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項羽本紀》 (評論: 史記)

讀《項羽本紀》2008-12-23 16:03:24　　來自: 七曜教主(休得惹我拍案起，揮刀賜汝一凈身) 　　「想鐵甲重瞳，烏騅汗血，玉帳連空。楚歌八千兵散，料夢魂、應不到江東。」（薩都剌《木蘭花慢》）最具典型意義且最為廣知的「英雄悲劇」，首推「霸王別姬」。歷史上許多英傑人物在失勢之後，均被勝利者以及後人中別有用心者予以不同程度的醜化或淡化，這大約是政治鬥爭中亘古不變的一項金規鐵律，其遠者如王莽、曹操，近者如黃巢、張居正、李自成等莫不如此。惟有項羽因後輩中出了司馬遷這樣一位著史者，蒙他寫入「本紀」，歷史地位才較早受到肯定。按說「本紀」這個體裁多是正統朝代與正統帝王所用，連秦二世都沒能佔一席位，項羽始終未僭帝號，「正統」二字更是遑論，緣何卻被寫入？後人於此頗多非議，但也不乏從各個層面來解釋者。我個人感覺，司馬遷在確定何人可入本紀之時，是以「掌天下實權」為標準進行篩選衡量，《項羽本紀》和《呂太后本紀》均可佐證。此外在《秦楚之際月表》中亦言：「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此處明顯是將項羽同陳涉、劉邦二人等同視之。自秦朝滅亡直至垓下之戰這數年間，項羽始終是概念上的統一者，行為中處處隱現天子姿態，義帝楚懷王不過是他隨時均可拋棄的傀儡而已，這從鉅鹿血戰後諸侯「無不膝行向前」已可初見端倪，到他下令分封諸侯時則更加確鑿無疑，且劉邦在漢中起兵之前，名義上亦為其從屬。據此而言，列項羽入「本紀」實是很適當的做法。司馬遷既能開創《史記》這樣一種體裁，見識自然高人一等，看到這點原不稀奇，但他能夠在當時的環境里秉筆寫將下來，卻無疑需要莫大的勇氣。並且，這一篇名為「項羽本紀」而非「項王本紀」、「楚霸本紀」等等，以「字」入題，也顯示出司馬遷儘管有在當時的觀念基礎上拔高項羽之意，但仍清醒的將傳主同那些貨真價實的帝皇們區分開來。至於他的後繼們則很少這種識見與膽量，如距他最近的《漢書》便將項羽放至「列傳」中，更於《古今人表》中置之為「中下」一列，未免有點虧負自《項羽本紀》繼承而來的絕大部分文字了。 　　在談及正文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就閱讀的版本做一個交代。《史記》成書於漢代，幾乎歷朝歷代均有刻本，各版之間文字難免有所出入，更有些版本因校讎不精而流毒無窮，何況我國文字微言大義，往往一字之訛牽連全篇，是故版本的選擇便極為重要。目前存世的尚有湖本、金陵局本、武英殿本等六十餘種，可謂浩如煙海。記得清代梁玉繩先生作《史記志疑》即取湖本為底本，結果志疑了不少別版沒有的錯誤，浪費許多冤枉時間。閑話按下不表。我所讀的是中華書局據金陵局本的點校版，此外還參考了姚苧田《史記菁華錄》與梁玉繩《史記志疑》兩書。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　　 　　司馬遷筆下的項羽，與其說是歷史中的項羽，倒毋寧說是史實與他心中的假想幻化交織在一起而形成。司馬遷寫人物傳記，但凡不用本名入題的，大抵都為其心中尊崇至極者，如屈原、魏公子、李將軍等（帝王有廟號者乃不得不爾），項羽也在此列。本文雖題作「項羽本紀」，但自「鴻門宴」一段往後，行文中即處處尊稱「項王」，流露出一種顯然的景仰之情。 　　「笑重瞳，徒叱吒，凜生風。阿房三月焦土，有罪與秦同。秦固亡人六國，楚復絕秦三世，萬世果誰終？我欲問天道，政在不言中。」白樸這半闋《水調歌頭》，就像現今許多談及秦漢的人們一樣，內容其實完全本自《史記》，都是源出司馬遷一家，所以後人們雖然各取所需，但項羽的綜合形象卻仍不脫司馬遷塑造的範疇。司馬遷既寫了項羽的勇武，寫他破釜沉舟、縱橫沙場，又寫了他的殘暴，寫他燒阿房宮、大火三月不滅，還寫了他的剛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卻也寫了他極為良善的一面，如借韓信之口評價他：「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項羽的良善，尤其突出體現在鴻門宴上，當是時也，「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這也正是項羽最為可悲的地方，即對待眼前的敵人始終不夠狠心，他之坑殺降卒，大約是因為慘狀沒有親眼見到，所以才能心安理得。然而歷史上並沒有哪個勝利者是因為對敵人懷有仁愛之心而最終奪取天下的，自秦始皇以降，劉邦、司馬炎、楊堅、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等均是如此，只不過他們大權在握之後，身周便多一批墨客專職頌德罷了。由此可見成大事者終歸不可拘泥於小節。約莫百年之前，川西有一位李宗吾先生創立「厚黑學」，指出凡能在政治上獲得巨大成功者，均屬臉皮既厚、心腸復黑之輩，並將漢高祖劉邦尊為「厚黑聖人」。司馬遷贊項羽「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可謂評價極高，然其終不免敗亡於劉邦之手，身死烏江、為後人嘆，何也？