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作者簡介：周嘉昕(1982- )，男，山東濰坊人，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江蘇 南京 210023

內容提要：從生產方式出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馬克思畢生的理論追求。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性剖析，同時構成了馬克思理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線索和立足點。在此基礎上，五大社會形態和三大社會形態共同構成了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發對於當下社會形態的歷史形成及其未來走向的說明；從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到實際從屬，以及資本原始積累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直接形成過程；儘管將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第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反映了馬克思曾經的歷史知識局限，但其後對古代社會的分析以及東方社會道路的說明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的拓展和深化。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是科學性和批判性的統一，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羅森塔爾曾提到，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中，辯證的歷史主義原則依賴於唯物主義歷史觀。要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產生、發展和滅亡做出符合歷史運動的辯證解釋，必須首先正確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結構和階級結構，只有認清了社會機體內部的生理結構，才能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歷史，理解歷史上所發生的社會進化過程，因而才能為真正的歷史主義提供堅實的基礎。[1]69回顧馬克思的思想歷程，將不難發現：上述觀點為我們準確理解「社會形態」的爭論、資本主義形成過程與「原始積累」、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社會道路等事關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重大問題，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論線索。我們也期待著這一探討能為當今全球化資本主義條件下中國現實的科學把握，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的牢固樹立，提供理論支撐。

一、「五大社會形態」還是「三大社會形態」？

必須承認，在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過程中，並沒有用多大的篇幅來專門討論人類社會歷史的具體發展，更多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性分析過程中以插敘的形式表明了自己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總體趨勢的理解。這也就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出現的人類歷史發展是「五大社會形態」還是「三大社會形態」的爭論留下了不同的文本依據。應當說，無論是「五大社會形態」說也好，還是「三大社會形態」說也罷，都有自身存在的理論價值。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馬克思具體說了什麼，而是他為什麼這麼說，及其不同說法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理論承諾。就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把握而言，生產方式概念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概念為解決上述爭論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理論坐標。

雖然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中就已經開始專門的政治—歷史研究，但這種歷史更多是在與法國大革命相關的政治史含義上進行的。這一點從他做出的「財產制度(所有制形式)決定國家形式」的結論中便可見一斑。以之為基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中提出了古代社會、中世紀、現代和未來民主制的歷史分期。在這一階段研究的總結性也是超越性(在轉向無產階級立場的意義上)文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意識到了德國和英法兩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差異，但他仍然把一個「市民社會形成的非市民社會的階級」的出現看作是「世界歷史」意義上的人類解放的唯一可能。

經過《巴黎筆記》和《布魯塞爾筆記》的經濟學研究，馬克思開始接觸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資料，這為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第一次以「歷史哲學」的方式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進程和趨勢做出判斷奠定了基礎。在「生產方式」概念的理論視野中，以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為線索，馬克思區分了人類歷史發展中已經走過的四種所有制形式，前三種分別是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現代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所有制形式是第四種所有制形式，也是分工和所有制發展的頂點。

正如既有的文本研究已經揭示的那樣，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在寫作上要先於前三種所有制形式的分析，並且按照分工的發展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商業、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劃分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仍然得到了保留，只不過是在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分析，即勞動對資本從形式到實際從屬的分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說明。與《德意志意識形態》相類似，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中從生產關係的角度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區分為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社會：

生產關係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2]345

這裡之所以不談「部落所有制」，是因為「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一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3]13。而上述三種所有制形式或者說社會都是在私有制發展的意義上出現的。學界普遍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四種所有制形式加上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後來1859年《序言》中提出的五大社會形態的理論雛形。這種觀點的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在這種觀點背後，有兩個重要的理論環節需要我們特別注意，這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和經濟的社會形態兩個概念的存在。且讓我們先看一下馬克思本人的表述：

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4]413

這裡仍然沒有出現與「部落所有制」相對應的階段，而是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中的三種社會前面加上了一個新的範疇「亞細亞生產方式」。並且將這四個階段都界定為「生產方式」和「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就提示我們：首先，1859年《序言》中提出的四種生產方式只是「經濟的社會形態」下的二級劃分，能否與作為對對抗性生產方式超越的共產主義並列起來，成為所謂的「五大社會形態」需要進一步考量；再者，亞細亞生產方式進入到這一序列之中，一方面是馬克思19世紀50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是與「經濟的社會形態」這一特定範疇的界定相關。

