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朱德走出太行的最後一站

朱德走出太行的最後一站閆 橋 / 文還是在201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去了一趟晉城市澤州縣山河鎮堆金窪村，那天正逢村裡趕會，也是這個小山村各家各戶都鋪了水泥路，新建了辦公場所，新修了戲台，所以要大擺宴席並唱大戲三天，好是一番熱鬧。也就是在這次對小太行山村淳樸民風的體驗中我知道了緊挨戲台北邊的這個不大的院子就是朱德當年曾經住過一晚的地方。我記得那天和我同去這個村的一位外當幹部朋友說，村裡有位老同志一直要嚷著上舞台講講話，後來這個人確實上去講了，而且慷慨激昂，重點就是講了朱德曾在抗日戰爭年代在傍邊這個院子住過一夜，還說朱老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詩——《出太行》就是在這裡寫下的。那天晚上他講話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這不，前幾天這位老人又寫了一篇紀念朱總司令路駐堆金窪74周年的文章想讓我改，對這事我不敢怠慢，趕快通過網路查閱相關文章，首先查到了《黨的文獻》上的這一篇：1940年5月5日，朱德創作的七絕《出太行》。1940年，朱德離開八路軍總部由太行山返延安，中途去洛陽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會談團結抗戰問題。5月5日，他夜宿河南省濟源縣劉坪時，創作了這首七絕《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在詩前，朱德還題寫道：「1940年5月，經洛陽去重慶談判，中途返延安。是時抗戰緊急，內戰又起，國人皆憂。」其時，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無視抗戰危局，掀起反共高潮。對於國民黨方面製造的摩擦、反共氛圍，中共給予了堅決回擊。但同時，朱德又提醒大家：大敵當前，要「防止單純軍事觀點、圖快一時的盲目行動」。中央和八路軍總部也明確宣布：堅持國共長期合作抗日的方針不變。「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就是號召國共兩黨要團結抗戰，以連天的烽火告慰同仇敵愾的全國抗日軍民。《出太行》一詩，正是朱德在外敵入侵面前胸懷民族、憂患祖國的心聲展露。後來，周恩來把這首詩稿帶到了重慶，並將其發表於7月24日的《新華日報》上。這首滿懷團結抗戰情感的詩一經推出，立即引起共鳴，傳誦酬唱，接連不斷，激勵了無數抗戰志士。——大家看清楚了，這篇文章說的地址是在河南省濟源縣劉坪，這絕對令我吃驚。再看到2013年《太行日報》星期刊《經典晉城.紅色印記》，也是介紹此事的。虎踞龍盤的太行山，歷經金戈鐵馬烽火硝煙的洗禮，留下了一代開國將帥叱吒風雲的足跡，也留下了一首首鐫刻在中華民族詩碑之上彪炳千秋、讓後人無限追思與敬仰的詩詞華章。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這首著名的抗戰詩作七絕，正是出自「紅軍之父」朱德總司令之手。其詩昂揚向上，雄渾壯闊，猶如高山一樣挺拔，宛如怒濤一樣澎湃，激蕩著時代的風雷，一派力拔山河秦雄漢風的大氣象。朱總是軍人，也是詩人，有著統帥三軍的大智大勇，也有詩詞創作的才氣。朱總在抗戰期間創作的詩詞有30多首，其中6首創作於太行山上。那是1940年的春天，朱總指揮八路軍取得了「反頑鬥爭」的重大勝利，但仍然面臨著一個與國民黨部隊和平談判的問題。朱總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在回延安途中，赴洛陽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4月25日，朱總和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康克清在國民黨中央執委、高級參謀王葆真陪同下，帶著延安電影團的徐肖兵、吳本立等從武鄉縣王家峪駐地出發，經平順到壺關郭家坨村，就國共雙方在太南的「劃界」問題進行磋商，並取得了一致意見。