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雄關　上　　作者：劉　劍

楔子「馬跡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日月無光。」這是一個古老的讖言，出自於一部在民間頗有影響的預言書——《推背圖》。這句讖言寫了三個王朝、三個人以及由此產生不同的三種命運。「馬跡北闕」寫的是當時大順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預言中他正騎馬向北京進發；「犬嗷西方」寫的是李自成的戰友張獻忠，此時他在四川（古稱西方）建立了以「西」命名的「大西政權」；而「八九數盡」則寫的是明王朝最後的一個皇帝崇禎，八九是相加關係，意味著崇禎一朝只有十七年的壽命，「日月無光」同樣是相加關係，日月相加為「明」，意味著大明就要滅亡。讖言之下還有一段解語：「楊花落盡李花殘，五色旗分自北來，太息金陵王氣盡，一枝春色占長安。」解語同樣說明問題。李花殘，意味著李家天下同樣支撐不了多久，「五色旗分自北來」說的是當時的另一種勢力——關外滿清的五旗子弟，「金陵」是南京福王政權，氣數已盡，「一枝春色」意味著清明時節，即清朝的建立。古老的讖語寫盡了一個特殊年代裡無數人百轉千回的命運。在這古老的讖語出現幾百年後，無論是幸或是不幸，一切都被言中。歷史轉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的春天，適逢大明王朝成立的第二百七十六年。這一年的春天，氣候並不溫暖。對明王朝擁有著至高無上地位的那個人來說，死亡的氣息正在這撲面的春意中料峭而來，不詳之中，更有種難以平息的恐懼感覺。有恐懼之心的人就是讖語中被稱為「八九數盡」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光是他，這個時候，還有很多人也同樣有這種感受，恐懼來源於一個名字——李自成。讖語中說李自成「馬跡北闕」，沒錯，這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的軍隊已經抵達北京城外。與此同時，在距京城幾百里以外的關外，讖語中的「一枝春色」——由攝政王多爾袞領導的滿清軍隊也準備開拔，這支人數並不多的軍隊此時已經羽翼日豐，狼行虎視，在這個時候，沒有人能無動於衷地看待這個人和他的能量。當李自成的軍隊抵達北京城下時，距北京城三百多里外的山海關，還有一個讖語中沒有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帶著幾萬子弟兵擁了進來，他就是大明帝國驍勇善戰的吳三桂將軍。這一次，他帶來了令人聞風喪膽的私家軍隊——關寧鐵騎。十幾年前，吳三桂以二十騎闖入皇太極的大營，救出他被包圍的父親，此後，他威名大振，簡直成為大明帝國最耀眼的明星。從皇帝往下，大家已經一致認為，在最危急的時候，明王朝的最後一線生機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時的北京城內，崇禎皇帝朱由檢——這個明王朝最高的君主已經意識到他祖宗留下來的江山可能會在自己手中斷送，但他還在做最後的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吳三桂和他的關寧鐵騎身上。於是，他紆尊降貴，不斷發信給吳三桂，加封他為平西伯，封官晉爵後，下了一個幾乎是同歸於盡般的命令：要他棄寧遠，不顧關外大敵滿清的威脅，來京勤王。寧遠，距山海關二百里左右，也是明朝除山海關外離京師最近的遼東軍事重鎮。這是個曾經令明王朝最大的敵人——滿清國痛心疾首的地方，曾經因為袁崇煥督師的存在，寫下了滿清王朝的前身——後金汗國建國史上最痛心的時刻。後金汗國與明朝最大的一次敗仗就發生在這裡。老汗王努爾哈赤因此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時放棄寧遠，不但意味著放棄關外大量的土地，同時也放棄了當年「遼東三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辛苦開創的大好局面：固若金湯的寧錦防線。明王朝最傑出的將領有很多在寧遠駐守過，吳三桂是最後一個，但他註定不會再有作為。曾經最有作為的袁督師，十年前的肉身已經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會想起他。那個下令殺他的人，惶惶不可終日，心裡充滿怨恨與恐慌，但唯獨沒有一絲一毫的懺悔與愧疚之心。吳三桂的鐵騎開始由寧遠向山海關挺進，除了他的幾萬軍隊外，他還帶來了寧遠的軍民數十萬人。當吳三桂帶著他的關寧鐵騎向海關進發時，不知他會不會想起這些前輩的命運。他或許會，因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與滿清王朝似乎總也結束不了的戰爭中，他的恩師洪承疇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壽也降了，當時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戰死、冤死，就是投降，，沒有其他的路好走。一六四四年三月上旬開始出發，心情複雜的吳三桂軍隊行進並不迅速，日行只有數十里左右。這個速度對於行軍中的隊伍來說，無疑是很緩慢的。吳三桂和他的關寧鐵騎保持著這樣的速度，於三月十六日進入山海關。山海關，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經有了二百多年歷史的名城，在當時被世人稱為「天下第一關」。這個名稱的得來與明建都北京有重要關係，山海關與北京城相隔不過三百多公里，是京師的護翼，更是阻擋關外游牧民族的最後一道屏障。今天我們從地圖上看山海關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東面是如今的遼寧省。這一片地方從遼寧錦州直至山海關下，共長約四百里，過去稱為遼東，自古就是少數民族的盤據地，也就是俗稱的「關外勢力」。而關內，則一馬平川，直通華北，全部是漢民族的活動範圍。由關外到關內，山海關就像一把巨鎖，在從東北進入華北的要道上了保險。「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之名也就由此而來。山海關由明初的大將軍徐達修建，後來經譚綸、戚繼光、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洪承疇等明朝幾代軍事天才加固及重修，由城裡到城外，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軍事防禦體系。這套軍事防禦體系在當時看來，非常先進：由裡面看，關城呈四方形，外用磚砌，四面均有關門，即東樓鎮東，西樓迎恩，北樓威遠，南樓望洋；城外設護城河，城南城北則是兩座翼城；還有兩座羅城，分別命名為東、西羅城，護城河則由其中穿過。山海關的東門面向遼東，是防禦之重點。由東門開始，作為當年寧錦防線的最後一關，山海關與遼東整個軍事防線形成一條鎖鏈式的結構：出東門三十餘里，是山海關第一個前哨軍事據點「中前所城」（今遼寧省綏中前所），前面還有一座護衛城名叫「前屯衛」（今遼寧綏中前衛），再前行數十里，是「中後所城」（今遼寧綏中縣城）。在山海關城東二里的歡喜嶺上，還有一座用于軍事瞭望的高地，名叫威遠城。這套軍事體系，為明王朝建立了幾乎是堅不可摧的防線。但此時，明王朝頒布的命令卻是放棄這條防線所有的鎖鏈延伸部分，退到最後的一個終端——山海關城，幾代邊關將士的戰略積累優勢，今日毀於一旦！崇禎皇帝、李自成、多爾袞；大明王朝、大順王朝、大清王朝，讖語中出現的這些人物，在一六四四年的這個春天，他們的命運註定要被放在同一個舞台之上。當年寫出《三國演義》的羅貫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復生，相信他一定會寫出更精彩的《三國演義》。就在這個時候，率領關寧鐵騎進駐山海關的吳三桂，無意間坐到了一個最關鍵的神經末梢之上。在這座幾代軍事天才建造與維護的城池前，吳三桂沒有想到，他和他的軍隊，不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後的希望，反而要為建立歷史上另外一個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讖語如此驚人的吻合。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的瞬間，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地點，各方勢力有著各異的命運和抉擇。所有當時風雲人物都將伴隨這道曾經堅固如鐵的帝國雄關，和這道讖語一起成為後世不朽的傳說。勤勉皇帝的另一面就在吳三桂帶兵擁進山海關之時，崇禎皇帝朱由檢正面臨著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抉擇。對這位三十五歲的年輕帝王來說，他現在面臨的形勢是：在山海關以外的遼東大地上，他的老對手滿清軍隊虎視眈眈，蓄勢待發，在山海關以內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張獻忠勢力越來越大，但可用於對付他們的人才卻越來越少。對於這位年輕皇帝來說，山海關這座關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門，門裡門外，全是敵人，而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明王朝又出現了自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人事危機與軍事危機，內憂，外患，一併而來，並且來勢兇猛。在這個時候，崇禎的腦中一片混亂。也許這個時候他正在後悔：為何要我入皇家？在歷史上被稱為明思宗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時，三十五歲的他，已經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間，他處在「內憂外患」的大敗局中，可能連一天好覺也沒有睡過，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樂日子。此人是中國歷史上備受同情的帝王。儘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煩的地方，但事實上，作為一個個體，崇禎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標準。崇禎首先是一個有夢想的皇帝。他的夢想，從一開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後的亡國時刻，基本上沒有走樣，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眾多皇帝中，並不多見。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多的是開始有雄才大略但後來蛻化變質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趙佶、隋煬帝楊廣都是如此。但崇禎不一樣，他從一開始就有不變的夢想，直到最後，始終在為這個夢想奮鬥不止，直至亡命，終身不悔。這是個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氣的人，與他之前出現的祖父輩、兄長輩——明神宗朱翊鈞和明熹宗朱由校相比，作風迥異。終其原因，就在於他擁有著一個自己看來堅定如磐石的夢想——做個好皇帝。好皇帝的標準，就是帶領他的全體臣民走向一條中興的康莊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萬世江山。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而崇禎確實也是在按照這個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於是，我們看到，在明史資料記載中，崇禎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於行，勵精圖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個標準的孝子。這當然為崇禎博了很多同情分。促成崇禎成為一個有夢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內因在於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過於怯懦無為，致使本朝的軍政大權，人事大權，財政大權甚至皇室安全的決定權全部落於太監之手。在崇禎十七歲登基以前，他過的是一種極度壓抑的生活。我們很難在史料中看見他在這個時候的活動，因為那時的舞台並不屬於他。真正的舞台給了他的，是在他十七歲那年，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讓這個一直沉默著，低調著，在擔驚受怕中過日子的弟弟突然擁有了機會，這是一個幸運的時刻，對本朝，對崇禎個人，都是如此。唯一在這個時刻大嘆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啟一直寵愛、大權獨攬的司禮太監魏忠賢了。崇禎最博人同情的好名聲和好運氣來自於他十七歲登基之後的那段日子。在維護皇權的戰鬥中，他亦步亦趨，非常穩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地扳倒了當時專權一時的朝中大閹魏忠賢，（我們發現，用言官說事，也是魏忠賢在前朝天啟執政時對付東林黨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數次大規模的黨爭與權利鬥爭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轍，這成為文官集團互相攻擊時一個特色，特別值得玩味，後來崇禎臨朝，我們會發現類似的招法將再次出現。）魏忠賢專權的時間並不長，只有幾年時間，但是已經敗壞了整個朝綱，也破壞了國運，特別對於那些被魏閹打壓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謂「清流」來說，崇禎的上台，無疑令人振奮無比。崇禎上台後，舉國在一種幻夢般的氛圍里，從那一天起，「明朝中興」的夢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們衷心擁護著這個年輕的皇帝，同樣的，在這個類似於肥皂泡一樣的精神寄託中，年輕人也看到了這個夢想絢麗的魅力。中興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仔細分析一下，我們發現其實並非如此：在大多數人眼中，崇禎是很沉穩很英明地幹掉了這個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聰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沒有發現，這件事對於挽救整個明王朝的命運來說，其實並沒有決定性作用。事實上自明開朝以來，太監專權一時，後被新主幹掉的事屢見不鮮，前朝已經有好多例子：比如剛剛下台的大太監馮保，早一點的劉謹，汪直，還有更早一點的曹吉祥等等。幹掉他們的主子，無論是神宗，英宗，還是武宗，都談不上是什麼高明的君主。太監專權，真正的內因不在於太監的能力有多強，而在於內閣制度的不合理。但是，明朝並沒有這麼思想前衛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變這種狀況，連前朝的第一中興之臣張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無論你做出多大的貢獻，皇權是不能撼動的。在這個大前提，群臣只有一個念想，就是盼著在朝政腐敗時，有一個明君出現。這種念想是有傳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為真理，皇室成員更是如此。崇禎上台後，扳倒了本朝自開國以來最厲害的太監魏忠賢，無疑是這種神話的人間體現。魏忠賢的死，為一個新生的時代敲響了新的樂章。但死掉一個太監，對於整個衰微的國勢來說，只是贏來了一個轉機，形勢並非已經完全樂觀了。在這個時候，國家面臨的那些壓力與問題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決，本質上就是換湯不換藥。崇禎並非完全沒有這個意識，但因為年齡的關係，心理上他對此不會有太充足的認識。隨著歷史向後發展，我們發現，崇禎曾經表現得堅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開始走樣了，在清算了魏忠賢以後，他的好運氣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頭。即使如此，這些也似乎並沒有影響他的好名聲，連他的敵人都不願意把更多過分的言詞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為十七歲那年清算魏忠賢這件事過於大快人心，人們對這位屢犯錯誤又從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對著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顯的蠢事時，依然沒有太多的苛責。即使明亡之後，還有一種說法：「是亡國之人，但非亡國之君。」這是他評價自己的話，大家也都認可。但是，歷史同樣有另一種說法來評價這件事。拋開這些溢美之詞，我們發現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賢以後，崇禎開始成為一個矛盾的結合體。有關於他的行為評價，自這個階段以後，就進入另一個極端。在史官們筆下，這個人一方面是「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另一方面卻又「用非其人，益以憤事」　，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當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賢而被世人稱道，到後期卻又「複信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明史》），使前後行事判若兩人。在他執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點中興之路的政績。曾經堅如磐石的中興夢想真的成了一個虛幻的肥皂泡，在這個巨大的泡沫後，人們看到的不光是夢想的破碎，還有苦難的來臨。在他的領導下，非但百姓沒有過幾天好日子，各級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遷怒撤職，或是當替罪羊殺掉、入獄、滅門的官吏數不勝數，其中被冤殺的佔了大多數。崇禎在位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十四個兵部尚書（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舉雙手歡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們，發現自己這次依然跟錯了主子。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是他殺掉了明朝唯一可以與滿清抗衡的大將軍袁崇煥，一手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並直接造成了遼東大片土地的流失。歷史寫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崇禎的面目越來越猙獰了。他成為了歷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這位幻夢少年，突然變成了昏君。與他哥哥天啟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禎雖然有些許好名聲，但實際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兒去。而最倒霉的是，他還背上了亡國的罪名，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幾百年來，對崇禎的評價一直頗有爭議。孰是孰非，探究這個問題對我們更有效的了解一六四四年前後明王朝的命運至關重要，所以，作為本書第一個出場的人物崇禎，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規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權化不斷泯滅人性與理性，最後產生的惡果也直接導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禎在登基以後面臨的一切問題，不光是他個人的問題，更是整個明王朝乃至中國封建王朝集權制度在高度膨脹後的必然歸宿。崇禎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走運的皇帝的事實，揭示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的一個規律——愈要集權，愈要潰敗。有多少債需要償還十七歲的崇禎比較走運。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並在臨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過一件好事：他沒有讓他寵愛了一生的魏忠賢公公有機會傷害到這位孝順的弟弟。他早早地立了弟弟為接班人，使崇禎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繼承標準。崇禎又比較不走運，因為他有一個缺心眼到了極點的哥哥——天啟皇帝朱由校和個人品德敗壞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的爺爺——萬曆皇帝朱翊鈞。這兩個人留給他的，除了別人眼中值得羨慕的皇權，還有他終其一生也沒有能力償還的巨債。我們要想分析明白崇禎是怎樣從一個有夢想的少年變成一個無德無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後接過來的都是什麼東西。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崇禎的爺爺，留給他的，是積重難返的土地與財政問題。自明神宗時起，明朝財政已經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這一切，與明朝乃至中國歷史上最懂經濟的內閣首腦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有直接關係。其實明朝能持續到崇禎這一年，已經很不容易了，如果沒有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緩解土地兼并與稅收問題，穩定了政府的財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潰了。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師兼帝國首腦張居正死後，出於對他個人的厭惡，任性的破壞了「一條鞭」法，設礦監稅監，並且從我做起，鼓勵以他為首的皇親內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惡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賦稅，而是破壞了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土地政策。同時對於財富的迷戀，也讓神宗成為明朝開朝以來最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財富於一身，個人財富空前積累，但國家財富卻殘失殆盡；而且他又在皇位繼承問題完全憑性子來，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對國家的凝聚力的破壞無法估量。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運。他留給親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潰爛的財政問題，還加上潰爛的人事，和近於潰爛的國土問題。天啟年間最初的問題不是來自宮廷的變亂，而是戰事的緊張。遼東出現了幾次大敗戰，丟掉了土地，也讓以往人們並不重視的關外後金勢力直趨而入，與明朝廷分庭抗禮。在這個形勢下，比較不幸的是明朝內部又出現了幾次大的黨爭，更有如火上加油。黨爭的導火線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別為「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個案子發生在萬曆至天啟初年，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崇禎無關，但對明朝整個朝政的影響卻是巨大的。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來的問題，同樣是萬曆與天啟這兩位皇帝留給這位十七歲少年的又一筆債務。這三起案子源頭在於明神宗朱翊鈞在皇位繼承權上的昏昧舉動。神宗有兩個兒子，長子朱常洛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為鄭貴妃所生。朱翊鈞寵愛鄭貴妃，有意立朱常洵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則，應當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即嫡長子繼承製。嫡子必須是皇后所生，現在皇后無子，自然應當以長子為尊。因此，多數大臣主張立朱常洛為太子。這種爭論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最後，終於還是以皇帝妥協告終，此為「國本之爭」。三大案就是在國本之爭的背景下發生的。明神宗處理不好的家事，後來引發了極大後患。萬曆四十三年，先出現梃擊案，這是針對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識的刺殺行動。