結合《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原初意義上的地理範疇卻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被轉化為土地私有制形成，即直接的共同所有制或共同體解體的第一個階段。同時，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構成了經濟的社會形態，進一步說就是典型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形成的開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一章《商品》的一處腳註中這樣寫道：

仔細研究一下亞細亞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會證明，從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樣產生出它的解體的各種形式。例如，羅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種原型，就可以從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種形式中推出來。[4]426

因此，無論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的四種所有制形式，還是《僱傭勞動與資本》中提到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抑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討論的四種生產方式，都是在追溯當下社會形態歷史形成的意義上得以展開的。只不過，這種社會形態的分析雖然都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但在馬克思的理論探索中也發生了相應的推進，這就是不同分期的直接標準的轉變：從「分工和所有制形式」到「社會生產關係」再到「生產方式」。相應的是對人類社會當下存在的深刻指認：從「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到「社會」再到「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上述歷史分期的思想並不能直接同共產主義或者原始社會並列起來，作為貫穿人類歷史發展全程的把握。至多只能說，這些分期構成了當下作為歷史發展頂點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展開。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分期構成的歷史與共產主義相對形成了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

可以作為例證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的分析之外還保留了另外兩種歷史區分，這就是共同體和市民社會的區分，以及四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特徵的「自髮結合時期」同共產主義的「自覺聯合時期」的差別。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前兩者，揚棄了「共同體」和「社會」之間存在的差別。就現代市民社會之前存在的共同體而言，馬克思常常是與「虛假的」這樣的修飾語在一起。這就表明共同體本身只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形成過程中，人們之間結成的一種特定的組織關係，並且是一種隨著私有財產的發展而被逐漸擺脫了的形式。這種劃分，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社會形態」分析。馬克思說：

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發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5]107～108

對照上面提到過的「五大社會形態」，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之間的邊界相對明晰，主要指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差別。但是從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的過渡，它們之間的分野卻並不那麼涇渭分明。這一點在《資本論》第三卷的相關論述中也得到了證明：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兩個人類主體尚沒有擺脫物役性的社會形態統一確定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王國」，而將人類獲得最終解放的全面自由發展時期稱為「自由王國」。

這一方面同馬克思在此前的「部落所有制」和此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分析中展現出來的理論模糊相關。實際上，直到19世紀70年代之前，「原始社會」的研究都帶有很大的推斷性質，只是以摩爾根古代社會為代表的人類學研究才為這一分析提供了充分的經驗資料。另一方面，馬克思視野中的原始社會，並不是一個專門的研究對象，而就是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形成和結構剖析的。因此，第一大社會形態和第二大社會形態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類似於共同體和社會的關係，馬克思沒有也無法將這二者之間的界限絕對化，只是在第二大社會形態在人的依賴關係沒落中得到發展的意義上加以討論的。這也是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的複信中對「三大社會形態」進行新的說明的原因。在這裡，三大社會形態被界定為：「原生的社會形態—次生的社會形態—再生的社會形態」，其中，「亞細亞生產方式」也被看作是從第一大社會形態向第二大社會形態的過渡：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的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6]450

二、「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原始」積累

由此可見，無論是「四種經濟的社會形態」還是「三大社會形態」，都是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高點上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回顧及其未來趨勢的展望。因此，這種歷史理解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來說是一種外部的延伸，是透過這種特定的生產方式來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總體進程的理論嘗試。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還提供了另外一種更為具體的歷史理解，即資本主義生產自身形成發展的歷史。如果說前一種歷史理解主要表現為立足於資本主義生產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追溯歷史的起源和走向，那麼這種歷史理解則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分析直接結合在一起。

