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滄桑話東干（5）：民族初步形成

百年滄桑話東干（5）：民族初步形成 2012-02-25 21:37閱讀：1,170 下面我們開始重點討論，色目人是如何由一個鬆散的多民族集合體逐漸轉變成為單一民族——回族的。在這一過程中有三個核心問題：即回族的自我認同、宗教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如何形成的。由於上述三個認同在實際中是有交叉的，所以我們難以嚴格區分，下面的探討中，我們將穿插著來論述這三個問題。不過在論述之前，我們必須歪個樓，先把目光從明代挪開，轉到1907年的日本東京……有人要說了，這個樓歪得太厲害了吧，明明是說回族的事情，怎麼跑到日本去了？這還真不是歪樓，在近現代歷史上，中國和日本那是一對打打合合的歡喜冤家，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你想同盟會都是在日本成立的，所以如果回族歷史上有什麼重大事件能和日本發生關係，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那麼，究竟是什麼重大事件呢？原來在這一年，中國留學日本的34位回族留學生，發起成立了「留東清真教育會」，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這個教育會出版了回族歷史上第一份刊物《醒回篇》。雜誌除了發刊詞以外，共有15篇文章，其中留日學生來稿10篇，國內來稿5篇；這15篇文章中，除了一篇來自江蘇的稿件作者為漢族，其餘14篇文章全部是由回族撰寫。由於《醒回篇》的編撰人員是當時回族的知識分子精英，所以能夠非常典型地體現那個時代回族知識界的思想特徵。由於種種原因，《醒回篇》只辦了一期就停刊了，但就這一期已經足夠了，《醒回篇》就此載入了史冊，它記載了那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國家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回族知識界對民族、宗教和國家的深刻思考，包括了許多對本民族的無情自我剖析，所以凡是講回族史的書，沒有不提《醒回篇》的，我們在後面也會反覆引用其中的觀點。《醒回篇》創刊的年代，中國正處於亡國滅種的危機時刻，無論哪個民族，也不管昔日紛爭有多大，這時候都是一條船上的難友，再不團結起來自救，船沉了大家統統都是亡國奴。《醒回篇》中就說：「外國人之入我國中者，未聞為我區別曰『某也滿、某也漢、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殺，同歸於盡。蓋同國如同舟也，乘組員之種類，無論其為黃為白，至於舟壞覆沒，則其被難一也。以是而言，種族雖殊，以同國之故，則一國之盛衰強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響」，換句話說，當時的回族知識界對於愛國的認識，已經超越了民族和宗教，表現出了以國家為己任的高尚情操，這在當時的回族當中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為什麼說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呢？原因在於，當時在回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族內部有一種說法叫做「爭教不爭國」，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涉及宗教的事很在意，而涉及國家的事情就打醬油，說白了，就是宗教認同高於國家認同，這在《醒回篇》里有很深刻的自我剖析：「聞之父老，有所謂『爭教不爭國』者，殆即回回入中國傳教之宗旨也耶」，很明確地指出了回族這種「爭教不爭國」的普遍心態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更有甚者，當時回族內部還有一種說法叫「曰天方吾祖國、宗國」，就是說，認為回族的祖國不是中國，而是「天方」（阿拉伯）！也就是民族認同也高於國家認同，這在《醒回篇》中也作了深刻反省：「回族……非居留於中國之外國人可比，不能自棄自外……而自失其固有之國籍，以退居於無國民責任之列也！」所以，當時回族知識界對於回族內部這種國家認同低於民族和宗教認同的現象，應當說是也自我剖析得很深刻的，這也是《醒回篇》的重大歷史意義之一。那問題來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下面我們就來慢慢分析。色目人在逐漸轉變為回族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整合的問題，也就是怎麼把來自不同地區，有著不同語言、風俗的色目人，轉變成一個有著相同語言文化的整體，從而?為進一步轉變為單一民族創造基礎。應當說，為這種整合提供了最大便利的不是別人，正是明王朝自身。首先是中土百姓淡漠的民族概念，先是將西域諸族籠統地稱呼為色目，後來又籠統地將色目人稱為「回回」，人為?地給色目人做了一個界定。其實中土百姓的這種觀點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並不是所有的「回回」都是穆斯林，比如「術忽回回」是猶太人，「綠睛回回」是信仰基督教的阿速人，「?羅哩回回」則是吉普賽人，這都不是穆斯林，但架不住中土百姓眾口一詞，所謂三人成虎，時間一長，連色目人自己也接受了這種錯誤的輿論導向，改口自稱「回回」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他稱」影響「自稱」的例子。