一名叫張差的人進宮手持棍棒行兇，被當場抓獲後由此牽連到了鄭貴妃與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對此事的態度分成兩派，但因萬曆皇帝不願深究，此事在幾次廷審後不了了之。此後又現了紅丸案，這是在萬曆死後、太子朱常洛剛剛繼位後發生的事情，又是針對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動。鄭貴妃送給新皇帝幾位美女，因耽於酒色，朱常洛病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結果這一粒紅丸就要了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後，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紛爭，但終於還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後，又發生移宮案，主要是針對一手帶大朱常洛長子，後來成為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李選待。（因為當時朱常洛有兩個妃子，一在東宮，一在西宮，都姓李，故而這兩人被稱為東李西李，這位選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後，這位西李不願搬出正宮（即皇后有資格居住的乾清宮），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當年鄭貴妃專權舊事，由此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在東林黨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將西李驅出乾清宮，移到了宮女居住的鸞宮。這三大案的產生是歷史遺留問題，根源在於神宗時期對皇位繼承問題的曖昧不清和偏私情結，但真正卷進去的卻是整個文官集團。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團繞著國本問題，後宮問題，皇權歸屬問題，與皇室中的各種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爭論激烈，鬥爭殘酷，因東林黨出力較大，成為黨爭中最大的派系。東林黨人雖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黨同伐異的路子，由此也為黨爭埋下了伏筆。這三大案之後，文官集團與後宮集團形成了明顯對立的格局，朝政內部圍繞國本問題歷經數年，始終鬥爭激烈。從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結黨，後來殺功臣藍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結黨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後，黨爭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營私結黨已經成了一種官場潛規則，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親政治。黨爭的最直接後果，破壞了文臣內部正常運行的環境，甚至破壞了表面上的和諧。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黨爭削弱了文官集團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讓皇權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種政治勢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團與後宮集團的矛盾空前激化，給太監——這種後宮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操縱一切變局的空間，因為真正親近皇帝的人，不是鐵骨錚錚的清流，而是他們。後來魏忠賢當政後，三大案的翻案之風抬頭，本來在這次國本之爭中一直如同行屍走肉般的天啟帝此時已經由少年變成青年，突然間也「醒悟」，借三大案打擊自己討厭的文官勢力。黨爭之戰，再次掀起高潮。天啟對曾經維護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團突然翻臉也是有原因的，即出於對政治的無興趣，更是出自於一個未經風雨的少年對複雜世事的本能的厭惡，及對黨爭之中亂鬨哄的局面有意識的迴避。天啟信任魏忠賢，在某種程度是出於文官集團的深深厭煩。（這種厭惡與迴避其實在崇禎身上也有，後面我們會提到。其實神宗也是如此，他後期如此的厭煩張居正，其實是厭煩整個文官集團，以至於最後竟然幾十年不上朝。他們爺孫幾人，儘管性格迥異，但在這一點竟然驚人地相似，這不能不體現出明朝政治中極為令人不安的隱患）在這種情況下，他轉向後宮深處，做木匠活去了。天啟不貪財，不好色，不戀權，比萬曆還要低調，但這對於一個最高政治決策者來說，絕非好事，由此，大權旁落於司禮太監魏忠賢之手。在這時，黨爭的陣營出現了變化，幾乎完全呈二元對立的狀態——即親魏勢力與反魏勢力。這兩大陣營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內容，內部的腐爛愈加深重。這種腐爛也直接影響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甚至影響到了邊關。所有的軍事將領都捲入了新一輪的爭鬥中，親魏的將領步步高升，不親魏的將領屢遭構陷，被構陷的人當中也包括當時最有能力的將領熊廷弼、孫承宗。後金勢力乘虛而入，邊關的潰敗之勢已經無可阻擋了。崇禎上台後，除掉了大權在握的權奸，但是，這些歷史留下的巨債，一個也沒有因此卸掉。而這些債務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債務鏈，直接導致整個國家的運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些困境集中體現在以下的問題中：一是土地被大量兼并，財富過度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問題，這是他爺爺神宗留下的，二是連年征戰，軍費耗盡，而因為多年黨爭，無人抓經濟，財政緊張，由此派生的軍隊長年欠餉問題，這是他哥哥熹宗留下來的。於是戰事越來越緊，遼東前線的敵人越來越難消滅。三是，天災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由此派生的是民力衰竭，資源匱盡問題。這是他上朝以後新出現的問題。這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崇禎。當然，作為一個最高領袖，他當然要積極想辦法解決。但崇禎不久就出現了力不從心的感覺。這種感覺後來伴隨了他一生，因為他發現，他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來持續了多年的文官集團勢力。而這種勢力是他無力操縱的，它們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反噬他的洪水猛獸。新一輪的文官傾軋文官勢力是洪水猛獸？這個說法，實在是令那些擁戴過崇禎的文官們委屈了。事實上，年輕的皇帝對這些人，一開始同樣也抱有著美好的幻想。魏忠賢伏首後，崇禎面臨的第一項工作是撥亂反正。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變革，抑制魏忠賢的黨羽，重新起用清流，這是穩定全國、平伏人心的最重要的一個舉措，在這一點上，崇禎開始做得並不遜色，定閹黨的「逆案」確實懲治了很多魏閹遺黨，而隨後被重用的洪承疇、楊嗣昌、徐光啟、袁崇煥等人，也確實都是能幹而又治世的能臣。但是不久，崇禎就發現自己駕馭這些文官非常的力不從心了。這位少年從最初的雄心萬丈到後來的焦頭爛額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而最直接、也是最開始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在用人制度上。因為他發現自己和爺爺，父輩，兄長們一樣，對於文官集團也產生了既倚仗又厭惡的情緒。一開始他急於求成，求才若渴，對有才能的人都願意委以重任，但不久，他又唯恐臣子結黨，撼動皇權，對與自己意見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褊狹之念與防備之心。這種矛盾的情緒貫穿了他的一生，也害苦了為他賣命的臣子。「任人唯賢」，年輕的皇帝努力想做到這一點，但知人善任，卻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問題。這並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禎多年來長在深宮，且一直備受壓抑，對他來說，繼位並不是一件預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無子嗣，否則也不會輪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沒有成熟，甚至性格上還只是停留在少年時代。突然間一下子，所有的重擔都壓了上來了。這種壓力對於他可想而知。何況用人制度的問題並不僅限於統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於當朝更深層次的制度體系。很不幸，崇禎是在一個並不高明的制度體系下有著極大性格缺陷的人，於是，當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現，並終其一生不能解決。那麼對於十七歲就干倒了魏忠賢的崇禎來說，在人事管理與調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兩個字形容——糟糕。這首先取決於能力問題。後人經常把幹掉魏忠賢作為崇禎能力的表現，其實對於一個繼任君主來說，幹掉一個太監並非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權制度太嚴密了，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來的規矩。魏忠賢權傾一時之時，同樣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裝力量——禁衛軍資源。只要這個保障在手裡，皇帝是極難被太監以武力推翻的。對於崇禎來說，他是以正常智商幹了一件理所應當的事——除掉太監，但接著需要他做的，卻是要以超常智商來面對更加困難的事——治理國家，收拾爛攤子。這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來說，智力體力能力都是極大的挑戰。不幸的是，與後來以同樣年齡面對同樣問題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禎似乎並不具備超常的智商。因為缺乏對世情人情的認識，也因為自身眼界的狹窄和內心的不自信，崇禎用錯了兩個人，於是短短的一年裡，本應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帶入了新一輪的黨爭之禍中。這兩個人，是繼魏忠賢倒台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擔負起內閣首輔職務的溫體仁和周延儒。溫體仁，字長卿，浙江烏程人（今湖州），是崇禎年間在位時間最長的首輔。溫體仁於一五九八年進士及第，歷任庶吉士、編修，累官至禮部侍郎。崇禎即位後任禮部尚書。溫體仁歷經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在政治上可謂是精明老道之人，作為「政治動物」的周旋水準很是不低，除此外，政績並不突出，人品未有清譽。他是一個深知「揣摸君意」遠遠大於獨立人格的人物。天啟一朝，因為黨爭緣故，魏閹橫行，崇禎對於「黨爭」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惡痛絕的態度，於是，溫體仁以「不組黨羽」「憂國思民」的姿態出現，深受崇禎寵愛，也因此得以進入內閣。一旦組閣，溫體仁即與禮部侍郎周延儒聯手，攻擊與自己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對手。一六二七年，因為個人恩怨，他們兩人以東林黨人錢謙益收賄名義打擊錢謙益，並且全力打擊錢謙益同黨，由此為新一輪黨爭之亂埋下了導火索。一六二八年溫體仁出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溫周繼續聯合，排擠對手。到後來溫體仁權力日重，但位在周延儒之後。為大權獨攬，溫體仁又開始對付周延儒。周延儒的人品同溫體仁相比，在伯仲之間。他在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後來靠著閹黨要人馮銓的勢力升至右中允，掌司經局事。不久，馮銓在閹黨的內部鬥爭中失勢罷相，周延儒當時以少詹事的官司職掌南京翰林院，因為遠在南京而沒有捲入逆黨之案，所以他的官職未動，沒受什麼影響。他雖然未列入魏閹一黨，但其實逃不開關係，而他和錢謙益的結仇則完全出於私人恩怨：只因為錢謙益在推薦閣臣時沒有推薦他，由此對錢謙益不滿，遂與溫體仁聯合對抗東林黨人，成為推倒東林諸大將的盟友。他與溫體仁都以「無黨之人」的面目出現，不過，這兩位「無黨」之人其實比「黨人」更加可怕，東林黨人失勢後，他們又挑起了新一輪的「溫周」黨爭。溫周之爭第一回合的結果是周延儒下台。周延儒與溫體仁組成內閣後，各自組黨。溫體仁與東林黨人本無交情，又與黨魁錢謙益交惡，於是開始意圖將東林黨敵對的閹黨殘餘勢力轉變為自己的政治基礎，以抗衡東林。而在對待東林和閹黨殘餘勢力的態度上，周延儒與他發生分歧。周延儒深知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勢力及影響，整走了錢謙益，已報了自己的一箭之仇，從長遠角度考慮，接近東林黨人，是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於是，溫體仁幾次起用閹黨官員，都被周延儒破壞。當然，周延儒這麼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溫體仁結黨後勢力太大，不好挾制。此時兩人表面上還是合作關係，但內里關係已經勢成水火。與周延儒相比，溫體仁陰鷙有城府，表面上他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計劃奪其首輔之位，周延儒卻不曾察覺。溫體仁整倒周延儒的方式十分的低級，那就是利用宦官，打「遼東牌」，這也為崇禎一朝重蹈前朝覆轍又開了個「好頭」　。崇禎初即位時，因為不信武將，也是為了遵循文官帶兵的制度，盡撤鎮守中官，一心委任大臣。但因為遼東和內地的戰事屢遭失敗，糧餉無著，廷臣無能為力，崇禎竟然倒行逆施，又用太監監察各鎮，結果不但未起到任何的良性作用，更使太監私權的風氣重新形成。於是溫體仁就借著這個形勢，利用太監的作用，重金賄賂太監，以「遼東」視察不力為題，整走了周延儒。（《明史·溫體仁傳》）看明朝歷史，太監之禍首屈一指，而遼東戰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這兩個結合起來，就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器。於是，我們發現，從溫體仁開始，崇禎一朝經常有人會使用這種利器對抗對手，周延儒是第一個倒下的。溫體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為內閣首輔，這一年是崇禎繼位的第一年，此時距一六四四年崇禎面臨的大敗局時代不到二十年，這十幾年時間，溫體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響之壞，難以估量。他與周延儒之間的鬥爭完全出於個人權利慾的爭奪，對於明室人事建設的破壞亦極大。此後，明王朝黨爭之亂已經再次形成高峰了。坦率講，崇禎對這些人弄權之事也有耳聞。崇禎深知黨爭之害，也備受宦官弄權之苦，所以與他的爺爺輩父親輩相比，他開始是警惕性非常強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並沒有更合理或是更鐵腕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除了不停地被人牽著鼻子走，沒有更好的辦法。周延儒失勢後，視溫體仁為死敵，於是，他與東林黨人聯合，在對付溫體仁的鬥爭中成為主腦。周延儒不甘心久居鄉里，使其心腹知己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與庶吉士張溥為之奔走，動員各方面的力量，策劃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禎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劉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溫體仁的十二大罪，同時湊集了六萬金送與宮廷朝貴，終於成功地收買了司禮太監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稱溫體仁自有黨羽。對溫體仁專權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禎清醒過來，於是罷掉了溫體仁的閣輔之職。周延儒靠東林黨人扶持，再次成為繼任首輔。這場溫周黨爭之亂，至此持續了整整十年，朝綱破裂之勢，已經形成。周延儒上任後，其用人政策並無變化。可以說，與溫體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練動物，但絕非治世之臣。崇禎年間，後金勢力越來越大，遼東敗績連連，可是周延儒卻一心玩黨爭這一套，於是不但黨爭不斷的事沒有解決，遼東戰事吃緊，他也沒有良策，令崇禎對他逐漸失望。就是在這個關頭上，周延儒犯了不該犯的錯誤：他自恃已經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勢力的支持，於是奏請削弱廠衛緝事之權。廠衛是明朝特殊的特務組織，與內閣不同，廠衛直接聽命於皇帝，所以刺激廠衛，無疑是太歲頭上動土。於是，與廠衛關係惡化後，錦衣衛渠帥駱養性和東廠太監「盡發所刺軍中事」（《明史·周延儒傳》），開始暗中監視周延儒，並把他巡視遼東時稽延不戰和謊報戰功的實情報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覺，反而再結強敵，這個敵人是前任首輔薛國觀的門生閣臣魏藻德。這個仇結的其實是有些牽強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學生吳昌時。因為吳昌時在魏德藻老師薛國觀賜死一事上頗起作用，又對魏德藻多方打壓，是以魏非常痛恨吳昌時，時時尋找替座師報仇的機會，也因此牽連到周延儒。黨爭的一個特點就是，門生之間的仇恨也是可以擴大化到老師那一階層。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別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沒別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內閣的同事陳演，因為周延儒不喜陳演的為人，對他十分冷淡，陳演十分仇恨，於是這兩人聯合起來，與廠衛合謀攻擊周延儒。周延儒最後因門生吳昌時而倒台。東廠與錦衣衛掌握了吳昌時貪污受賄罪行，於是將吳昌時緝拿，由此牽連出周延儒。廠衛頭子駱養性本來就討厭周延儒，這個好時機又豈肯錯過，便馬上開始著手緝拿周延儒。魏藻德、陳演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師之際，他們在崇禎面前不斷的吹耳邊風。於是周延儒被抽調回京接受審訊，而這時，吳昌時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陳演便奏報皇帝，說他心中有鬼。崇禎強命他進京，安置在正陽門外，並不見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請戍邊，崇禎不予理會。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崇禎下令，吳昌時棄市，遂勒令周延儒自盡，並籍其家。與上一任溫體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場更慘的多。之後魏藻德、陳演相繼成為崇禎寵信的內閣首輔。在整倒周延儒的時候，他們的道德水準令人不敢恭維，他們結成了同盟後，新的「黨」又出現了。崇禎一直怕臣子結黨，可惜終其一生，無法改變現狀。溫、周鬥法，持續十幾年，相繼牽連進東林黨人、閣臣、宦官、廠衛等多方組織，對明朝人事制度產生了極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導致了崇禎的心態發生了變化。這位本來一直充滿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溫體仁和周延儒的身上，發現了以前他所沒有見過的醜惡的一面。而且在溫周二人相繼執政的十幾年間，崇禎發現，他接過來的那些巨債並沒有還清，相反，更嚴峻的問題又擺在了眼前。流民沒有掃清，邊境並不平安，財政依然是赤字連連，朝臣們卻忙於內鬥，不斷出現的是各種謊言和欺騙，及各種信任危機。崇禎開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對大臣的懷疑和對廠衛宦官的信任，也持續產生了對大臣道德水準的懷疑。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由此，崇禎對整個文官制度由將信將疑轉為對立，從一個「明君」開始一步步轉化為偏執狂、迫害狂。並將這種不信任的對立情緒一直持續到死。於是，在這種對立情緒下，我們看到崇禎後期在用人上只堅持一個原則：殺，再溫和一點的就是罷免或換。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堅持這個原則。閣臣們發現，走了天啟，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打著明君招牌但更殘暴的主子。後人因為崇禎對閣臣的虐殺，多以其殘暴刻薄而記之。其實分析明朝建國的制度，我們不難發現，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國本之亂，明朝的閣臣制度已經走到了末路，而黨爭之亂，崇禎心態的轉變，不過是這種末路制度的必然體現形式而已。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發現了權力過分集中於宰相一身的弊端，於是借胡惟庸一案，廢除宰相，設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權制度，六部各省長直接向皇帝負責，彼此職位相等，並無統管關係。但如此一來，皇權高度集中後又有問題出現了：因為皇帝沒有那麼多的精力能力同時處理各種類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務，於是設立內閣，以秘書班的形式為皇帝決策提供幫助。只是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本質的缺陷，那就是閣臣的地位較低，只有議事權，沒有參政權，對於封疆大吏並無多少震懾作用，於是後來又將各部尚書拉進內閣，成為省長兼秘書班成員的格局，如此一來，前面的矛盾似乎解決，但其實內里是更加激化。這個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內閣雖然多為各部尚書組閣，但按照分權原則，內閣大員與各部的關係是平等的，內閣大學士只是對皇帝負責，有顧問的性質，但並非上下級關係。內閣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內閣的決策必須要求閣臣首輔首先擺平各部同等級別的官員，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指責為明不正言不順，但即使擺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員都是自己的人了，還是有問題，內閣想要做點事，必須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擺平了所有人，擺不平皇帝也是沒轍。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閣臣想要辦點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際關係，搞制衡戰術，這樣怎能不結黨，不弄權？因為不弄權就辦不了事。這成為明王朝直至滅亡也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明朝還有一個完全可以把好皇帝變成壞皇帝，把清正君子變成陰騭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批朱權是皇帝的權利，也是明王朝辦事的最後一道程序，批朱之後，意味著最後拍板，而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利，本該由皇帝完成，後來卻落入了內宮的手中。明朝內宮的司禮監，直接和皇帝接觸，與群臣在道義與行政上沒有隸屬關係。但是司禮監卻是閣臣意見上情下達的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司禮監的工作包括對閣臣奏章進行立卷分類，然後進奏皇帝，再轉發下去。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朝的太監會有這麼大的權利。中間的環節全是由太監完成的，哪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卡殼」，這完全取決於太監是否願意對這件事上情下達。明朝的大多數皇帝，從小在「講筵」的氛圍長大，生下來就得面對四書五經，家國大事，還有那些語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閣臣講師，因此皇帝們對於處理瑣碎事務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厭倦。