國。在革命者看來，無疑是啟蒙創造了革命。反革命的思想家也因為革命帶來的暴力和恐怖而在批判革命的同時指控瀆神弒父的啟矇事罪魁禍首。在十九世紀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泰納看來，大革命的混亂宣告了啟蒙以及啟蒙所延續的古典主義的破產。無論是革命者還是保守主義者，都在啟蒙和革命之間建立了線性的因果關係。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起源必然要在啟蒙運動中尋找，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啟蒙——革命的線性歷史敘述卻是一種回溯性的歷史理解產生的歷史建構，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可能導致對啟蒙和革命的雙重誤解。　　首先，把啟蒙近僅僅作為革命的前身，事實上賦予了啟蒙一種目的論的意義，遮蔽了啟蒙內部的張力和衝突。透過革命話語理解的啟蒙和今天的後現代批判所建構起來的啟蒙一樣如果不是神話，也可能是某種虛假的理想形態，展現的是革命或形而上學信仰而非在時間中衝撞掙扎的歷史。革命者在1791年7月11日舉行盛大儀式把伏爾泰的亡靈送入先賢祠。1794年10月11日，剛剛推翻羅伯斯比爾的恐怖統治不久的熱月黨人又把盧梭的遺骸送入了先賢祠。這是山嶽黨人在恐怖期間構想但還沒有來得及執行的計劃，熱月黨人通過把盧梭塑造為革命之父來覆蓋大革命內部的分裂，把盧梭和伏爾泰這對生前的死敵共同放在革命的聖殿中編織出統一的啟蒙神話，從而通過啟蒙來確立革命的正當性，並且宣示革命是啟蒙的延續、是啟蒙本身。革命話語所構造出來的啟蒙不過是革命意識形態。　　同樣，如果把革命理解為啟蒙的必然產物，則會把歷史解釋為人類觀念和意志的結果、在某種不可抗拒的道德律的指引下前行，就像康德那樣激動地把法國大革命稱之為「我們時代的證明了人類道德傾向的事件」，革命像啟蒙一樣使人在政治上擺脫自己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由此革命被賦予了某種不可抗拒的、統一的道德意義。不可否認，大革命體現了啟蒙所試圖創造和傳播的現代人的道德追求，1789年頒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是現代自然權利學說和人民主權學說的體現。然而，正如康德本人所批判的那樣，大革命同樣是對人權的踐踏、是人類歷史的道德災難。康德對此不得不給予解釋，因此他區分了革命的內容和形式，前者為揭示道德進步的政治人道主義，後者為暴力顛覆權威的不合法的革命進程；前者是積極的，後者是消極的。在康德看來，革命者通過審判處死路易十六，以合法的形式表達了對權利的蔑視，是最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合法弒君比刺殺君主更為糟糕，「暴力昂首前行，暴力被提升到最神聖的權利之上」。2 康德其實像革命者一樣通過啟蒙來論證革命的正當性，通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來呈現革命的意義，結果雖然他對革命者的暴行有深刻分析，我們依然感到困惑：何以代表人類道德事業的革命犯下了最不道德的罪行？事實上，這不僅僅是康德面臨的困境，也是革命者們以及後來認同革命的左派歷史學家所不得不解釋的問題。而革命者和左派歷史學家通過康德所褒揚的代表道德進步的歷史必然性來辯護革命進程的激進暴力，因此，革命暴力不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完全正當的：革命豈能不流血？　　啟蒙——革命的線性關係事實上構成了啟蒙——革命的循環解釋。在這樣一種紀念性的歷史敘事中，我們還沒有進入歷史之前，就已經理解了歷史的意義。而把這一意識形態敘述顛倒過來，就有了反啟蒙和反革命，而紀念則成為詛咒。　　二　　如果為了理解歷史而非建構歷史，那麼擺脫紀念史學而對歷史進行問題化是非常必要的，這需要擱置道德審判的迫切衝動和目的論的歷史形而上學，把啟蒙和革命視為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現象和問題，在一種陌生感中傾聽歷史的聲音。法國歷史學家莫爾奈（Daniel Mornet）指出，「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是一回事，法國大革命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們認識到啟蒙——革命的線性敘事是革命者所建構的神話，我們會發現，也許「不是啟蒙創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創造了啟蒙」。3 革命創造啟蒙，並不僅僅是革命者訴諸啟蒙來辯護革命的正當性，而是革命政治才使啟蒙成為一種真正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然而，如果啟蒙只能在革命中被創造出來，這與其說明了啟蒙的意義，毋寧說暴露了啟蒙的失敗。　　法國大革命在現代革命史上的獨特性在於不是革命者製造了革命，而是革命製造了革命者。沒有多少人預見到這場革命——雖然盧梭曾預言歐洲將要進入革命的時代，更沒有什麼人準備這場革命。革命的爆發由三級會議的召開引起，這是因為波旁王室的財政危機無法在當時的政治框架內解決而不得不訴諸於三級會議這一更傳統的憲政方式。1787年，由於支持美國革命，波旁王室幾乎陷入破產，絕對主義王權的虛弱一下子暴露出來，王室不得不召開縉紳會議來說服貴族納稅以增加財政收入，結果貴族藉機重申他們的憲政權利，要求國王恢復貴族傳統上所擁有的、被絕對主義王權所壓制的政治權力，並繼而提出召開三級會議。結果，由財政問題引起的王室和貴族以及高等法院的政治衝突無法解決，法國進而陷入憲政危機，並進而引發了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前兩年，法國的政治辯論主要圍繞憲政問題展開。左派歷史學家和很多革命者構想的作為大革命起源的啟蒙運動事實上也沒有廣泛傳播民主、自由、人民主權等政治理念。