兩天後，朱總進駐陵川城北13華里的南坡村。翌日，駐陵的國民黨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率一部分文武官員和隨從到城北10里的楊寨村，將 朱總司令一行迎接入城，熱情款待。朱總在陵川縣城住了五天，會見了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等國民黨上層官員，談了統一戰線共同抗戰等事宜，還到崇安寺給國民黨舉辦的五縣黨政訓練班作了抗日救國的講話。特別對「十二月事變」中我方人員與抗日群眾被四十軍等國民黨軍隊逮捕一事，同二十七軍進行了當面交涉，要求予以釋放。並親臨監獄，對在押的人員公開說：「誰是共產黨、八路軍，馬上站出來！」立即有王養民等十餘名已經暴露身份的我方人員站出來，被朱總營救出獄，回到了我方。五天之後，朱總率部登程，國民黨二十七軍的黨政官員進行了歡送。朱總離開陵川，經晉城、陽城、濟源南下黃河到洛陽。當他路經八路軍通向延安的「紅色兵戰線」陽城析城山頂時，遙望天際之下的黃河水，想起兩年零三個月一起日夜戰鬥的太行人民，此時此地內心的激動難以平息，遂將蘊藉在胸的憂國憂民感懷而發 「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5月5日，朱總抵達黃河北岸，佇馬回首，這裡是太行山的盡頭，面對一瀉千里滾滾南去的母親河，抗戰的使命、民族的責任與太行軍民患難與共千秋大義的情懷湧上了心頭。此情此景遂又作下「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當晚，夜宿濟源劉坪村時揮毫留下了這首著名的詩篇《出太行》。隨後，5月9日朱總到了洛陽，經與衛立煌談判達成協議，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太南退軍」，打擊了頑固派的反共氣焰，進一步堅持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為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求同反頑」奠定了和平的局面。古往今來，大多將帥對於親身征戰的沙場情有獨鍾，每當離去時，往往賦詩抒懷。朱總的《出太行》壯懷激烈，氣壯山河，既有東坡的曠世，又有岳飛的報國 ，其詩充滿著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之光，質樸且親切，熾熱而豪放。多年後一生戎馬生涯，寬厚仁慈的朱總為在太行山所取得的勝利而感慨：「一靠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二靠八路軍三個主力師；三靠太行山的人民群眾。真捨不得，捨不得離開太行山！」如今，重讀朱總《出太行》，倍感詞鏗鏘、句曠達、字偉岸、境天成。正如毛澤東的題詞：要學習朱總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這首《出太行》，不僅形象地描述了八路軍同仇敵愾，浴血太行的歷史，而且真實地再現了老區太行太岳兒女熱血鑄中華、民族大義雄的歷史和氣節。——從這篇文章看朱德寫下此詩作的地址就是小住一晚的劉坪。我還查到一篇記錄葉劍英元帥在抗戰時的重慶看到朱德《出太行》一詩後即興唱和的故事。　　將軍莫唱大刀頭，　　淪陷山河寸寸收。　　勒馬太行煙霧外，　　伊誰與我賦同仇。此詩前面有個題序：「1940年5月，經洛陽去重慶談判，中途返延安。是時抗戰緊急，內戰又起，國人皆憂。」從朱詩這個題序可以知道，當時抗日戰爭已進入第三個年頭，朱德為了挫敗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挑起內戰的陰謀，特意從太行山區抗日根據地出發，準備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剛到達西安，因日本侵略軍大舉圍攻我晉西北根據地，並進逼陝甘寧邊區，又決定返回。在延安停留時作了這首詩。