閱讀文件的繁瑣事假手太監，樂得自己清靜，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願做的事。從明朝的正德皇帝開始，上情下達這個環節就全部掌握在司禮監的手裡，甚至最後批朱權都落入他們手中了。國家大事，就這樣視如兒戲了。但對閣臣來講，這絕不是兒戲。於是，閣臣要想辦事，除了要有能力擺平其他各部外，還必須要與太監勾結，這成了完成一件事情必須要走的程序，反之則事必不成。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溫體仁，他在位十幾年，如果不是和內宮中司禮監聯成一體，政令哪得暢通？這就是明朝官場上的一個潛規則。後來溫體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駱養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這個竅門。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閣臣不弄權，不結黨，根本行不通。內閣與六部的權力問題，是一切黨爭的根源，本來是為了防止閣臣弄權才定的制度，最後竟然反噬過來，成為閣臣弄權的原因。閣臣弄權，大都源自於與內宮勾結，而閣臣整倒閣臣，同樣可以利用這個「內外勾結」的牌說事。張居正死後，就有人指責他勾結太監馮保專權，於是這個名譽本來極好的人似乎一夜間就成了道德敗類。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禎一朝開始充分暴露出來，崇禎不是昏君，他在執政後也發現了這個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導致了群臣以弄權為已事，導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辦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誠指數上的空前低下，雖然他一心想中興國運，但是他自己對這個制度卻既無任何修正的本領，也沒有完善的對策。在這種挫敗感和無力感面前，崇禎把失望情緒轉為對整個文官集團的不滿和不信任。崇禎沒預料到的是，在這種對立的狀態下，文官集團對皇帝也同樣的高度不信任。於是這種對立成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在這個主旋律的指引下，群臣一方面紛紛尋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東西來欺騙皇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結黨營私，來避免隨時出現的迫害。崇禎殺掉魏忠賢后的那種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離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權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頂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敗則導致了國家陷入權利與黨爭中，辦事效率的極端低下，其面臨的三大社會問題不但得不到解決，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臟如果出了毛病，那麼身體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發揮正常的機能一樣。對於崇禎來說，這些制度上的死結在一六四四年空前膨脹，成為大明王朝帝國轟然倒塌的導火索。天大地大錢最大崇禎上台經過了夢想的興奮期以後，覺得最沮喪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內鬥，而是財政上的匱乏。任何朝代由盛而衰的過程中，財政問題都是最關鍵的問題。經濟是決定社會進步的前提，無論古今，都是如此。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戰爭都與錢有關，明朝末年的戰爭也同樣如此。無論是滿清還是農民軍，攻城陷地，最後的目的都是來掠奪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的流民作亂，是袋中少錢，吃不上飯所致；當時的游牧民族作亂則是為了獲取更大的財富，爭取更好地生存。明君賢臣都明白一個道理：經濟是決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礎。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對農業生產極為重視，到成祖時代依然走的是「重農抑商」之路，後雖歷經戰亂，但農業為本的宗旨未變。明朝在財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機來自明武宗執政的正德年間，當時因為土地兼并嚴重，財政上出現了較大的赤字，後經明世宗嘉靖一朝，嚴嵩任首輔間，只忙於弄權，媚上，黨爭，視人民疾苦、國家經濟於無物，終於使明朝財政糟糕至極點。直至明神宗萬曆年間，中國歷史少見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上台以後，朝政形勢才有所好轉。張居正不但精於政務，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經濟學家，對於財政問題看得極為清楚。他推行的「一條鞭法」簡化稅收，用貨幣來取代實物，不但促進貨幣的流通，形成商品經濟，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奪；還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張居正執政以來，明朝的賦稅增加，國庫糧食充盈，足夠全國民眾十年的消耗，「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明史·張居正傳》）可惜的是，賢臣如張居正，卻沒有能碰上賢君。張居正死後，神宗出於對張居正本人的仇恨，開始毫無理智地破壞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及各項改革，不但張居正被他毫無人性地清算了，連帶著張居正建立的種種制度也被全部廢棄。神宗設礦監，意欲將天下財富集於一身。張居正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漸消耗殆盡。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這是明朝乃至整個中原社會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兒子朱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換上比他還不如的天啟帝朱由校，張居正苦心經營的改革徹底沒有了後來人。這裡也必須看到，閣臣自張居正之後再也沒有了強人。東林黨人自稱清流，以黨爭和倒魏為己任，但他們中間，多空談道德之士，卻沒有一個真正能把經濟放在首位的幹才，這些人雖然有清風傲骨，可是和張居正比起來，頭腦認識上差的就不是一點半點了。崇禎繼任後，財政已經千瘡百孔，溫、周二位首輔上任後，忙於內鬥，對於處理財政問題並無良策。同期的另兩個大問題：流民問題與關外問題均與當時財政問題有直接關係。流民問題自萬曆年間就開始出現，到崇禎年間逐漸升級。一條鞭法破壞以後，土地兼并現象嚴重，農民無地可種，但按名冊還要交納各種賦稅。於是農民紛紛逃離土地，成為流民，張獻忠之流也就應運而生。有關這個問題，在後面張獻忠章節還要提到。這裡先不多述。事實上，流民問題存在多年，解決的途徑並非沒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賢臣持君貴民輕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財力賑濟災民，或再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當可順利解決。可是，面對流民問題崇禎還不得要領的時候，另一個大問題又進入白熱化，那就是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同樣存在多年，從明朝建朝開始就始終沒有解決。出現這個現狀與帝國最初的形成有關，明朝天下是從蒙古人手中搶來的，從明朝建關開始，漢家天下與少數民族的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當年徐達為了追殺元順帝，將戰事擴充到燕山以北，並建山海關作為京師最後的屏障，但無法繼續深入，元朝殘餘勢力趁機佔領了遼東大部分土地。此後多年間，雙方為了搶奪土地資源，掠取財富，多次發生戰爭，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歷任明朝君主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不得不做軍備上考慮。於是就牽扯到了龐大的軍費開支。崇禎上台以後，發現他的錢極不夠用，主要的一筆大頭，就花在了這個軍備開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爺爺留給他的這個爛攤子，不僅僅有潰爛的人事制度，慘遭破壞的土地所有制，還有歷經幾朝沒有解決的欠餉問題。自萬曆年間後，滿清皇朝的前身——後金國的興起和掠奪性的進攻對明王朝的財政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因為土地制度已經破壞，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橫征暴掠，人民的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料極度缺乏。同時因為皇室巨大的開銷，閣臣們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對稅收的瞞報漏報，張居正年間填得滿滿的國庫很快就空了。與之相對應的是，明王朝還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和相當冗積的官僚隊伍。此時的明王朝如同一個全身插滿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斷的補充給養，才能負重前進，與之相比，努爾哈赤領導下的後金軍隊則是完全輕裝上陣。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偏偏崇禎的運氣又不好，他在位的幾年間不斷出現天災，這直接造成了生產資源嚴重破壞，人禍加上天災，使財政上的困難達到建朝以來最嚴重的地步。同時崇禎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如何在政府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確保必要的軍事開支。對於崇禎來說，這是他的爺爺、父親、兄長留給他的又一個不得不背負的債務。明朝從萬曆後期開始，軍餉問題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各級軍隊戰鬥力低下的一個主要內因，就是軍餉拖扣。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這樣既絕對倚賴軍隊，又惡意拖欠軍餉的朝廷，拖欠期最長的竟然有十幾年之久。這種情形到崇禎年間則愈演愈烈，因為如此，軍隊首腦為保持自給，只能暗中默許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搶豪奪，明軍所至之處，燒殺搶掠之惡行，比流寇更甚。於是朝廷遺留給軍隊的問題又被轉嫁給了民眾。崇禎年間的諸多社會問題彼此在一起，糾纏不清，產生了惡性的連鎖反應，那就是：關外問題沒有解決，導致戰事不斷，軍備開支增加；土地流失，農民無地可種，稅收無以為濟，使流民人數增多；天災不斷，人心流離失所，資源破壞嚴重。這些也是明朝自萬曆以來橫徵暴斂，殘民以逞，忽視經濟的惡果。大明一朝，是農耕社會的代表，農耕社會裡以農業為重，這個道理，朱元璋明白，張居正也明白，可是，萬曆不明白，崇禎比他們更好不了哪去。殘殺閣臣，刻薄寡恩，這是一些史書上對於崇禎的評價，但史書往往忽略了一點：他其實是一點建設能力也沒有的庸人！對於在他一朝出現的這諸多問題，特別是如何把經濟搞入正軌的問題，他表現出來的弱智還真真不多見！當農耕社會的農業被破壞殆盡時，當龐大的軍費開支無以為濟時，在這個節骨眼上，崇禎做了一個極其低能的決定。他使出了他爺爺的招數，動用強蠻手段：推行毫無理性的「三餉加派」的制度。而提出這一制度並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禎後期繼溫體仁、周延儒以後最信任的兵部尚書楊嗣昌。「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是各有名目的，遼餉是針對遼東後金軍的，剿餉是針對流民起事的，而練餉，名義是練兵之用，其實就是為了解決軍費。這三餉從裡到外，體現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眼前的經費難題，可惜的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賦稅之外強行再徵收這一部分。這樣把朝廷遺留問題直接轉加給老百姓，所以一經推出即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對，各級官吏因為有攤派任務，也叫苦連連。對這些意見，崇禎的態度就是：不聽話者撤，再嚴重者斬！三餉加派對基層官吏和普通民眾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軍隊的腐敗與戰鬥力低下並未能解決，過度的強征暴斂還把普通民眾與基層官吏推上絕路，官吏不得不貪，人民不得不反，崇禎在政府財政問題上除了強蠻手段外，似乎一籌莫展。明朝的財政如此緊張，但崇禎是真的沒錢嗎？錯！其實他有錢。他的私銀並不比萬曆少。後來李自成進入北京時，在他的國庫里搜出了白銀三千七百萬兩，把李闖王都嚇了一跳。這個情況，當時閣臣多數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針對欠餉問題的解決方案，從袁崇煥到楊嗣昌、孫承宗、洪承疇，歷屆軍事首腦們都曾無數次請示過崇禎，他們中間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禎動私銀救急，但是崇禎對此並無反應，不是裝聾作啞，就是斷然否認。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軍攻下太原等地後，直奔京師。這天早上，內閣群臣早早的來到了殿內，以首輔陳演、魏藻德為首的大臣請求崇禎拿出「內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財產）擴充軍費。新年伊始，文官集團就撕下了臉，把目標瞄準了自己的小金庫，以最敏感的問題刺激皇上，令崇禎極為反感，肚裡不知罵了多少句「丟他娘」，但迫於形勢，他只擺出一副苦瓜臉，大吐苦水，說：「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小腆記年附考》）即使在最後關頭，皇帝也不捨得拿出這筆錢，。除了用於自己觀賞，崇禎從來沒有拿出來做一次賞賜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兩個月後，李自成軍隊繼續挺進，崇禎想調吳三桂進京勤王，就此事問於吳三桂之父吳襄，吳襄言稱，三桂手下有兵三萬，崇禎問需軍餉多少，吳襄答：一百萬兩。崇禎竟然不應。因為捨不得這一百萬兩銀子，勤王之事作罷，也錯過了一次保護京城的大好時機。一方面是不斷加餉，一方面是死摳著搜刮來的私房錢不放，這時的崇禎已經沒有了一點中興帝王的風範，其人品和天啟、萬曆沒什麼兩樣了。即使到了國破家亡的最後關頭，此人還如此吝嗇自家的錢財。這種德行，用「朕非亡國之君」來遮掩，實在蒼白無力。後人對些頗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楊士聰如此評價：「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畸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於？先帝（朱由檢）聖明，豈真見不及此，徒以來年之徵解艱難，將留為羅雀掘鼠之備，而孰知其事勢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矣。」（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財政問題不能合理地解決，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在這樣的大動蕩面前，更考驗著統治者個人的承受能力、應變能力與綜合素質。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禎，在一連串的失誤與挫敗感面前，終於導致了他人格上發生裂變，於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變成了性格決定命運的佐證。世間已無袁崇煥前文說了，在用人制度，財政制度上，崇禎都變現得一籌莫展。他既沒有能力阻止文官內鬥，結黨營私，又沒有能力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無法阻止流民猖獗、軍費開支困難的現狀，至於軍事上的部署決策與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個。這個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實早就該亡了，即使沒有李自成，亡國也是必然的。亡國之勢，在崇禎冤殺前遼東督師袁崇煥的那一天就註定了，或者說，在他的哥哥天啟皇帝任閹黨殘殺遼東第一統帥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註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這哥倆兒象比賽一樣，不遺其力地幫滿清剷除一個又一個的對手，又都比賽似的為自己的江山充當了稱職的掘墓人。其實明朝從萬曆年到崇禎年，雖然一步步走向內憂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政治與軍事人才也在那個時候紛紛出現過，為明室天下能夠多存在了幾十年，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這幾個人的名字將會永遠載入史冊，他們是張居正、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可惜的是，在這幾個光彩熠熠的名字後面，還有這樣幾個名字，他們是朱翊鈞、朱由校、朱由檢。前面的幾個人，是為後面的幾個人相繼清算的，他們一生的悲劇都是後面幾個人造成的。尤其是後三個，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作為中國軍事史上的奇才，同樣也是道德上無懈可擊的文官。清算這樣的人，對於任何一位封建帝王來說，都本應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這個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爺們幾個你追我趕，爭先恐後，遼東軍事敗壞，後金能夠佔領天下，他們出的力不小。以至人們後來說起這段史事，無不悲憤，將之稱為「自毀長城。」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過進士，既能行伍又能詩文。他們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帶兵的軍事體製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創造了這三人獨特的儒帥性格。他們也確實當得上儒帥這兩個字。因為他們的身上都有很濃的儒家正統觀念，從小受正統教育長大，忠君愛國思想濃厚，行為品行端正無私。他們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強人，在鎮守遼東期間，他們繼承了前輩徐達、譚綸、戚繼光等人的遺志，將明室天下固若金湯的夢想忠實地貫徹了下去。作為前後幾任遼東主帥，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道屏障山海關，他們也都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明朝也因為他們的存在，才令清軍多年來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進展，甚至曾有議和之念。他們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應該說，在精神與道義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幟式人物，與他們相比，萬里長城，不過是一道道磚牆而已，這些忠心耿耿的軍事人才對大明來說，才是真正的長城。但是，無能無知無情的幾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積年不斷的閣臣內鬥，一步步地毀掉了這道本來固若金湯的長城。第一個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書上說他身長七尺，善左右騎射，性剛烈。無疑，從外形上看，這是一個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實不是，熊其實是一個標準文人。他是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職。不過，與朝中的閣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觸軍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軍人的特質。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在熊廷弼的身上，這是最好的體現。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與武人剛強作風的將軍，明史上對他的評語是「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從熊廷弼開始，明朝的軍人將領與閣臣間的分歧就開始出現，並一發不可收拾。人們常用三起三落來形容一個人的宦海浮沉，在熊廷弼的身上，同樣也有明顯的三起三落，而每一次起落都與閣臣的內鬥有關。第一次起落在萬曆二十八年。文官熊廷弼受明廷委託前往巡按遼東，遼東土地廣曠，熊廷弼針對此提出軍隊在此屯田地的建議，受到明廷的稱道。於是，熊得以在遼東實施自己的軍事抱負。像徐達、戚繼光、熊廷弼這樣的良將，他們不是靠打勝仗多殺人為資本，而是在軍事上具有極高遠見、在民事上關心百姓疾苦的建設性人才。熊廷弼在遼東數年，最大的貢獻不是攻城奪地，而是以防守換來和平。當時軍隊紀律鬆弛，戰鬥力極差，且多以偷襲女真營塞為勝事，熊廷弼杜絕了這種急進短視盲目邀功的行為。他修城堡、建立防線，嚴整軍紀，與女真族人建立關係，堅持「實內固外」及「以夷制夷」的攻略，遼東有他，局面為之一新，穩定了數年。可惜，在一個已經習慣了紙上談兵朋黨政治的文官集團面前，實幹性人才總是因為其穩健作風、特立獨行的風範遭人詬病。性格剛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為與當時的巡按御史荊養高發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個小小的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職務，回家聽候處理。對於熊廷弼來說，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被打壓。世故圓滑的人，當從中吸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不過熊飛百卻不是那一類人。他在家中沉寂的數年間，沒有反思如何練成政治高手，而是仍然關注和研究遼東軍事，充滿了報效國家之情。萬曆四十六年，女真族的新領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爾哈赤突然起兵，攻打撫順，遼東經略楊鎬倉促應戰，結果在撫順附近的薩爾滸被打得大敗，戚繼光坐下名將劉顯之子劉挺、武藝高強的大將杜松等人均陣亡，此戰歷史上稱為「薩爾滸之戰」對於明朝來講，此戰的勝負是關鍵性的，由此開始，女真與明廷之間的戰爭攻守之勢逆轉，明廷為之震動。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這次也終於坐不住了，他挑選了人員去遼東。可是聞知努酋兇殘，滿朝竟無人敢來應徵。於是，有人又想起了賦閑在家的熊廷弼。論對遼東之熟悉，誰又能比得上他？於是，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再次進駐遼東。對這位能雙手開弓的文人將軍來說，這是一個突然出現的轉機。熊廷弼帶著文人的天真情懷與武將的英勇稟性走馬上任了。他接任了因為兵敗而滿門被責罰的楊鎬的職務。為了安撫這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將軍，明朝廷賜予了他一個至高無上的信物——可以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命他經略遼東。但事後證明，這把尚方寶劍還真不是個吉物，拿他的人，難保善終。還沒有到遼東的要塞山海關，傳來了消息，開原陷落，將到山海關時鐵嶺陷落，瀋陽一帶，後金兵出入如無人之地。一時間百姓被屠殺如芻狗，方圓百里炊煙斷絕。在一個大風雪的日子，熊廷弼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了山海關，關城內外，一片狼藉，將士離心向背，鬥志萎縮，更有無數將軍級別的人已經存有了投降之意。文人出身的熊廷弼開始大開殺戒，斬降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諸人，斬貪將陳侖，罷免、關押無所作為的總兵李如楨，造戰車，制火器，修戰壕，整頓軍紀，短短數天，遼東軍紀煥然一新。