蓋劉邦於「厚」、「黑」二字上的造詣，亦乃「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史記》中明白記載「項氏世世為楚將」，他的社會地位大抵與前幾個世紀的貴族相似，韓信所言「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等美德都是自幼因教養所形成；至於劉邦的出身則與他截然相反，司馬遷恪於當政者的顏面，雖不能明說「高祖，流氓也」，卻可綜合運用各種寫作手法來進行暗示，例如《高祖本紀》中那句「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乍看起來好像是讚美他胸懷遠大的志向，但聯繫一下通篇塑造的整體形象便會發覺，這裡其實就是說他具有流氓的典型特徵「遊手好閒」而已。如今有個成語叫「遇人不淑」，項羽則頗可算作「遇敵不淑」的典型。試想劉邦此人，竟能在項羽欲烹其父時，隨口說出「分我一桮羹」這樣的話來，當真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能為，無怪乎張良、韓信、陳平等卓然有見識者紛紛從項羽麾下投奔過來，死心塌地為他效力。遇到如此對手，項羽難免處處墜入算中、縛手縛腳，又豈能不敗？司馬遷大概也覷破了這一點，所以在《項羽本紀》的末尾寫道：「太史公曰：……（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真乃愛之深也、責之切也。 　　「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如果項羽有幸能活到南宋，不知他聽了張孝祥此語，又當作何感想，大約是要引為知己了吧。可嘆項羽至死也沒有搞清楚，並不是天意要亡他，而是他的政治水平與對手天差地遠，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重量級。 　　 　　看川空谷靜、旌旗動色，得意似，平生戰。　　 　　「鉅鹿大戰」是《項羽本紀》中僅次於「垓下之圍」的沙場描寫，也是項羽在諸侯中正式確立領導地位的時刻，因此司馬遷便綜合運用多種寫法，將他刻劃得精神百倍、豪情萬丈，令人讀來若歷歷在目。方其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唯有項羽麾下楚軍「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兩相比較之下，更顯項羽剛猛無儔，文本中閃現出極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來。司馬遷似是非常熱衷欲描寫這類個人英雄主義濃厚、最終卻慘淡收場的風雲人物，無論《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以及《刺客列傳》中的荊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他的這種悲劇意識。這或許與他受了腐刑後心裡異常苦悶有關。至於與這些英雄們站在相對立場的人物，則多受到他的貶筆，例如當項羽親自披堅執銳、提出與劉邦二人通過「單挑」來解決問題時，劉邦即笑謝道：「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奸詐圓滑之本色盡顯，全無半分英雄豪傑氣吞山河的威風。不知是否受這段「單挑」的啟發，羅貫中筆下三國時期「單挑」之風驟盛，日後竟影響到實際戰爭中——然而，即便是英雄如項羽者，上陣也仍是要披鎧甲的——明末遼東經略楊鎬帥兵十八萬總攻後金時，西陸軍總兵官杜松居然學「裸衣斗馬超」的許褚赤膊上陣，露出全身傷疤當先衝鋒，結果身中十八箭而死，六萬人馬隨即覆沒，史稱「薩爾滸之役」。 　　許是司馬遷愛極了項羽，所以既承認他不喜歡鬥智的事實，便轉而隨時刻劃其勇力，以求能與劉邦「各擅勝場」。《項羽本紀》臨近尾聲時，寫他以一人之力搏殺漢軍數百人，可謂善戰之極。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直到「楚河漢界」之時，劉邦與項羽相比，武勇不如後者，威勢不如後者，至於兵力則更加的不如後者，但劉邦也有一大優勢是項羽無法企及的，那便是他背後的智囊團。這群人中最狠最毒的就是張良與陳平。當「漢欲西歸」時，他們敏銳的看出楚軍「兵罷食盡」，遂提出「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視先前達成的誓盟等若無物。我個人習慣把謀臣分為三等：下等者處處為道德觀念所束縛，思路無法延展，很多時候空負智者之名，如《三國演義》中的魯肅；中等者雖能打破道德約束，卻不大考慮對方的道德水平，倘若仍從《三國演義》中舉例的話，那麼周瑜即屬此列；至於上等者，骨子裡毫無道德可言，隨時都可能出爾反爾，不止懂得把握時機，更善於用詐，「帝師」張良正是因此才能做「厚黑聖人」劉邦的老師。「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辛棄疾《木蘭花慢》）果然劉邦「從善如流」，僅僅一招「背信棄義」，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剛剛產生如釋重負之感的項羽徹底打入絕望深淵。但是，他們三人的計策能夠奏效，內中委實應以陳平功勞為最，只因「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范增不在矣。 　　 　　策馬凍雲陰里，譜胡笳一闋，凄斷哀弦。　　 　　「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范增是也。」