在《資本論》的邏輯布局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上升，也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展開的歷史運動。這一點在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中已經得到了初步的證明：從商品經過貨幣再到資本的演變既是一種邏輯上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過程，也是人類社會歷史從簡單商品經濟到發達的市場經濟進而形成資本統治的歷史過程。這一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複雜不僅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綻放提供了有效的路徑，而且也成功地勾勒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野中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真實進程。然而，如果說這種理解仍然潛在地隱含在理論邏輯的布展之中，或者說是以邏輯串起了歷史的話，馬克思在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和資本原始積累的分析中則包含著直接的歷史分析，或者說，歷史的進展本身即構成了邏輯的演進。

在馬克思看來，相對剩餘價值是資本無償佔有剩餘價值的另一種方式，即「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餘價值，叫做相對剩餘價值」[7]366。有關剩餘價值的生產的分析，馬克思是通過「考察相對剩餘價值的各種特殊的生產方法」來實現的。簡單說來，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構成了這些不同的生產方式。儘管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中，馬克思就從分工的發展出發追溯了商業、工場手工業再到大工業的發展。但這種觀點在直接的理論說明中還依賴於分工和所有制的分析，並且對於資本在這種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仍限於一種抽象的評說，或者說將其本質等同於它現象層面上的表現——貨幣。

在大工業和競爭中，各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為兩種最簡單的形式——私有制和勞動。貨幣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因此，貨幣就是產生下述現象的根源：迄今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個人的交往，而不是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3]71

反觀《資本論》中有關「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的分析，上述三個階段在一個新的理論平台上重新得到了說明。這個平台就是勞動對資本從形式從屬到實際從屬的轉變，或者說就是「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

形式上從屬於資本的勞動和從前的勞動使用方式之間的差別，與單個資本家所使用的資本量的增長即資本家同時僱用的工人人數的增長，是以相同的程度進展的。只有具備一定的最低限量的資本，資本家本人才不再是工人，才能只從事勞動過程的指揮工作和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交易工作。只有在一定量資本直接掌握了生產的地方……才能發生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即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8]87

具體說來，這樣一個過程是由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三個階段組成的。首先是協作，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僱用人數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並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7]374這個起點是和資本本身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7]389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7]390工場手工業分工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在當時的基礎上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中發展起來，——只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即靠犧牲工人來加強資本自行增殖的一種特殊方法。[7]422

在工場手工業的分析中，馬克思專門提到了在這一階段上所發生的一種新的分工：社會內部的分工。這一過程不僅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形成的客觀歷史背景和理論邏輯土壤，而且內在地包含著機器和大工業的發展。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把社會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7]422工場手工業最完善的產物之一，是生產勞動工具本身特別是生產當時已經採用的複雜的機械裝置的工場。……工場手工業分工的這一產物，又生產出機器。機器使手工業的活動不再成為社會生產的支配原則。因此，一方面，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職能的技術基礎被消除了；另一方面，這個原則加於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除了。[7]426

在機器和大工業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了自身的全面展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完成了對勞動的實際上的統治，進而實現了對於整個社會生產過程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機器大工業不僅是「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是「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機器大工業中，資本不僅實現了對財富生產的有效控制，還成功地把自身物化、自然化。基於機器和大工業生產的特殊性，勞動工具的變革成為了生產方式變革的起點。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不同於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的新變化，就是機器價值向產品的轉移。這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卻成為掩蓋資本剝削本質的一個重要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機器似乎成了「永動機」，源源不斷地產生出新的財富。此外，機器大工業還造成了工人範圍的擴大、勞動強度的增加、工人被排擠出生產過程、舊的家庭社會社會制度被改造以及農業被捲入工業生產中等一系列效應。

總的說來，從「協作」到「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和大工業」的發展作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形式變革還是在「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展開的意義上得到考察的。這一點也在相對剩餘價值和絕對剩餘價值的關係中得到了證明：相對剩餘價值雖然是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形式轉變，這種從屬本身是一種既成的事實，換句話說，就是以絕對剩餘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然而，正如馬克思所提到的那樣：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餘價值為前提，剩餘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像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7]820

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由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一「前史」完成的。

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佔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觸：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他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佔有的價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7]821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7]822

這樣在直接的歷史經驗材料面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自然規律」便顯得弱不禁風了。馬克思在《所謂原始積累》章的最後寫道：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僱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7]870～871

