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個性鑄就的偉詞【讀書雜誌】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多愁。恰似一江春永向東流。

　　「做個才子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南唐後主李煜「誤作人主」(余懷《玉琴齋詞序》)，作為帝王他是失敗的，悲慘的。但作為詞人，他給後世留下了許多傳誦千古的詞章，「以謂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王鵬運《半塘老人遺稿》)。獨特的人生經歷、深廣的憂患意識和至真至純的性情，是李煜詞不朽的重要因素。下面，我們以李煜的代表作《虞美人》為例，對此作一闡述。

　　一

　　《虞美人》相傳是李煜的絕命詞。詞開篇即以奇語劈空而下，仰問蒼天：春花秋月，年年花開，歲歲月圓，何時才能了結?春花秋月、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徵，它們千古不易，代表宇宙之永恆。接而以「往事知多少」，則以今昔之巨大變遷，道出了人生的變化無常。以春花秋月的時序循環對比人間的往昔難回，在普遍性的宇宙無窮與人生有限的感懷中，融入具體的家破國亡之痛。這兩旬詞是李煜絕望的呼號，同時也寫盡了人類共同面對永恆與無常無可奈何的悲哀。接下幾句直抒亡國之思與亡國之恨。夜闌人靜，幽居小樓的詞人憑欄遠望，孤月當空．多少故國之思、凄楚之情，湧上心頭，讓人不堪回首。「東風」與「故國」、「雕闌玉砌」與「朱顏」的再度對比，以宇宙的永恆不變。反襯人生的短暫無常，構造了一種物是人非的境界。迴環往複，一唱三嘆，表達了詞人悲恨交加、憤激難平的複雜心境。至此，詞人情感已至極致。詞以究詰人生作結，「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一江春水」為喻，直寫心中無窮無盡的憂愁。這個絕妙的比喻，以九字長句奔進而出，讓人感受到愁緒直如春江波濤滾滾而來，延綿無盡。在這血淚苦痛中流淌著一片宇宙永恆和人事無常的感慨，將古今人類共有的一切悲哀都包含進去了。

　　「亡國之音哀以思」，《虞美人》正是一曲哀惋憂傷的亡國之音。975年，39歲的李煜在享受了14年尊榮富貴的帝王生活後，被迫肉袒出降，接著押往汴京，開始了忍辱含垢的亡國囚虜生活。由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一國之主，淪落為任人宰割的階下囚，李煜不但失去了帝王之尊，甚至喪失了作為普通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命的安全感。「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李煜《與故宮人書》)，李煜體驗到了人世間的一切恥辱和痛苦。作為詞人，他將這一切悲劇苦痛化為藝術，於是筆下便流瀉出蕩氣迴腸、沉鬱悲愴的篇章。法國作家繆塞說：「最美麗的詩歌是最絕望的詩歌。有些不朽篇章是純粹的眼淚。」正是由於獨特的人生經歷，使李煜的詞達到藝術的高峰，從而確立了他在詞的發展史及文學史上的地位。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言：「他(李煜)身為國主，富貴繁華到了極點；而身經亡國，繁華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極點。正因為他一人經過這種極端的悲樂，遂使他在文學上的收成，也格外光榮而偉大。在歡樂的詞里，我們看見一朵朵美麗之花：在悲哀的詞里，我們看見一縷縷的血痕淚痕。」(《李後主評傳》)

　　二

　　然而，只是抒寫李煜個人國破家亡慘痛的《虞美人》，為何千百年來會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共鳴?從思想內容看，《虞美人》所表現的是李煜一人一己的亡國悲恨，但從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歷史視野來看，它所寫的悲哀．也正是所有的生命的悲哀，所表現出的憂憤深廣的憂患意識，也是人類所共有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人生的短暫無常是人類共同的悲哀。「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既逼真地再現了詞人波瀾起伏的內心世界，同時讀者也很容易從中取得某種心靈上的呼應，並借用它來

　　抒發自己類似的情感。文學欣賞的過程，就是讀者尋覓自己精神「知音」的過程。隨著閱讀者和欣賞者立場、觀點、方法的不同，其結果或是「同病相憐」而發生共鳴，或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找到寄託，或是以他人之哀樂來反省和審視自己的哀樂。這樣，李煜那些富有深廣憂患意識的詞作，自然就成了廣大閱讀者們(特別是有著各種不幸遭遇的人)最為欣賞的對象(參見楊海明《唐宋詞史》)。

　　李煜自覺地將這種深刻的亡國體驗與天道、自然對比，突顯了一種深遠而廣泛的悲劇意識。「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國維《人間詞話》)，李煜詞所表現的是一種深沉的宇宙人生的思考和超逾一己閑愁淺恨的大悲哀與大感慨，因而氣象博大、意境高遠。深廣的憂患意識，是李煜詞具有恆久魅力的原因之一．而李煜這種憂患意識正源於他所處的歷史環境、所經歷的人生世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性格。

　　南唐是五代十國時期的一個小王朝。先主李異勵精圖治，採用休養生息、興修水利等措施積極發展生產，南唐曾呈現出經濟繁榮的景象，並成為當時十國的經濟中，0地區。但至中主李璩時，國力日衰．逐漸成為它國附庸，後來不得不去帝號，靠大量進貢維持局面。到後主李煜即位後，南唐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蕞爾之土無法與強大的宋朝抗衡。最終奉宋正朔，稽首稱臣也是必然的了。因此，李煜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南唐始終籠罩在亡國的陰雲下，悲涼之霧無疑也瀰漫李煜心頭，使其心靈和詞作蒙上一層感傷色彩，成為其憂患意識的社會根源。