當時在重慶協助周恩來領導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輾轉讀到這首詩以後特作詩奉和。朱德閱後，備加欣賞，親筆抄記下，落款：「錄劍英和余詩。朱德。」從這首和詩里，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堅定的立場、博大的思想和寬厚的胸懷。對敵人充滿仇恨，對抗日的將領和廣大軍民則奉獻出由衷的熱愛。這篇文章說朱德的這首詩是在延安寫的，看來不是經歷者這事還說不清了。讓我們再看下一篇：澤州縣堆金窪（或劉坪）是「朱總司令出太行」最後一站。也是來自《太行日報》紅色印記。（原來）堆金窪與劉坪曾合為一個村　　那麼，既然朱總司令住的是堆金窪村，為什麼《朱德傳》中記載的卻是緊挨的劉坪村？　　這有兩種可能：　　其一、朱總司令住堆金窪村時，堆金窪和劉坪是一個村，統稱劉坪；所以，朱總司令住的是堆金窪，而《朱德傳》中寫的是劉坪。　　對此，堆金窪原村長、現年66歲的時來智作了說明，堆金窪村和劉坪村的確曾是一個村，對外稱劉坪村。　　時來智證實：土改時，其父親時新雲曾是堆金窪分村在劉坪村農會組織里的3名幹部（另兩人分別叫時新清、時來章）之一；據其父親講，一直到土改時，劉坪、堆金窪都是一個村，1955年走初級社時才分成兩個村的；1956年走高級社時又合成一個村，1958年又分開。　　其二、接待朱總司令時在國軍師部堆金窪，而夜晚朱總則秘密入住劉坪，師長讓堂屋只是國軍為朱總安全起見專門使的障眼計謀。　　朱總司令出太行時，除奉中共中央命令與衛立煌談判外，名義上還有赴重慶向蔣介石彙報八路軍抗戰的任務，同時朱衛兩人在晉城又達成和談協議，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沿途國軍對朱總的接待、護送本來就絲毫不敢大意。堆金窪駐防的這個師可能由於朱總與衛立煌的密切關係受到過衛的特殊命令，在朱總5月4日夜過日軍封鎖線時，居然派一個營到遠離師部二三十里，日軍封鎖線西側的馬街村整夜迎候（3），當朱總司令來到劉坪一帶後，在師部駐地——堆金窪接待，具備最高規格、最好條件、最易安保、最方便可行四大優點，這是一般人都認為的常識，但師部駐地離日軍據點不過三四十里，加之有敵特活動，為確保安全，國軍師長施了「障眼計」。　　筆者認為這種可能雖然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濟源劉坪」就是今澤州縣堆金窪（或劉坪）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看看今天澤州縣的劉坪、堆金窪是否就是《朱德傳》中的「濟源縣劉坪」了？　　事情巧的很，在堆金窪村，被調查的村民都說本村堆金窪和周邊的萬欠、核桃園、劉坪、圪丁、及遠一點的衙道等許多村曾歸河南濟源管轄。　　筆者就這一問題在堆金窪、劉坪、伏坪、衙道、馬街等村大範圍展開調查，得到了肯定的結論。　　劉坪村80歲的王發財、80歲的王永堂、衙道村80歲的時興棟，馬街村87歲的馬正瑞等都能證明。他們特別說明，在衙道村是以衙道村中的橋為界，橋南歸濟源管轄，橋北歸當時的晉城政府管轄。　　目前，我們沒有搜集到堆金窪、劉坪等地在1940年「朱總司令出太行」時歸濟源管轄的具體時間記載等直接資料證據，但根據現有線索我們完全可以推定：1940年五月初，朱總司令出太行時，堆金窪、核桃園、劉坪及稍遠一點的衙道等周邊一些村都屬河南濟源管轄。正因為如此，所以《朱德傳》記載「5月5日，（朱總司令）抵達河南濟源縣，夜宿在該縣劉坪」。　　這也和晉城1942年6月的抗日政府晉南縣的地圖（4）基本吻合。在該圖上，衙道村與晉豫兩地的交界線緊挨著。　　在距當年日軍晉廟鋪封鎖線四十餘里、距當年國軍迎候朱總的馬街三十餘里的堆金窪村，發現了朱總司令路居遺址和相關「口頭流傳資料」，而《朱德傳》記載的卻是和堆金窪緊緊挨著的劉坪村，兩村曾經合為一個村並且當年都曾歸河南濟源管轄，這一連串的地點和線索與《朱德傳》的記載絕對不可能只是某種巧合，只能說明一個結論，那就是本文要考證的第三點：　　今天澤州縣的堆金窪村（或劉坪）就是《朱德傳》回延安一節中朱總司令的宿營地——「濟源縣劉坪」。　　