結合上述分析，回顧西方學者關於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爭論，以及英美學界對於《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部分的關注，我們可以發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除了基於生產方式的分析，提供了一種對於人類歷史全程的說明外，還立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形成了一種有關資本主義產生、發展進程的特定歷史分析。前者是以「經濟的社會形態」和「三大社會形態」分析的結合為特徵的；後者則直接依託有關「資本原始積累」和勞動對資本從形式從屬到實際從屬的轉變，即「本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分析。

也正是在這一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形成過程的特定分析中，馬克思最終超越了直接存在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以變形的方式存在於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資本主義「第二自然」，從而提供了一種立足當下、回顧過去、面向未來的真正的「歷史性」概念。套用今天流行的哲學術語就是，正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批判性分析中，才真正獲得了一種超越「物化」的、革命的歷史時間意識，超越並克服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幻象。

三、「亞細亞生產方式」與「東方社會道路」

在討論馬克思「生產方式」概念理論視域中的人類歷史發展全程問題時，必然涉及所謂原始社會和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基於生產方式概念，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構成了馬克思晚年研究的主要內容。如前所述，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歷史所做的種種分析，都是圍繞著更深入地探索當下社會形態的本質這個目標而進行的，以期通過分析歷史來為研究當下提供借鑒。然而，囿於當時人類歷史研究的水平和《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理論框架，針對前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解並沒有獲得完全的展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拓展，以及人類學研究中相關成果的陸續出現，馬克思才在晚年筆記和書信中提供了有關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更多論述：首先是「古代社會歷史筆記」中關於原始社會和私有制形成的分析；再是有關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和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之可能性的判斷；最後，是「歷史學筆記」中著眼於資本主義形成對歐洲歷史發展進行的研究。

總體而言，對「古代社會歷史筆記」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馬克思的理論視域，為他更深入地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私有財產的出現)積累了新的豐厚的理論材料。首先是原始社會的發現。可以說，在馬克思19世紀70年代以前的理論域中，原始社會始終是一個帶有推測性質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事實上，即便是在寫作《資本論》及其手稿時，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史前社會的了解也是相當有限的，這種情況直至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才有所改觀，一大批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在那個時期陸續出現，馬克思恩格斯從而才得以真正接觸到比「亞細亞生產方式」更早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即原始共同體。從另一個角度看，在這次研究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中的邏輯範疇所做的一些歷史分析，也對他更科學地批判資本主義並實現對之的超越具有重要意義。在有關「古代社會歷史筆記」的研究中，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終都非常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

在對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中，馬克思認為氏族社會從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發展過程中，私有制的產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隨著勞動工具的日益改進，剩餘產品得以出現，佔有性的繼承也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家畜和土地耕種的結合導致了單個家庭的產生，也使私有制度得以相應地固定下來。更進一步，財產產生了人類的奴隸製作為生產財產的工具。[9]377在為時較短的文明時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著社會的財產因素，給人們帶來了專制政體、帝國主義、君主制、特權階級，最後，帶來了代議制的民主制。[9]558

基於最新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對私有制的起源和發展的分析，對於深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具有重要價值。在馬克思早年轉向到市民社會內部尋求「苦惱的疑問」的解決之初，私有財產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更是嘗試以異化勞動來說明私有財產的產生。雖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是在關於生產分析的科學理論平台之上來理解資本主義的了，但是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特定範疇，私有制及其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影響，特別是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仍然是馬克思恩格斯著力研究的對象。囿於19世紀中葉的歷史認知水平，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上述廣義的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中，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提出有關私有制產生之前及其形成過程的科學說明。而「古代社會史筆記」中的相關內容，就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

除了古代社會的「發現」外，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也構成了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析的重要一塊。自19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包括印度和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形態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形成了某種對抗，就在這一系列對抗發生髮展的過程中，東方社會形態進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視野。前文已經提到，在《資本論》手稿，特別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作為空間存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都被馬克思看作是經濟社會形態演進的最初階段，即從土地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第一個階段。相較而言，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階段所進行的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進一步研究具有了全新的理論意義。

