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書法】流沙難掩翰墨沉香

逸廬書院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王羲之《龍保帖》敦煌臨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春秋穀梁傳》

《文選》

馬圈灣漢簡

敦煌書法：流沙難掩翰墨沉香

編者按：在敦煌的藝術寶庫中，有一支光芒四射、瑰麗多姿的奇葩，那就是以敦煌漢簡、張芝書法、索靖書法、敦煌藏經洞寫經為代表的敦煌書法。

敦煌書法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姿、筆法之變異、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保存漢唐墨跡最多的敦煌，是一座龐大的中國書法基因庫，對研究五千年書法史，特別是書體演變和最終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自道士王圓籙發現敦煌藏經洞以來的100多年間，敦煌學成為國際顯學，但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壁畫彩塑和文書史料上，敦煌書法領域卻少人問津，更沒有人將橫跨2100年的敦煌書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系統研究，由此也就沒有樹立起它在華夏文明坐標中彪炳千秋的歷史地位。

為了全面挖掘古代敦煌書法遺存，凸顯敦煌書法對中國書法形成、演變、發展中所做的重大貢獻，大力弘揚甘肅書法核心品牌，繁榮書法創作，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將於今年10月在敦煌舉辦「朝聖敦煌」全國書法大展。這必將在全國掀起新的敦煌書法熱。我們特編輯一組研究解讀敦煌書法的文章，以饗讀者。

湮沒千年的中國文化之魂

□本報特約撰稿人秦 川

20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漢簡書法以民間書寫的方式完成了對中國古文字的改造，開啟了後世的草、行、楷書，一直影響到了20世紀以來的中國書法創作；1800年前，敦煌書法家、草聖張芝創立的草書，則是漢字第一次超越了書寫功能而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抽象藝術——書法，連書聖王羲之都對張芝謙讓三分；中古時期連續7個世紀的5萬卷敦煌寫經，完整地呈現了中國書法隸變完成後向唐楷過渡的全過程，是中國書法最豐富的基因庫。

然而長期以來，敦煌書法始終湮沒在莫高窟巨大的背影下，學界研究者寥寥無幾，而絕大多數國人都不知敦煌書法為何物。這與敦煌書法所具有的藝術價值和崇高地位極不相稱。

敦煌地處偏僻，遠離中國政治文化中心，許多人認為那裡的文化可能就像它的地貌一樣荒涼。其實不然，在漢武帝征服匈奴，打通絲綢之路之後，一直到明代關閉嘉峪關，中國封建社會全面走向沒落之前的1000多年間，敦煌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留下了以莫高窟為代表的燦若群星的文化遺產。中國的書法源遠流長，但其發展演變的幾個關鍵的節點是在敦煌完成的。比如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里程碑——敦煌漢簡；比如創立了今草書的草聖張芝和索靖；而藏經洞保存了10多個朝代、長達7個世紀的5萬多件書法原作，是中國書法最龐大的歷史檔案，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恰好證明了敦煌是中國書法最重要的源頭之一。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中國書法史上是楷書在前，草書在後，這就導致很多人練習書法也嚴格遵從這個順序。但在敦煌馬圈灣出土的西漢時期的漢簡上已經出現了章草，而當時並沒有楷書字體。這就說明草書在前，後來才演變出了行書、楷書，這個在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發現，給當代書法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啟發。

類似的很多學術問題，都在敦煌書法研究中不攻自破。無論是不是書法家，只要面對敦煌書法遺墨，就會發覺，那些發黃的木簡和紙片上留下的線條依然散發著迷人的墨香，那美妙絕倫的墨跡依然在跳動，它能讓浮躁的心靜下來，讓學書者的目光越過喧嘩的街市，打開一個屬於心靈的清澈高遠的書卷世界。那些遙遠年代的有名的或無名的大師們，竟然會穿越時空，與學書者心靈相通、血脈相連。