熊廷弼坐鎮山海關，經常在大風雪之日出關尋訪，在當時，面對後金兵的勇武，很多將領產生畏難情緒。初到遼東的熊廷弼對此頗有體會，他命僉事韓原善去瀋陽撫慰軍情，韓不敢去，他又命閻鳴泰去，閻走到一半就不敢走了。最後沒辦法，熊廷弼出關只身前往，在風雪交集中，見到幾百里沒有人煙的曠野，熊廷弼曾氣得放聲痛哭。就是這在這種情況下，熊廷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策略：對付女真騎兵，以守為主。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提議，古往今來，人們印象中的功臣良將，多為進攻型人才，破關入城，勢如破竹，但是如今這位遼東總指揮卻提出了以防守為主的方針，怎能不讓人跌破眼鏡？但在這個防守的策略下，遼東得以平靜。在很多時候，以退為進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面對女真人凌厲的騎兵攻勢，豐富的游擊戰經驗，「守」無疑是一個以逸待勞的良策。可惜的是，在以紙上談兵為樂事的明朝廷里，閣臣集團因為並不直接接觸軍事，對保守和穩健的作風從來都是質疑的，而熊廷弼的耿直性格且不依附權貴的行為也為他們所不喜。明泰昌元年（一六二○年），後金一舉攻下撫順西部的蒲河，明軍損失七百餘人。在兩軍爭戰中，這樣的勝負比例原本並不為過，但嫌惡熊廷弼的人卻因此找著了把柄，此時正是明天啟帝即位，朝中大權，始落入太監魏忠賢之手，熊廷弼的命運，就堪憂了。「無謀者八，欺君者三」，這是朝中大臣攻擊熊廷弼的話。對於這種憑空出現的栽贓，熊廷弼的反應是過激的，他據理力爭，展示自己的軍事主張。時間不長，朝廷下旨，收回那柄至高無上的寶劍，要他聽候發落，熊廷弼主動要求辭職，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明廷竟然應允了他的要求，未過數日，素以幹才著稱的袁應泰接替了他的職務。熊廷弼第二次丟失了他所曾擁有的一切。努爾哈赤的探子向這位女真英雄報告，熊廷弼去職了。努爾哈赤大喜，於是發兵，書生出身的袁應泰，被迫應戰。此戰對於明廷來說是一個摧殘性的打擊。明軍大敗，袁應泰最後只能自殺身亡。但遼瀋盡皆失陷，其間七十餘城，竟不戰而下，方圓百里，逃得空無一人。朝中大亂，這時有人又懷念起實幹家熊經略。閣臣劉一景面見皇帝，言明：「若熊廷弼在，局面決不於此。」（《明史·熊廷弼傳》）於是，重新啟用熊廷弼的呼聲越來越高，皇帝再次聽從了閣臣們的建議，那些曾經攻擊過他的人盡皆被貶斥。遼東百姓與將官們等待著熊經略的回來。他們沒有白盼，距上一次離職一年多時間後，熊廷弼真的又回來了。這一次，他登臨山海關城經略遼東，手中仍然拿著尚方寶劍，而且還帶著二十六萬軍隊，其中僅廣寧（今遼寧北鎮縣）駐軍就十二萬，「議餉千餘萬」，光是撥往廣寧的火藥就有二十多萬斤。此情此景，令遼東軍民無比振奮。所有人都以為這一次，熊經略一定可以大展抱負了。連熊廷弼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其實，他這第三次的復職，絕非善事，相反，更大的危險伴在他的身邊。熊廷弼走馬上任遼東經略，沒想到的是，這次要面對的敵人不是努爾哈赤，而是身邊的同事——廣寧巡撫王化貞。而扶持這個對手的人，也是他在朝中的老對手——文官集團。明朝的黨爭之禍，並不僅僅是只限於天子腳下，而且一直延伸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前面說過，黨爭導致用人制度被破壞殆盡，這個後果，自天啟年開了個極壞的頭，第一個深受其受害者就是熊廷弼。王化貞，山東諸城進士出身，長期來分守廣寧，史書稱其「剛愎自用」、「好漫語」，因為與兵部尚書、閣臣張鶴鳴的私交不錯，扶搖直上，成為廣寧守將，此次提拔熊廷弼，為起節制之用，朝廷將他也升了官，給經略熊廷弼做副手。「經撫不和」的苗頭從一開始就出現了。。熊廷弼根據遼東戰事的經驗教訓總結出：在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之前，明軍是無法與精銳的後金軍在一馬平川的遼河平原上野戰的。因此，必須「以守為戰」。也就是這個理論基礎上，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戰略思想。「三方布置策」精髓是：以廣寧為主，重點布防，抵擋努爾哈赤的精銳部隊，在天津、登州、萊州置舟師（也就是建設海軍）襲擾敵軍側後；經略駐節山海關，節制三方，徐圖進取。今天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穩妥有序的戰略。但是在紙上談兵急功近功的明廷閣臣眼中，防守從來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王化貞就對此論持相反的觀點，與熊廷弼大唱反調。。他堅持宣稱「不戰必不可守，不過（遼）河必不可戰」；要以投降後金的李永芳為內應，借察哈爾林丹汗蒙古兵四十萬，甚至誇下海口「願以六萬兵進戰，一舉蕩平！」王化貞的大唱反調似乎極為反常，照理他本是熊廷弼的下屬，怎敢與上級對立？但其中的內情卻是，與耿直、忠誠、不擅長曲意逢迎的熊廷弼相比，王化貞走的是另一條路線，他是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的門生，而這位大學生的後台則是閹黨首領魏忠賢。兵部尚書張鶴鳴又是熊廷弼的對頭，在這個形勢下，王化貞其實是直接取得了權利集團的肯定的。張鶴鳴甚至暗中授意，可以不理會熊的領導，便宜行事。也正是因此，當與熊廷弼意見相左時，王化貞索性擁兵自立了，在兵部的授意下，他將一切軍務全部交給熊廷弼，軍隊則自己來領。明廷在遼東擁有大軍二十萬，張鶴鳴全部交給了王化貞領，熊廷弼空有經略之名，能帶的兵不過五千。就在這個極端不利的局面下，又發生了一件事。當時還只是一個都司的毛文龍率二百餘人突襲了鎮江。王化貞乘機大力宣傳自己的進攻策略，稱為「奇捷」，熊廷弼卻認為，此舉乃純屬盲目冒進之舉，打破了「三方布置策」，此乃「奇禍」！這場紛爭把整個朝廷都卷了進去。天啟二年正月十一日，張鶴鳴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有八十餘名大臣參加，最後提出了十幾種解決方案，但最後決定的竟然是：支持王化貞的意見。經撫不和，必然導致最後的失敗。熊廷弼很不幸，他是第一個處在這漩渦中的將領。明朝軍隊的策略之爭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面對遼東的形勢，「守」與「和」是否可行的問題，多年來，面對滿清，「守」與「和」這個非常正確的作戰策略一直被不懂兵法的所謂閣臣「主戰派」打壓，也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判斷。這年的十月，遼河冰凍，廣寧人以為後金軍隊一定會渡河襲擊，紛紛逃竄，兵部尚書張鶴鳴認為遼東形勢不穩，要熊廷弼強攻，熊不從。但王化貞卻堅持執行這個錯誤戰略，經撫之爭，最後以熊廷弼的妥協告終，王化貞幾次進攻，無功而返。反而被努爾哈赤知悉了其實力，熊廷弼不得已將指揮部由山海關移至右屯。決戰的日子終於到了，天啟二年正月十八日，知悉經撫不和內幕的努爾哈赤率大軍進逼廣寧，在西平堡（今遼寧台安縣南）發動總攻，王化貞聽從寵將孫得功之言，調所有兵力由其指揮集中狙擊努爾哈赤。但沒想到這位深受信任的孫得功竟然叛變了，而王化貞的大軍也因他錯誤地撤換廣寧、閭陽兩地守軍，導致軍力分散，在努爾哈赤大軍的強大集中攻勢下，明軍一敗塗地，孫得功趁亂散布流言，說敵軍已經臨近廣寧，城中大亂，王化貞只帶了兩個僕人逃出。在大凌河上遇見了前來救援的熊廷弼，熊廷弼悲憤的問他：「你不是說六萬軍隊，可以一舉蕩平努爾哈赤，現在怎麼樣？」王化貞慚愧無語。（《明史·熊廷弼傳》）後金軍隊攻下廣寧，遼東大片土地失守，熊廷弼將軍隊交給王化貞。自己帶著難民入關。山海關城池中，一片悲哭之聲，這一次兵敗，完全是王化貞之失誤，當然，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放棄了廣寧瀋陽遼陽大部分土地，熊廷弼亦有責任，後人也經常為此而認為熊廷弼在這個關鍵時刻沒有清晰的目光。不過，今人看來，熊廷弼此舉更像是有很多意氣用事的成分，他內心非常不滿王化貞的獨斷專行不服將令。與王化貞相比，熊廷弼要負的責任不足一提。但是萬萬沒想到的是，此次撤回到山海關後，熊廷弼竟與王化貞同罪處理，不久，明廷下令，兩人全部處以死刑。當時正是魏忠賢把持朝政，熊廷弼在入獄後，因為魏忠賢索賄未果，就加緊了對他的迫害。此時，正趕上與熊交好的東林黨六君子也都入獄，於是，在閹黨徐大化、崔呈秀的授意下，兩案株連到一起，閹黨誣衊六君子之首楊漣收受熊之賄賂，「追贓」的審訊開始，熊家傾盡蕩產，家破人亡，熊的大兒子也在「追贓」的壓力下，自殺身亡。熊廷弼入獄掀起了對東林黨的清算活動，也掀起了天啟一朝黨爭之亂的高潮，這是他根本就沒有意料到的，事實上，如果把他也劃入「閣黨」中，他還是東林黨的對頭楚黨的派系。但是，因為東林黨的楊漣等人突破門戶之見，為他說了好話，結果反而被魏閹利用，成了黨爭的工具。熊廷弼最後死在了王化貞的前面。他的死與東林六君子的死前後相差不到一年。斬首後首級還傳首九邊，他的頭被傳來傳去，讓所有活著的人無不膽破心寒。而真正的罪人王化貞因為與閹黨就有勾結，反而沒有被處死，直到五年後才執行了死刑。追贓活動持續了很多年，熊家的人在這次持續時間極長的勒索活動中很少有人善終，直到崇禎上台，勒索活動才告停止。熊廷弼是明朝繼于謙後被冤殺的又一個軍事天才，也是明末黨爭之禍的犧牲品。此後，遼東的大片土地被佔領，無人可守。而這時臨危受命的則是名動天下的孫承宗。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中進士，授給編修，此後，充當日講官，為天啟皇帝朱由校當過講師，深為天啟所重，呼之為「吾師」。他在朝野上下，名望極高。同樣的，他的軍事戰略眼光之高似乎尤在熊廷弼之上，這一點，從他一接掌兵部就能看到。他一到任，馬上精簡京師的軍隊，抽調兵力，修築薊鎮長城，鞏固山海關老龍頭邊防，處罰辦事不力的大臣、將領，推薦兵部左侍郎王在晉接任熊廷弼為遼東經略，雷厲風行而有條不紊。而這其中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薦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作戰參謀袁崇煥為山東按察使僉事，這個伯樂之舉，為明王朝最後一個軍事天才袁崇煥的脫穎而出創造了絕好的機會。上任不久，孫承宗發現他舉薦的遼東新任經略王在晉是個平庸之輩，毅然將他換下，以兵部尚書親自督軍山海關，這一點，在當時是一個絕對了不起的行為。為表彰他，朝廷下職，命他總督山海關及薊鎮、遼東、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並享受特權，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朝廷節制，批給八十萬軍費供其使用。其風頭之勁，一時無人能及，即使當年的戚繼光，也未免要甘拜下風。遼東軍備，這時煥然一新。但就此時，在軍事上無所不能、深受將領與邊關軍民愛戴的孫承宗，卻沒想到，因為在無意間得罪了一個人，竟然在轉眼間令自己如日中天的功名事業一下子跌進了谷底。孫承宗得罪的這個人，就是天啟皇帝身邊的紅人，大太監魏忠賢。由於孫承宗曾經是帝師現在又是帝國軍隊最高首長的身份，魏忠賢對他最初採取的是拉攏的姿態。但是孫承宗從不買賬，甚至連與他普通的交往都不屑於敷衍，令魏忠賢懷恨在心。後來孫承宗坐鎮遼東時，魏忠賢又派太監劉應坤借犒勞之際表示了拉攏之意。孫仍不理睬，魏忠賢更是大為嫉恨。天啟二年，因為邊關失守之事，魏忠賢藉機將熊廷弼的過失與東林六君子拉到一起，實施栽贓陷害，並大殺東林黨人。因為與上述這幾位都交好的緣故，孫承宗非常不齒於魏忠賢的行為。但他也知道，用上奏摺的方式根本無法起到什麼作用，於是，借給明熹宗上壽之際，他想面陳天啟皇帝，希望可以讓他誅除魏忠賢。孫承宗剛一上路，此舉就為魏閹黨羽魏廣微所知，報知魏忠賢，於是魏忠賢哭求天啟帝，終於令天啟帝下了聖諭，以邊關重將不得離開駐防之地的要求阻止孫承宗入京，已經到達通州的孫承宗，只得留在原地，而這一次不能覲見天啟，對他來講，所起的負面作用是巨大的。孫承宗的這一行為，等於是在公開向魏忠賢宣戰。由此開始，魏黨詆毀彈劾他的奏摺越來越多。終於，孫承宗手上大將馬世龍因為一次冒進行動戰敗，折殺許多將士，這次失敗成了閹黨攻擊孫承宗無能的借口，奏摺屢上，而自己當年的學生，現今的皇帝又不能朝見，孫承宗知道，自己下台的時間不會太長了。天啟五年，一直將孫先生稱之為「吾師」而不直呼其名的天啟皇帝終於下諭了，免去孫承宗的職務，由高弟——魏忠賢的黨羽接任。帝王的老師，帝國的棟樑孫承宗倒了。在這期間，天啟暴斃，崇禎繼位。奇怪的是，被孫承宗貶斥的王在晉居然又東山再起，成為兵部尚書。作為孫承宗的宿敵，他當然力阻孫承宗的復出。這位王在晉打仗不行，但玩起黨爭的一套卻頗有手段，不知他用了什麼方式，令得崇禎也不買孫承宗的賬。儘管百官多次上奏，但與孫承宗無師生之情的崇禎，不予理睬。於是孫承宗始終不得重用。直至後來袁崇煥身死後，他才再度臨危受命。孫承宗在山海關四年間，堪稱是遼東的再造之功臣。他起用了袁崇煥、祖大壽、趙率教、滿桂等一批卓越將領，修建關城，撫恤難民，整頓軍紀，以一築城、二駐防、三屯田的計略，使關外防務大為起色，並建立起寧遠至錦州一條鋼鐵般的防線。史稱：「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也。」　（《明史·孫承宗傳》）孫承宗後又率袁崇煥、滿桂等大將，進據錦州松山等地帶，收復了大批被後金軍佔據的土地。至天啟五年，由山海關、寧遠自錦州的寧錦防線正式形成，明朝可以倚靠這條防線繼續與滿清對抗。在寧遠，利用引進的紅衣大炮，由袁崇煥、祖大壽指揮的「寧錦大捷」，重創努爾哈赤、皇太極，迎來了明軍的第一次大勝利。終清太宗皇太極之死，滿清也未能突破這道防線而入關。明廷也正是憑藉孫承宗造就的這些成果得以與清軍繼續周旋達十七年之久！孫承宗被清算之後，他的親傳弟子袁崇煥卻開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遼東正式進入了袁崇煥時代。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對遼東局勢，他很早就親身參與。在他作戰參謀級別的官員的時候，就曾親自來到山海關，「單騎出關」，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這份勇氣與膽色，在當時與一聽努爾哈赤的名字就全身發抖的明朝大小官員相比，形成鮮明對照。也因了這份膽色、勇氣和智謀，他的才能得到了孫承宗的賞識。與孫承宗的幾年交往中，袁崇煥既是下級，也是學生，更是知已，後來，他效仿孫承宗，培養的袁家軍個個全是人才，從祖大壽，到滿桂，趙率教，朱梅，這些人成為明王朝不可多得的軍事團隊。因為袁崇煥崇高的威望，矚目的戰績，崇禎剛開始對袁崇煥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對袁崇煥的尊寵程度，在當時無人能及，但是袁崇煥無意中的一句錯話，卻讓這位偏執狂皇帝動了疑心。明史載，「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台，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　袁崇煥說了句不該說的大話，五年平遼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過崇禎信以為真了，崇禎本人雖然經常說了不算，出爾反爾，但對臣子說到不能做到的行為卻極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無明君之德，更無賢君之能，於是，一句錯話就此種下了禍根。而後袁崇煥經人提醒，意識到話中有誤，再作彌補，聲稱五年之舉，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禎表面應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兩人開始離心離德。（《明史·袁崇煥傳》）其實崇禎對人從一開始就沒有以誠相待之心，這是性格使然。對文官集團的厭惡及對軍人集團的防備猜疑，伴隨了他的一生。袁崇煥比較不幸，身為文官，卻又是軍人集團首腦。其實只要想一想崇禎上位後不用孫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對軍人集團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寵背後，是極高的期望值，而當這個期望值不能實現時，本就有疑心的崇禎一定會遷怒於人，這是必然之事。袁崇煥一生精明，當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寧遠任遼東大帥時，他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此時他也肯定想到了前兩任熊廷弼與孫承宗的下場，於是對崇禎說：「我制遼沒問題，但怕身後有讒言，此次出關，萬一背後有暗箭讒言傷人，足以壞事。」崇禎表示這個問題不會發生，袁崇煥不能完全相信，於是，崇禎採納大學士劉鴻訓的建議，給了袁崇煥尚方寶劍。精明一生的袁崇煥，卻不知道，這一次他拿的不是尚方寶劍，而是燙手炸藥，古往今來，一般來說，臣子如果權力過大，難以控制，君主就會起忌憚之心，袁崇煥的老師孫承宗官至極品，也不敢輕易地接這把劍，何況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軍事天才，但還沒有練成政治老手。拿了尚方寶劍的袁崇煥，果然沒辜負這把威力無窮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不服管的毛文龍。「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明史·袁崇煥傳》）這是直接導致崇禎對袁崇煥產生最大的信任危機的導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禎牽怒的事由。毛文龍是遼東大將，當年臣服於王化貞，與熊廷弼交惡。遼東失守後，他從海上逃回，殺死滿清在鎮江的守將，盤踞在皮島（今天的海洋島），在王化貞的宣傳鼓動下，當時明廷認為是奇功一件。皮島東北臨朝鮮，北臨滿清國界，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天啟以來，明廷對其頗為倚重，毛文龍因此也就水漲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而且從戰略上考慮，毛文龍以海島為基地，以游擊戰術出擊，確實起到了牽制清兵的作用。因為山高皇帝遠，毛文龍開始不受管制，貪功，冒餉，還經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煥對他早有不滿，到任後開始統一建制，設監司機構，以挾制毛文龍，毛文龍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削減自己勢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樣深為不滿，甚至有抗拒行為。袁崇煥要他解甲歸田，交還軍政大權，毛不從，於是，袁崇煥就做了一個非常過激的行為，他以邀請毛文龍到幄山上看將士射箭為名，誘捕了毛文龍，用崇禎給的尚方寶劍，殺了他。袁崇煥殺掉毛文龍，個人情緒似乎佔了很大比重，其實是有些過激與不必要的。毛文龍雄踞海上多年，其實頗有建樹，而他一死，苦心經營的局面為之慘淡，遼之東南戰場從鴨綠江到旅順的主要城鎮、海港、海島以及屬國朝鮮，都先後被後金佔領，明幾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區。毛文龍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後作亂，而後降清，成為滿清對抗明廷重要的軍事力量。但這個還不是最壞的，最壞的是，毛文龍的死，震驚了皇帝，「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明史稿》）在這幾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崇禎迫於形勢，雖未有不滿表態，甚至還給了獎勵，但內心，對袁崇煥已經極為不滿，甚至驚恐了。這是因為毛文龍也不是等閑人物，他功勞極大，名聲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寶劍的主，現在袁崇煥殺他，沒經過皇帝，而且還在殺他之後一個月才報告的，當時朝中對此頗有非議。就是在這個心理基礎上，其後出現的一件事，更讓崇禎完全喪失了信心。這個事就是「議和」。有明一朝，這兩個字對任何臣子君主來說，都是燙手山芋，「議和」代表著大漢天下的妥協，代表著綏靖政策，代表著明朝天子的讓步，所以儘管議和在當時是一個最可行之路，但是，卻無人敢公開以此事作為解決問題的渠道。這個禁忌，一直持續到崇禎死，仍沒打破。所以，儘管明屢戰屢敗，但基於天子的威嚴與帝國的尊嚴，「諸將罔敢議戰守。」但在這個形勢下，袁崇煥卻主動接過了這個燙手山芋，「議戰守，自崇煥始。」（《明史·袁崇煥傳》）而最難得的，此事皇太極也很支持。這是因為當時努爾哈赤剛死，後金內部的權利之爭如火如荼，皇太極地位不穩，所以對議和之事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甚至同意了袁崇煥提出的要求，先除帝號，恢復稱汗，並願意由明朝皇帝正式任命。他甚至還給明朝邊關守將和皇帝本人寫信，以示誠意。此事若成，絕對有利於邊關形勢，亦有利於民生民計，不過，「議和」一事一經提出，立刻遭到士大夫體系的攻擊，袁崇煥迫於壓力，也不敢多言。他對崇禎曾經小心地建議：「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崇禎表面上贊同，但是對於袁竟然與皇太極有私下往來，心中十分猜疑。與熊廷弼、孫承宗等人相比，袁崇煥更是不太走運，他精明防護，不想讓自己陷入黨爭之中，但卻無意間得罪了一個人，那就是皇帝。崇禎三年十月，皇太祖率精騎十萬，避開袁崇煥把守的錦遠防線，突然繞道襲擊察哈爾入長城，攻佔遵化。袁崇煥急忙調遣軍隊，趕在後金之前到達通州。後金軍改道西犯京師，崇禎十分恐懼，急召袁崇煥勤王，袁崇煥來得也真快，迅速趕到北京廣渠門外紮營，軍馬已經十分疲勞，袁崇煥要軍隊入城休息，崇煥沒有答應。此時的形勢，和十四年後吳三桂的勤王極為接近，只不過，十四年後的勤王軍隊遲遲不到，而這一次，則是袁崇煥及時趕到，死守京師。雙方交戰，互有傷亡，在祖大壽等名將的指揮下，清軍討不到便宜，但袁家軍隊因為來得匆忙，人數不多，袁崇煥的打法是以守為主，小股部隊作戰，等各地勤王大軍到來，一舉包圍攻之。皇太極冒險行進，已經陷入孤軍奮戰的兵法大忌中，如此圍打，勝算極大。但崇禎對袁崇煥此時已經有了忌憚之心，不讓大軍入城，其實是心中有了懼意。而城內，倒袁之聲突起，京都百姓和一些無知官員見袁崇煥對清軍只作陣地戰，不作大規模出擊，頗有怨言，有人還指出，袁崇煥戍邊，竟導致敵大軍壓境，自然是袁守疆有過，於是怨聲載道，皆指袁崇煥的不是。「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明史·袁崇煥傳》）那些提意見的人，不知在當年熊廷弼被冤殺的時候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而就在這個時候，皇太極充分利用了這個形勢，派兵士在京郊大舉燒殺，北京城中有很多官員在外面有房產，於是，這些人跑到崇禎那裡，袁崇煥最恐懼的事情終於出現了，在他的背後讒言四起，皇帝的耳朵越來越軟，可惜，他在城外苦戰，對此竟一無所知。用兵高手皇太極同時有一個特別厲害的情報機關，這個機關的頭子范文程了解到北京形勢，設下了一個著名的「反間計」。這個反間計的整個過程就是創造一個兩軍和談的機會，讓隨行的監軍太監以「蔣干盜書」的形勢無意間聽到袁崇煥與皇太極暗中勾結的「內幕」，《明史》對此有載：「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這個計策來自於中國小說《三國演義》，出此主意的是漢人范文程。太監監軍是明朝治軍最大的弊端，歷史證明，只要有太監參與，軍隊鮮有不出現問題的，可惜，因為殺太監出名的崇禎也玩了這一陰招。於是，這幾個太監果然不負眾望，他們聽到了這個驚天大陰謀之後，第一個反應是震驚，第二個反應是興奮，因為發現了一個可以立大功的陰謀事件！原來袁崇煥是間諜，回到京師這個消息馬上密報給崇禎。反間計成功了，崇禎竟然信了！與其說是崇禎信了，還不如說崇禎正想找個借口清算袁崇煥，這次終於來了，於是事實真偽，他甚至懶得再查，何況袁崇煥有與敵和議的事實，有書信，有證據，有輿論支持，有民意呼應，於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冤案就這樣具備了足夠的條件產生。就在袁崇煥還在京城外面為大明江山拚死抵抗時，一直好謀無斷的崇禎這時很迅速地下定了決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煥，不等袁崇煥明白出了什麼事，馬上將其緝拿入獄。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時，崇禎帝在平台召見內閣、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錦衣衛等各衙門官員，以議和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前、堅請入城等罪名對袁崇煥處以極刑，籍沒家產，妻孥流徙兩千里，而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國家功臣，帝國元勛到成為千古罪人，最後處斬，不過九個月時間。崇禎的心，這時似乎比野獸更狠，他把自己因挫敗感而帶來的恐懼心理全部發泄在當年的這位帝國功臣上了。居然判了凌遲罪。凌遲，又稱千刀萬剮，這是最殘酷的刑罰，幾個月前，他要剮的人這個人為了他險些丟掉性命，幾個月後，他如此回報。崇禎對袁崇煥的恨其實是在期望值過高時，發現無法實現目標後的一種畸形心理反應，但這只是外因。在內里，崇禎其實對文官集團是非常厭惡的，因為他雖然經常用暴力手段對付這些人，但依然根本無法控制住局面，他總是一而再而三的有種被他們欺騙的感覺，同時卻又只能倚仗他們來行事。而在這些人中，袁崇煥崇高的地位與威信，還有那種淡定從容的姿態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肯定是深深刺激了他靈魂深處非常陰暗的地方。崇禎用袁崇煥是因為愛其才，但他殺他時，是否也是因為恨其能？這個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在一個明顯的莫須有的罪名面前，以如此極其極端的手段對付一個曾經有功於國家的人，崇禎的行事，比當年殘殺岳飛的宋高宗顯然更過分。這說明他的心態已經處於一種需要看心理醫生的非常不正常的狀態下了。袁崇煥在臨死前卻依然做了一件對得起朱由檢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將祖大壽因為主帥被捉而一時激憤，叛出了山海關，袁崇煥在獄中寫了一封信，勸他回頭。