首先，受制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歷史認知水平，在馬克思以往的分析中，或多或少總是帶有歐洲中心論的色彩。在晚年階段的研究中，馬克思實現了自身研究視界的轉化，同時也收穫了關於人類社會之多樣性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源的必然性僅限於西歐，一般性的歷史哲學並不總是具有理論和現實上的合法性，對每一個民族或地區文化社會的歷史發展，都應當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1877年11月，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就明確指出：

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6]130

其次，馬克思還對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方落後國家的發展道路及其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做出了說明，即俄國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特設說明：如果俄國革命能夠爆發，並能夠引發成功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話，那麼，俄國農村公社就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馬克思曾指出：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6]326

這是因為：一方面，在馬克思看來，其時的歐美各國正在遭遇到的各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被消滅；另一方面，無論是與原始公社相比，還是結合俄國特殊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來看，俄國農村公社本身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雖然俄國公社正在消亡並正在向私有制轉化，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處於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展開鬥爭的境地」[6]432的歷史條件下，一旦這種當下同它並存的制度因「回復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而宣告結束，那麼俄國農村公社就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從中獲得它進行集體勞動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

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剖析的理論平台上，如果我們說馬克思晚年關於「古代社會史筆記」的研究和關於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分析所討論的是前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和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廣泛布展的條件下革命的可能性問題，那麼，作為馬克思的最後一部手稿，「歷史學筆記」則可以被視為是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擴展了的歷史過程的研究。雖然根據馬克思自己的界定，資本主義社會是16世紀以來才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對於私有制確立後，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資本主義起源的過程的探討，具有其自身特定的理論價值。也就是說，「歷史學筆記」的產生，不僅僅是馬克思研究興趣的轉移，事實上，對於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形態的進一步分析，同時也是為了說明歐洲資本主義的直接前史。

四、簡短的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整體上把「古代社會史筆記」、「歷史學筆記」和《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歷史分析結合起來並加以定位：它們是一種以全面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旨歸的，針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拓展性研究。這種站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高度上，從生產方式出發來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將生產理解為歷史發展的一般基礎的思考路徑，與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實證分析並不衝突。當然，馬克思對古代社會史、東方社會的發展、歐洲奴隸制和封建制歷史的研究則離不開科學基礎上的具體實證分析。然而，如果說對氏族公社、奴隸制、封建制等社會形態的具體分析本身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麼生產方式概念則是將這些珍珠串起來的一根紅線，特別是對於歷史的變遷和社會形態的轉化而言，從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出發展開研究的思路是惟一能夠能夠提供科學說明的正確路徑。

同時不能忽視的是，這條思路在其本質上又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本質的揭示內在關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為基礎的、在自身思想探索歷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層面上的歷史理解，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生命力。時至今日，這一將科學性和批判性內在結合起來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首先，這樣一種歷史觀從根本上不同於19世紀中葉以來逐漸形成並泛濫的線性進步史觀。後者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得勝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或「輝格史觀」，在線性發展的歷史理解中實際上抹殺了人類社會徹底變革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說，第二國際以來馬克思主義研究內部一度出現的經濟決定論觀點扮演了這種觀念「隱形同謀」的角色。回顧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歷程，有助於我們形成對於歷史的真正科學理解，自覺摒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陷阱，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激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批判維度。

其次，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僅能夠經受住20世紀以來西方學界一度流行的歷史相對主義的無端指責，而且這種歷史理解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歷史相對主義的解毒劑。受人類學發展(莫斯等)、結構主義興起(巴特等)和科學哲學演進(庫恩等)的影響，以薩林斯和鮑德里亞為代表，部分西方學者在反思「線性進化論」的同時，意圖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價值。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的科學立場上，這樣一些觀點不過是一種前現代「浪漫主義」的漫畫式完成，並不足以真正指明人類發展的未來方向。

最後，科學理解並捍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有助於澄清上述理論誤解，而且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可以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探索和征程中，總是無法迴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等問題的糾纏。國際國內理論界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的質疑和非議，也往往是從這些問題出發的。對於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批判方法的說明，以及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闡述，有助於我們科學回應這些疑問和挑戰，在今天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語境中，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中國社會歷史的現實給出科學的說明。簡單說來，一方面正視資本主義發展所創造的巨大物質生產力，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現實出發點；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發展及其轉型中，科學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意義及其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這也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0]的要求和啟示。

（來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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