書法是中國人的文化掌紋，是中國文化的命脈。在融入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中，電腦代替了紙和筆，漢字書寫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提筆忘字，中國漢字、中國書法面臨空前的危機。文化部部長蔡武撰文說，當今中國的大眾文化低俗偽劣淺薄貨色泛濫，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在文化軟實力競爭中，西強中弱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以至於我們喪失了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與我們的經濟實力和文明古國地位極不相符。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樹立中國文化的自信，繼承和弘揚書法文化，就顯得尤為重要。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我常常想：一個喪失了民族自信、文化根基的民族，怎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當我們把五千年輝煌的歷史文化棄之一旁去擁抱世界時，這個世界會給我們一張怎樣冷漠的臉？

所以，敦煌書法不能一直埋在西北的流沙里，它應該被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要讓所有寫書法的和不寫書法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先祖曾經有過多麼驚世駭俗的創造，多麼暢快淋漓的表達，多麼高貴優雅的情懷！

甘肅漢簡書法

□徐樂堯

漢代簡牘，不僅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的重要實物史料，也是探討我國古代書法史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甘肅是我國發現漢簡最多的省份，其中著名的有敦煌漢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這些簡牘堪稱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瑰寶，它不僅是書法藝術的無價之寶，也是書法研究宏大而豐富的寶庫。

中國書法藝術是悠悠華夏文明的璀璨明珠，綿亘數百代，雄視海內外。兩漢時期，文字和書法的重大變化、發展，及書法藝術的創造性、多樣性與個性化，對後世的書法藝術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漢代簡牘是漢代墨跡最豐富的寶庫，據此，人們在書法領域中，可以脫出「碑」「帖」的窠臼，衝破魏晉唐人的藩籬，從而開拓出一個新的書藝境界。

漢簡在書法研究方面的重要價值，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它在研究書法史和書體源流、演變方面佔有重要地位。通過仔細分析和研究漢簡中的各類書體，使我們能更好地認清各種書體在歷史上的產生、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二是漢簡在書法藝術性與美學方面的價值。通過漢簡書法的探索，使人們對中國書法藝術基本風格的內涵及書法美學的真諦能有深刻的感受與認識。