祖大壽回師山海關，繼續與清作戰，而正當用人之際，崇禎竟然放過了他。祖大壽的回頭對明室的貢獻是極大的，他回來，不是因為崇禎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勝仗，救當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師，他甚至提出削職為民，以自己的官階獲大帥一命，當然，這是不可能的。袁崇煥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師孫承宗跑回來執掌大局據理力爭也無益於事。他還是如期被殺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們和老師孫承宗外，朝中沒有幾個人為他說話，明朝閣臣的道德底線，在經過長達近幾十年的黨爭鬥法後，已經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識之士，也沒有人對此發表一句不同的意見。而對袁崇煥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為漢奸，成為帝國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敵，這種名譽上的徹底損壞，是中國歷史上最極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檢，在這個時候終於發揮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許京城百姓論價購買，吃掉這位公敵的肉，於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的一幕爆發了，不明真相的愚民們，在押送袁崇煥處死的途中，他們竟然真的在凌遲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開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達內臟」。（《明史·袁崇煥傳》）民眾們就這樣吃掉了這個曾為了保衛他們而令滿清敵人心驚肉跳的民族英雄。袁崇煥死的時候不知道天空是否會下起六月雪，或是降下一片陰霾？他心裡又會是什麼樣的想法？也許，當這個命令下來時，他就已經死了，是心死了，被吃與不被吃對他來講，都不重要了。他已經在九個月前被捉的時候就已經死了，與心死相比，肉身的痛苦並不是最重要的。從成長的經歷上看，袁崇煥是一個比較精明的人，與熊廷弼的剛烈和孫承宗的固執相比，他更變通。也因此，他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讓崇禎對他充分信任，也沒有像熊廷弼和孫承宗一樣，多次成為文官集團攻擊的目標，可惜的是，他是軍人，不是政客，最後死在暗箭之下，不是敵人多厲害，而是自己太不擅長「揣摸君意」。他不了解崇禎這個偏執狂，所以送了命。袁崇煥死了，最應該下地獄的人依然苟活著，而其他留下來的人，都被嚇破了膽。「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上這樣說，但這本明史，不是明人所著，而是清人所著，朱由檢的子孫們始終沒有給袁大帥平反。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王朝頒行《太宗文皇帝實錄》，詳細記載了皇太極在南苑密設反間計、縱楊太監歸明等細節，至此被掩埋五十三年的沉冤才得以真相大白。又過了一百年，乾隆皇帝披閱《明史》，發現袁崇煥的冤案，感慨萬分，他找來軍機大臣，如此吩咐：「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為可憫。袁崇煥系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尚安，詳細查明，遇便復奏。」一年後（一七八三年，即乾隆四十八年）廣東巡撫尚安復奏：「遵旨訪查，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為嗣，現有五世孫袁柄，粗曉字義，人尚明白，應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佐雜等官候補。」袁崇煥一生都在於清人為敵，但最後為他平反並妥善安排他與熊廷弼後人的，竟是清人，這是個巨大的諷刺，也是一個令人永遠心痛的結局。袁崇煥死了，「邊事益無人」的局面迫使崇禎不得不將一個人重新請出來，他就是孫承宗。孫承宗重新執掌大局，其間他做的第一件善事，是說服崇禎不要降罪於因袁大帥死而行為失常的諸將領們，於是，祖大壽在老上級的庇護下，終於得以免死。而後祖大壽帶領軍隊退到大凌河口，成為十年間明廷對抗清軍抵抗力最強也是最得力的將領。此後，孫承宗還督師山海關，重整旗鼓，竟然將皇太極擊退，取得了繼「寧錦大捷」之後的著名的「遵永大捷」。後人看歷史，多認為，在中國的軍事史上，孫承宗之貢獻與能力猶在岳飛、韓世忠等名將之上，可惜的是，他生錯了時代，他所效忠的皇帝雖然一心效仿太祖，但卻空有太祖之毒而沒有太祖之能。在遼東軍事自袁崇煥被殺後終於重新走上正軌之後，孫承宗沒想到來自於背後的暗箭又來了。因為長山口戰役的失利，政敵們開始誣陷孫承宗無能，閣臣們要求將他撤職的奏摺接踵而來。孫承宗知道，歷史又要重演了。他開始上書要求辭職，與那個主動要求督戰山海關的壯士相比，此時的孫承宗想必已經心灰意冷了吧？再加上之前目睹好友熊廷弼的冤死，弟子袁崇煥的被殘殺，之後愛將祖大壽的叛變投敵，作為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他已經很難再有精力與意志繼續他的衛國大業了。崇禎竟然也答應了他辭職的要求。辭去職務後，閣臣們仍然不肯放過他，最後他連官職等沒了。在故里閑住了七年，每年都有人提出重新啟用他，但崇禎一律不準。崇禎十一年，清軍繞道進入長城，進攻保定。對於皇太極來說，這是一個徹底清算的日子，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因傷死在孫承宗、袁崇煥的手底下的，而保定的高陽，就是孫承宗的家鄉。孫承宗在這裡賦閑離職已經多年了。史書上記載，孫承宗率全家拒守，最後城破被執，因為不屈服被活活勒死，也有一種說法，說他是自盡的，死時「望闕叩頭，投繯而死。」（《明史·孫承宗傳》）那一年，他七十六歲，與他一起死的，還有全家子孫十七人。孫承宗死了，在遼東三帥里，他比熊廷弼、袁崇煥幸運，他是死在了敵人的手裡，而不是等到敵人退後再被自己人清算的。至此，朱由校、朱由檢哥倆，還有明朝自張居正死後道德水準低下至極點的閣臣們，一道配合著完成了努爾哈赤、皇太極兩人都無法完成的使命，他們毀掉了明室的長城，殺死了滿清王朝最大的敵人。當孫承宗最後被勒死的時候，復仇者皇太極應該會大笑吧。只是這笑也是否會帶有幾分苦澀？如果把歷史可以重來，我們設想一下，要是這些名將都是在皇太極手下，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皇太極是採取重用漢人的形式來治漢人的，而最難得的是，他一生似乎沒有殺過一個漢人降將。他情報機關的頭子范文程就是漢人，當然他也不是只搞情報工作這麼簡單，此人乃范仲淹之後代，智計過人，在皇太極手底下，權傾一時，備受重用，終其一生，沒有經過暗箭折磨。而在他的幫助下，很多漢人最後都投了降，這些投降的人中，皇太極為了招降祖大壽費的功夫最大，祖大壽曾經幾次背信棄義假借投降暗算過他，但是他均不以為意，祖大壽的家人落在他手中數年之久，均以優待，當祖大壽終於真的投降時，他又力排重議，委以重任，而祖大壽等降將竟然都能得以善終。這是皇太極的用人之道，與崇禎相比，簡直天壤之別。袁崇煥死於崇禎二年，熊廷弼死於他之前，孫承宗死於他之後，但論影響，似乎以他的死最為深遠。他死後的影響波及時間之長，直至明亡，未能消散。這影響並不僅僅一句「邊事益無人矣」就能概括的。袁崇煥在當時被世人稱為「袁長城」。他死了，明朝的長城從此名存實亡，終於到後來十數年的時間只剩了一座山海關——明朝天下的最後屏障。但是，這還不是最壞的結局，袁崇煥死於各路軍隊勤王之時，而他的死，如同一記悶棍，打醒了所有的夢中人。他死了，不是死一個人那麼簡單，而是徹底的埋葬了一種精神。從此以後，再也不會出現袁大帥那樣的人了。遼東三帥的悲劇，使以後所有的將領都不會再重蹈覆轍。事實上，遼東三帥之後，越來越多的領兵之人都走上了以個人利益至上的軍閥之路，而崇禎的多疑、偏執、變態亦達到極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後來還沿襲了天啟年間太監監軍的那一套，君臣之間的信任度和忠誠度就這樣降到了極點。在那以後，崇禎手底下依然有過楊嗣昌、孫傳庭、左良玉、熊文燦、盧象升、祖大壽、曹文詔等名將，但他們中大多數人的軍事才能無法與遼東三帥相比，人格與品性更是相去甚遠，所以在崇禎快要完的時候，幾乎沒有幾個武將決心為他殉葬，投降成了一件大趨勢，大的流行趨勢。明朝後期還出現了一位與袁崇煥可有一比的軍事天才洪承疇，可是，松山一敗後，他選擇的也是投降，至此，明朝已經無人了。在所有眾將的投降中，有一個人的投降影響了很多人，就是祖大壽。祖大壽的投降對當時明將的震動太大了，這是一個多麼忠勇之人，為袁督師請命時不惜生死，後來守一座孤城可以被困長達十年不降，但是，他降了，這意味著什麼？他不是降，是心死了，對朱家天下，再也沒有了希望。而在這些人中受其影響最深的，應該就是十幾年後與袁大帥一樣，又趕到北京來勤王的吳三桂了。因為祖大壽是吳三桂的親舅舅，當他向北京城趕的時候，他可曾想過慘遭凌辱的袁大帥的名字？可曾又會想起，他的英雄舅舅為了報答袁督師的那份情意曾有過怎樣的鐵骨柔情，最後又走了怎樣的歸宿？而這一切，又將會對他的思想產生如何的作用？在用人、財政、軍事這三個事情上，崇禎連續的下了三盤臭棋之後，發現他最後倚仗的，就只有勤王這個選擇了。然而與閣臣的對立，讓崇禎成了孤家寡人；與軍人之間的對立，使他發現自己根本調不動勤王的軍隊。無人勤王，這將成為崇禎也是大明王朝最後的悲劇。兩個機會的錯失其實崇禎為了勤王，還是頗費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軍隊，比如當時的吳三桂、左良玉、唐通、劉澤清、劉良佐、馬士英等人，他統統加官晉爵，甚至他還想辦法給這些軍隊增加軍餉。當然，他的這個辦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閣臣捐款，這個辦法效果甚微，大家到這個時候紛紛哭窮，百官、皇親、國戚、宦官加起來捐了不過二十萬兩，這也怪不得眾人，在這個事上崇禎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別人當然不會太賣力了。在錢財的問題上，崇禎表現了出奇的吝嗇，經常犯他爺爺萬曆才有的毛病，這也是個怪事，都死到臨頭了，他還在想拿別人的錢買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個低能解釋的了。崇禎一生恨透閣臣，但唯獨沒有提及軍人，說明他對勤王之師還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卻不知道，其實勤王對他來說，不過是個夢話，悲劇早已發生，相對於閣臣與他的對立外，軍人和他也是早已離心。其實早在遼東三帥相繼被清算以後，已經不會有多少人肯為他效忠，崇禎是自己斷了自己的路。但在這最後抉擇之前，明王朝曾有過兩次重要的機會，如果選擇正確，也可能會有轉機。但是卻這兩個機會卻都葬送在崇禎的手中了。在面對這兩個機會時，崇禎的性格缺點與君臣之間的無形對立更加激化，乾脆成為擺在桌面上的事情了。一次是南遷。南遷是在李自成大軍壓境之後，力圖把首都遷往南京以圖恢復的應急方案。南京是當年太祖發跡之地，後來又被成祖定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個根據地。崇禎最早有這個想法的時候還是內閣首輔周延儒在位之時，當時憂於內外交困的局面，崇禎曾私下秘密與這位首輔商議過南遷之議，並叮囑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後來，這一機密還是傳到了懿安皇后（天啟皇后張氏）口中，這位嫂子對崇禎的皇后周氏堅決表示了反對之意。因為尊敬這位嫂子的意見，崇禎雖然對泄密行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禎的性格，當然也會懷疑周延儒與此事有關，後來周延儒被殺，很難說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此時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遷之事又再提起。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崇禎在德政殿召見李明睿，李趁機提出「南遷」之意，崇禎再次表示贊同。就崇禎來講，他內心是贊成南遷的。因為對於明室來說，南京本來就是陪都，明成祖時期南京就已經設立了具體而微的中央機構，儼然一個小朝廷。延續至今，明朝幾代天子，都對南京情有獨鍾，南京之繁華，也優於其他城市，許多名人都駐留南京，比如當時著名的秦淮八艷，江左三大家都在這一帶活動。而最重要的是，因為長江中下游還有左良玉號稱幾十萬大軍環伺，南京比北京安全得多。但遷都之事，涉及宗廟陵寢，祖宗章法，崇禎剛愎自用，卻也不敢在此事上太過冒進。於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茲事體大，崇禎又極擅長做推卸責任、翻臉無情之事，六部大臣哪個敢開這個口承擔這個可能會招來非議的決定？於是，正月十九上朝，當崇禎提出這一建議，並放出若不能如此則願親自出征以決一戰的煙霧彈時，群臣先是詫異，接著紛紛表示「願意代君出征」，南遷之事，無人贊同。崇禎無奈，只得放下此議。這是在明亡之前，崇禎與群臣之間一次的無形的較量。由這一刻開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禎徹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實在國家危難之時，遷都也不是不可為之事，歷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禎竟然為了面子任由這個機會白白的流失。而閣臣對於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聽的話已經沒人願意說，其根本原因在於，沒人敢替他擔這個責任。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話要代君出征，那就對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過，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員代君出征後還沒有到達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此後崇禎一直思議南遷之事，但此事卻遭到內閣大臣的反對，反對者最烈者為曾經成功扳倒過周延儒的內閣首輔陳演，甚至以辭官相威脅。在這種涉及祖宗廟器的大事上，崇禎不敢太過擅專，直至三月，南遷時機已過，崇禎雖有此意，但也無法再做決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乾脆連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過他這一狠，成全了後來的滿清王朝，讓人家不費什麼力就順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沒有什麼太大的後顧之憂。而嫡子落陷，更導致後來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繼承人上曖昧不定，最後形成派系傾軋。這一時機的喪失，是崇禎不智之充分體現。除南遷外，明朝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就是議和。這個想法也是崇禎早在兩年前就有的，當時是崇禎十五年，洪承疇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就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軍。這一決定得到了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兩線作戰決無體力。他於是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反覆商議，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風聲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對此的反應是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暗裡卻寫手詔給陳新甲，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泄漏給讓群臣知道。同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和滿清議和。恰逢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這時一件極為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使者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在這兩個糊塗蛋的無意間的聯合下，此事大白於天下，群臣拿到了證據，一片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崇禎的個性缺點在這時再次體現出來了，面對群臣的紛亂，為平眾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陳新甲，要陳新甲解釋這罪惡之行的動機是什麼？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並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丟了臉皮，更怒，於是下旨將陳新甲立即斬決。從此後，再也沒有人敢提議和之事。今人看之，議和無疑是當時惡劣環境下的一個明智之舉，而滿清一方，其實從皇太極開始，也因忌憚明軍威力，就時常有議和想法，甚至皇太極甘願自降身份，屈於明天子之下。崇禎能想到此招，也並非完全無智之人，但關鍵的是，滿朝群臣可能不會忘記，不過數年前，曾經力主議和的袁崇煥就以通敵之罪被凌遲處死，「議和」之事，處理不好就變成了「賣國通姦」，這是如何忌諱的事情！前有袁崇煥，後有陳新甲，從此後「議和」之事更是再也不能提，而明朝最後的一個機會，就此錯過。南遷與議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後了一條路——勤王，而圍繞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間，上演了一出鬧劇。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了，內憂外患無法消解，此時尚可作戰的只有吳三桂手下號稱八萬之眾的關寧鐵騎。但圍繞著是否調吳三桂入京的問題，群臣再次發生爭議，因為吳三桂此時擔任的職務是寧遠總兵，調吳三桂入關事宜，無異於飲鴆止渴，撤走寧遠軍隊，不但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堅固的防線，更意味著寧錦防線的放棄，由寧遠至山海關一帶的幾百里土地無人保護，勢必會落入清人之手。而從此京師屏障只剩下山海關一座孤城，同樣是危險萬分之事。丟棄土地，是歷朝歷代都不允許發生的醜事，特別是，還要丟掉可以抵擋關外敵人的最重要的土地，當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禎個性，即使此舉能成，一旦事畢後肯定會就此找一個替罪羊，以掩飾自己的無能，有陳新甲的先例，誰會自願做這個替罪羊？這時滿朝大臣對崇禎的心態已經有所了解，於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統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表現出了它的低能和工於算計：滿朝的文武大員先是面面相覷，怕承擔責任，都不敢發言，到後來內閣首輔、大學士陳演不得不上前說話，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但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這種廢話式的意見一下子開了頭，滿朝文武以廢話為基準，說了更多形同沒說的廢話。調兵之事於是壓下。二月，崇禎再提舊事，眾臣又是老樣子，最後只有吏都科給事中吳麟征積極主張調兵，到這個危急時候，明朝的大臣們出於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個准意見。崇禎心裡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無法可施，因為這個時候，殺人和換人也解決不了問題。最後，閣臣陳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見，請吳三桂之父吳襄進京，擔任中軍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計。崇禎馬上召見吳襄，問吳襄，可否棄寧遠，吳襄表示可行，崇禎再問，吳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這位身世顯赫的老將軍實話實說，註冊八萬，可用者三萬。三萬！崇禎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軍隊全盛之時，有百萬雄兵可用，如今，能夠撐起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萬！而接下來吳襄的話更讓他寒心，吳襄告訴他：「這三萬人能夠用的也不過三千人可用耳。」崇禎驚慌之極，問這三千人如何能夠退敵，吳襄說了實話，這三千人並非進行的軍隊，而是自己的家丁與兄弟，為培養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費盡心力，「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吳三桂傳》）也就是說，是靠著比自己享受的待遇還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養了這三千死士。吳襄在這裡可能有所誇張，需知這人也是政治老油條，他怕把話說得太滿，將來也不太好收場，這方面自然也有當年袁崇煥的前車之鑒。但關寧鐵騎當時的兵力也確實只是杯水車薪而已。崇禎得知這個消息很沮喪，於是問，需軍餉否？吳襄說要至少一百萬。於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說的一幕，為了心疼這一百萬兩銀子，調兵再次擱淺，崇禎的吝嗇給自己更快地掘了墳墓。群臣還在拿不出一個意見的時候，李自成的軍隊卻不等了，一個月之間，他的大軍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這個時候，群臣還在爭議不決，主張放棄寧遠和堅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鐵兩派在朝上唇槍舌戰，崇禎終於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後決心。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並分封左良玉、黃得功、高傑等人頭銜不等，命其隨同一起入關勤王。崇禎做出這個決定，對他本人來說，是完全無奈之舉，而且這一定也是個非常令人沮喪的命令。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壯大，令明廷首尾難顧，而這個大變局的出現，竟然令得一直深為明朝廷重視的「關里關外」的危機也發生了轉化。一直是主要對手的關外勢力，讓位給了來自於關里的戰事。從此，對於明室來說，對付關外勢力就只有了山海關這一道屏障。這是個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崇禎雖然發出徵召全國兵馬「勤王」的命令，但執行情況卻極差，甚至是無人響應。崇禎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在袁崇煥大帥死後，勤王軍隊的表現真是每況愈下！大明王朝的諸將基本上都是為自己打算，再加上都防著崇禎的為人，沒幾個積極配合的。其中劉澤清就先謊報墜馬，說腳受傷了，借故不奉詔，這種情緒和借口在諸部勤王部隊中極為多見。吳三桂、王永吉等人離北京並不遠，但不知因為什麼緣故，行進的速度不是一個慢字可以形容的，只有唐通部離北京近，率八千人馬先到北京。崇禎視之如救星，當即給予重賞，封「定西伯」。於是，面對李自成，也就只有這八千人要用了。可是，歷史是不等人的，吳三桂還沒來得及趕到，李自成就先到了北京城下。大敗局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軍開始攻城。事實上等不到這一天，五天前滿朝群臣就已知這場角逐的勝利者是誰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軍隊一路勢如破竹，到達居庸關時，那位曾表示決不辱君命的第一路勤王大將唐通竟與監軍太監杜之秩率部不戰而降，這最後的八千人也沒能把「勤王」的使命貫徹下去，也就是說，最後為崇禎賣命的連八千人都沒有。居庸關是北京對關內的第一道門戶，這個門戶此時輕易就洞開了。不戰而降，在明朝眾將中他們當然不是先例，事實上從山西會戰開始，這些降將已經是逐級增加了，最搞笑的是，崇禎派去代替自己出征的「替身」李建泰也投了降，這仗，不用打，結局已經內定。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軍隊進入高碑店，西路挺進西直門外，城牆開始接受炮轟，轟轟之聲震天動地，崇禎上朝之時，連腳下的大地都可以感到震動，大家相對而泣，惶恐難當，各自說著不著邊際的應敵對策，但心中卻都隱隱覺得，勤王的軍隊不會來了。崇禎卻一反常態，顯得極為鎮定。他呆立那裡，在御案上寫了幾個字，司禮大監王之心發現，隨即將之抹去了，崇禎在這上面，寫有六個字：「文臣人人可殺。」這個一生好謀無斷、剛愎自用的偏執狂，直到臨死之前仍在怨天尤人，一個心中從無感恩之心的人，其實一生也是活在痛苦與積怨之中，崇禎死到臨頭，仍不悔誤。就在北京告急之時，崇禎一直期盼的吳三桂的軍隊一直沒有出現，由山海關出發，三百里的行程居然拖了四天還沒有到。不知道吳三桂此時是什麼心情？