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凄風苦雨，處處瀰漫著淪陷區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壇上，她是轟轟烈烈的滿山杜鵑，灼灼的大紅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奼紫嫣紅的罌粟，頷首低垂里，帶著誘惑和神秘;她是開在陰暗角落裡的玫瑰，凄紅而妖艷，藏不住浮世的悲歡。她的小說集叫《傳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麗的傳奇之一。1921年，張愛玲出生在上海地處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她的爺爺張佩倫是晚清翰林院學士，祖母李菊耦，外曾祖父更可謂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點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的李鴻章。張佩綸夫妻恩愛，以花草詩賦為樂。但他們的兒子張志沂（廷重）卻是個與花酒和青樓為伴的浪蕩公子，他妻子是新潮女性黃逸梵。一個晚清遺少和一個西洋化的現代女性，一對怨偶，生下了揚名中外的才女——張愛玲。可以說她是地道的貴族後裔，血管里流淌著「貴族的血液」。兩歲的時候她隨全家遷居北方，直至8歲才搬回上海。8歲以後的日子對於她來說是殘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離婚，不久父親再婚。因為看過太多太多關於後母的小說，她認為世上最壞的事情莫過於此。「我只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樣，她的後母待她很不好。17歲那年，年少的張愛玲終於受不了後母的虐待，從父親軟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來，逃到母親那裡，從此和那個封建家庭斷絕了一切聯繫。然而等待她的並非幻想中的幸福與美滿。她的母親是一個新式女子，頗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幾度與她的姑姑一起遠赴法國留學。對於張愛玲，她的母親一心想將她培養成一個淑女。但她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對於驟然要在窘境中學做人，而且是學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難。因此，母女間也開始產生了隔閡。
張愛玲的祖母和她的一雙兒女，男孩就是張愛玲的父親如果說她的情感世界裡還有什麼輕鬆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張茂淵和好朋友炎櫻了。她在《姑姑語錄》中說：「我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在《炎櫻語錄》中她則記錄了這個黑皮膚女孩的許多有趣的奇思妙語。正是由於她們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裡呈現出從未有過的天真，偶然也有一絲生活的甜蜜。但過往的肅殺歲月已像極熱的鐵烙，印在她的心間，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處的悲涼。幼年的諸多苦難，使張愛玲過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歡離合，養成了堅強、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這個瘦削女子40年代的一段上海傳奇。 家學淵博的張愛玲多才多藝，對生存的無奈與悲哀更使她如雲的才氣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蹟。9歲，還在上海黃毛小學念書的時候，張愛玲的寫作才華已初顯端倪。她開始向報社投稿，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畫，刊登在英文大英晚報。大人們讓她買些本子、字典留做紀念，但任性愛美的她用5元錢的稿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學時代，她已是頗具成熟寫作才華的女中學生了。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上世紀30年代中葉在法國她中學就讀於上海聖瑪利亞學校，國文老師是重視國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聲。這一時期，她在校刊《國光》上發表了一系列習作：小說《牛》，歷史小說《霸王別姬》，散文《遲暮》、《秋雨》，以及一些書評、論文，其文思、筆致、才情令人矚目。當時，她喜歡讀張恨水和張資平的小說，深受鴛鴦蝴蝶派的熏陶。14歲那年，她寫了一部長篇的純粹鴛鴦蝴蝶派的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親擬訂的。這本書情節並不連貫，也沒有什麼寓意，是地道的遊戲之作。但遣詞造句、謀篇布局的功力已經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麼斧鑿的痕迹。文字的老練、圓通遠遠超過了一個剛入中學的女童所能達到的高度，所以人們只能稱她為天才。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視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正如人們常說的，上帝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剝奪一些就給予另一些。置身於那樣的家庭，雖然令她苦悶不堪，卻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體驗到世態人情的冷暖，為她在文學創作上發揮自己的天才積累了許多素材。「當童年的狂想逐漸退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她是一個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從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聰慧讓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經過刻苦的學習，1941年，懷著「天才夢」的張愛玲終於掙脫了家庭的樊籠，考上倫敦大學(因最後受阻於戰爭，只進了香港大學)。大學期間系統的學習為她23歲的橫空出世、一舉成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2年，為了生存，張愛玲被迫輟學，回到了令她倍感親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上海，這個「東方冒險家的樂園」，給張愛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歡上海，稱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鍊。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的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她還說：「我為上海人寫一本香港傳奇……寫它們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剋相生，上海，這個帶給她所有痛苦記憶的地方也帶給了她所有的輝煌與燦爛。