范克雷（Dale Van Kley）的研究表明，西哀耶斯鼓吹現代政治意義上民族主權在1789年時相比另外兩種支配性的憲政話語-----絕對主義的和貴族團體主義的話語，只處於邊緣地位，並且只是從兩個主流話語難分勝負的對抗中最後漁翁得利。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則指出即使在三級會議召開以後，在第三等級中，反對特權階層的平等主義和人民主權呼聲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構成主流。儘管很多第三等級的代表對某些啟蒙觀念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但是他們很少在三級會議召開的最初一個多月里試圖運用啟蒙思想來解決他們遇到的實際問題；即使在89年七月，特權等級被迫和第三等級一起開會之後，第三等級的代表因為能見到很多大貴族、並且可以和他們在一起共事而深感榮欣。4 事實上，只是在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特別是貴族就代表資格審查方式、委託書的強制效力、會議召開方式、投票方式等進行激烈鬥爭而無法妥協的情況下，第三等級的某些精英如西哀耶斯、米拉波才得以通過一系列的政治辯論對第三等級代表進行政治教育，最終在他們當中確立了民族/人民主權並擊敗了特權等級的對抗，並且在隨後7、8月份關於人權宣言的辯論中、9月份關於國王的立法否決權的辯論當中完成了這一政治教育，民族/人民主權的原則從政治意識進入到政治行動，從而完成了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憲政革命。這時，君主權力已經幾乎陷入癱瘓，中央權力的空白激發了各路力量來試圖控制這一權力，結果各種啟蒙話語被喚醒，互相競爭，孟德斯鳩和盧梭在革命中開始辯論，而這當然是被革命者簡化和扭曲了的《論法的精神》和《社會契約論》的辯論。也就是說，在革命爆發之後，革命者才開始發現和製造啟蒙的意義。　　革命所發明的不僅僅是啟蒙巨人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聲音，它還喚醒了處於精英層面的上層啟蒙（high enlightenment）的陰影當中、始終在庸俗的大眾文化中蠢蠢欲動的下層啟蒙（low enlightment）。結果，革命成了那些炮製低俗色情的小冊子、製造醜聞和流言、醜化權威和宗教的三流啟蒙文人的盛宴。這些在啟蒙運動中不得志的文人成為大革命的後備革命幹部，革命成為他們宣洩對權貴和宗教的仇恨的渠道和攫取權勢的捷徑，他們迫不及待地把革命不斷激進化。正是他們的仇恨點燃了雅各賓派暴烈的革命激情。5　　三　　革命發明的啟蒙所服從的是革命的邏輯，成為權力鬥爭和激情的工具。革命政治成為吞噬一切的巨大機器，如邁斯特所說，是革命帶動著人、而非人帶動著革命。6 理解法國大革命意味著首先應當理解革命政治的動力。革命政治的邏輯解釋了具有強烈道德訴求的革命何以成為道德災難，而肯定自由、平等等自然權利的啟蒙道德並不需要為革命的災難負責。如果把啟蒙從革命恐怖的陰影中解放出來，使啟蒙擺脫革命目的論包袱，我們才能回到各種啟蒙思想自身的意圖來理解啟蒙及其問題。　　回到啟蒙運動本身，我們發現啟蒙者並不欲求革命，而是提倡改革，因此大革命的爆發特別是革命造成的恐怖已經說明了啟蒙運動的失敗。這一失敗表明，雖然大革命製造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的表象，但法國啟矇事是上沒有進入和轉化為一種共同體的政治和道德生活，因此它在政治和道德上均是乏力的。這種乏力首先應當歸咎於舊制度法國的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十六世紀後期以來，法國君主制通過加強中央集權來建構國家，剝奪貴族的政治權力，侵蝕和取消殘留的地方自治以及各種團體的政治權力，其結果是剝奪了法國國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結果，路易十四統治以來舊制度下法國的政治運作嚴重依賴於中央集權，而法國民眾也產生了對中央集權的依附，認為一切問題都應當訴諸中央集權來加以解決。在社會中缺乏政治自由的國家，啟蒙文人沒有機會參與政治，因此他們無法把他們的啟蒙思想付諸實踐。缺乏政治經驗則使很多啟蒙文人以某種抽象的方式處理政治問題，並且同樣試圖訴諸國家和中央集權來解決問題。即使具有政治經驗的啟蒙文人也往往被這種國家崇拜所左右。譬如，啟蒙運動的重要流派重農學派篤信可以通過國家隨心所欲地塑造國民，而這一教育思想最得力的提倡者就是曾任地方總督、官拜財政總監、具有實際政治經驗的杜爾閣。杜爾閣認為通過教育十年之內就可以使法國天翻地覆，十歲以上的孩子就已經能夠準備效忠國家、服從權威！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語境中成長出來的法國啟蒙政治思想對政治生活和政治自由缺乏恰當的理解。伏爾泰熱衷於理性主義的開明專制；孟德斯鳩貶斥古典共和美德、把政治自由僅僅理解為公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作一切事情的權利，把政治僅僅解釋為權力制衡的憲政體制；而盧梭固然重視政治自由，但卻反對政治生活中的商議和黨派，事實上使得政治自由變得空洞。中央集權和啟蒙運動均沒有教導法國國民，什麼是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所以，革命走向混亂，以自由始而終於專制，這並不奇怪，如托克維爾所言，這說明缺乏自由傳統的法國人無法駕馭民主和政治自由。一個在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中成長的民族在危機的時刻，能夠從危機中獲得自由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危機中爆發的革命在創造其啟蒙時，其目的仍然是建構中央集權和國家專制。此後，國家崇拜所帶來的革命和專制的輪迴成為困擾十九世紀法國政治的難題。　　