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要打的是一場必敗的戰爭，而因此心情極度複雜吧。沒到中午，西直門就被攻下了，接著，平則門、彰義門全部失陷，軍隊圍了上來，守城的軍士幾乎一點戰鬥力也沒有。潮水一般的大順軍隊圍住了北京城，後人如此形容「四面如黃雲蔽野」——四面全是穿黃色衣甲的大軍。三月十八日一早開始，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這雨並沒有擋住大順軍隊的攻勢，李自成開始冒雨攻城，明軍開始放空炮了，當然這於事無補，最後連空炮都放光了。李自成開始在彰義城外喊話。這是李自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帝國的最高首腦間對話，雖然他們並沒有親自見面，替他們傳話的是一個名叫李國禎的守將，但是，其實他們之間已經開始有了真正的對話，這次，不是一個農民與帝皇在交流，而是一個勝利者與一個喪家犬的對話。李國禎要求自己為人質，令李自成派人去談判，李自成狂笑道：「何用人質！」勝利者已經不需要在那些細節上費口水了。李自成提出了條件——「割地求和」，並精心挑選了一個特使——崇禎一度寵信的投降太監杜勛前去談判，當崇禎看見杜勛的時候，這個場面一定會令所有人百感交集，崇禎自己呢？依然怨天尤人嗎？李自成的條件很簡單：劃分天下，賞銀一百萬兩給他的軍隊，承認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作為條件，大順與大明聯手，抗擊清軍，保衛遼東。平心而論，這個條件開的不錯，李自成雖然起事多年，但多少還是對崇禎給了幾分面子，也許在潛意識裡，這位農民領袖還認為，崇禎罪不至死。而他自己也確實還沒有足夠的準備，想要征服整個天下。任何有頭腦的人，對這個條件都應好好考慮，崇禎當然明白這一點，可惜這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傢伙又開始玩起了他一貫的伎倆，他想找一個人挺身而出，替他接受這屈辱的綏靖政策，這個人，是他現在的傳話筒，日後東山再起、局勢穩定時，就如同當年的周延儒、陳新甲一樣，再成為他的替罪羊。崇禎開始問計，但滿朝文武，誰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議事時，還有幾個人說點不著邊際的話，今天，無人發出一言。崇禎無奈，直接問內閣首輔魏藻德：「此議如何？今天事情到了這地步，你只說一句，行還是不行即可。」曾經非常漂亮的將崇禎第一閣臣周延儒幹掉的魏藻德一言不發。崇禎不悅，再次追問，還是不說。崇禎看群臣，一片啞然，崇禎氣得頭都疼了。三個月前，他碰上這種場面肯定要大開殺戒，但今天，殺人的人已經沒有資格了，他不能再殺了，殺完之後，下一個就是他了。談判破裂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禎，不能接受這一極具誘惑力的條件，當杜勛走後，他氣得險些動手毆打魏藻德，但此時，這位暴戾天子所做的，也不過僅此而已。崇禎此時可用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曾經，他手下有用兵如神的袁崇煥，深謀遠慮的楊嗣昌，忠心耿耿的孫傳庭，威儀天下的孫承宗，還有見識卓越的洪承疇，戰無不勝的曹文詔，而此時，除了一個慢吞吞的吳三桂以外，他一個可用的人也沒有了。他寫了一封自欺欺人的詔書，胡吹了一些「朕將親率六師以往」的大話，然後急忙召見駙馬鞏永固，要他率家丁護送太子南行。鞏永固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一是，按明律法，哪敢蓄家丁？二是，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這些人如何有戰鬥力對付李自成的精銳軍隊？愚蠢的崇禎，為了一時之氣，也連累了他的後人註定不能活著離開北京了。最後可用的人，只能是一個叫王承恩的太監了，此人倒是一個真正的忠心之士，崇禎命他備好武器和人員，做最後的掙扎。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再次攻城，這次，又是崇禎寵信的一個太監出來了，太監總管曹化淳開了城門。這位曹化淳，當年在聯手周延儒趕走溫體仁一事中，是個關鍵人物，這次開門計劃，是他早就和大順軍密謀好的。彰義城門一開，平則門、德勝門全開了，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了。崇禎如驚弓之鳥，他問大臣：「外城破了，怎麼辦啊？」閣臣們紛紛回答：「陛下之福，不用憂慮，實在不行，我們巷戰，誓不負國。」這是世上最大的謊言，幾小時後，城還沒全部淪陷，說這話的人大多數都投了降，這裡有兵部尚書，也有皇親國戚，當然也有那位一言不發的總理大臣，整個過程，沒有一場巷戰發生。三月十八　夜，內城攻破，李自成軍隊進入北京，此時雨仍未停，炮火硝煙　，細雨竟然夾著雪花，在煙霧中灑向北京城。崇禎還在等著奇蹟，當他聽說城已經完全陷落後，問：「大營兵呢？李國禎呢？」這位李國禎是京城禁衛軍頭子，也是一開始自願給李自成做人質的那位，此時，他早就逃命去了，軍隊全部潰散了。崇禎終於明白，除了一個太監王承恩以外，他身邊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用了，再沒有一個人會為他獻身。崇禎與王承恩等人來到乾清宮，在逃命之前，他還有心事未了。北京城內炮火紛飛，人聲沸騰，但乾清宮內，一片死寂，他的妻子周皇后已經穿戴整齊，面容安詳的等在那裡。崇禎說：「大事去了，你是國母，當死。」周皇后傷心哭道：「妾身跟隨你十八年了，十八年間，你從沒聽我一句忠言，如今我們一起為國而死，還有什麼可說的？」崇禎羞愧不能語，此時的他，縱有悔悟之心，也已遲了。崇禎下旨，周皇后、後宮各級嬪妃，包括天啟皇帝的張皇后全部都要自盡。崇禎叫來了他的三個兒子，太子、定王、永王，親自為他們穿上舊衣，說：「你們從前是太子，今日城破，就是小民，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想著我了，我為國而死，已經沒有臉去見列祖列宗，今後，你們一定要謹慎小心，見著做官的，年紀大的叫老爺，年紀小的叫相公，遇著平民，年紀大的叫老爹，年紀小的叫老兄，遇著文人叫先生，遇著軍人叫長官。」說到這裡，他也說不下去了，哭著說：「你三人如此不幸，怎麼竟生在了我的家。」左右侍從無不為之落淚。崇禎看著三個兒子出了宮，來到坤寧宮，周皇后已經上吊自盡了。崇禎看著曾經一度相依為命感情甚篤的皇后的遺體，只是凄然的說道：「好，好。」十六歲的長平公主，在母親的屍體旁痛哭不已，崇禎望著出落得楚楚動人的女兒，再次說起了那句著名的遺言：「你為什麼生在我家？」說完就手起劍落，一劍砍向公主。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他殺了不少人，但是只有這一次，他是真正的自己動手殺人，可惜，這最後的一次殺人未能如他所願，一劍落下，長平公主急忙間情不自禁用胳膊去擋，一條臂膀斷下，人倒在血泊之中，昏了過去。這位公主，當時大難不死，後來成為傳奇小說中的人物，被人們尊為獨臂神尼，但其實，她在兩年後就死了，死在了清朝順治時期。崇禎以為長平死了，於是來到南宮仁壽殿，這一次，他要殺的人是自己的嫂子——天啟的正宮娘娘張皇后。他沒臉見這位一向尊敬的嫂嫂，於是要宮女逼張氏自盡，然後倉促離去，張皇后死與不死，他已經沒時間去檢查了。（事實上張皇后當時未死，後來李自成入宮前才自盡的，其屍身還得到李自成手下大將李岩的庇護）在王承恩的陪同下，他來到了人生的最後一個地點，煤山（今景山）。站在煤山壽星亭旁的一個歪脖子樹下，崇禎聽見宮內傳來一片呼喊緝拿之聲，他已經跑不動了，與其說他跑不動了，還不如他已經連跑的勇氣都沒有了。他的眼睛四處張望，最後看見的，就只有那棵歪脖子樹了。盯著那棵歪脖子樹時，崇禎除了死還想到了什麼？他是否想起了「天下文臣皆可殺」的怨毒的話語？又或者，他是否想起了十幾年前，那個曾經被他殘殺並且徹底毀掉了名譽的袁大帥？如果當年不是他的無知，無智，加無情，也許明室天下，就不是這個樣子了！歷史在崇禎身上開了個玩笑。十四年後，輪到他來被清算了，而此時，世間已無袁崇煥，勤王的軍隊也不會再有了，只有頭頂那一抹斜陽，照在這個他已經喪失了的帝國的土地上。崇禎選擇了死。他把頭放到繩索里之前，寫下了這樣的話：諸臣誤朕，朕無顏見先帝於地下，將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決勿傷我百姓一人。快要死的時候，崇禎說了一句漂亮話，但其實在他治下百姓被傷者何止千萬？而直到死，他還是認為眾人都負了他。這樣的人，生時無用，死時可悲可憐復可憎。而大明王朝，終於由他手中，了卻了欠世人的所有孽債！動蕩的年代一六四四年春天，崇禎在煤山上了吊，前後不過一個時辰，李自成的軍隊就攻下了皇城。這一年李自成三十八歲，比崇禎大一點。李自成與崇禎鬥爭了十四年，可惜這兩個對手從來沒見過面，這一次本來可以有機會見面的，卻因為李自成晚了一步，終於只見到了崇禎的屍體。李自成對這個結局並不滿意。他命人把崇禎的屍體運來，這時的崇禎非常狼狽，披頭散髮，光著左腳，右腳上只穿一隻紅色的鞋子。據說李自成見到了他的對頭這副慘狀時，並沒有表示出很開心的樣子，相反，他很惆悵，甚至說：「我是來和你共享江山的，何苦自尋短見？」他也見到崇禎的妻子周皇后，周皇后死後把全身的衣服用密線縫實，是怕死後受辱。李自成嘆息一聲，將兩人的屍體合葬，送到了今天北京的昌平。有人把倒在血泊中的長平公主押了過來，面對著這個只剩下一隻胳膊，連痛帶嚇話都說不出來的皇室兒女，李自成嘆息一聲：「上太忍。」命人好生對待她，不得為難。十四年來，崇禎無時無刻不想著將李自成像袁崇煥那樣的千刀萬剮，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其實李自成是崇禎培養起來的英雄，沒有崇禎的「英明」，就沒有李自成的今天。如果崇禎還有幾分頭腦的話，地下有知，想明白了這個事，恐怕就連做了鬼也不會安心。看史書記載，李自成具有典型的草根英雄的特徵，明史上說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這個特點，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充分體現。李自成起事後掌握權力後，也很少擺出特權的架勢，甚至手下的兄弟們也直呼其名，叫他「老李」。儘管本人相當隨和，寬容，義氣，堅強，但李自成也只是一個大英雄式人物，與同樣草根階層的朱元璋、劉邦相比，軍事才能與戰略眼光皆不可同日而論。其實到晚明以來，內憂外患的形勢已形成。按明朝君臣的重視程度，外患一直是引起高度重視，對天災與內憂相對要小得多，但沒想到的是，最後的內憂反而成了主要問題，崇禎還因此送了命。其實問題產生的根源不在崇禎本朝，而是在正德年間就已經形成，萬曆年間頗具規模，到天啟年間進一步惡化，至崇禎年間完全崩潰。崇禎至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只看見了眼前的問題，比如文官內鬥，遼東問題，黨爭問題，君臣離心問題，卻獨獨沒有看到最本質的土地問題，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時間往前推一下，我們會發現其實自天啟年間開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閣臣首腦亦沒有多少人關注土地問題。不能不說，這種短視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閣臣們同樣負有責任。封建社會任何一朝，最後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關，土地制度的破壞，是內部腐爛的先兆，這與王朝所建農耕社會的性質有關。農耕社會與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於土地歸屬問題，農耕社會是以土地為依存的家庭體系單位，所以土地所有權最重要，因為這是維繫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沒有土地也就沒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來養活小民，同樣也用於提供賦稅，解決財政問題，所以整個王朝與小民一樣，都賴於土地。這就如同明朝是個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樣無法保存，決定這個家庭正常運轉的根系是土地。這一點與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馬上王朝，其流動性的特點決定了他們的生產方式更多帶有遊走性、機動性的特點，土地所有權問題，不是他們的主要問題。朱元璋建明朝以後，深知土地對於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開始，他對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較嚴的，這和朱元璋出身於貧民家中的背景有關。他對農民之疾苦多有體會，他曾頒布詔令：「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在明初以來，「計丁授田」制度的出現，對於抑制土地兼并，實現按人丁計算耕地面積的政策多有幫助，但同時，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將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結構。這個制度一直持續到明成祖永樂時期，未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在永樂以後，制度終於出現了新變化。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開始寵信太監，而且貪心日起，於是，利用太監直接管理皇莊的潛藏制度就出現了。太監專權後，兼并土地成為首要目標，明武宗正德年間，太監直接強佔的土地竟多達五萬多頃，而其他的皇親國戚也效仿之，兼并土地蔚然成風，到後來，全國一半土地都在皇親國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計丁授畝」制度被破壞殆盡。這些現象到萬曆一代更為嚴重。不過，明朝比較幸運，在萬曆臨朝之際，大學生張居正組閣成為總理大臣。張居正對土地問題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認識。他上台後改革戶籍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對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國家稅收，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張居正在黃冊和魚鱗冊都失去效果的時候推行了更簡化的「一條鞭法」。黃冊與魚鱗冊早在宋元時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親自建立完善，這兩冊意義，不單代表冊籍的本身，而且與賦役制度緊密聯繫，黃冊更是一切賦役的根源。黃冊與黃冊制度是明代比較通行的登記戶口制度。黃冊以戶為單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黃冊主要是為了登記人口而用，但也規定人與土地之間的佔有關係。比如黃冊上的人與所佔地都是對應的，比如某人有田百畝，那麼黃冊上就對應著有百畝，如果他賣去二十畝，那麼就應當再造新冊，寫上：舊管百畝，今賣二十畝，新管八十畝。黃冊與甲里制度相配合使用，《明史·楊思義附范敏傳記》說：「十三年，試尚書……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人為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余百戶為甲，後仍其制不廢。」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戶為為單位，形成一里，這是清查戶口的手段，黃冊則是編製，詳細記錄每戶籍貫、丁口、姓名、年齡、田宅、資產。政府則掌握黃冊登記的每戶人丁和田宅資產。黃冊與甲里制度出現以後，基本上掌握全國的戶口和耕地，賦役徵收管理制度更趨完善。魚鱗圖冊源自南宋時代的經界法，魚鱗圖冊其實就是田地之圖，它把田地分區分段，繪畫區內的田形，丈尺田界，記錄田地種類和肥瘦，買賣情況及田主姓名，再編列字型大小，訂成一冊。魚鱗圖冊的得名是因為內里繪製的田畝，狀似魚鱗。明實錄說：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曰魚鱗圖冊。與黃冊相比，魚鱗圖冊詳細記載的田產的情況，比如田地的好壞、產權爭執的依據，並隨時登記變動情形，以此作為定賦役的標準。黃冊與魚鱗冊配合使用，嚴明地規定了土地的所有權，基本上解決了土地與佔有者、賦稅之間的關係，可有效控制兼并的，但是到了萬曆年間，因為土地兼并嚴重，黃冊上的數字已經並不準確，這個制度被破壞了。對此，國學家錢穆分析地很清楚，他說：「如有一豪家置田萬頃，他的田畝侵佔別人的太多了，便會有人想法變亂黃冊，把新收的挪為舊管的，來遷就此種兼并之惡風。又黃冊規定每一百十戶為一里，推擇其中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百戶分十甲，一甲分十戶。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風既盛，大戶千畝也是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也是一里長，則小戶非傾家蕩產不可。」（錢穆《中國政治得失》）黃冊被破壞，魚鱗冊同樣不能真實的反映土地的情況，業主名字既然可以更改，則無法與真實的土地所有情況對應。兩冊破壞後，地主豪強兼并土地沒有法理上的約束，兼并之風就愈加嚴重。於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條鞭法」也是個無奈之舉，因為舊有的兩冊制度根本沒法施行，國家稅收和財政上的困難極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極大，不想法「找錢」，明朝無法運行，於是，「一條鞭法」實行一個簡化的徵稅方式：計畝征銀。其含義即將賦內（如田賦、雜稅等）、役內（如按戶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臨時征派——「雜泛」等）各條款總編為一條，皆計畝征銀。「一條鞭法」中的「鞭」字其實是「編」的意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國土地的基礎上制定的，實際的作用是按田畝的多少確定賦稅，取消徭役制度，並以貨幣來取代實物交稅。這個作法有三個好處，一是解決了人民的徭役的負擔，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賦役結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階層強佔土地，以重稅整治，三則用貨幣來取代實物，既搞活了市場流通，也使稅收的賬目清晰實用。這個制度的產生對於明王朝極其重要。可惜的是，這個制度在他死後就破壞了。一般來說，封建王朝的歷朝歷代總會有開國的英明之主建立先進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這個政策就會崩潰到無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這個昏君出現後，萬曆的昏庸貪婪，還要甚於正德。他破壞了一條鞭法，在恢復原有的高額賦稅基礎上，還增加了礦稅，於是土地問題愈演愈烈。土地被兼并的第一個惡果就是產生了很多無業的農民，因為被兼并的土地大都不在黃冊，享受一切免稅特權，而原有土地上的農民不但無地可種，還要繳稅，土地越少，稅收越高，無地的農民繳不起稅，有地的農民負擔更重。惡性循環形成後，就造成了明朝中後期內部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流民現象。關於流民之苦，歷史上頗有記載，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曾詳細介紹了當時陝西的災情：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吃樹皮吞石頭，這還不是最苦的：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城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在這裡，吃糞便，甚至吃人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一個朝代一旦有人吃人的現象存在，那離滅亡就不遠了。對於人民疾苦，很多官員也有詳盡了解。崇禎即位之後，面對流民問題，也曾有很多人提出過良好的建議。兵部郎中李繼貞就曾向崇禎提出過解決之策：「流民飢餓，不如請從內帑中拿出十萬兩銀子來救濟他們。」內帑當時有三千七百萬兩銀子，區區十萬簡直不如九牛一毛，但是崇禎不聽，不但不拿一分錢，反而派兵圍剿。崇禎上台後，做出中興帝王的姿態，在遼東軍事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與之相比，對關內起事這個會動搖根本的問題，他表現的不是冷漠，而是完全不清楚。在崇禎眼中，除了規定「三餉加派」，一切以皇室安危為重外，竟然定下的是「圍剿」的方針。李自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橫空出世的。李自成是陝西米脂人。陝西乃明朝西北最重要的邊防地區，駐在這裡的皇室藩王貴族，佔據大量田地，「秦藩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平寇志》）而在天啟至在崇禎臨朝間，陝西、河南偏偏又不斷的出現天災人禍，使之成為當時災民最多的省。李自成從小出於貧苦家庭，因為家窮，和朱元璋一樣，他也當過和尚，四處雲遊，這期間對於民間疾苦頗有了解，也掌握了許多的人情世故。李自成身上「江湖好漢」習氣比較重，二十歲那年，他給地主家打工，因為不滿對方盤剝，將地主打傷，不得不逃到了銀川一帶，後來又當上了驛卒，成為大明王朝郵電系統的一名低級職員。以李自成之能，當個郵遞員綽綽有餘，不過，這個位子後來也沒有保住。崇禎三年，因為財政緊張，朝廷開始裁減驛站，因為沒有送禮等緣故，李自成被列入裁員名單。此時陝西災民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勢力，自天啟元年王二揭竿而起後，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也揭起了起義大旗，並且勢力極大。這位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反正生活也沒有了著落，李自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殺了貪婪的上司，投入起義軍中成為一名大將。隨著起義軍勢力蔓延越來越大，由河北，陝西，再到四川，湖北，廣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朝的軍費開支也隨之膨脹。從王二揭竿而起以後，短短數年間，出了近百位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領袖，而這其中最著名的有曹操（羅汝才）、八大王（張獻忠）、老回回（馬守應）、闖王（高迎祥）、闖將（李自成）、闖塌天（劉國能）等人。王二早早戰死後，農民領袖以闖王高迎祥勢力最大，儼然成為領袖，「曹操」羅汝才、「八大王」張獻忠次之。李自成在高迎祥陣營里，在圍剿與反圍剿的大小戰役中成長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其作戰謀略與戰鬥力是無法與大明的王牌軍隊相媲美的，可惜的是，很多個關鍵時刻，他們的死對頭崇禎竟然「幫」了他們，上演了一出大明王朝與起義軍之間的「無間道。」無間道起義軍與明廷的作戰一開始經常是以失敗告終的，不過，敗者本就一無所有，勝者亦未有太大收穫。對此，有不少當時執掌兵權的大員都提出過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其中，三邊總督楊鶴最早提出「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和緩政策，在他的這個政策的感召下，確實也有不少起義軍招了安，不過，在崇禎「英明」領導下，正規軍還經常欠餉，發不起工資，何況招安來的人？明朝對招安的人做了很多承諾，無法一一兌現，這些招過來的人發覺上了當，又開始重新造反。對於這種局面，崇禎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又開始用了他最擅長的手段——以「濫殺」來彌補自己的挫敗感。他逮捕了三邊總督楊鶴，再次動了殺機。從此，和緩政策不敢有人再提了。逮捕楊鶴，這是崇禎在繼和皇太極的「無間道」（協助皇太極殺袁崇煥）後，與農民勢力（不僅僅是李自成）勢力又開始玩這個遊戲的信號。不過，崇禎本人無能，手底下卻從來不乏高人。楊鶴下台後，繼任三邊總督的是陝西布政使司洪承疇，這位洪承疇是明廷自袁崇煥後又一幹才。他在接任總督之前，在陝西已經幾次與起義軍作戰取得勝利，他手下還有一個極得力的猛將——曹文詔，後來獨當一面，成為起義軍隊的剋星。這位曹文詔，先後跟隨過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馬世龍等名將，深得用兵之道，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平定了義軍起事最凶的陝甘兩省，將闖王高迎祥、八大王張獻忠等強勁對手都趕走了，後來又轉戰山西，一連打了六個月，肅清山西局勢。可惜的是，這位勇將的命不太好。可能是脾氣太剛勇的緣故，得罪了朝中的文官御史劉令譽，暗中參了他一本，崇禎不分青紅皂白，在一片形勢大好之時，把他調去大同當總兵，他的職責原來是「節制山西諸將」，這下有功反而給降了一級，成為地方總兵官。曹文詔在大同遇上了皇太極，居然給他乘虛而入，繞道進入長城，丟了勝堡、靈邱等地。崇禎不念他征戰幾省有功，當即免職，充軍。後來山西義軍乘曹文詔走了又起事，勢力愈來愈大，崇禎聽從山西巡撫建議，命曹文詔前往山西，戴罪立功，走到一半，文官又來了暗箭，兵部尚書張鳳翼素來不喜曹文詔為人，又命他改道河南，在兵力、糧食均都不足的情況下，命他限期剿滅河南農民起義軍。曹文詔一走，山西義軍拍手稱快，而這位戴罪立功的勇將也終於再難有所作為，後來在與高迎祥、張獻忠的戰鬥中，因為兵少無援，戰敗自殺。崇禎七年，在沒有了曹文詔的壓力下，高迎祥李自成勢力漸大，突破黃河防線，到達河南以西。