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輅—搜狗百科

19世紀後半葉圍繞越南問題爆發的中法戰爭，前後持續不足一年半，但其醞釀則可遠溯自同治末年。在此過程中，清廷內部曾就和戰的一個重要誘因——「保藩」與「固圉」問題糾結不已，而這實與中國傳統「守在四夷」認識下難以割捨的藩屬「體統」有著密切關係。但是這種以往視為「當然」的「體統情義」，在面臨「他族逼處」的「千古未有之奇局」面前，卻使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中越近邊地方的「區畫」問題正是於此際在清廷內部萌生。

此議最先由兩廣總督張樹聲提出，此後則有李鴻章、曾紀澤等人在中法交涉中所積極運動的「分界保護」之說，直至中法戰後清廷在中越界務談判中的力爭「甌脫」之舉，其變化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理路。近來學者皆已認識到清廷在「保藩固圉」問題上態度的微妙變化，但缺乏對清廷近邊籌劃方案作縱向的考察，關注點多集中於「中立地帶」、「分界保護」以及相關的中法交涉方面①。而對於其中緣源流變的梳理，將有助於探究清廷在經理中越邊務過程中，時人對於中越緣邊的一般認識，以及在「他族逼處」「創局」下清廷的思考與措置，從而進一步了解晚近以來清廷處置中越邊務的前後發展脈絡與總體趨向。

一、「他族逼處」：中越緣邊新情勢與「經營北圻」之策的醞釀

中法戰爭以前中越疆域間之「界限(限界)」，與今人所謂國與國間之「邊界(國界)」相去甚遠。對此，越南史籍甚少提及，據《大南實錄》所稱：「本國(越南)疆界北鄰大清，西南接暹羅、緬甸，從前應有限界在何處，向來國史罕存見聞，亦寡節次。」越同慶元年(1885)越廷機密院在擬修本國疆界彙編時，甚至不得不以「懸賞格或以所見聞咨祈考驗」的方式尋找根據②。清朝方面的記載則多見於會典通志，但據後來李鴻章轉法國勘界大臣狄隆(Charles Dillon)所稱，以此種「地理志為定界根據，究竟明白有識者，以為不能照辦，蓋因其地里不準，且地方過大」③。在這裡，作為「明白有識者」的狄氏顯然是在用近代西方的劃界眼光認識中越間的傳統疆域「界限」，故有此感。

相比會典通志的記載，身任疆寄的邊吏們則有另一番描述。乾隆八年(1743)，署兩廣總督策楞曾在細查中越邊情後奏稱，廣東廉州府所屬欽州西境有古森一江「系天然中外界限」④，而南寧、太平、鎮安三府，皆與「夷境」接壤，「中間以山為限，山之外為安南，山之內為各屬土司」⑤。但此說只是策楞理想之言，事實上中越交界地方並非處處皆有如此判若分明之「名山大川」。兩廣總督福康安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指出，中越沿邊除了要隘外，其餘多為「平坡衍阜」，「中外交界處所，不過列木為柵，壘石為牆，掘溝為塹」⑥。而在交界地方所設置的關隘哨卡及柵、牆、塹，又如廣西巡撫舒輅所指出的一樣，「原止隨地布置防守，非如西北邊牆，劃然分定中外。故有雖在隘外而仍系內地者」⑦，情形頗為「渾涵」。