另一方面，由於色目人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都被禁止，這使得他們在逐漸華化（這個概念比漢化更為準確）的同時，色目諸族之間的差異性也逐漸弭平，使得色目人之間的集體歸屬感有了基礎；加上強大的「他稱」輿論導向，色目人之間的內向凝聚力進一步增強了。整合的問題解決了，下面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建立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特別是建立共同的民族自豪感。但現實困惑在於：一般來說，共同的身份認同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統基礎上的，然而色目人來自五湖四海，沒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共同的血統，所以傳統的身份認同在色目人這裡是不太適用的。宗教和神話可以部分地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基督教世界裡有關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又比如中國神話里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的傳說。但問題在?於這遠遠不夠，因為宗教和神話只能泛泛而談來源問題，而當時的中土百姓和色目人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來自西域，具體在哪裡呢？宗教和神話仍然說不清，無法建立色目人共同的身份認同，比如說，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這些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回答不了，所以解決不了這個現實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當時的色目人給出的答案是，把回鶻人當作是所有色目人的共同祖先，從而解決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比如清代一本在回族中頗為流行的書籍《回回原來》認為，回族源於唐代，貞觀年間有「西域高僧噶心」（其實就是中東很普遍的人名「哈桑」）來華，天子欲留此人在東土傳布伊斯蘭教，遂「選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換回兵三千，來至中國，以拌纏頭。此三千回眾，生育無窮，即今中國回教徒之祖先也」。這裡的借兵一說，無疑出自唐代中原王朝向回鶻借兵的歷史。類似的故事和傳說，流傳在陝甘、湖南、雲南、山東、青海及全國各地。當然羅，回鶻人實際上是今天維吾爾族的祖先，與回族人沒有太大的血緣關係，因為維吾爾族的伊斯蘭化進程是晚於回族的，直到明代晚期，整個中亞已經基本伊斯蘭化，北京城裡還有許多畏兀兒人在頑強而悲壯地保持著他們的佛教傳統，這在前面已經提到了。但是，攀高枝是人類共有的心態，唐代回鶻人在中亞和中原稱雄一時，加上「回鶻」和「回回」都有一個「回」字，所以當時無論是中土百姓，還是回族自己，「回鶻祖先說」都有很大的市場，以至於這一錯誤觀念在當時成了共識。「回鶻祖先說」的影響有多大呢？這裡舉個例子。1932年，京劇名伶郝守臣、高慶奎編排了一出歷史劇《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這本來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歷史故事，京劇本來就以?歷史劇見長，什麼穆桂英挂帥、四郎探母之類名段，也是反映民族戰爭的，不料北平市回民公會聞訊後，即以「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昔為敵國，今已一家」為理由，向郝、高提出交涉，劇本最終夭折。事件本身是非對錯如何，這裡且不做評價，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來，在當時回族群眾中，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回鶻人那是大有人在的。清代以後，隨著國門逐漸打開，回族當中又有了「阿拉伯祖先說」，「土耳其祖先說」，等等，其形成原因大抵和「回鶻祖先說」類似，這裡就不多聊了。身份認同的問題解決了，但仍然不足以形成一個民族，就好比舊社會在上海打工蘇北苦力，被人統稱為「蘇北佬」，他們來自蘇北不同縣市，也默認了這樣的一個略帶侮辱性的身份稱謂，但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蘇北佬」僅僅成為了一個具有地域色彩的人文概念，而沒有再前進一步成為一個民族概念；同樣的，今天廣泛分布在閩粵贛地區的客家人，也沒有因為?獨特的身份而成為一個單獨的民族。因此說，色目人除了解決身份認同問題，還必須形成鮮明的、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背景，並認同這個文化背景，才能最終形成一個民族。那麼，如何才能形成並認可這樣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呢？