甘肅漢簡，有著與其他簡牘不同的特點和獨特的表現形態。

首先，甘肅漢簡以豐富、翔實的簡例，清楚地顯示了「漢隸」的發展過程。隸書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隸書在秦代已普遍流行於民間，在民間得到了不斷加工和完美。到了漢代，由於隸書在民間和下級官吏中的廣泛應用和進一步修飾，使隸書更臻完美，終於成為漢代的一代書體。「隸變」是漢字形體演變中的一次革命，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甘肅發現的敦煌漢簡與居延漢簡中，以往人們研究漢隸的多，涉及西漢古隸的甚少。其實，只要我們認真加以探索，敦煌漢簡與居延漢簡中不乏西漢古隸的簡例。甘肅漢簡中，漢代古隸資料的發掘，對於我們認識漢代由古隸而八分的發展軌跡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敦煌、居延、武威漢簡中大量草書的發現，對於研究漢代草書的發生髮展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許慎說：「漢興有草書。」(《說文解字·敘》)漢代的草書是以隸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早期的草書是西漢古隸的簡易、急速的寫法，就是所謂「解散隸體，粗書之。」(唐張懷瓘《書斷》引北魏王愔語)這種草書人們稱之為「草隸」或「隸草」。草隸的進一步發展就出現了帶有波磔，筆斷意連的「章草」，漢代有「草書」的名稱，而無「章草」的稱謂。「章草」這一名稱，在文獻中最早出現的，要屬王獻之的話。張懷瓘《書斷》說：「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這是「章草」一名之首見。關於章草的產生，文獻記載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是說漢元帝時史游寫《急就章》(《四庫提要·經部小學類·急就章》條)。一種是說漢章帝作章草(宋陳恩《書苑精華》引唐蔡希綜《書法論》)。一種是說杜度作章草(唐竇臮《述書賦》)。根據上述文獻記載，以往書法界不少人認為章草形成於西漢末，成熟於東漢。我們經過對甘肅漢簡中的大量漢代草書墨跡的分析、研究，對隸草、章草在漢代的發展過程獲得了新的認識。居延漢簡中自武帝至元帝年間的簡書，有些是解散隸體，急速簡易的草隸，有些則是已帶波磔，草意濃郁的章草，這裡具體體現了由草隸至章草的發展過程。到成帝時期的簡書中已出現了成熟的章草，表明此時章草已形成為一種定型的字體了。敦煌的馬圈灣漢簡與懸泉漢簡中發現了比居延漢簡、武威漢簡多得多的草書，大量草書的出現，可稱是這兩批漢簡的一個重要特色。馬圈灣漢簡中的大量平帝時期的簿冊、書牘和王莽時期的奏書底稿，已是成熟的章草。更值得注意的是，馬圈灣漢簡中宣帝五鳳年間的簡冊，其書體早已是成熟的章草了。由此證明，章草的成熟期應在西漢中期無疑。漢代的草書，尤其是章草，是中國古代書法上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它標誌著書法開始成為一種能夠高度自由地抒發情感，表現書法家個性的藝術。但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章草書僅見於摹本與刻帖，由於輾轉相摹，早已見不到漢代章草的原貌，及至近代，漢代簡牘的大量出土，才顯現出原來的面目，使被埋沒了兩千多年的書法藝術得以重現，為中國古書法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甘肅漢簡所處的地域是漢代的西北邊陲，武帝時期，長達39年的大規模連續不斷的反匈奴侵擾的戰爭，人們前赴後繼，終於贏得了戰爭。當時的敦煌、居延邊塞是抗匈奴鬥爭的前哨，廣大戍邊吏卒，離鄉背井，長年累月駐守、戰鬥在戈壁荒漠上。這樣的客觀環境，鍛煉了人的勇敢無畏、開拓進取的精神，熔鑄了人的雄強豪放性格。在漢簡上所遺存的粗獷、雄健書風，正是他們總的精神境界的真實體現。

漢代書法家與書法理論家蔡邕曾指出：「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蔡邕：《九勢》)蔡邕第一次提出了書法藝術的力度問題。而書法藝術的力度則來源於用筆，筆力的表達是書法藝術賴以存在的基本特徵之一。甘肅漢簡的隸書、草書的用筆特點是「方圓結合」「諸鋒交替」。既使方筆，也用圓筆，兩者巧妙結合，相互為用。既用中鋒，也用側鋒、偏鋒、藏鋒與逆鋒，諸鋒交替使用，各顯其長。從而使甘肅漢簡的書風時而率意洒脫，自然流暢；時而粗獷潑辣，野趣橫生；時而雄健豪放，渾厚蒼勁，形成百態千奇，各顯其妙的生動格局。居延漢簡的逆入平出，藏鋒收筆，使點劃內含筋骨，力在字中。簡書中有的豎劃，暢瀉而下，收筆處墨重劃粗，宛如長矛大戟，挺然大樹，表現出雄渾的筆勢美和強健的筆力美。又如武威王杖詔令冊的用筆就是中鋒取勢，側鋒取態；既用方筆，又用圓筆，於方筆中含圓潤之趣，於圓筆中得沉雄之貌，圓中有方，方中見圓，堪稱傑作。

敦煌寫卷中的行草書法

　　□鄭汝中

各種書體，篆、隸、草、行、楷形成的次序，孰先孰後？很難說清。如按正統的書史來觀演變的過程，從現在看，很多地方是牽強附會，說不通的。特別是近些年來，考古發現的資料，證實了很多說法並不可靠，應從古代的民間書法，諸如樓蘭文書、敦煌寫卷，以及各地民間遺存的磚文、陶文中尋求解釋，其中確有很多令人信服的例證是可以填補空白的。