兒時的張愛玲最初回到上海，為了謀生，她開始「賣文」。在成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為《泰晤士報》和《二十世紀》寫過不少文章，以後又都自行翻譯為中文發表，這些文章構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創作高峰是從1943年開始的。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午後，她經親戚介紹，拜訪了剛在上海復刊的《紫羅蘭》的主編周瘦鵑先生，同時畢恭畢敬地拿出了她的兩部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這是兩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僅看題目，周先生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張愛玲告辭後就細細閱讀，一邊讀，一邊為她的世故冷漠驚嘆不已。於是，文章很快就分別在《紫羅蘭》的創刊號和第二期上刊登了。從此這位傳奇女作家開始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傳奇寫作生涯。隨著「兩爐香」的發表，她在文壇上聲名鵲起。《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封鎖》等陸續在《紫羅蘭》、《雜誌》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鎖記》更是使她成了文壇上的風雲人物。三四十年代，幾乎人人都讀過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飾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來得太晚，快樂也就不那麼痛快了。」 從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她共創作發表了1個長篇、6個中篇、8個短篇和40篇散文，總計50餘萬字，另外還有兩部未完成的小說《連環套》和《創世紀》。這一年，她只有23歲，這麼年輕的女孩面對眾多的溢美之詞，面對複雜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張愛玲的師長和前輩柯靈先生以及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勸她不要在政治背景複雜的刊物上亂髮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對她的某些作品的創作傾向提出中肯的批評。可這時的張愛玲已經聽不進去這些幫助和批評了。她認為要趁熱打鐵，「痛快地去享用，去歡快，去成功和出名」。
張愛玲然而，就在她被認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業如日中天時，她戀愛了，而令她神魂顛倒的對象偏偏是為大漢奸汪精衛政府文化部服務的胡蘭成。張愛玲在上海的公寓舊居，坐落在靜安寺附近一個熱鬧的十字街頭，常德路195號，當時被稱為愛丁堡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樓。這種粉色已經陳舊得有些發黑，像被遺忘了的，因為已經過期而顯得發黑的粉餅。粉色的牆面上鑲嵌著咖啡色的線條，使這幢大樓看上去愈發古舊。兩邊對稱伸展出來的陽台仍然排列出一種平和的節奏感，樓前一排梧桐也長出了鮮嫩的綠葉，生機勃勃地在春風中搖曳。這樓里的第六層就是當年胡蘭成求見張愛玲的地方。他當時的身份是汪偽政府的高官、《中華日報》的主筆，但他也曾經寫過許多與汪偽政府意見不合的文章，並因此受到監禁。而他的這種複雜的身份恰恰增添了張愛玲情史的傳奇色彩。1944年初，剛獲釋不久、在家閑居的胡蘭成，百無聊賴地躺在藤椅上看書。恰好翻到了《天地》雜誌第二期上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剛看了兩節，他就不覺直起身來，連連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細細地讀完第一遍後又讀第二遍，仍然覺得意猶未盡，又介紹給他的畫家朋友胡金人看。在這篇八九千字的小說中張愛玲對人性的理解及其流暢的文筆，給文學修養頗高的胡蘭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遣詞的準確，構思的巧妙，宛若一個相識已久的朋友，他看著無一處不順眼，滿心都是喜歡。於是，他興沖沖地去找蘇青，從她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竟是一名女子。此後，他覺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
張愛玲同年2月初的一天，他第一次前往拜訪張愛玲。她沒有開門，因為她通常不見生人。胡蘭成見敲門不應，便從門縫塞進去一張寫有姓名的紙條。第二天，張愛玲很有禮貌地回訪了他。她很感激他關注她的作品，他們一談就是五個小時。及至張愛玲告辭，胡蘭成送她歸去時，兩個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無話不談的知己。胡蘭成說：因為相知，所以懂得。張愛玲笑道：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時代，純潔的情愫開出的第一枝花朵。她說得那麼歡喜，彷彿映襯出她一生的寂寞。從此，他們情書往來，沐浴在愛河裡。胡蘭成給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護和旗鼓相當的欣賞。他曾在《論張愛玲》中贊道：「她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和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有受過摧殘，所以沒有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她的小說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繪畫，有一種古典的，同時又有一種熱帶的新鮮氣息，從生之虔誠的深處迸濺生之潑辣，是這樣一種青春的美。