說來很諷刺，一般來說，人們總是在遭受歧視時，才格外地看重自己文化的獨立性與傳承性；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越是對外來文化包容，外來文化就融入得越快。比如猶太人，之所以數千年來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與他們長期生活在排猶氣氛濃郁的歐洲是分不開的。你看生活在中國的猶太人，為什麼很快就融入中土了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土對外來民族的寬容，使得他們既沒有必要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以求苟活，更沒有必要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以彰顯卓爾不群，總之自己的身份不是什麼問題，慢慢地他們也就忽視自己的獨特性了。在明代，色目人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里。由於婚姻和宗教信仰自由，科舉選拔也沒有什麼限制，所以明代絕大多數時間裡，色目人並不是很在意祖先從西域帶來的伊斯蘭傳統——反正這種傳統既不能讓自己失去什麼，也不能給自己帶來什麼額外的好處。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明代泉州的丁氏是一個回族家族，其中一位族人在明末時?回顧幾十年來家風的變化時如是說，自己童年時所見家族中：「斂不重衣，殯不以木，葬不過三日，封若馬鬣而淺。衰以木棉，祀不設主，祭不列品，為會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歲月一齋，晨昏見星而食，竟日則枵腹。薦神惟香花，不設酒?果，不焚楮幣。誦清經，仿所傳夷音，不解文義，亦不求其曉，吉凶皆用之。牲殺必自其屠而後食。肉食不以豕。恆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潔為尚也。?」後來漸漸地，家風就成了——「殮加衣矣。殯用木矣。葬逾時矣。衰麻棉半矣。祀設主矣。封用壙矣。祭列品矣。牲務肥豬矣。天多不拜矣。齋則無矣。牲殺不必出其屠而自殺矣。衣以帛矣。酒果設矣。楮帛焚他?神矣，祀先則未用也。香花之薦，猶故也。」等自己晚年以後所見，已經是——「祀今有焚楮帛者。牲殺不必自殺與其屠者。衰皆以麻，無用棉者。葬有逾十餘年者。吉凶有用黃冠浮屠者。食有以豕者。」當然羅，泉州丁氏的家風改變應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考察整個明代的色目人，普遍都是這樣一種樂於和中土文化融合的心態，回族群眾真正開始強調自己的文化特色，那是從清代開始的。為什麼會這樣，是一個大話題，我們以後慢慢談。總之，在明代有一種說法叫「以儒釋經」，也就是主動以儒家思想來闡述和弘揚伊斯蘭文化，達到和諧共生的目的。例如，山東濟南清真南大寺保存有一塊明代嘉靖年間的刻石《來複銘》，粗看銘文，貌似通篇談儒，無一字談伊斯蘭教，實際上則借用宋代儒學大家張載的觀點闡述伊斯蘭教教義，顯示了當年伊儒水乳和諧的新氣象。《來複銘》文章不長，這裡全文抄錄如下：無極太極，兩儀五行，元於無聲，始於無形。皇降衰彝，錫命吾人，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仁人合道，理器相成。聖愚異稟，予賦維均。是故心為郛廓，性為形體。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存心與性，以事其人，慎修蹶身，以俟此命；主敬窮理，以養此性；戒慎恐懼，以體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斯與造物為徒矣。不爾，天顧畀之，人顧棄之，其將何以復帝者之命？所以在明代，至少在明代晚期以前，色目人和今天的回族仍然有很大的區別。但是，隨著色目人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暫時還不是民族），一個極其棘手而現實的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神權與君權的強烈碰撞。伊斯蘭教的一大特點就是「一元忠誠」，要求信徒無論在宗教領域還是世俗生活中，都只服從真主及其使者，嚴格安裝教義行事；而中國的帝王要求臣民無論在任何場合，都必須無條件服從自己的統治，絕不容許一種高於君權的宗教存在，也是「一元忠誠」的，兩者在理論上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前面我們在介紹忽必烈賜食的例子時已經提到這一衝突了，但那時候，這種衝突還僅僅是以個人形式表現出來，主要也只是一些飲食文化之類的小衝突，到明代中、後期，色目人內部整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種衝突也越來越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出現，而且衝突愈發從生活領域向政治領域?蔓延，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無論對於中土百姓還是色目人自己，都將是一個災難性的後果。那有人說了，只有伊斯蘭教和君權發生碰撞？這倒不是，你看連溫文爾雅的佛教，在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也是水土不服，皇帝老兒看不順眼，從太武帝拓跋燾開始，對佛教開展了四次大規模的清剿，寺院推平，和尚還俗，佛經焚毀?