敦煌，在古代是有書法傳統的，這裡曾出過許多大書法家，漢代張芝，晉代索靖，聲威全國。此外尚有張懷瓘在《書斷》中提到的趙襲，說他「以能草見重關西」；還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此外，張芝之前尚有崔瑗、崔寔，都是敦煌人。崔瑗是漢代負有盛名的書家，著有《草書勢》，對漢代的草書興起有重大影響。

正因為敦煌書法人才輩出，在佛教興起之後，這個地區較長時間保持著一種書法優勢。又值佛教的寫經運動的展開，從北涼時代開始，這裡民間的書法意識、書寫風尚也日益增強，如雨後春筍蓬勃而生。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敦煌地區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當時為一片綠洲，為經濟富饒之地，寺院林立，僧侶頻繁的交流，中原內地文化源源深入敦煌，也是促進社會書法發展的重要因素。

面對藏經洞出土的寫卷，細詰敦煌筆跡中的行草書法，可以說是最具有藝術魅力、最令人喜愛的一個部分。

寫卷多用小字，表現的結體方正，或線條圓渾，字形大小與線條粗細都變化不大，字字獨立，很少連接，適宜用行草體書寫。

在寫卷中，嚴格意義的「章草」，如《急就章》《月儀帖》那樣的寫法不存在。因為隋唐之後，今草書體的形成，民間使用今草時也不乏還保留一些章草的用筆，還存在一些帶有波磔的餘緒。

寫卷中今草書體十分顯眼和活躍，風格面貌異彩紛呈。其中也有些共性，一般來說都是雍容大度，清峻挺拔，凝練沉雄。但寺院所出書法，總有一種宗教禁錮拘束的性情，缺乏放縱自由之氣。當然其中也出現一些精品，如：《因明入正理論》《妙法蓮華經》《大乘起信論略述》《文心雕龍》等這些書作，都是筆法純熟，體態嚴謹，結字規則。類如孫過庭《書譜》，因畢竟為小字寫卷，缺乏《書譜》那種縱橫馳騁的氣度，但在簡練厚重上另闢蹊徑。

行書在寫卷中是為數最多、用途最廣的一種書體。除了正規的寫經，必須用恭正的楷書書寫外，一些輔助性的經文注釋、疏講、略述，以及寺院的經濟文書、官署的牒狀、民間的書信、醫方、雜抄、課本等多用行書，因其易認、易寫、方便、快捷，所以勢必成為書寫的主要書體。

行書在群眾中廣泛地流傳應用，變得多姿多態，由於性格不同，內容有別，書家氣質各異，因之寫卷的行書形態也各有千秋。文人學士一般寫得娟秀纖細，溫文爾雅，有書卷之氣；僧侶書寫佛教經典，則循規蹈矩，千篇一律；官署公文，關防牒狀，多見劍拔弩張，雄渾健壯，具有大刀闊斧、武夫氣質。有些行書堪稱絕代精品，不遜於古人之「法帖」。

在寫卷中行草相兼并用，也是經常出現的，前述草書《文心雕龍》就是行草書體，唯草書成分較多的一個寫卷。

縱觀敦煌寫卷之行草書體，顯然受二王的影響很大，在書寫風格、結字、用筆上，基本上接受了二王的風範，而且功力十分紮實，如《勸納諫文》，後有草書題記，筆法遒勁，結體挺拔，章法體態，承意自然，很有王書之俊逸風骨。

智永《真草千字文》在唐代負有盛名，傳說智永閉門30年，臨寫了800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備留一本」。現在世上流傳有3種版本，一是唐傳日本之墨跡本，二是北宋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薛嗣昌刻本，三是南宋《群王堂》40行殘本，敦煌出現蔣善進臨本，是第4種。與上述3種對照，唯與薛嗣昌刻本非常接近，筆法相同，精神氣質也惟妙惟肖。

