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陳獨秀各種罪名是怎樣慢慢摘掉的？

陳獨秀，中共的創辦人之一，並任總書記。

談到中共誕生的歷史時，毛澤東曾經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宣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為了讓十月革命的炮聲響遍全世界，兩年後的1919年3月，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組建了一個旨在團結各國共產黨、共產主義組織及左派社會黨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當年，毛澤東說：「一面是紅色的革命戰爭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

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正式確立了隸屬關係。在蹣跚學步時期，中共吮吸著來自蘇聯、來自共產國際輸送來的養料，周身流淌的是帶有布爾什維克印記的血液。

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對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黨的領導人基本上採取了「凡是」的態度——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黨都堅決照辦。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名字就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初期，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並不在中國人手裡，而在代表共產國際的德國人李德手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是陳獨秀擔任中共領導人的大背景。

1927年7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來華宣布，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陳獨秀被拒絕與會。「八七決議」譴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放棄革命領導權，導致大革命失敗，並在全黨公開這些錯誤。此後，陳獨秀有了一條「右傾投降主義」罪名。

1929年9月，陳獨秀和彭述之、尹寬等組織「托派」，聯名致信中共中央，公開表明與中共中央分道揚鑣的反對派立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從此這位中共「開山書記」被開除黨籍。

1931年5月，在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總書記。1932年10月，由於叛徒出賣，陳獨秀以「危害民國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達五年之久。

1937年8月22日，因抗戰爆發，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後的陳獨秀主動與中共冰釋前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曾想把「老頭子」接到延安養起來，但前提是他必須公開承認錯誤，聲明悔過，陳獨秀表示：「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有什麼過可悔」？

「老頭子」很倔，不認錯，不悔過。

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討論與陳獨秀形成某種合作一致抗戰的可能，而有著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頭銜的王明一口否定，說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的劊子手蔣介石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合作，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用「漢奸」、「托匪」、「殺人犯」等最惡劣的名詞攻擊托派，誣稱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時，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我們卻要聯絡托派。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不堪設想，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據與會的張國燾回憶：「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報上，一篇長文《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連載，誣稱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的托派中央與日本達成合作默契，「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

1942年5月27日，這個「終身的反對派」，帶著滿懷的不平、冤屈和未完成的遺願，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享年64歲。

1945年4月，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接「八七」會議決議及1929年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認定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也有了反革命、叛徒、漢奸的罪名。

此後，中共歷史上對陳獨秀的評價一直以此決議為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撥亂反正的逐步推進，對陳獨秀的評價才有了慢慢的、逐步的改變。

1979年10月9日，陳獨秀百年誕辰。陳獨秀的孩子陳松年給安慶有關部門寫信，要求重修陳獨秀墓。陳家很快得到了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

1981年5月，陳松年的女兒陳長璞為爺爺的「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鄧小平看到上書後，只就墳墓一節作出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並望報中央。

得鄧小平批示，安慶市財政再撥款二萬元。這一次，土丘加大，直徑三米，周身砌上水泥，地面鋪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欄，碑也推倒重立，高達兩米的碑上鐫刻著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

但是，墓重修了，卻沒有封上墓頂。有人說，這是象徵墓主人蓋棺了論未定。而且，墓碑既不稱「同志」也不叫先生，寓意著墓主人沒有身份。

不過，竣工後，陳獨秀墓成為安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公布了毛澤東1945年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這一年，中共建黨60周年，意味著中央對陳獨秀評價鬆動的信號。於是乎，在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

蕭克將軍在中共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

蕭克將軍提出全面研究、評價陳獨秀的意見。

在此背景下，陳獨秀後人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復陳獨秀的中共黨籍。中央怎麼辦？曾擔任過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惠對此有過回憶：「1984年初，……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應當恢復陳獨秀的黨籍，但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評價陳獨秀一生活動的文章，澄清過去的歷史是非，使這個黨的重要歷史人物得以恢復其本來面目。」鄭惠是參與主持者。

胡耀邦看過送審稿後，親自召集了胡喬木、胡繩和鄭惠等人開會。鄭惠說：「耀邦同志在會上反覆強調對重要的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非常慎重。……過去很長時期對陳予以全盤否定是不公正的。陳在本世紀的最初二十幾年中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後來犯了錯誤，但也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完全歸咎於陳。」

胡耀邦親自組織和審定的這篇《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一年後才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陳獨秀一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弔詭的是，在這篇文章審定過程中，198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出《關於嚴肅注意防止發生不妥當地宣傳陳獨秀問題的通知》，說：

陳獨秀自一九二九年因與托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並拒絕黨中央對他的再三警告，而被開除出黨。陳在建黨時期有其不可否認的功績，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但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他仍拒絕黨中央對他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毀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乃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的錯誤辯護的文章，有些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刊物把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監禁時所作詩五十六首，不但全文發表和詮釋，甚至還刊出他的全部手書墨跡，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

文件很嚴厲，又是「嚴肅注意」，又是「防止發生」的。還說「不能把他（陳獨秀）看作黨內人物」，這是比較滑稽的事情：中共開山的總書記居然不是「黨內人物」，這哪兒說理去啊！

不過，這個文件倒是摘掉了他「日寇漢奸」的罪名。

大約因為這個文件，這一年，陳獨秀在安慶的故居，竟然被拆除了。

1989年5月，為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黨史學會召開陳獨秀討論會。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專門研討陳獨秀的學術會。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寶林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這是1949年以來出版的首部展示陳獨秀一生的著作。同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陳獨秀」條目。這些研究成果，在慢慢取消歷史上給陳獨秀的所定下的罪名。所謂陳獨秀與托派相結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有些學者的文章中已經否定；所謂「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類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一直到1994年，有關方面才把陳獨秀歸入「黨內人物」：《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的第51至100輯時，終於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

在唐寶林等等諸多學者的呼籲下，1991年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把1952年版中關於「漢奸托派」的注釋，由「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修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

這個解釋可視為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漢奸」罪名的平反。同時，對陳獨秀的注釋也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變，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被摘掉，改為：「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1998年11月，中央提出重修陳獨秀故居、墓園。為落實李鐵映、曾慶紅關於陳獨秀故居修復的批示，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專項督辦。有了中央的指示和資金支持，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後，陳獨秀墓園總面積達千餘平方米。

1999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人手中。

200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中央黨史研究室推出《中國共產黨簡史》，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這就是說，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罪名，也讓共產國際給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