，違者腦袋搬家——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實質就是佛教神權與中國帝王君權的碰撞。經過這麼幾次大的折騰，佛教也學乖了，開始本土化，最早的嘗試就是所謂「百丈清規」，印度本土的佛教只有戒律，沒有清規，自打出了清規以後，才有的「清規戒律」這個成語。裡面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規定和尚必須干農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擺脫了印度本土佛教徒以乞食為主的生活方式。至於後來禪宗的創立，更是進一步確立了佛教本土化的發展方向，此後佛教就找到了自己應該所處的位置，基本沒有和君權發生碰撞了。這種神權和君權的碰撞，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比如基督教，最開始是政教合一的，理論上歐洲各國的國王都必須接受教皇的冊封才具有合法性，後來英王亨利八世因為與皇后凱瑟琳離婚的事情，與羅馬天主教會鬧翻，亨利八世一怒之下脫離天主教，自己另立聖公會教派，宣稱「那怕教皇開除教籍一萬次，我也不在乎。我要向所有的國王證明，教皇的力量是多麼微不足道。」教皇最後拿他也沒辦法。大約同一時期及稍後，歐洲大陸也出現了宗教改革運動，天主教會的神權再也無法凌駕於君權之上了，為以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打開了思想的枷鎖。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當神權和君權發生衝突時，如果君權獲勝，要麼是神權徹底退出君權的統治地盤（英國），要麼就徹底屈從君權，以換在地頭蛇的地盤上過日子（中國），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明代中後期，中土的佛教、道教這些傳統宗教早就適應了中土文化，自不必多說；第三次來華的基督教（第一次是唐代），由於在海外完成了宗教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神權得到遏制，已經失去了當年號令歐洲諸國的風頭，所以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只有伊斯蘭教碰到了當年佛教在中國，以及天主教在英國碰到的那個檻。怎麼過這個檻？這是一個大問題。所以，針對上面那個尖銳的問題，從明末清初開始，穆斯林群體（這個時候我們再稱呼「色目人」就有點不合時宜了，但稱呼為回族又太早，所以用「穆斯林」來統稱比較合適）開始了艱難的轉型嘗試。其中一派試圖調和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關係。其中幾位代表人物，如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形成了江蘇南京、蘇州和雲南兩個文化中心。這一派人做了這麼一些工作：?首先是伊斯蘭經典的漢化。經過幾百年的繁衍生息，中土穆斯林的生活已經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大量中土文化，祖先的語言文字逐漸淡忘，對伊斯蘭文化日漸疏遠。這引起了一部分回族知識分子的危機感，他們認為，要扭轉這種趨勢，就必須將伊斯蘭經典翻譯成穆斯林通用的漢文，以傳播和普及伊斯蘭文化。與此同時，回族知識界還認為，這種翻譯工作不能是簡單地逐字照翻，而應當順應形勢，「以儒釋回」，用儒家思想詮釋伊斯蘭教義。這裡的主要成果有《可蘭經》以及大量伊斯蘭宗教哲學典籍的漢譯，實際上是一種在吸收中土文化養分基礎上的再創作。二是撰寫各種文章。在充分吸收宋明理學思想的基礎上，穆斯林學者們試圖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闡述伊斯蘭文化思想，例如用理學中「萬物統一於太極，太極本無極」的思想，去闡述伊斯蘭教「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信仰；用儒家「格物致知」的觀念，去體現伊斯蘭文教「敬主、畏主、順主」的要求；用「性善論」引申伊斯蘭教條；用儒家的「五常」對應伊斯蘭?教的「五功」，等等。另外，穆斯林學者還吸收了大量道家思想，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劉智的《天方典禮》、《天方性禮》、馬注的《清真指南》、王岱輿的《正教真詮》，等等。三是嘗試在理論上調和「一元忠誠」的矛盾。這方面貢獻比較大的是王岱輿，他很巧妙地利用了中土傳統地孝道觀念，在《正教真詮》中論證了同時忠於帝王和真主並不矛盾。具體地說，王岱輿認為，忠於帝王叫做「忠」，忠於父母叫做「孝」，忠孝本是一體；而穆斯林忠於真主，本質上和忠於父母沒有什麼區別，既然一個人能做在忠於帝王的同時也忠於父母，那麼為什麼不能同時再忠於真主呢？試圖利用忠孝的統一性，引申出忠君、忠親與忠主三者的統一。但是必須強調，王岱輿的調和思想，本質上仍然是「忠主」高於「忠君」的，因為他說「事有輕重，義有差等，君豈得與主等？」終明、清二朝六百年，伊斯蘭教「一元忠誠」的問題始終沒有很好的解決。到了清代，「一元忠誠」的引發的衝突終於一發不可收拾。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遠遠不僅僅是一個「一元忠誠」的問題，我們留在後面詳細說。