讀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鋼琴上行走，每一步都發出音樂。她的心喜悅而煩惱，彷彿一隻鴿子，時時要衝破這美麗的山川，飛到無際的天空，那遠遠的、遠遠的去處，或者墜落到海水的極深處，在那裡訴說她的秘密。……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正是這種格外熨帖的讚美，讓張愛玲可以在他面前更多地袒露自己，不論是幼稚還是與年齡不相稱的世故。他們之間靠一見鍾情建立起來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靈上的溝通與和諧，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說教所不能壓制的。1944年，在熱戀半年後，他們終於在上海結婚。那時流行的是西式婚禮和集體婚禮，但他們卻拋棄了一切儀式。為了避免外界的干擾，也為了享受一份恬淡的幸福，他們只有一紙婚書為兩人的結合作證，而證婚人則是張愛玲的姑姑和印度籍的好友炎櫻。張愛玲在婚書上寫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胡蘭成在後面又加了一句：「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張愛玲寫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實話，而胡蘭成的話卻是蘊涵深意的。
張愛玲在上海公寓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他們在這裡相戀相愛，愛得如火如荼、如夢如醉，愛得傷心、傷情、不能自拔。以至後來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回憶道：「牽牛織女鵲橋相會，私語未完，忽又天曉，連歡娛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語不息，黃櫱萬里路，道苦真無極。』我與愛玲卻是桐花萬里路，連朝語不息。」張愛玲為了這段感情也拚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蘭成已婚，不管他漢奸的身份，即使在戰後胡蘭成逃往溫州從而結識新歡范秀美時，她仍不遠千里覓他而去。當抗戰節節勝利，日偽政權的末日來臨時，胡蘭成對張愛玲說：「我必定逃得過，惟頭兩年里要改姓換名，將來與你雖隔了銀河亦必定找得見。」張愛玲依舊一臉信賴，沉迷地說：「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海角有我牽你招你。」可惜，她所有的忍耐都未能挽救正在逝去的愛情。1946年11月，在人民高漲的反日聲討中東躲西藏的胡蘭成悄悄回到上海，在這所公寓里住了一個晚上。當時，他們的感情已經出現了裂痕。第二天清晨，胡蘭成在張愛玲的床前向她道別。他俯身吻她，她伸出雙手緊抱著他，淚涕漣漣，哽咽中叫了一聲「蘭成」，就再也說不出話。或許她已預感到，這將是他們的最後一面。的確，他對她的愛情已經燃盡了。她沒有能力再改變什麼，她說，她將只是萎謝了。茫茫人海，修得千年萬年才與他相遇，卻是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人。對愛的保留與自持，緣起緣滅，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淺。其實，她又怎會不明白呢?《金鎖記》里的季澤，《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兒達……有的怯懦，有的薄倖，有的怯懦又兼薄倖，這些人偏偏外表看起來頗登樣，可哪一個又有一點真心?對女人來說，真心都是來之不易的。
張愛玲張愛玲要的是婚姻的本義——不問緣由，不問經歷，跨越了時間和空間，超越了階級和信仰，世俗、坦然。她少年時代失去了太多人們通常輕易能夠得到的愛，成年的她渴望的只是成熟男子的愛情。遇到胡蘭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來。他成了她情感的棲息地，撫慰創傷的良藥，因此她投入了自己，殊不知卻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驕傲。比起張愛玲的義無返顧，胡蘭成在這段婚姻中，則左顧右盼，心中發虛。他以為她不在乎什麼名分，什麼婚姻，但他忘了張愛玲也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生活在滾滾紅塵中心高氣傲的女人。1947年，在得到胡蘭成脫離險境的消息後，張愛玲給他寫了一封信明確告訴他：「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時間考慮的，彼時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這番話決絕中透出些許蒼涼。張愛玲開過花了，她寧可重新回到塵埃之中，也不甘當假花。曾經滄海難為水，為他，她曾經幾乎哭盡了畢生的眼淚，也幾乎哭盡了她那些驚世駭俗的寫作才華。往後的日子縱然漫長，她卻始終再沒寫出如《金鎖記》般凄美的文章，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終究是一個難圓的好夢。許多年以後，胡蘭成在晚年回憶起與張愛玲在一起的無數美好的時光時，引用了李商隱的兩句詩「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表達了他無限懊悔和感傷的情懷。一場傳奇式的婚戀就這樣降下了凄冷的帷幕。「長的是苦難，短的是人生。」張愛玲對於人生的態度無疑是冷漠、悲觀的。她的作品洋溢著她傳奇的一生，繁華而蒼涼的文字，一寸一寸寫的都是女性的感覺：漂泊，流浪，隔離，封鎖，荒涼，傷痕纍纍……人生的悲劇是她永恆的主題。她習慣敘說女性卑瑣的命運，語氣平靜得叫人戰慄;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點，一一將它們折射到自己的筆下。