蔣善進所臨千字文，功力極佳，牽絲連帶，平穩自然，氣韻酷似智永之原貌，不遜於其他臨本，遺憾的是只存了34行，170字，此確為初唐之精品。

另有唐太宗李世民之《溫泉銘》，為寫卷中之拓本殘件，共存50行，有初唐「永徽四年」之題記，其書體為楷、行、草兼備，駢儷流暢，雍容大度，有明顯的二王書風，李世民是用行草寫碑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尚有山西之《晉祠銘》，二碑珠聯璧合。《溫泉銘》碑已蕩然無存，因此敦煌存之拓本，就格外珍貴。

有一首詩抄寫卷《懷素師草書歌》，系詩一首，作者為馬雲奇，描寫了狂草書家懷素的生平事迹。馬雲奇這首長詩，對研究懷素生卒年月、生平軼事，有著重要的意義。古代書法家是為了抒發胸中的情愫和表現自己的審美理想與旨趣，而民間書法出於實用，無意於創作，就是在平庸的書寫生涯中發揮出天才睿智和藝術靈性，在穩健剛毅的書寫中時出新致，跳出純樸的奇巧。因此，結體變化無常，給人以清新愉悅或神秘詭譎、不可端倪之意境，在書法的欹正、疏密、長短、大小、寬窄、向背等諸多對比因素的應用，處理得協調適當，極具生命活力。民間書法和宮廷士大夫的書法比較，如果追根求源，從書體的產生、字形結構的變化來看，應該說還是率先於官府的。中國書學史，文獻記載的正史，從來都是帝王將相、貴族文人的書法史，直至清代才有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勇敢地打出尊碑抑帖的旗幟，對正統書學才有所抵牾，但對民間書法的理解還很不夠，缺乏科學的調查研究。應該說，民間書法才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源泉和母體。這也是最重要的學術意義。

中國書法「正史」，往往強調個人的功績，把書法的肇始，常歸結是某人的發明，究詰這些歷史名人，卻還是貴族文人或武將，如倉頡造字，蒙恬造筆，都不可信。其實，像文字、書體這樣的文化現象，絕非個人力所能及，勢必由全社會的醞釀、變化而成。我們從敦煌寫卷中很明顯地看出這個道理，遠在顏真卿、柳公權之前，類似的書體在民間早已出現。因此，可以說，文化並非聖賢創造，確實出於庶民。

儘管敦煌古時出了許多書法名人，這個地區也出現了大量的作品，但它是在全國書法形成、發展的大趨勢下所產生的局部文化現象。儘管敦煌寫卷琳琅滿目，瑰麗多姿，但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體系。我們還發現這樣一種現象，現收寫卷中的書法精品，往往都是外地流入敦煌寺院的墨跡，而一些道教的經卷書寫質量偏高，也都非本地區的經生所寫。因此，筆者不同意「經生體」這種提法，因為寫經是一種形式，並未構成獨立的書體，無論從結字、用筆、謀篇及書寫形式上看，它還都是社會上通行的體法。因此，不能脫離全國書法的大氣候，孤立地看敦煌地區的書法。

寫卷墨跡，並非都是書法作品。粗俗劣差的還是很多，可以稱為佳作的是極少數。其中也確實出現了令人驚絕的精品，如行草寫卷的《因明入正理論》《文心雕龍》，是我們前所未見的絕妙之作。它們的藝術價值有待於學術界評議，但可以說品位並不遜於王羲之、顏真卿等名家的行草作品，而我們書法研究的任務，正是要把這些珍珠般的精品擷取公佈於眾，推向社會，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凡是古人筆跡都奉為至寶。

歷史上的甘肅書法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太宗書《溫泉銘》(局部)

《妙法蓮華經》(局部)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柳公權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書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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