四　　1640年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前的美國革命同樣是激進的7，然而前者建立的專制權威終究不得不在「國王在議會中」的議會政治傳統和「英國人自由」傳統面前妥協，1688年確立了英國的共同體（commonwealth）政治，而美國憲法在殖民地的自治和政治自由傳統中把美國革命的獨立訴求有效轉化為共和國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英美革命的國家建構成功地被共同體建構所延續，孤零零的利維坦只有在成為充滿生機的共和國之後才能實現主權、秩序和自由的結合。　　大革命之後的法國自由主義者貢斯當、基佐、托克維爾等人在對英美的審視當中反思舊制度、啟蒙和大革命的政治和道德建構。革命的災難迫使他們審慎地面對啟蒙，在啟蒙內部的張力中思考如何使啟蒙真正成為法國人的政治和道德生活，而非哲學家的天國、三流文人的狂歡、革命者的夢想和統治者的工具。舊制度和大革命通過鍛造個體權利和國家主權而建構民族國家的努力代表了現代政治的方向，然而舊制度的外強中乾和大革命的混亂血腥都表明個體/主權的政治結構是不穩定和脆弱的，還必須通過政治自由把個體權利轉化為公民德性，使國家主權和共同體政治結合，教導公民認識到政治不僅僅是國家之事，也是他們的身邊之事。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成為革命後的法國自由主義的主題。同時，革命後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表明啟蒙主流所張揚的理性主義所帶來的焦慮並非個體所能承擔，盧梭對法國啟蒙主流所提倡的理性主義的批判和對宗教的維護體現出對現代性的深刻洞察。貢斯當、基佐和托克維爾延續了盧梭的關切，無不把宗教作為他們思考的核心問題，致力於通過宗教來維護道德、民情和自由。啟蒙肇始於神學—政治問題，十七世紀以來諸多啟蒙思想家所孜孜以求的莫過於啟示和理性、教會和國家的分立，並由此引發了啟蒙的激情和激進。而托克維爾結合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努力、通過政治自由和宗教來建構現代性的嘗試，事實上是神學——政治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　　十九世紀的法國，政治動蕩，專制和革命交替，法國人所面對的就是共同體建構問題，而最終是政治自由的確立和政教分離幫助法國穩固地建立了共和國。19世紀80年代，第三次建立的共和國初步確立，其後於1901年頒布了允許公民自由結社的結社法、1905年通過了政教分離法，前者標誌著政治自由的確立，後者意味著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漫長衝突的結束。其後，法國政治雖然仍有動蕩，但終於擺脫了國家崇拜，告別了革命和專制交替的宿命。啟蒙和革命的理想在共和國所建立的民主和自由當中得以實現。　　二十世紀中國步履維艱，並非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救亡和革命所不斷製造的啟蒙並沒有能夠有效地完成傳統和現代的傳承接續。如何把革命製造的啟蒙轉化為孕育自由和道德的啟蒙，使之進入中國人的政治和道德生活，是啟蒙在中國尚未完成的使命。　　（原載《知識分子論叢》第9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釋：　　1 轉引自Roger Chartier,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L G Cochrane（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9.　　2 Luc Ferry, 「Kant,」 in Fran?ois Furet, Mona Ozouf?, ed.,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法國大革命批評辭典》）(Paris: Flammarion, 1988), p.1011.　　3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5, pp.87-89.　　4 Dale Van Kley, 「From the Lessons of French History to Truths for All Times and All Peopl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 Anti-historical Declaration,」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 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 (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2-113;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5, 74-76, 308-309.　　5 Robert Darnton,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in Past & Present, No. 51 (May, 1971), pp. 81-115.　　6 邁斯特著，魯仁譯，《論法國》，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26頁。　　7 英國內戰的激進體現在弒君和共和國的建立。美國革命的激進體現在擺脫君主權威和等級制社會的現代人權話語的形成，參戈登·伍德著，傅國英譯，《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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