張愛玲（左）和李香蘭她說，她熱愛寫作如同熱愛生命，只有在寫作時她才感到思維的愉悅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個俗人，熱愛市民的俗美，編造都市男女們俗不可耐的婚戀離合，更稱自己的名字為「惡俗不堪」。正是這個俗人，對於自己的文學藝術天分有著清醒的自知自覺，「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喜歡將生活藝術化。她在文章里同讀者拉家常，卻從不讓外人窺測其內心。她的故事總是一面明亮一麵灰暗，冷眼看花開花落、緣起緣滅，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紅顏，下一代一個個地被生出來，這一代一個個離去。而她永遠是講故事的人，總是那樣隔著一層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靜靜地注視著，帶著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憫的溫柔。如此精緻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歡。「文如其人」這個詞有些絕對，但張愛玲的篇篇作品又確如對自己人生的詮釋。《傳奇》就是最好的明證，它的內容令人感到十分壓抑。《傾城之戀》中的流蘇，一個舊式人家的小姐，她穿著旗袍，說的卻是現代話，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氣。她與柳原的戀愛就像一場錙銖必較的角力賽：一座城市淪落了，卻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嘆氣的婚姻。《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對金錢的慾望使她身不由己地從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親子，像秋風一樣帶著涼意的描寫看得人直把生離死別都拋開。《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並不像她筆下的那些男人那麼可惡，那個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愛，但她自製——但這樣美的事是註定要成為傳說的，所以，張愛玲給了它一個凄迷的結局：情是真的，是動人的，但他來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頂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聲凄涼的船鳴。她是這樣解釋它們的：「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里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這些作品反覆而深刻表達的無非是這樣的感受：人生是殘酷的，人的渺小無知更映照出現實的不可抗拒性，而這些，正是我們每個人不斷感受著又好像渾然不覺的。《傳奇》出版幾個月後，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傳不了多久，但同時也喜歡它像謠言一樣飛快流傳。這本散文集流傳的速度雖然比不上謠言，但也不是水過無痕。
張愛玲與她同時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們所著力經營的空靈、清麗、雋永的氛圍，更多的是對世俗生活的細節描寫，沒有絲毫的詩意卻也別樣誘人，讀罷總是回味無窮。胡蘭成認為那是「有一種古典的，同時又有一種熱帶的新鮮氣息，從生之虔誠的深處迸濺生之潑辣」。此後，陸續有一些以讚美為基調的文章出現，如許季木的《評張愛玲的<流言>》、柳雨生的《說張愛玲》等等，在一片讚美聲中可見其文章在當時的影響之巨大。而張愛玲的反應是冷靜平和的，她說，「人生安穩的一面是有永恆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穩的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她喜歡「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傳奇》讓我們認識了一個蒼白、瘦削、憂鬱、敏感的張愛玲，而打開《流言》，一個樂觀、好奇又善於製造生活情趣的張愛玲又向我們走來。如此一動一靜、一樂一悲，一同構成她融古典、現代於一爐的雅俗共賞的傳奇藝術世界。她亦因而獲得了大量的「張迷」，包括讀者和後來的小說、散文作家，特別是女性作家。這些模仿學習她的人不無成就，但迄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她。難怪李碧華嘆道：「文壇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這樣的女子。」 有人說：「就是最豪華的人，在張愛玲面前也會感到威脅，看出自己的寒磣。」有人說：「只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和極度的孤寂。」
張愛玲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遷，張愛玲的處境可想而知地尷尬起來。她從沒考慮過政治，但早就憑自己的直覺預言到：「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奪去了愛。」與胡蘭成的婚戀使她的政治立場蒙上了一層曖昧的迷霧，文化漢奸的嫌疑讓她領教了時代不容分說的性質。對於各種各樣的評論，她不屑於去辯解，仍保持一種超然、矜持的態度，把指責自己的人晾在一邊，不予理會。她的創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筆耕不輟，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勤奮。在經歷了大絢爛大哀愁之後，她蘊蓄了太多難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30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著凄涼。」30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經沉下去了，和30年前璀璨美麗的傳奇一起，「兩個屍身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請，她於1950年參加了上海首屆文代會。她坐在會場的後排，衣著典雅，神情沉靜，彷彿透出一股「絢爛至極歸於平淡」的滄桑感。這以後，她便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後又輾轉到了美國，從此閉門生活，一待就是30多年，直至逝世。
張愛玲手跡「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個女子帶著她在17歲寫下的機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獨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輝煌而過。也許真是應了那句「傳奇在中國不算什麼，但是都沒有好下場」的俗話，張愛玲——一個40年代的喧囂華麗、風流雲散的傳奇，轉眼間，塵埃落定，斯人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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