堆金窪是朱總司令離開山西前線及太行山的最後一站　　網載《朱德傳》中相關資料顯示，朱總司令離開堆金窪（即濟源劉坪）後，即下太行過濟源直奔洛陽，並在洛陽和衛立煌進行了又一次談判，隨後朱總奉中共中央命令返回延安。後來被黨中央留在陝北延安協助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朱總司令都再沒有返回華北抗戰前線。　　由此可見，堆金窪村（或劉坪）是朱總司令離開華北抗戰前線時在（今）山西境內的最後一站。　　堆金窪、劉坪地處澤州南部下河南濟源的要衝古道上，這兒已近太行山的盡頭，起伏的群山向南蜿蜒而降。據當地百姓講，站在這太行山巔之上，向南俯視中原大地，視線好時可以直擊黃河。沿古道下行三十餘里即出太行山口，用不了半天就可走出太行山了，由此可見，堆金窪也是「朱總司令出太行」時在太行山上的最後一個宿營地。　　考證結論概括本文的考證，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澤州縣山河鎮堆金窪村（或劉坪）是1940年「朱總司令出太行」時今澤州縣境的最後一站；　　澤州縣山河鎮堆金窪村（或劉坪）同時也是1940年「朱總司令出太行」時進入當時濟源縣境的第一宿營地；　　澤州縣山河鎮堆金窪村（或劉坪）是朱總司令離開華北抗戰前線時在今山西境內的最後一站，也是朱總司令離開太行山的最後一個路居地。　　澤州縣山河鎮堆金窪村是迄今為止在澤州縣境內發掘的第一個具體的「朱總司令路居地」；　　以上研究結論，填補了「朱總司令在澤州縣活動地研究」的歷史空白，從而進一步完善了朱總司令在晉城市以及山西省的抗戰活動情況。　　通過此文作者們的考證，我對此事已經深信不疑，但對那首詩的具體寫作地址還不敢妄斷。據我說的這位村裡老人時來智所提供的文字看，他也是聽村裡老人說的，因為他在堆金窪當過村支書，在村裡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化人，所以他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把革命火種星星相傳。　　據他回憶，2012年陵川有一位叫王晉川的先生（就是上文的作者之一）來堆金窪尋訪歷史的足跡，訪問了3位80多歲的老人，他們是時心君、時來雲、時來貴。　　時來雲回憶說：我記得很清楚，朱德是從山西方向來的，騎著一匹高頭大馬，隨行人員很多，都穿著整齊的灰色軍裝，有的長槍，有的短槍，全副武裝。還有一匹大騾子馱著行李，是5月5日。　　時來雲老人說：當時我們這裡屬河南管轄，國民黨第九軍五十四師就駐紮在方圓幾個村裡。師部駐紮在堆金窪村大戶人家時福和的東鋪大院。隔壁西院住的是法官處，西窪村住著後勤處、圪節底住著機械處，劉坪、嶺西、龍口、核桃園都住著旅部。師長姓杜，具體名字不記得了。為了迎接朱總司令的到來，國軍全副武裝，一排兩行，從劉坪到小圪梁，一直排到堆金窪村東鋪院大門，足有一華里。杜師長率參謀和副官從劉坪村親自陪同朱總司令，不斷握手鼓掌，戰士們也一股勁地高喊：歡迎朱總司令光臨！直至迎進了東鋪大院後才把朱總司令騎的馬和騾子拴在院外房山頭的拴馬石上（現遺址都尚存）。我們幾個小夥伴一直跟隨者，天黑了也不願離去。　　朱總司令在堆金窪住了一個晚上，杜師長把自己居住的堂屋讓給了朱總司令，自己搬到了南屋，現在整個院子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子。　　第二天，朱總司令就騎著馬隨同部隊途經圪頂、青龕，經愁溝走出了太行山。通過對此事的挖掘，我深深感到了太行老區人民的淳樸，並由衷地為這段紅色歷史而感到無比的自豪。第一次去堆金窪我為村裡的變化而感到激動，還寫了篇《堆金窪的春天》，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變化更大了，建了一個現代化萬頭養豬場，據說8月份就要出欄了。今年趕會他們沒有鋪張浪費，就唱三天上黨梆子，老書記還是每天在演出開場前一遍又一遍地指著舞台左側院子說：這就是朱總司令住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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