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藝術為人民

徐冰:藝術為人民

2014年03月24日 10:18中國教育報我有話說收藏本文

徐冰,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圖為徐冰創作《何處惹塵埃》,塵埃是他「9·11事件」後收集的。

  徐冰的《地書》,用世界通用的圖畫標識寫就,全篇無一個文字,卻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實現在文字前的平等還有多遠?

  接受過最傳統的社會主義藝術教育,又在西方藝術大本營浸淫18年,哪裡有人與社會的衝突和掙扎,哪裡就有他的目光

  徐冰:藝術為人民

  上世紀70年代末,他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接受最傳統的社會主義藝術教育。在校期間,他表現優異,先生們評價:根正苗紅,人才難得。

  80年代末,他搞出和學院現實主義藝術風格「完全割裂」的《天書》。在4000多個一本正經卻又連他自己都不認得的「漢字」面前,人們既惶恐又迷惑。有人痛心他:路走歪了。

  35歲,他選擇出國,前往當代藝術的世界中心——紐約。他帶著濃厚的社會主義藝術教育背景,一頭扎進西方當代藝術的大本營。18年的海外生涯,他榮譽等身。他是有美國藝術界諾貝爾獎之稱的麥克阿瑟獎得主,他憑藉作品《何處惹塵埃》拿下當今世界藝術界最高獎項——Artes Mundi國際當代藝術獎,是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當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在西方世界繼續大放異彩時,他又一次讓人大跌眼鏡。他選擇回國,老老實實、毫無藝術家范兒地走了一遍競聘、演講、民主投票程序,就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議論再起:他被招安了。

  其實,沒有根正苗紅,沒有走歪路,更沒有被招安。

  世界如此豐富,時代如此變幻。哪裡能給人最深刻的啟迪,哪裡有最深刻的變化,哪裡有人與社會的衝突和掙扎……哪裡就是徐冰的目光所在。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用藝術家的方式,讓人們思考。

  從《大衛》到《天書》

  1977年,22歲的徐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

  從他之前的經歷來說,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1955年生於重慶的徐冰,1956年就隨父母來到北京,定居北大。徐冰很快就展露出對手工、繪畫濃厚的興趣。

  那時,他所有的藝術經歷,都帶有那個年代特有的社會主義藝術印記。1974年,他去北京延慶縣插隊,勞動之餘做了大量的農村生活寫生,還搞了群眾文學和美術活動。由於表現突出,他獲得了推薦參加中央美術學院入學考試的機會。

  徐冰入學時,正值社會上文化思潮湧動,很多藝術界人士熱衷於用藝術改造社會。然而當別人在外搞「革命」時,徐冰卻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畫石膏的興奮中。彼時的中央美術學院依然保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藝術風格,基礎紮實、追求上進的徐冰贏得很多老先生的期待。他畫的《大衛》,形神兼備,被時任美院院長的靳尚誼評價為美院建校以來最好的一幅。又紅又專,成為徐冰身上的標籤。

  可到了1988年,徐冰卻展出了《天書》。一部充滿荒誕、睿智、戲謔而又認真的作品,完全屬於現代藝術的審美範疇。這讓人大跌眼鏡。

  《天書》由徐冰自創的「漢字」組成。徐冰按照漢字的構字規律,創作出了4000多個「字」——連徐冰本人都不知道這些字到底是什麼意思——然後嚴格按照中國古代經典的印製方法,把4000多個字精確地刻印在木塊上,接著印在長幅的中國皮紙上,成文成書。最終的展覽中,整個展示空間的四壁和天花板都被奇怪的文字佔滿。

  這個轉變和徐冰當時的文化感悟有關。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潮席捲中國,年輕人對文化的參與熱情非常高。徐冰讀了很多書,可是最終卻對文化有種說不上的失望。他產生了做一本無人會讀的書來表達這種感覺的衝動。

  《天書》中,文字的莊嚴和內容的荒誕混雜在一起,每個走進展廳的人,都為此所震撼,在貌似神聖的知識面前,人們不知所措。這些字排在一起,似乎說了很多話,卻什麼都沒說。

  毫無疑問,這是徐冰藝術風格的巨大轉變。從寫實主義的《大衛》到現代藝術的《天書》,這個跨度實在太大。

  轉變是有原因的。那是一場1984年在北京舉辦的朝鮮畫展。面對宣傳畫似的舊有社會主義藝術,徐冰頓時感到,他周圍所能看到的作品是如此相似地具有局限性。他決定改變、脫離,尋找新的藝術方向。