這時，崇禎手下大學士出身的陳奇瑜總督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廣等地，與李自成軍隊正面作戰。這位陳大學士是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標準文官，當時位在洪承疇之下，但也真是個幹才，他與另一位幹才盧象升配合，不出數月，竟然屢戰屢勝，更以車廂峽一戰大敗義軍，險些將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一干農民軍隊困死。這場困戰持續了兩個多月，義軍死了近一半人，迫於無奈，李自成等人投降。這位陳大學士接受了李自成等人投降。受降的義軍這時只剩下了三萬六千人，這裡面還有後來名聲大振的李自成和張獻忠。結果，剛出來車廂峽棧道，三萬多人一起動手，殺了幾十名安撫官，又反了。李自成與張獻忠這時僥倖逃脫，為以後東山再起積蓄了力量。為逃避責任，陳奇瑜犧牲了幾位下屬的生命，將責任推到了他們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敵獲悉此事，又豈能放過他？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參本，曆數陳奇瑜罪行。崇禎除了自己，哪能容許手下人犯一次錯誤？於是，陳奇瑜比曹文詔還慘，一夜之間從功臣變成了罪人，下獄、大刑伺候了！農民軍在崇禎「相助下」，去了勁敵，勢力愈大。崇禎九年，比陳奇瑜更有才華的洪承疇進入正面戰場，連敗義軍。義軍不得不在滎陽開會，十三家首領商議結成聯盟，共對明軍，在這次大會上，李自成脫穎而出，提出化整為零的戰術，要十三家頭領分頭行事，「打下來的城池村莊及財產，一概十三家均分。」這個提議被大家認可，李自成雖然此時還是依附高迎祥，但在義軍之中，已經是非常有名氣有地位的人物了。大計商定，但大家不久就發現洪承疇更非等閑之輩，只要碰上他，義軍就極難有勝算。被洪承疇打得四分五散後，高迎祥與張獻忠東下。在這個形勢下，明軍各大員紛紛出手，捷報頻傳。與洪承疇齊名的新任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陝西漢中將高迎祥困死，取得了具有決定性的勝利。不久，高迎祥戰死，義軍勢力大大受挫，由此分為兩支，一支由張獻忠率領，轉戰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闖王李自成帶領，輾轉於陝西、甘肅、寧夏。兩支義軍步履艱難，因為與義軍相比，明朝的大將太會打仗了。此時，在接連殺、撤了幾個不太成功的兵部尚書後，崇禎終於找到了感覺，重用了一向以權謀著稱的楊嗣昌為兵部尚書。這位楊嗣昌是當年那位倒霉蛋楊鶴的兒子，接受乃父教訓，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為擅權謀，在崇禎那裡非常得寵。在對付義軍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四正」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四個地區為主戰場，六隅是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六個地區為輔助戰場，形成一個「十面之網」，主戰場以總督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對付李自成，輔助戰場由總理六省軍務的熊文燦對付張獻忠，洪承疇、孫傳庭還有一個熊文燦，全是難得的幹才，他們把李自成、張獻忠打得無處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張獻忠投了降。其他的義軍在滁州碰上的是曾與曹文詔聯手過的盧象升，他手下有大將左良玉、高傑、賀人龍、祖寬，更是打得義軍無還手之力。熊文燦、盧象升再加上先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洪承疇、孫傳庭，合這幾人之力，眼看義軍敗局已定。可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王牌大卧底」崇禎出手了。原來，因為義軍勢大，滿清趁機出兵，明朝此時需要左右應付。於是崇禎採用了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建議，極不理智地將洪承疇、孫傳庭撤回，拱衛京師。楊嗣昌此舉，多有私心在裡面，因為他與洪、孫之間一直是貌合神離，防止兩人功大蓋過自己的私心也在裡面，所以趁機把他們從最重要的戰場調回。對此，老練的洪承疇表面上並無異議，心裡其實不滿。耿直的孫傳庭卻不能接受如此輕易地放棄大好局面，幾番上書無效，於是一怒之下稱病辭官。事情發展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明朝的閣臣內鬥，真是無處不在。每到關鍵時刻，閣臣中間就會發現內訌，無論是在關外對付後金還是關里對付義軍，其結果都是一樣。楊嗣昌的這個暗算，令明廷極其關鍵的大好局面難以維持。對於文官內鬥（洪承疇孫傳庭雖然帶兵打戰多年，但和遼東三帥一樣，也是進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禎的內心是非常厭惡的，可是他找不出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如同牆頭草，今天聽他說有理，就辦，明天醒悟過來了又整那個曾經影響他的人，這次也一樣。崇禎信了楊嗣昌，於是不管孫傳庭有多大功勞，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嗎？捉！國家功臣孫傳庭也下了獄，洪承疇心裡不服，可再也不敢說什麼了。洪、孫一去，義軍去了兩個最大的勁敵，不過，明朝還有熊文燦。熊文燦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幾個人，還招降了張獻忠，允許他擁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又反了，熊文燦想起楊鶴、陳奇瑜遭遇，後悔不已，急忙採取補救措施，上書朝廷申辯，甚至不惜謊報軍情，反而弄巧成拙，連以前接受張獻忠等人賄賂之事都被朝中政敵抖出來了。文官集團又發威了！崇禎也發了怒，下令捉熊文燦，最後等待他的結果比前幾任還慘，是死刑。熊文燦一死，義軍得以喘息。形勢急轉直下，這時，崇禎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兵部尚書楊嗣昌親自督軍。楊嗣昌不光擅長於搞內鬥，他打仗確實有一套。再次大敗張獻忠、李自成，取得瑪瑙山大捷，在西魚山腹地，更將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險些自殺。不過，楊嗣昌最後還是功敗垂成，因為楊嗣昌小看了張獻忠。張獻忠是兵勇出身，為人看似粗鄙，但其實極通世態人情。他為保存性命和實力，曾幾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機會就再起事，之所以這樣做的成功率極高，是因為他深知明廷諸將面和心離、貪戀名利、人人為一己私利而不顧國家大局的弊端。他對付熊文燦，就用過這個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賄，後再度起事，終於利用明廷閣臣之間的矛盾，不費一兵一卒就斬殺了對手。這次，雖然他打仗打不過楊嗣昌，但卻找到了另一個對付他的辦法。楊嗣昌倚仗崇禎之寵，驕矜自用，他排擠洪承疇孫傳庭之事在軍中頗為不得人心，而這兩位良才去後，他手下可供調遣的人是左良玉與賀人龍。左與賀二人曾隨盧象升、熊文燦等人征戰多年，始終在主戰場作戰，但卻未能憑此陞官，左良玉還受熊文燦牽連，被罪降三級，一直對明廷有所不滿，亦對代表明廷出戰的楊嗣昌多有不服，而楊嗣昌也對他的驕狂作風也早有不滿，將帥之間，互不順眼。當時明軍的狀況，用原兵部尚書、曾推舉過袁崇煥的侯恂的話說，是「總督之令不能行於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懷陵流寇始終錄》）很不幸，這個矛盾被與明廷諸將爭戰多年的張獻忠洞悉，於是他使出了屢試不爽的一招——離間計，先以重金賄賂左良玉，並說：「獻忠在，故公重見。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則公滅不久矣。」（《明史·左良玉傳》），這些話正說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於是，左良玉開始不再為楊嗣昌出力，楊嗣昌屢次調他不成，張獻忠趁機突圍了。面對左良玉的抗拒，楊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一樣，以公正、清白、嚴整軍紀、廉潔自律來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陰計。他發動兵力將張獻忠逼入四川後，想利用另一軍閥賀人龍取代左良玉，私下許諾賀人龍，只要取勝就將左良玉的「平逆將軍」的稱號轉贈給他，並上報朝廷記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瑪瑙山一戰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將張獻忠困住。楊嗣昌無法兌現承諾，賀人龍因此對他深懷不滿，索性將此事對左良玉明說，此後左、賀兩人與楊嗣昌形同水火，不再聽他調令。張獻忠的離間計，再加上楊嗣昌處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將帥失和局面日益嚴重，左、賀不再聽命，產生惡性連鎖反應，許多將領與楊嗣昌離心離德，導致楊嗣昌最後幾乎無人可用，朝中政敵也趁機發難。由此戰爭局勢逆轉，李自成抓住機會，與劉宗敏等僅有的十幾騎人突圍出來，在河南東山再起。在楊嗣昌還為人事問題煩惱之時，義軍緩過手來了。張獻忠採取「以走致敵」的策略，以游擊戰術繞到明軍後方，竟然擊敗左良玉，大舉反擊，並在後來的戰鬥中獲得全勝，佔領了四川重鎮襄陽。李自成突圍後轉戰洛陽，同樣事事順利。之後在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領導下，洛陽陷落，福王被殺、襄陽陷落，襄王被殺。其中福王朱常洵是萬曆與鄭貴妃的兒子，當年曾掀起明朝整個文官集團參與進來的「三大案」，就是緣自於他與太子朱常洛之間的矛盾。因為其母受萬曆的寵愛，也連帶著從小就得寵，雖然奪位沒有成功，但也憑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盤最大，兼并土地最多，平時民恨極深。這次被義軍捉住，剁成了肉餡，拌以鹿肉下酒，謂之「福祿酒」，成了下酒菜。當年萬曆為他，不惜與整個文官集團為敵，此時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場，萬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一下了死了兩個姓朱的王爺，其中一個還讓賤民吃了，深知崇禎個性的楊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頭了，這不是一個可以逃脫的罪行，「功雖未成，盡瘁堪憂」，（《明史·楊嗣昌傳》）離成功也許只差一步的楊嗣昌在憂憤恐懼的心情下，自殺了。熊文燦、楊嗣昌的死對於明廷有深刻影響，自此，能夠挾制義軍的將領已經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軍閥有各大軍區首長的前車之鑒，也未必再會儘力。相反，官兵在欠餉、文官內鬥成風、主帥相繼下獄的絕望情緒下，竟然殘暴如匪。到後來，明朝幾乎無一可用之將，還多了很多比匪更壞、擾民更狠的「官兵」。朝中無人，百姓離心，崇禎送了李自成一個大禮，將一個意志堅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實現夢想的征程。李岩來了與倒霉的崇禎相比，李自成的運氣越來越好了。但這好運氣來得非常艱難，在李自成的身上，不斷的驗證了一個道理：成功是在一萬次失敗的基礎上產生的。一六四○年（崇禎十三年），李自成面臨他自起事以來最倒霉的時刻：在楊嗣昌十面張網的戰略下，他被圍困於湖北巴西魚腹山中，楊嗣昌要招降他，被李自成拒絕。這時，部眾或走或逃，身邊已經沒有多少追隨者了。李自成想要自殺，養子李雙喜阻止了他，這時手下人心浮動，大將劉宗敏縱然一向驍勇，此時也有了降意。李自成知道別人降可以，他降是不行的。從楊鶴、到陳奇瑜，到熊文燦，每當挺不下去的時候，一些人都是採取先投降再找機會圖謀再起的方式，對此，明將們已經有了高度的警惕，楊嗣昌在圍攻張獻忠時，早就對外放了話：除張獻忠外，其他人均可赦。他其實也一樣。降對別人來說，可能還有一條活路，他降就是死路一條。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李自成遇到了自起事以來最大的一次失敗，在陝西的潼關，洪承疇與孫傳庭設下三道埋伏線，將他的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只有忠心耿耿的劉宗敏和田見秀等十七人跟著他躲進了陝西東南地區的商洛山。李自成當時認為這是他人生最慘淡的時刻，並沒想到事隔不到兩年後還有場更大的失敗。當時的情形太危險了，如果不是崇禎在關鍵時刻的「幫忙」，自己是非死不可的。崇禎一道聖旨，將洪承疇與孫傳庭全部調走，對付滿清勢力去了。後來孫傳庭因為不服，還下了獄。而接下來的熊文燦，一心對付當時實力比他大的張獻忠，並沒有把攻打他當成一件要事來做，否則，自己這十七人，恐怕早已性命不保。李自成不能忘記在那個慘淡的時刻，昔日的戰友是如何對待他的。他從商洛山逃出後，聽說張獻忠降了熊文燦，馬上集結部眾去投奔他，但是張獻忠假意收留，暗中卻想除掉他，幸虧自己警醒，對張獻忠早有防備，事先逃走了。否則的話，這條命沒丟在了洪承疇、孫傳庭的手中，就會落在了昔日的同盟的手裡了。李自成最後挺了過來，帶著所剩無幾的部眾逃到湖北。他碰上的另一個對手楊嗣昌，比洪承疇、孫傳庭還要可怕，他的軍隊逼得自己走投無路，比商洛山那一次還要危險。劉宗敏也開始動搖，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息。李自成感到了從所未有的恐懼。此人跟隨自己一路征戰，即使在商洛山只有十七騎可用時，他也是最堅定的分子，如果連他都走了，自己就一無所有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李自成想出了一個萬般無奈的辦法。他對劉宗敏說：「人人都說我是天子之命，但今天落到如此地步。你去卜上一卦，如果不是吉卦，就帶著我的人頭去見楊嗣昌吧。」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劉宗敏卜了第一卦，吉！再卜一次，吉！第三次，還是吉！這三卦對李自成、對劉宗敏、對崇禎，都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時刻。三卦之後，老天開始眷顧起這位一路備受磨難的英雄。李自成的好運氣來了，崇禎的好運氣到了頭。劉宗敏震驚了。片刻之前，他還有過獻出李自成的首級保自己一條命的念頭，此時，這個念頭馬上被一種對天命的崇拜而取代。他對李自成說：「我就是死，也要跟著你！」在這吉卦的後面，李自成的壞運氣，終於到了頭。大約有五十來人，他們跟隨著李自成，輕裝突破了「魚腹」，輾轉到了河南。在河南，李自成遇見了一個罕見的好時機，河南大旱，糧價上漲，加派仍未停止，百姓生不如死，在這個大背景下，災民越來越多，當他們聽說名震天下的「闖王」來了時，不等李自成招納，就自動來投奔了。突然之間又有了人的資源，這個對於一個領袖來說，太重要了，短短數月間，李自成又有了七八萬人。這當然還要「感謝」崇禎，如果這個時候，他不再推行三餉加派的政策，肯撥款賑災濟民，李自成哪有如此喘息之機？重新擁有了力量的李自成，在屢次失敗的痛苦中抽身出來，他帶著這些災民，在河南攻城掠地。同時，李自成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好運氣也終於到了極致。這個人，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是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著高貴人文精神的真正的貴族。他後來成為了李自成軍中的重要力量，他的名字叫李岩（信）。李自成擁有了他，就像當年朱元璋擁有了劉基一樣重要。對於李岩與李自成交往的事迹，《明史》上有詳細的記載，今天我們重看這段歷史，頗多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之感，而其中的浪漫情趣、兒女情懷，更為黑暗陰冷的紛繁亂世添上了一層難得的暖色。在李岩還叫李信的時候，他的名氣已經很大了。他是河南杞縣人，在當地本是望族，他的父親李精白，曾經任過前朝尚書。除了官做得比較大外，這位李精白最讓人記住的事情就是他為魏忠賢修建過很多生祠，並將「天巍巍盪，帝德難名」的語言刻在生祠的碑刻上，來形容偉大的魏公公。他在拍馬屁上很有創意，將碑刻上的「巍」的山挪到了下面，對別人說：「『山』哪能壓在魏公的頭上啊？」毋庸置疑，這樣高明的拍馬屁者，自然得到了魏閹的喜愛，李精白後來官至尚書，當然是得到了魏忠賢的幫助。崇禎臨朝後，李精白位列「逆案」中，被東林黨人彈劾，貶死他鄉。這樣一位道德底線極低的父親，卻生了一個鐵骨錚錚，充滿善心的兒子，這不能說不是一件怪事。李信的行為與他的父親截然相反，他在杞縣長大，中過舉人，但一直未曾做官，而他平時最喜歡做的事，一是結交豪傑，二是救濟窮人，頗有點梁山好漢「及時雨」宋江的作風。在當地災荒鬧的最凶的時候，與其他官宦子弟不同，李信竟然開倉散糧，救濟貧民，當地百姓感其恩德，稱其為「李公子。」亂世總有豪傑出現，與李自成、張獻忠不同，李信出身貴族，但對平民的關愛卻發自真心，體現了中國人身上傳統的俠義的精神。「李公子活我」，成了當地人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李信名氣越來越大。這時，非常戲劇性的是，一位女中豪傑竟然慕其名要與他交結。這個人叫紅娘子，原本是個藝人——「繩伎」，後來因不堪官吏壓迫欺凌而落草為寇。這位紅娘子在當地也是個名人，她對李信也早有仰慕之心，但苦於無法相識，於是，她使出了一個強蠻但卻極有效的手段，將李信強行綁架到了自己的營塞。一見之下，紅娘子被李信的文採風度折服，要與他結為夫婦。中國歷史上最浪漫的故事，就在這個時候拉開了帷幕。接下來的故事，更像一部傳奇小說：「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明史》中短短几十個字里，可以演繹出多少起承轉合、波瀾起伏的愛情傳奇故事！李信最初對紅娘子的過激行為難以接受，但他是個機智之人，先是假意應承，然後趁機逃走。可是沒想到這一逃，反而把自己逼上了一條絕路。地方官昏昧，竟然將他與盜匪同論，將他拿下大獄，準備處斬。而這時紅娘子冒險救他，那些曾喊過「李公子活我」的饑民群起響應，殺了縣令，救出了李信。這時的李信已經沒有回頭路了。李信比較不幸，本來一個貴族子弟，因為一個女人的強愛而丟失了一切榮華富貴，李信也比較幸運，在一個黑暗的社會裡突然間有了一個機會，從一個濟世的俠客走向了真正的兼濟天下的俠之大者，從此名留青史。李信與紅娘子的故事也「功德圓滿」。如大家所期望的一樣，這位出身不凡的貴公子，終於娶了豪強不讓鬚眉的紅娘子，為後人再閱這段歷史時增加了浪漫的想像。更重要的是，李信的加入讓這場農民起義有了新的內涵，他的選擇對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這個選擇就是李信與李自成的相識，相知，到相互影響。李信投奔李自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與偶然相結合的產物。李信與紅娘子拉起隊伍造反，正在這個時候，名滿天下的李自成也轉戰到了河南。李信與紅娘子的隊伍勢單力薄，投奔李自成是大勢所趨。而在這個時候，李自成同樣意識到，連年的失敗在於他一直沒有一個好的智囊。李信在當地有名望，有才華，有良好的口碑，這不是一個極好的人選嗎？於是，李自成與李信之間，有了這段讓人熱血沸騰的對話：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曰：久欽帳下宏猷，岩恨謁見之晚。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將軍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開業開基者也。（《明季北略》）歷史寫到這裡，非常光明而壯麗。一位英雄，一位才子，一位統帥，一位智者，開始了一段完全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接觸。在這次談話之後，李自成與李信約為兄弟，共創大業，李信改名為李岩，過去的李公子，從這一天起，成為英雄李自成的謀士，並勵志永遠忠於他心目中的大哥，至死未渝。李岩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來一批和他一樣有智慧的人。第一個是牛金星。「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潛歸，事泄，坐斬；已，得末減。」（《明史》）這位牛舉人，因考試複查時有人搗鬼，被取消了資格，而後多年來懷才不遇，常常借酒澆愁。後來又因酒後傷人，痛打地方小吏而入獄，李自成來時受李岩舉薦，有意投奔。後來事情泄露，再次入獄，處於死刑，幸得李自成大軍及時趕到，救其出獄，出獄後，投入李自成門下。第二個是宋獻策。這是牛金星與李岩共同舉薦的。「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余。上讖記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悅。」宋獻策是個只有三尺多高的侏儒，精通河洛算卜之術，他見到李自成後，送上一讖，上書「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隱含李字，意思說李姓人將來得天下。李自成大喜，於是，將他留下。從此「十八子主神器」成為李自成號令天下的一個重要的精神號召。還有一個人是顧君恩。他同樣也是文官出身，當時的身份是拔貢，後來棄掉功名跟隨李自成，出了很多的好主意，再後來還幫助李自成定下先取關中，再戰山西，然後進攻北京的高明戰略，為李自成確定了正確的前進方向。對李自成來說，這些讀書人吸納進來之後，　軍隊的氣象已經煥然一新，最重要的是，現狀也因為這些人的加入而有了本質上的改觀，李自成的軍隊開始走上了正路。而在這些人中，作為一個道德水準極高，戰略眼光準確的知識分子，李岩起的作用最大。李岩投奔李自成後，開始有意識地校正了李自成的一些過激行為，讓軍隊的濫殺行為有所扼制，這讓李自成的軍隊和張獻忠、羅汝才的等人的軍隊開始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其時，與李自成分庭抗禮的張獻忠正在四川大肆捕殺讀書人，並發出了「天下人皆可殺」的毒誓。「李信因說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悅。」（《明史·李自成傳》）李岩以他與生俱來的俠義情懷，為李自成的用軍之道做了一個重大的調整，「請勿殺人，收天下心」這是一個「活天下人」的舉動，而在此基礎上，李岩在政治綱領的建設上為李自成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開門迎闖王，闖王不納糧勸李自成的軍隊不要濫殺，這只是李岩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善事，事實上，李岩不光是寬厚之人，他有更長遠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正好通過李自成來完成。李岩為李自成的軍隊提出了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後來成為李自成軍隊中最堅定的政治綱領，那就是「均田免糧」。這個口號看似簡單，只有幾個字，但是內中深意卻非隻言片語可以說清。明末農民最怕的東西有兩個，一是土地兼并，一是三餉加派，而李岩的政治口號則點中了這兩個死穴。「均田」即奪取鄉間豪紳、皇親國戚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免糧」即農民軍駐地不再徵收錢糧。這是一個非常明確且十分通俗的政治口號，它恰好反映了明末最大的底層民眾——農民最樸素的願望，在中國曆次農民起義中，這同樣是一個具有較高水準的政治綱領，故而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這個口號的提出還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在於它讓李自成的軍隊與張獻忠及其他義軍首領的軍隊，在性質有了重大的區別。李自成的軍隊從此是一個有奮鬥方向的部隊，它具有的一切是其他軍隊無可比擬的。為了配合這個政治綱領，李岩發揮了他的文才，將之與農民口頭上流傳的最熟悉的諺語結合起來，創造了很多朗朗上口、易於傳誦的民謠，例如「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其後，李岩眼光更高一著，提出了「平買平賣」的口號，爭取到了社會底層的更多人的支持。在那個資訊匱乏的年代，這些簡易的民謠、口號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沒過多久，「闖王來了不納糧」這句口號就已經傳遍全國，吸引了更多的人參加到義軍隊伍中，也為義軍攻城掠地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對李岩在那段時期的建議，李自成言聽計從，「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岩、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　，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明史·李自成傳》）百姓有時不辨情況，竟然將李自成與李岩混為一人，人們口中的李公子，已經分不清是在說李岩還是李自成了。李岩投身於李自成後，最大的貢獻是為他換得了民心。其實對老百姓來講，「不殺人，不納糧」，這樣的軍隊就是最好的軍隊。古人說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之作用，自古以來，有識之士無不深知，即使殘暴如朱家王朝，開國的幾位皇帝也深知民心之重，否則以朱元璋之殘忍好殺，何以鞏固天下？李自成遇見李岩，是歷史的必然，由此，李自成的軍隊真正強大無敵了。在得民心者面前，一切阻撓都微不足道，即使袁崇煥、孫承宗復生，亦無用武之地，而當時可以與李自成相抗的只有左良玉、賀人龍等人的軍隊，可是，在「欠餉」的壓力下，他們縱容手下兵士燒殺搶掠殘民以逞，與匪已經沒什麼區別了。相比之下，李自成的軍隊攻城掠地，安民救濟，倒真的成了「義軍」。