　　這種憂患叢生的社會環境造就了李煜超脫塵俗的心理和多愁善感的性格。李煜雖出身皇家，卻「心疏利祿」，「思追巢許之遺塵，遠慕夷齊之高義」(見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他更像一名超脫塵世的文人、隱士。李煜喜好儒學，熱衷於「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徐鉉《御制雜說序》)。多才藝，好讀書，善詞章，工書畫，知音律，獨領風騷。「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李煜《詠扇》)，李煜有意追求那種清俊高逸、儒雅風流、超凡脫俗的士大夫情趣，連宋太祖也忍不住稱讚他「好一個翰林學士」(葉夢得《石林燕語》)。李煜敏銳而富於感情，前期面臨山河破碎、國勢日蹙，不免多煩憂，後來破國亡家，其苦痛可謂錐心刺骨。詞是李煜表情達意的工具，其詞情真意切，故感人也深。另一方面，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文人共同的心理特徵。李煜雖不善治國，但國君的身份和責任，使其憂患意識得到強化。特別是亡國慘痛，使李煜從個體的悔恨、憂傷，進而自省、反思，發展為對人生、命運的思索。他的詞並未僅僅停留在對個人苦痛、哀傷的咀嚼上，更表達出了對人生與命運的感悟，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一種終極關懷的意義。

　　李煜還深受佛教的影響，具有一種宗教情結。他取號蓮峰居士，以信佛者自居，並詔令廣修佛寺，廣度僧尼，自己也曾身著袈裟，禮佛誦經。長兄弘冀因與叔父爭權而遭毒死，以及大周后的早逝、幼子的夭折、國勢的衰頹等等，讓李煜企圖從宗教中尋求心靈慰藉和精神寄託。雖然李煜最終沒有遁人空門，宗教也未能化解他的苦難，但這種宗教情結，使他對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刻。王國維稱李煜「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人間詞話》)，即意指李煜的詞所表現的情感雖為他一人一己之悲哀，然而這些富含哲理、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感慨，卻足以包容人類所有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佛教情結賦予了李煜博大的眼界，使他的詞有了某種包舉天下、包容人類的宗教意蘊。

　　三

　　從抒情方式看，《虞美人》直抒胸臆，真率自然。全詞充滿悲憤激越的感情色彩，不加掩飾、不加節制、毫無顧忌直抒亡國之恨．讀者可以直接感觸到詞人血液的奔騰與脈搏的跳動。唐圭璋《唐宋詞簡釋》對這首詞做了精闢的分析：此首感懷故國，悲憤已極。起句，追懷往事，痛不欲生!滿腔恨血，噴薄而出：誠《天問》之遺也。「小樓」句承起句，縮筆吞咽；「故國」句承起句，放筆呼號。一「又」字慘甚。東風又入，可見舂花秋月一時尚不得遽了。罪孽未滿，苦痛未盡，仍須偷息人間，歷盡磨折。下片承上，從故國月明想人，揭出物是人非之意。末以問答語，吐露心中萬斛愁恨，令人不堪卒讀。通首一氣盤旋，曲折動蕩，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通常，詩詞以含蓄為貴，多講究比興寄託。吳梅《詞學通論》指出，李煜詞「用賦體不用比興，後人亦無能學者也」。李煜詞之所以純用「賦體」而能為高格，是因為李煜是傾注全部的情感來創作的。況周頤《蕙風詞話》稱道周邦彥詞中一些質樸的詞句．稱「此等語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窮盡」。借用它來評價李煜詞，亦為貼切。李煜作為「主觀之詩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國維《人間詞話》)，始終以率真、誠摯的感情來寫詞。「於富貴時能作富貴語，愁苦時能作愁苦語．無一字不真，無一字不俊」(劉毓盤《詞史》)。亡國前所作歌舞宴樂之詞，是他純真深摯情感的傾注，如「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搗練子令》)，「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等，都真率自然。亡國後，李煜更是「以血書者也」(王國維《人間詞話》)，化作啼血杜鵑，聲聲叫喚出沉痛悲愴，動人心魂，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令》)、「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破陣子》)、「故巨夢重歸，覺來淚雙垂」(《菩薩蠻》)、「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烏夜啼》)等，乃全心全意沉溺於痛苦、哀傷以赤子情懷，嘔心瀝血於吟詠。正是李煜詞的這種抒情力度與氣勢，使讀者感慨嗟嘆，引起強烈的心靈震顫和感情共鳴。

　　葉嘉瑩女士認為，李煜「屬於純情之詩人的最好的代表。這一類的詩人之感情，像滔滔滾滾的江水，其姿態乃是隨物賦形的．經過蜿蜒的洞曲，它自會發為撩人情意的潺溪，經過陡峭的山壁，它也自會發為震人心魄的長號，以最任縱最純真的感情來反映一切的遭遇……李煜之亡國前與亡國後的作品，其內容與風格儘管有明顯的差異，而卻同樣是這一任縱與純真的表現」。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為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詞是李煜血肉、靈魂的一部分，以生命和血淚寫成的試詩篇怎能不打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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