  這是他第一次展露出自己的獨立性,或者說,是叛逆性。

  他成功了。《天書》大受歡迎,並引發國內外連篇累牘的討論。連西方哲學界都投來關注的目光。當時,他們正熱衷於討論文字與人類思維的關係,對一位東方藝術家以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哲學家們覺得很有意思。對徐冰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種樂趣,更是一種滿足: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幫助別人思考。

  如果說此前的徐冰,只是用藝術表達自己的感情的話,那麼從《天書》開始,徐冰開始用藝術表現思想。畫筆、畫布、文字、石頭、鋼筋、香煙……在徐冰的手裡,這些材料不再是為了表現而堆砌在一起,而是為了思想而融合在一起。

  徐冰開始形成最為寶貴的藝術思想。搞藝術的人都試圖把獨特的思維通過作品帶入藝術界,但為什麼有些被認可,有些卻始終不被認可?這取決於你帶入的東西,是否是優質的,是藝術系統中缺失的,是大於藝術界現有思維範圍的,對推進人們的認識是有啟發的,總之是否能通過一種特有的藝術手段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地方。

  某種意義上,《天書》是徐冰走進新世界的那一道門。

  戲謔的荒誕

  《天書》之後,為了深入尋求新的藝術形式,上世紀90年代初,徐冰移居美國,最終落腳紐約,住在東村的一個地下室里。

  東村是朋克文化的發源地,有大批流浪漢。與單純要錢的乞丐不同,東村的流浪漢有他們的圈子和講究。徐冰所住的地下室門口有一盞小紅燈,本是方便來客尋找,誰知卻引來流浪漢和妓女在此溫存。有時外面動靜一大,地下室的人聽得清清楚楚。徐冰也沒管過,反而覺得這些人挺浪漫。他一度想在門上安一個攝像機,想著也許哪天能以此為靈感做個反映紐約底層的作品——當然,最後他沒那麼做。

  這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時刻想著探索新事物。一般人往往對當代藝術家有距離感,因為看不懂他們在幹什麼。然而徐冰卻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他在給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做講座時,開場白介紹自己和羅中立(著名畫家,川美院長)有可能生在同一家醫院,然後自嘲「這醫院的孩子生下來怎麼都搞藝術了」,引來學生大笑。他頂著一頭捲髮,戴一個黑框眼鏡,長相和扮相都酷似哈利·波特。被人們提及後,他便把自己自封為「年老版哈利·波特」。

  他的幽默也體現在作品中。事實上,遊戲、幽默始終是徐冰藝術作品的重要因子。

  徐冰對象形文字有著獨特的偏好。他曾說過一句話,「在中文裡,有很多東西是可以玩的」。1994年,他又開始「玩」漢字,而這次更驚世駭俗。他將英文圈圈點點的形狀拉直扯平,變成中文的模樣,起名為「新英文書法」。中文和英文兩大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字系統就這樣融為一體。更奇妙的是,經過簡單的提示,任何一個有一點英文基礎的人都能看懂這些「英文」。

  後來他回國,第一件作品依然帶著幽默。2008年初,徐冰第一次踏進北京CBD的工地。他被建築廢料原始粗陋的美感深深吸引。他決定用這些建築廢料製作藝術品,最終的形態是傳統的吉祥圖騰——鳳凰。鳳、凰兩隻鳥充滿張力,它們莊嚴宏大,長度分別為28米和27米,寬達8米,總重12噸,然而卻是用廢料製成的,就像窮人用低廉的材料把自己打扮美麗,帶著傷痕與自尊。鳳頭上帶著幾頂安全帽。很多參觀者看到帽子,都會啞然失笑。

  不過,如果你認為徐冰僅僅是在幽默,那就錯了。徐冰的幽默,只是一種表現形式,他真正要表達的,是他的思想。荒誕只有在煞有其事的嚴肅中,才能得到最完全的表達。

  例如《天書》。從1987年到1991年,徐冰花了整整4年時間,親手刻出這4000多個「字」,開始一天最多也只能刻三四個,但徐冰樂在其中,因為這也是藝術的一部分。「《天書》好像帶著面具,它非常吸引你去閱讀,卻又拒絕你進入,你想知道為什麼,它又不告訴你,這是有荒誕性的,而我做得越認真,它的荒誕性就越強,藝術的力度就越強。」徐冰說。