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迎來他人生歷程里第一個輝煌的時刻，他的軍隊攻佔洛陽，捕殺了萬曆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並將他的肉身剁碎下酒，與他相配合的是，張獻忠在襄陽殺了襄王，並終於逼得義軍最大的對手楊嗣昌自殺。形勢一片大好，而李與張在取勝後的做法大不相同，張是大開殺戒，不光殺明軍，連百姓、讀書人、自己人一起殺，李則是大開糧倉，把錢財和食物發給農民，在一片「李公子活我」的讚頌聲中，追隨李自成的人員超過百萬。二月，羅汝才來投奔，這位曾經位在李自成之上著名義軍領袖，這時也紆尊降貴甘願為副手，他帶來了近五萬軍隊。四月，明朝任命了一位的新的兵部尚書丁啟睿督師，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為陝西總督，聯合賀人龍、楊文岳等人圍擊李自成，戰鬥持續五個月，李自成斬殺傅宗龍，又贏了第二仗。此後為圍打開封，李自成與明軍三次較量，戰鬥持續了一年多，最後雙方死傷慘重，明軍傷亡更甚，河南失陷。河南全省盡在李自成掌握中。按照謀士顧君恩的建議，李自成確定了先取家鄉關中陝西，繼取山西，再取北京的戰略，大軍向襄陽方向挺進。這個建議無疑是個比較正確的路子，而這時，令李自成揚眉吐氣的是，張獻忠在信陽戰敗，也來投附。當年張獻忠陰謀害他，李自成沒忘了這事，想趁機收拾他。羅汝才與張獻忠交好，暗中通信，並贈他五百騎隨行，張獻忠被逼無奈，只得逃往南方。張獻忠去後，北方各省只有李自成一人驅馳。李自成對羅汝才私作主張十分不滿，羅汝才暗中救了張獻忠，卻沒料到為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李自成的軍隊向襄陽進逼，他的主要對手是左良玉。左良玉雖然剛剛戰勝了老對手張獻忠，但他縱容部下劫掠百姓，早已失了民心，再加上他為保存實力，亦不願施盡全力，於是與李自成交手接連敗陣。李自成一路追殺，順利佔領襄陽。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軍隊進入襄陽。李自成改襄陽名為襄京，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羅汝才稱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權位在他之下，並在襄陽修整，設立軍事機構，任命各級官員。這是李自成第一次佔據了一個落腳點來進行有規模的組織建設。當然，主要工作由李岩、牛金星、顧君恩等謀臣協助完成的。李自成在這裡完成了最初的制度建設，行政機構上設相國一名，左圃右弼各一人，軍師一人，設侍中職，仿明朝六部，下設兵、吏、禮、工、刑、戶六部，地方官有防禦史、府尹、州牧、縣令等。軍事機構也效仿明制，分為前、後、左、右、中五營，其中最強的是中營，五營統率權由正副權將軍擔任，田見秀、劉宗敏擔任此要職，各營的首領統稱制將軍，由李岩、劉芳亮、劉希堯、袁宗弟、李過擔任。營的基層組織則稱之為小隊，每營有小隊不等，中營最多。在李岩、顧君恩的協助下，李自成帶領義軍建立了嚴明的軍紀，細到起床吃飯、站隊議事等諸項事宜皆有條例。最重要的是，李自成明確了軍隊與百姓之間的紀律：出兵作戰繳獲財物，不得私藏，必須在軍帳內駐紮，不準私住民宅。進駐投降的城市，不得燒殺劫掠，行軍時除攜帶自己的家屬外，不得攜帶其他婦女。李自成在襄陽以極高的效率建立了臨時政府，約定了臨時的章法，雖然都很粗糙，但是已經看出，他的軍隊已經走向了規範化的道路。他仿效明軍建制，一方面暴露出他並沒有更好的制度可用，但另一方面，則體現了他已經開始注意到軍隊制度建設的重要，而對於軍紀的強調，則更表明李自成已經有了「民為重」的思想，他認識到了取得天下民心的重要性。這與明軍殘民以逞的作風成了鮮明的對比。李自成本人會有這種意識，這當然是與李岩、顧君恩、牛金星、宋獻策等謀士的影響分不開的。李自成在襄陽修整後，他馬上要面對的是平生最強勁的對手，也是他奪取天下的最後一個對手——剛剛被放出來的一代名將孫傳庭。放出孫傳庭是崇禎一個無奈之舉。隨著李自成的勢力越來越大，崇禎慌了手腳，河南失守後，他馬上下令逮捕現任兵部尚書丁啟睿，放出了還在監獄裡的孫傳庭。出了獄的孫傳庭連罪名都沒來得昭雪，剛上任就擔任起三邊總督的職務，主要任務便是截擊李自成。崇禎十五年正月，孫傳庭出獄，與李自成一戰河南，得勝。後來開封失守，孫傳庭受了牽連，敗於郟縣，退守陝西潼關。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陽建立臨時政府，並修整軍紀，建立制度，孫傳庭則固守潼關，想要看住李自成的家門，不讓他順利進入陝西。但這個正確的戰略同樣得不到正確的評價，朝中言官及陝西士紳指責他「玩寇靡餉」，崇禎又下令，命他出潼關迎擊，為怕他不服，又給了他更大的許可權，兼理河南四川事務，後來又加他「兵部尚書」、「督師」職務，再督統湖廣山西貴州及江南軍務，接著又賜了他那把誰拿著誰倒霉的尚方劍，命他速與李自成進行總決戰。當這一連串的職務全給了孫傳庭時，不知他有什麼想法，前面的幾個兵部尚書、督師屍骨未寒，個個死於非命，自己也是戴罪之人，此時縱有再多殊榮，不過是皇帝一人為一己之利暫時利用而已，光環再多亦有何用？孫傳庭臨危受命，明知道此時的出擊極難有勝算，但還是帶著滿腔的無奈，出潼關追擊李自成。崇禎十六年九月，孫傳庭與李自成會戰於郟縣，在此之前，孫傳庭已經攻下寶豐，又下唐縣，一路勝績。郟縣會戰，孫傳庭製造裝有火器的戰車二萬餘輛，打李自成個措手不及，斬殺農民軍無數，還險些活抓了李自成本人。此時的孫傳庭依然是晚明最厲害的軍事強人，但這時的李自成也已非昔日可比，他與孫傳庭新仇舊恨要一起算，因為高迎祥當年就是死在這位一代名將手裡的。稍事休整，李自成投入全部兵力，在襄城紮營，孫傳庭率軍追擊。這時，老天再次照顧了疲於奔命的李自成，孫傳庭在追擊的過程中突然間下起大雨，這雨一下就是七天七夜，孫傳庭的軍隊被困在雨中，火車、糧車均不能行動，而這時，有能力前來助援的左良玉為了保持實力，竟然按兵不動。孤軍作戰的孫傳庭，行至一半，就陷入了無糧的危機中，河南大旱，糧草根本無法接濟，孫傳庭沒有辦法，只能命令前進中的士兵撤退回營。欠餉，缺糧，本來已經令人惱火，偏又天降大雨，無處藏身。饑渴交迫的士兵軍心浮動，甚至開始出現了嘩變。首尾難顧之際，李自成乘機追殺過來，本來的敗軍此時變成了追兵，孫傳庭指揮不住兵士，只得一路潰逃。李自成的農民軍一路追殺四百多里，斬殺四萬明軍，劫掠輜重兵器數十萬。歷史上總是有這樣令人難以揣測的時刻，似乎老天冥冥中有天意，一生中幾乎從來沒打過敗仗的孫傳庭這一仗輸得窩窩囊囊，而這一次敗績，讓他徹底沒有了翻身的機會。孫傳庭想要自殺，但是被將士勸阻。他率軍退到潼關，李自成侄兒大將李過追了上來，十月六日，潼關失守，孫傳庭退守渭南，李自成的軍隊又追了上來，渭南一戰，一代名將孫傳庭陣亡。至此，李自成最後一個敵手也喪了命。（此時洪承疇已經降清）這是明朝軍將必然的命運，不是死於敵人之手，就是死於效忠的皇帝之手，死在誰手裡，都是一樣的結局。李自成挺進陝西，不但報了舅父之仇，還實現了顧君恩為他設計的第一步計劃：先取下了關中。古人講，衣錦還鄉，他打回了老家，自然要有所作為。一六四四年正月，是為崇禎十七年，甲申三百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李自成自稱為大順王，改名自晟，稱西安為西京。鑄自己的貨幣銅錢命名為永昌通寶，又制定曆法，稱之為甲申歷。自此基本完成了從一個平民英雄到帝王雛形的轉變。也是在同一年，八個月後，已經無力與李自成對抗的張獻忠攻入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權，同樣的也稱了王，不久稱帝。運氣極好的李自成，此時已經看到了天命予他的無上榮光。他分封諸將，文官以牛金星、宋獻策為首領，武官以劉宗敏、田見秀等人為首領。其官制建設完全仿造明制；他頒布法令，依然嚴明軍紀，規定嚴禁軍士劫掠，軍馬踐踏禾苗者處死。這裡是他的老家，他所到之處慰諭父老，嚴禁任何人妄殺民眾，關中人民交口傳頌：講義氣的老李回來了；他對地方豪紳富戶官僚依然充滿仇視，沒收其田產，並勒令他們出錢作軍餉，名為「追贓助餉」，他當然不知道，這幾個字在不久的將來和「三餉加派」一樣，成為套在他頭上永遠摘不去的枷鎖。此時，他已經站在高高的雲端，但是卻沒有意識到，越高的地方就有越大的危險，高處不只有瑰麗的雲彩，還有腳下的萬丈深淵。此時的李自成是看不到雲彩之下的東西的，因為現在他實在是太順利了。從河南他結識李岩打了個翻身仗以後，幾年間，他收復河南、湖北，進窺關中，攻破潼關，擠走了最討厭的張獻忠，殺掉了平生死敵孫傳庭，轉瞬之間，他的軍隊有如水滴匯聚成大海，沖毀了明朝這道巨大的防波堤。他稱王之後，下一步就朝著稱帝的路前進了。李自成每天都要去校場檢閱兵士操練情況，所有的兵士都從「老李」的眼中看到了有些興奮的光芒。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開始進行第二步計劃——佔領山西，山西的明軍幾乎沒做抵抗，就發生了嘩變，那位「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也投了降，沒用兩個月時間，李自成從山西打到了北京，奉命來勤王的唐通和監軍太監杜勛沒用得著他費一兵一箭，主動投降了，沒三天工夫李自成攻下京城，這速度，真是了得！李自成來京之前，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經傳遍了李岩編寫的那句口號：「迎闖王，不納糧。」不知道崇禎可否聽到了這句口號，他又會有何感想？在他的遺書里，寫了一大段漂亮話，唯獨沒有對此有一句評語，說明此人至死也是執迷不悟。他輸了，輸的不是李自成，是輸給了自己，也輸給了明朝幾代皇帝不能正確認識的土地問題和與流民問題。由他上任開始，他除了不斷的把債務轉嫁給人民外，就是用殺人來解決行政上的問題，他殺人無止盡，殺人無道理，殺人無章法，他手下的良將，才能很多都在李自成張獻忠之上，可惜的是，這些人在崇禎眼中，不是人，是機器，不能出一點錯誤，出了一點錯誤甚至不出錯誤只要稍有違逆，等待他們的就只有死路一條，「敗一方即戮一將，失一城即殺一吏」（《明史·流賊作序》），把所有能打仗的差不多全殺光了，這些能人遇上了蠢人，終於讓自己的一生成了讓人笑不出來的歷史玩笑。李自成攻下北京，對他來說已經登上了個人事業的最高峰，但是，這裡面仍然有一些不太和諧的因素，是隱藏在瑰麗的雲彩之下的。而這些，他和他的大多數謀臣都沒有看到的。首先是他和張獻忠之間的矛盾，至此依然不能緩解。李自成和張獻忠之間本來應該是親密無間的盟友，從滎陽大會分手後卻成了比對明廷還要頑固的死敵。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李自成去投奔張獻忠，張卻準備了一把屠刀等著他。同樣當張獻忠走投無路來投奔自己時，他也恨不得馬上殺了他！李自成對張獻忠如此厭惡，甚至超過了對明朝皇帝崇禎的厭惡指數，以至於張獻忠幾次想來依附，他都嚴詞拒絕，而且只要有機會，就不放過這個粗鄙殘暴總是出爾反爾的小人。但是，現在這個最討厭的人跑到了四川，也稱了王，曾經的盟友此時是危險的敵人，他一天不死，對未來的王國就有無盡的憂患。其次另外的義軍武裝。李自成在殺了羅汝才之後，還連帶著殺了和他一同起事的戰友「革里眼」賀一龍。這件事激怒了很多的同道，激化了軍中矛盾，削弱了軍隊實力。這些同道中人有的投了張獻忠，有的乾脆自己佔了山頭，不再聽李自成的招呼，其中包括當年十三家首領的中老回回馬守應等強人。如何對待他們，也是個問題。再有就是滿清的關外勢力此時正有抬頭之勢。義軍能夠順利起事，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滿清的不斷侵擾造成了明廷的首尾難顧，人員分散，否則讓他們集中精力，以洪承疇孫傳庭之能，義軍豈能輕易得手？等收拾明廷，奪取江山後，又如何來對付滿清這個更強大的對手？這些問題，李自成已經無瑕考慮，勝利離自己只有一步之遙，他的目光已經死死盯住了崇禎坐過的位子，整個義軍處在一種激動亢奮的情緒中。只有一個人在喧囂之中心懷隱憂，這個人就是李自成的「文膽」李岩。不久後的事實證明，這種隱憂不但存在而且極為可怕。而對於充滿人文關懷、人性光芒與真正貴族情懷的李岩公子來說，他人生最悲劇的一幕卻在這一片歡聲笑語中徐徐拉開。北京眾生相李自成是在凌晨進的北京城。雖然此時還是天色尚早，但是北京城裡十分熱鬧，李自成的軍隊軍紀很好，秋毫無犯，史上記載：「賊馳而進，皆白衣青帽，張勁弓，挾修矢，每人拴短棍數條，銜枚疾走。」（《明史·李自成傳》）老百姓們不明就裡，見這隊人過來了，打開門來看，也說明百姓對這隊被政府定性為「匪」的軍隊並不是很害怕，這當然是宣傳工作做得比較到位。早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時，京城裡已經有不少商販，義務宣傳李自成政策：「不殺人，不愛財，不姦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多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明季北略》）當然這些商販都是義軍的細作，這些話是李岩教他們說的，絕對有效果，百姓們並沒有多少懼意。有人在路上撞見了他們，急忙躲向路邊，義軍也並不詢問。李自成中午出現在北京城中。這位傳說中的英雄一身簡樸的裝束，戴著氈帽，穿著縹衣，騎一匹黑馬，進入了德勝門。老百姓們發現這個名聲卓著的「盜匪頭子」一臉和氣，與鄰家大哥沒什麼兩樣，驚懼之心漸去，人們圍上來時，軍隊沒有加以阻攔。此時的李自成軍隊，嚴格遵守李岩確定的行軍方針，因為李自成早在進京之前，就曾約法：「軍人入城，有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進城的當天再次重申了這一法令，故而軍紀相當嚴整。李自成由西長安門進入，看見了長安街的牌坊。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到達北京，看見雄偉的長安街牌坊，李自成起了豪情，於是拉開弓，說：「我要是能射中中間的字，天下太平。」一箭過去，沒射到字，射到了牌坊的瓦棱上。宋獻策在一旁說：「射在溝中，這就意味著是淮河為界。」李自成一直自恃百發百中，不太甘心，又到承天門，見到「承天之門」的牌坊，於是又說：「我現在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個字的中心。」一箭過去，卻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點不高興。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說：「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李自成兩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並不像傳說中的高明以外，可能還有個原因，就是他此時已經瞎了一目。這是他在攻打河南開封時被射傷的。這個傷害可能影響了他的準確度，但這段充滿情緒化的描述中，我們可捕捉到一個信息：李自成進京後雖然外表謙和，但內心是很驕傲的。不管怎麼樣，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態亮相，對北京的老百姓們來說，有幾分新奇感，也很親切。與百姓們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員則有如驚弓之鳥。這些官員一天前還在崇禎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國破，必以身殉之，不過，真正殉之的連百分之一也沒有，除了倪元璐、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諾外，多數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達官貴人們如喪家之狗，穿著破爛的衣服混在人群中，連頭都不敢抬，這個時候，破舊的青衣反而成了搶手貨，為了保命，貴族子弟們以重金哄搶舊衣服，成為當時一大奇談。德勝門外，太監曹化淳迎接李自成進宮，這位曹公公是崇禎手下最寵信的太監，擅長弄權，當年整死內閣首輔周延儒時，他是主謀之一，假以時日，此人才能應該不在魏忠賢之下。不過，北京城破，他搖身一變，出了大力，此次開門納義軍，也是他親自出面。李自成雖然佔了北京，還有擔心的事，那就是崇禎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過這個擔心很快就沒有了，崇禎臨死前命太監帶出的一名太子和兩個小王爺，原打算暫時送到周皇后的父親周奎家中的，沒想到這位外公聽說三名皇子子在門外，竟然將大門緊閉，不讓其入。太監見勢不好，誰也不願意要這燙手山芋，乾脆直接綁了送到李自成那裡。李自成對仇敵的這幾個孩子，倒是一點也沒有責難，他問：「你們家何以丟了天下，你父親何以失敗，你們知道嗎？」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問百官。都是用了那壞臣子周延儒的緣故。」太子態度倨傲，對李自成有頂撞之意，不過李自成倒不當回事，說道：「原來你們也明白。」然後又說，「你父親若是活著，我會好好養著他。」太子不理，只說：「快殺了我，不用多話。」李自成說：「你本無罪，我因何殺你。」太子說：「你若不殺我，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禮葬我父母，三不可殺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說：「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豈可殺之？」李自成非但沒有為難這幾位僅存的皇子，還確實依了這三件事，找到崇禎的屍體，以帝後之禮好好安葬了。由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個很寬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李自成將崇禎的屍體以帝後安葬，並為其主辦喪事，與他相比，崇禎手下的舊臣們反而對此極不熱心，有很多人從靈觀前面走過，連斜視一眼的舉動都沒有。崇禎下葬當天，除了太子與二位王爺外，百官竟無一人陪同，這固然是世態炎涼，但也側面反映出崇禎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內心對他亦無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線幾近於零。李自成對朱家後人寬厚，但對明朝百官，卻內心充滿了鄙視，他曾對太子說：「失了天下，不是你父親的錯，是文武大臣的錯。」在李自成極度鄙視的心態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涼、貪生怕死的醜劇。二十日，距崇禎死不過一天，陳演、魏藻德這兩位崇禎倚重的文臣首領就拜見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換門庭之意。魏藻德，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內閣首輔開始數落起崇禎的不是：「這昏君不聽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煩透了這幫兩面三刀的傢伙，怒喝一聲：「你身為重臣，當死社稷，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頭，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報。」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將他綁了出去，押到劉宗敏那裡，與之命運相同的還有京城禁衛軍頭領李國禎，錦衣衛原指揮使駱養性等，這些臣子去討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獄。李自成對做官者有種天生的厭煩，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這種情緒從入城起，就一直伴隨著他。他手下將領，受這種情緒影響，也個個將這些前朝舊臣視為草芥。新政權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從舊朝中選拔部分官員任用，此令一出，明朝舊官們紛紛改換成義軍的裝束，著青衣小帽，匆匆趕往傳統極門，等待面試。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為來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結束。這些來面試的人饑渴疲憊，更要忍受種種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對他們大聲斥罵，甚至飽以拳腳，昔日的達官貴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等待面試的人中，大都表現得極沒骨氣，甚至委瑣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牛金星時，牛說：「你這麼老，鬍鬚都白了。」劉說：「我還沒老，大師如果用我，鬍鬚就會變黑的。」魏藻德被關在劉宗敏處，每日哭嚎，還對看守說：「如願用我，隨便什麼官都行，何必拘著我。」與這些人相比，更有表現得無恥的，就是那些爭著勸李自成「登基」的人，我們姑且把這些稱為「勸進」黨。從二十三日開始，「勸進」黨們就開始活動，向李自成勸進，要他早日當皇帝，這些人中主要以前內閣大學士陳演，原復社名士周鍾、龔鼎孳為首。這些勸進黨中不乏在當時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艷之一的顧橫波的老公、當年復社四公子之一的龔鼎孳。他以才學及人品冠絕當世，但這時也急忙著去新政權里討官做，並打出了顧橫波的牌：「我本來想死，是小妾不讓啊！」其實顧橫波有骨氣得很，這純屬託辭。此外還有當年被魏忠賢害死的東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濂，李自成一進京時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態，後來又「夜觀天象」，得出「一統定矣」的結論，於是順理成章地留下來，要為大順王朝出力。魏學濂本是忠臣之後，但此時的作為，卻與勢利小人無異；另一個比較過分的人是文名極盛的復社另一位名士周鍾，當時住在一位士紳家中，本來約好一起為國殉死，但是經不住魏學濂等人的勸解，也要入朝，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將袖子割斷走了。後來也是這位周鍾，在崇禎的葬禮前經過時，連瞅都沒瞅一眼，崇禎對他，其實不薄。此人翻臉之快，讓人寒心。最可笑的是，勸進黨中竟然還有成國公朱純臣，周皇后之父周奎，這些人都是皇親國戚，如今國破，竟然勸仇人當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極至。李自成對這些人從心眼裡蔑視，以至於前明大臣經過面試後，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選，其他人全被關在了劉宗敏那裡。李自成入京之後，在經過一番考核選拔後，氣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權的基礎上，實行了大順的官制，也開了科舉考試，招讀書人入朝為官，對前明官員中政績突出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復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親原兵部尚書侯洵，就被從監獄中請了出來，接著當尚書了。李自成分封諸將，論功勞權將軍劉宗敏最大，於是文武百官統一由他節制。這個決定非常不妥，在以後有所反映。不過當時，這些措施還是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的。但在這表面煥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禎那些沒有解決的問題依然存在，並依然深化著。李自成在喜悅的情緒稍加降溫後，就發現了一件事：崇禎曾經背負的那些債務，不知不覺間又轉到了他的頭上。遠的是關外滿清勢力問題，近的則是崇禎一生也沒有解決了的財政問題。李自成是過來人，但是這些年來，他想的只是如何擴張勢力，其實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就如同有了萬曆和天啟，崇禎不能對明朝的滅亡負全部責任一樣，我們同樣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夠看清這些崇禎一生都看不懂的問題。因為李自成不是張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強人，但不是深謀遠慮的完人。其實在李自成作戰的期間，有過很多非常好的機會，比如他佔據襄陽，陝西，河南之時，這些根據地來之不易。可是李自成卻對此一無所知，他除了忙於建立政府，忙於擴充軍隊外，基本上在這方面毫無建樹，他的軍隊挺進速度極快，作戰能力極強，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攻奪為主，沒有穩定生產、穩定民心、建立軍事根據地的概念。孫傳庭對李自成的這一點看得就很准，他曾斷言，李自成手中無地可用，無糧可供，用不了半年，軍中必鬧饑荒，一擊必勝。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個運氣好的人，因為碰上了李岩，而當他進入北京之後，他眼前全是榮華富貴，依附之徒，他一點點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對自己的建議，好運氣在不知不覺之間開始一點點地離他而去。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了多年來忽視生產的惡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無糧，有城無銀，而擺在眼前的亟待解決的，就是曾經困擾過崇禎多年的軍餉問題。他的軍隊越來越多，張口吃飯的人也就越來越多。由此派生出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解決大順王朝的財政，以確保王朝穩定。這個時候的李自成，與崇禎一樣處在了關鍵的焦點上，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盤照搬崇禎一朝的制度外，在財政上也延續了崇禎用過的已被歷史證明了是很失敗的制度——助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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