值得注意的是，王岱輿、劉智這些人，生長在經濟、文化都十分發達的江南地區，馬注、馬德新這些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又通曉伊斯蘭文化，具備很高的學術素養，所以選擇調和主義路線來緩解矛盾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穆斯林集中的西北地區，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那裡不但經濟落後，文化教育更是遠遠不如南方，無論是儒家思想還是伊斯蘭教義，真正了解的人都寥寥無幾，何談「以儒釋經」？所以這條路走不通。怎麼辦呢？西北穆斯林嘗試了另外一條路：他們選擇了伊斯蘭教中的蘇菲派。關於這個蘇菲派，嚴格地說不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別，而是一種主義，因為無論遜尼派還是什葉派，都有這個派別的信徒；其次，蘇菲派在伊斯蘭教當中是一個另類，因為這一派有許多正統伊斯蘭教所不允許的主張。如果要進一步介紹它的溯源、發展以及教義，那足夠寫上一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所以不能詳細說，這裡大家只要記住蘇菲派最實質的一點，那就是「神秘主義」就夠了。所謂「神秘主義」，這個詞聽起來就夠神秘的，但說白了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信徒和他們的崇拜物之間設置了一些雲山霧罩的東西，讓他們看不清也說不清，相互之間沒法直接溝通，這樣一來，就方便在信徒和崇拜物之間安排一些「中介」，或者說「靈媒」，由他們從中牽線搭橋，結果這些「靈媒」就成了實際的崇拜物。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就好像萬曆皇帝一天到晚縮在故宮裡不見大臣，大臣要找不到皇帝彙報工作，只好靠司禮監太監牽線搭橋，結果太監們就成了「九千歲」一樣。這樣一來，這些「靈媒」自然就掌握了話語權，慢慢地也就成了像安拉一樣的崇拜對象，所以蘇菲派里有許多正統伊斯蘭教里根本不允許的聖物崇拜、聖墓崇拜，甚至還有聖徒崇拜（今天這些崇拜在新疆和西北地區的穆斯林當中仍然十分普遍）——別忘了，伊斯蘭教是一神教，只信奉安拉一個神，除此以外不準?有其它崇拜，就連偶像崇拜也嚴格禁止，所以說蘇菲派在伊斯蘭教里是個絕對的另類。這裡順便說一句，蘇菲派今天很另類，但曾幾何時，蘇菲派也主流過——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蘇菲派在伊斯蘭世界可謂是紅得發紫。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統治中東的是奧斯曼土耳其，別忘了，中東的土著是阿拉伯人，而奧斯曼土耳其是突厥人，怎麼說也是個外來戶，很難服眾。所以土耳其統治者就格外看重蘇菲派，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安拉的代言人，讓阿拉伯人對自己加以崇拜，從而解決統治的信仰基礎。後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統治，也是從改變信仰開始的——阿拉伯學者哈瓦布打著「復古」的旗幟（好像拿死人壓活人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愛好，你看文藝復興是打著「復古」的旗號搞創新，唐朝的古文運動，也是打著「復古」旗號搞新文學），主張嚴格執行可蘭經教義，從信仰上對抗土耳其人的蘇菲主義信仰，並最終驅逐了土耳其人。知道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信仰的仍然是哈瓦布創立的教派——哈瓦比教派。所以為什麼新疆很多穆斯林對土耳其情有獨鍾？思想根子就在這裡。蘇菲派傳到中國西北以後，很快就被當地穆斯林所接受，一來當時西北很多民族，比如畏兀兒人改為信仰伊斯蘭教還不久，還不是很適應這種一神崇拜，現在有了這種准多神崇拜的派別，自然是大受歡迎；二是當時漢族群眾普遍封建迷信思想嚴重，一天到晚裝神弄鬼，蘇菲派的神秘主義思想，恰好能和中土的一些傳統文化找到某種共同語言；三是蘇菲派在中東的主要信徒都是些貧困的下層群眾（越是社會底層，越是對那些神秘的東西深信不疑，全世界都是一個樣，所謂神話，都是上層炮製出來，用以忽悠底層的），傳到中國以後，仍然是社會底層傳播，按白壽彝（回族）編著的《中國回回民族史》里的原話說，就是「貧困而虔誠的群眾」——貧困自然就普遍沒有什麼文化，非常符合西北地區經濟文化落後的現實狀況。?所以，大致從明末清初開始，中土的穆斯林逐漸分化成為兩大部分。一部分主要居住在東部和南部，他們有相當一部分生活在城市，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既接受了伊斯蘭文化的教育，也接受了較多儒家文化的熏陶，對宗教總體上持思辨的態度，加之南方中土漢族普遍也具有較高教育水平，因此雙方往往能夠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矛盾；另一部分主要居住在西?北，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文化水平不高，對宗教表現出強烈的虔誠；由於這種虔誠的背後沒有堅實的知識文化作為基礎，加之西北地區本來就經濟文化落後，漢族群眾同樣受教育程度不高，於是雙方在處理矛盾時，往往流於極端。雙方在相互調和的同時，也埋下了不和諧的隱憂。 別在風中凌亂 滴滴打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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