  2004年,徐冰憑藉《何處惹塵埃》斬獲當今世界藝術界最大的獎項Artes Mundi獎。「9·11事件」發生後,徐冰收集了世貿大廈倒塌留下的塵埃。製作作品時,徐冰將塵埃吹到空中。24小時後,塵埃落定,展廳的地面上,灰白色的粉塵顯示出兩句中國七世紀的禪語: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除了這個作品本身,當時牆上還貼著幾張照片,說明徐冰是怎麼把塵埃從美國帶到英國的。法律限制塵土從一國帶到另一國,徐冰便把塵埃當做石膏粉,翻模做了個小雕塑,雕塑的形狀是他女兒的洋娃娃。小娃娃被帶到英國後,再磨成粉末。徐冰把這當成一個調皮的鑽空子遊戲,卻很嚴肅地表現了當今世界的狀況:人們總是試圖從隔離中尋求安全,然而真的如此嗎?恐怖滲透邊界,然而紀念這一悲劇的塵埃卻被阻攔。這是如此荒謬。

  如徐冰所說:「我不停留在玩笑和幽默本身。」他希望他的作品是可以讓人「進入」的,是親切、好玩、甚至享受的。然而當觀眾進入作品時,會覺得這件作品是不同的,有創造性,對思維有真正啟示。

  作品要發出自己準確的聲音

  徐冰說話不快,聲音柔和。在你面前一站,如果沒有那頭比一般人稍長點的頭髮,你很難把他和藝術家聯繫在一起。

  他最常穿的一件深色外套,已經穿了十幾年。右肘磨出了個洞,他拿到街邊的小店,花十幾塊錢補上。那副成了他標誌的圓形黑框眼鏡,邊上也有磨損。他給雜誌拍照片,去央視錄節目,也不換裝扮,就這麼上台了。

  也正是因為這種平和,和徐冰打交道,你不會有距離感,更不會有自卑感,哪怕你對當代藝術一竅不通。

  更重要的是,徐冰會告訴你,以讓觀眾看不懂為深刻的藝術,是很多人的誤區。

  他會向你講杜尚的故事。杜尚是西方現代藝術里程碑式的人物,當年,他把小便池作為藝術作品放在美術館,提出「藝術和生活一樣」的主張,轟動一時。然而此舉也讓他給藝術家留了一個特殊身份。杜尚把小便池擺在展台上,就成為藝術作品,價值連城,如果一個普通人把小便池擺在那裡,估計會被趕出去。

  徐冰說:「所以,藝術家的特殊身份,讓現代藝術在這樣一個悖論的關係中發展。今天不少藝術家對解釋作品負責,但對作品本身不負責任。」

  一名藝術家對徐冰說過,搞當代藝術,如果展覽不出效果,就把作品放大1000倍,比如把一個杯子放得很大,就會是一件震撼的作品;如果放大了還不行,就做1000個杯子;再不行,就把杯子塗成紅色;還不行,就把燈光搞得特別亮。

  這段諷刺十足的話讓徐冰印象深刻,它點到了現當代藝術的弊端。徐冰一直認為,藝術家拿出去的作品不應是聳人聽聞,而應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所以,徐冰可以把「9·11事件」的塵埃帶在身邊兩年之久——在他沒搞清楚可以拿它幹什麼之前。

  「9·11」發生後第三天,徐冰在紐約下城收集了那些塵埃。當時,他並不知道收集它們有什麼用,他只是有種感覺,覺得它們包含著關於生命、關於一個事件的信息。直到兩年後,徐冰讀到那句著名的詩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靈感瞬間擊中了他。

  與徐冰的其他作品相比,《何處惹塵埃》異常簡單。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那包塵埃,徐冰只需要把它們吹到空中,讓其自然落地,最後撤下預先鋪好的字模即可。

  然而就是這部形式簡單的作品,為徐冰贏得當代藝術界的最高獎項。每一個看到它的人,都能為作品蘊含的深意所震撼。霜一樣均勻的粉塵覆蓋的展廳,寧靜、肅穆,但這寧靜卻給人一種剌痛與緊張之感:哪怕是一陣輕風吹過,「現狀」都會改變。今天的人類需要認真、平靜地重新思考那些已經變得生疏,但卻是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需要崇尚和追求的?什麼是真正的力量?不同教義、族群共存和相互尊重的原點在哪?這不是抽象玄奧的學者式命題,而是與每一個人活著相關聯的事情。

  好的作品,自己就會說話。時間,就應該花在讓它們具備自己說話的能力的過程中。

  也只有在這時,你才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徐冰柔和外表下的另一面。他在設計作品時,有著嚴格的尺寸比例。他去美術館看製作中的作品,只要覺得哪點不對勁,掏出尺子一量,實物肯定和設計差點尺寸,哪怕這個差異微乎其微。

  每每這時,徐冰就要和負責製作的人「矯情」半天。別人覺得高一點矮一點沒關係,徐冰就認為這個重要。他會告訴別人,他當時受到的素描訓練、版畫訓練,每一環節差一點整體效果就會差很多。