此種情形到了晚近表現得更為明顯。光緒十一年(1885)總理衙門大臣奕劻等人就稱：「越南北圻與兩廣、雲南三省毗連，其間山林川澤，華離交錯，未易分明」，但奕劻等人卻認為，因為越南「從前屬在荒服，彼此居民久安耕鑿，自無越畔之虞」。此話顯然過於一廂情願⑧。兩廣總督張之洞就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是年十二月，張之洞在查明欽州與越南接壤地方情形後就指出，欽州與越南廣安各省「中間分界之處，舊址漫漶」，「中越地勢，華離參錯，民夷雜處。有既入越界後行數十里復得華界者；有前後皆華界中間十入一線名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華名檔案可據者；有錢糧賦稅輸繳本州列名學冊者；有田宅廬墓全屬華人並無越民者」⑨。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在中越勘界前曾致函總署，指中越緣邊地方，從前「只有從中國出關往南者有到某處方知已入越南，而從越南往北者到某處方知已入中國，其往某處中間之地，並無人稱為中國地，亦無人稱為越南地，而中越亦未嘗爭其地」，但如果照此言明，稱中越當時「並無勘訂之界」，則法必說「既非中國地即系越南地矣」，中國實難置辯。因此赫德奉勸總署辦結此事「愈早愈妙」，赫德顯然明白中越緣邊之「渾涵」情況對中國非常不利，故有此語⑩。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張之洞道出兩點，一是「越南屬藩，不甚考慮」，二是「邊地荒遠，地方官未能撫馭周密之故」。雲貴總督岑毓英對此就頗為煩惱，認為「越為中國外藩，要地歸藩，原系守在四夷之義」，不必過於措意，但是現在越南「幾不能自存，何能為我守險」(11)。張之洞對此也感同身受：「從前越為屬藩，中外界限尚可稍為渾涵。今該國歸法人保護，此時勘界，一歸越壤，其土地即淪為異域，其人民即棄為侏。」(12)岑毓英與張之洞此時所思慮的正是那一時期清廷內部所普遍關心的問題，它道出中法戰爭前後中越邊務經理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窘境，而造成這種窘境的，正是法國侵佔越南以及由此直接帶來的「他族逼處」之虞。

咸豐八年(1859)，以越南屠殺在越傳教士為名，法國聯合西班牙大舉攻越，法越戰爭爆發，至同治六年(1867)法國已經佔有越南南圻六省之地(13)。對此，清廷雖有了解，但「不復措意」(14)。但是到了光緒七年(1881)秋，當清廷獲悉法海軍部欲往越南東京「靖盜」，並有謀由紅江通商之事時，中越逼處之勢迫在眉睫，清廷大員們始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是年十月，總理衙門就法國欲通商雲南事上奏清廷，指如任法全占越土，則粵西唇齒相依，「後患堪虞」，「為中國藩籬計，實不能不度外置之」，但問題是如「越將事事求助於中國，亦屬勢難為繼」(15)。隨後清廷諭令滇桂粵三省督撫及南北洋大臣諸疆吏各抒己見，擬籌辦法。而所議結果是，大部分官員皆視保藩與固邊為一致，反對「守在境上」。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德潤以「天子守在四夷」為由，反對「不守四夷而守邊境」(16)。兩江總督劉坤一則認為如若不早為扶持越南，則其「覆亡立待」，而「滇粵藩籬盡失，將有逼處之虞」(17)。而雲貴總督劉長佑此時卻表現得頗為糾結，他認為，越南近在「畺圻」，如為法吞併，法必將「闞我門戶」(18)。但劉同時也注意到了聲言「保藩」的不切實際，表示如要「防邊自固」，滇、粵首尾二千餘里，防範實難周妥，因此他想「相度營壘，早據要害」，但這樣又「明委南藩於不顧」，為此，他「蚤夜籌度，顧慮百端」(19)。

如果說此前大部分清廷官員還株守於「保藩固圉」以及「守在四夷」的傳統認識上的話，那麼自光緒八年(1882)三月法國攻佔越南北圻重鎮河內後，對於「保藩」的憧憬實已大為消退。是年三月二十五日，總署為通籌邊備事上奏，一開始就指論藩屬之義，中國理應派軍救援，但是揆度形勢，「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勢難籌議及此」，「若待法人盡佔北圻而始為閉關自守之計」，則「藩籬全撤，後患將無有窮期」(20)。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則說得更直接，「在阮氏事我不專，奉法惟謹，放虎自衛，坐取滅亡，本無足惜」，但如果「越折入法」，則滇粵水陸處處「逼處他族」。因此他建議：「與其隱忍縱敵而致之於門戶，不如急起圖功而制之於邊徼。」(21)兩廣總督張樹聲亦有此認識，他認為，「北圻尤我所必爭，守在四境，備在事前」，越南既然「難望其自謀」，則中國「必不可自誤」，因此他建議令滇、粵防軍「守於域外」，並「設法經營，以求可久」(22)。