（李宗吾《厚黑學》）對於一切從智商出發的劉邦而言，項羽集團中最富有威脅力的，顯然只能是范增。范增是一個很難評價的人物，當劉邦破成陽、擊子嬰、還軍霸上、秋毫無犯之時，范增已看出其志不小，乃說項羽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及至鴻門宴上，「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與項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對敵人時心腸夠黑夠狠，後者卻屢因婦人之仁而耽誤大事。於是范增只好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對於厲害關節，范增始終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也具有遠見卓識，只可惜項羽一貫奉行武力，於智謀之道不甚看重，君臣間始終沒有架起有效的溝通橋樑。當聽說劉邦脫走之後，范增也只能長嘆「豎子不足與謀」了。然而，他雖然明明白白的看穿「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卻終究沒有投入劉邦麾下，反而一如既往的為項羽籌謀畫策，試圖挽狂瀾於即倒，體現出一種逆天道而強行的態勢來，煞費苦心將劉邦轉封至貧瘠的漢中。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談起作《史記》的緣由，說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裡所謂「究天人之際」大概便是指要探討「天意」與「人力」的分界所在，即一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憑人力來決定，超過該極限後便屬「天意如此」，任誰也無能為力。范增身上便多少體現出了這種思索的痕迹。 　　只可惜，范增固然能夠將劉邦調離關中，劉邦卻也同樣有辦法將他從項羽身邊調走，以至於最後「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司馬遷描寫范增凄涼的下場，或許便是要做項羽烏江自刎的預告，因為大凡不善於採納眾議、喜歡搞「一言堂」的人，總是免不了要同楚霸王那樣「別姬」的。 　　 　　最斷魂處，唯見莽莽神州，暮山銜照，數聲哀角。　　 　　失去范增之後，項羽的言行愈發加速了自己的敗亡。他犯下的第一個錯誤，是對劉邦的性格做了純幻想式的錯誤預期，妄圖與這個在逃亡時連親生兒子都能推下車的傢伙談什麼父子之情，擺出「烹太公」的姿態，想要迫劉邦就範，結果卻被三言兩語輕易糊弄過去。他的第二個失誤是與劉邦議和，接受楚漢二分天下的提案，這無異於明白告訴世人，劉邦已取得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當時任誰都可看出兩雄的不並立之勢，於是諸侯紛紛倒向後起之秀，無情拋棄了已顯出明顯衰退跡象的「西楚霸王」。正所謂「一著棋差，滿盤皆輸」，項羽陸續犯下的這些錯誤其實已經無關大局，至於范增臨行前那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卻不知含有幾許冷笑的成分在內？ 　　如果可以把《史記》當作劇本來看的話，那麼司馬遷無疑便是中國的莎士比亞。「平生不信，人間更有離別。」（劉因《念奴嬌》）項羽這個一路血染征途廝殺過來的大英雄，在窮途末路之際，終於流露齣兒女情長來。慷慨悲歌后，霸王決定突圍。 　　《史記菁華錄》的作者姚苧田在此有段頗長的眉批，大意是說：當項羽率二十八騎潰圍之時，顯然求生的意願極其強烈，但為什麼到了烏江邊卻又放棄東山再起的機會？他的答案是：給項羽指路的「田父」以及烏江之畔的「亭長」，均為漢軍細作，項羽正是因為看穿了「烏江亭長」的真面目，自知上船亦無法逃生，因此才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寧可戰死也不上船遭擒。 　　至於我的想法卻恰好與姚先生相反，即項羽原本就已抱定必死之心，絕不是為了「生」而突圍，他是要在臨死前再度展現自己的實力，希望能給麾下二十八騎生還的機會，並籍此證明「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因此才有「今日固決死，原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等寥寥數語。是故當他見到小船僅僅可容一人之時，索性便將坐騎賜給亭長，願與部屬共存亡，「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 　　同樣是「背水一戰」，在鉅鹿時是為了求生，在此卻是為求壯烈。雖然「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但是個人的力量總歸有限，面對潮水般紛紛湧上的敵人，霸王也終將乏力。可是他死得仍不失慷慨與豪爽，以馬與長者、以身與故人，可嘆項羽至死也未能幡然擺脫那「婦人之仁」。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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