  為此,徐冰有了完美主義者的名聲——換種語境理解,也許就是挑剔。

  但是,誰讓他製作的是自己的思想呢?每一個思想,都要有完整真實的表達。文學家靠寫,演說家靠說,而藝術家,就要讓作品發出自己的準確的聲音。

  社會主義背景的藝術家

  2008年,徐冰又一次顛覆自我。彼時,他已是第一流的藝術家,影響力遍及東西方。在這樣的巔峰上,他卻正式接受教育部的任命,成為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這讓藝術圈大跌眼鏡。在藝術圈裡,學院就是保守的代名詞。崇尚自由、獨立等概念的藝術圈把藝術學院稱為廟堂,把自己稱為江湖,兩者對立明顯。如今,徐冰作為江湖中的「英雄」,卻回歸廟堂了。

  其中原因部分和徐冰的中央美院情結密切相關。30多年前,徐冰在版畫系學習木刻技法,李樺先生(著名版畫家)就坐在對面,徐冰刻一刀,李樺就點下頭。至今,徐冰仍然「懷念這種幸福,像有種氣場,一下子把兩代人的節奏給接上了」。

  如今,輪到他成為先生。

  他遊走西方18年,熟稔國際當代藝術的話語體系。他熟知社會、藝術和市場的規則。有他在前面帶路,學生們會心安。

  但是,卻不能模仿,不能依靠。

  他反覆告訴學生們,你們最應該具有的,是創造力。

  「像我當年一樣,去畫素描,畫石膏吧。這種枯燥的訓練,可以讓你從一個粗糙的人變為一個精緻的人、一個訓練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你獲得的,將是容納、消化各類文化現象的能力以及執行的能力。這種態度,不僅能讓你們成為藝術家,更重要的是讓你成為一個高水平的人。」

  藝術家的自由、散漫、叛逆,在這些話里無影無蹤。人們感受到的,是勤奮、紮實、謙遜、自省。這不像藝術家,卻好像是傳統的勞動人民。

  人民、社會主義、傳統、當代藝術……或許很難讓人理解,但正是這些詞融合在一起,讓徐冰成為今天的徐冰。

  徐冰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社會主義藝術教育背景。如果不是來自東方,徐冰或許不會那麼快地引起西方藝術界的關注;而早先接受的傳統的學院教育,也讓他始終與當代藝術系統保持距離,以免落入其中的窠臼。

  更重要的,是自小接觸到的藝術教育,在他心中樹立的理念:藝術來源於生活,藝術要為人民服務。

  藝術為人民——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最根本的理念。徐冰深諳於心。他反覆向人強調這一土得掉渣、似乎帶有宣教色彩的口號。然而這卻是他真實的信仰。

  1999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徐冰用新英文書法寫出的條幅:art for the people(藝術為人民)。條幅掛在大街上,隨風飄動。它清楚地標明了徐冰的出身與背景。

  他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下過鄉,插過隊。最早為他贏得廣泛聲譽的,就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創作的系列木刻版畫《碎玉集》。儘管他長發及肩,在西方藝術世界遊刃有餘,但最初的藝術教育的背景和思想在他的創作中卻日益清晰。

  「現在看來,對我的藝術創造有幫助的,是民族性格中的內省、文化基因中的哲學觀與智慧和我們這代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整體經歷的尋找社會主義道路的方法與經驗,以及與西方思想的碰撞。這構成了我們特有的養料。」徐冰說。

  他的《地書》,用世界通用的圖畫標識寫就,全篇無一個文字,卻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實現在文字前的平等還有多遠?他的《鳳凰》,粗獷兇猛,卻讓人在財富爆炸的年代感受到勞動的尊嚴。他最新的作品《桃花源的理想就一定要實現》,用中國山水畫的形式,在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首都倫敦描繪出世人嚮往的眾生平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之境。作品名稱,恰恰來源於極具象徵意義的《桃花源記》和《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

  如今的中國社會讓他振奮。每一天都有奇蹟在發生。中國社會深刻而廣泛的變化,為藝術家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素材寶庫。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藝術的語言,表達出宏大變化的方方面面。

  他希望學生們記住,藝術家要懂得如何處理藝術與社會、時代的關係。處理這個關係的技術高下,決定了藝術價值的高下。

  藝術來源於生活,藝術高於生活,藝術回饋於生活。緊緊抓住時代,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有無限創造力的藝術家。道理,就是這麼簡單。(記者 高毅哲)

  《中國教育報》2014年3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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