隨後張樹聲又密陳「經營北圻」之策，請清廷委予重臣「經營北圻」，並表示「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地，即多增中國尺寸之衛」。而對於「重臣」的人選，張樹聲指其曾與李鴻章密商，張希望舉薦福建巡撫岑毓英，後又據李鴻章所言，欲推台灣道劉璈。而如果張確與李密商過人選問題，則李鴻章對張「經營北圻」之策當不表反對(23)。後來張樹聲致函總署，進一步指出，「若用漢代護屬國中郎之義、本朝駐藏大臣之制，妥為區畫，則越南之社不虛，中國之邊亦靖」，儘管越南對此或對中國有「遺憾」，但不能為此「顧慮」(24)。他同時還指出，越南近邊各省本是中國曆年來用兵力剿除土匪收復之地，現在越官「力不能治」，華軍應即進城駐紮「代為保守」，其目的張最後說得很明白，「據城以保各省轄之境」(25)。雲貴總督劉長佑對此議也頗表贊同，認為應該「乘勢早圖，以杜窺伺」(26)，劉並且稱總署「似於區畫北圻一策最為關心，雖尚以下手之難，轉相詰問，意在各督撫同聲一諾，便可照行，以免後來之異議耳」(27)。對於清廷此間的態度，張的把握大概是不錯的，就在同年，法國交趾支那總督盧眉(Le Myre de Vilers)也曾向法海軍部及殖民地部表示，「中國對在昆明南部邊界、雲南東部邊界建立中間地帶頗為重視」，而且情報也表明「中國最害怕的是和一個歐洲大國為鄰」(28)。

但清廷卻仍有其他的考慮。儘管隨後(光緒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廷頒布上諭，令沿邊將領勒兵出關進扎，並指示各邊「毋僅作閉關自守之計」(29)。此諭表面看似接受了張樹聲等人有關「區畫北圻」的建議，實際上卻作了很大的保留。劉長佑就注意到，清廷雖有「毋僅閉關自守之旨」，但總署隨後又來函，「但以嚴密設防為詞」。劉因此指清廷此舉「是水陸軍僅為遠御法人之進止，又但視越兵之重輕」之意，與先前張樹聲「區畫」之議「尚有間」，後事「未知攸濟」(30)。一個月後，廣東巡撫裕寬曾上奏清廷，指法越換約，中國不必干預，認為「爭之不聽，徒損威重」(31)。清廷對此就頗表不然，認為有失中國「字小之仁」，表示越南「久隸藩封，藉可捍衛吾圉，若意存膜視，自撤藩籬，使他族實逼處，此後患正不可勝計」(32)，顯然仍視「保藩」為「固圉」所藉。

對此情況，清流黨健將張佩綸後來就指出：「朝廷固有憂邊之色，然亦猶有存越之心」，但張認為就越而論，「即灰滅亦何足惜」，只是「越滅則滇粵震動，棄越是棄滇粵也」，所以「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則此土在所必爭」。可見他認為，所謂「固圉」實在於「爭土」，而非在於「保藩」。張還專門針對論者所謂「以越固吾屬，不能救之，反以為利，是速越之亡而助法為虐」之責，表示「越實負我，我收吾之屬，撤吾之藩，何為不可?」認為「越實有可取之理」，「南交本中國舊地，此殆天所以限華夷也」(33)。張樹聲一年後思起此事亦稱：「觀今日越南之君臣，即代平其難，拿全土而歸之，亦必不能自保，終將壞我藩籬。」並指：「伊古以來，撥亂定霸，未有不收地方之權，而能以客軍持久濟事者。」他隨後又引曾紀澤之言，指其去年經營北圻之議，「今雖時異勢殊，仍不可緩」，勸清廷不要「顧忌撫弱字小之虛名」，應派「有宿望有擔當」之大員「總理其政」(34)。儘管後來清廷似乎「略用芻蕘」，但實已「緩不濟急」，轉而尋求其他「區畫」之方，而清廷內部有關「保藩固圉」之認識，此時實已開始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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