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伏娃：使法國文化散發出女性智慧的芳香

西蒙?德?波伏娃：使法國文化散發出女性智慧的芳香

從「守規矩」到叛逆

　　西蒙?德?波伏娃原名珍?馬麗?柏特朗?波伏娃，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從5歲起接受良好的傳統教育，並在學校中始終保持全班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她的過人才華，使她從少年時代起就因為找不到「競爭對手」而感到「孤獨」。她的父親經常對她說：「你有一個男人的頭腦」，殷切期望她考入享有最高聲譽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晉陞到擁有特權和高人一籌的法國精英階層。這件事使她長久地受到精神上的刺激，一方面推動她時刻努力地進行思想創造，另一方面又深感作為一位「女生」所承受的不堪忍受的社會壓力。這一切，在某種意義上，使她時時懷抱強烈的創造奇蹟的理想，為她與生俱來的原初才華增添額外的神奇力量。

　　西蒙?德?波伏娃從小就是一位具有強烈自由意志的女孩。她14歲那年就首次顯示獨立思考的精神，表示懷疑家庭的傳統宗教信仰，自行宣布不再信仰任何神，也不再推崇任何權威。在西蒙?德?波伏娃的《青年時代的筆記》(Cahiers de jeunesse ,預計將於2008年3月由她的養女希爾維?勒本?德波娃編輯出版)中，她強調自己從懂事的時候起，就意識到必須靠自身的決定來做一個真正的自身。在《一位守規矩女孩的回憶錄》(1959)中，西蒙?德?波伏娃更明確地表示：「如果說過去我曾經希望使自己成為女教師的話，那是因為我當時幻想讓我自己真正完成我自身的事業和我自身的生活目標；而現在，我認為文學使我有可能實現我的這個願望。文學給我保證了一種能夠補償已經失去的永恆性的不朽性。從此，再也不存在能夠使我愛戴的神……」

　　才華橫溢的西蒙?德?波伏娃，在15歲時，就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國高中畢業的「業士」文憑，並同時取得文學、古希臘文、古拉丁語、哲學和數學等多學科的「高等學校考取資格文憑」；當她17歲的時候，她已經決定終生獻身於哲學研究，使她當年同時考取巴黎大學哲學系和天主教聖瑪麗學院文學系。

　　西蒙?德?波伏娃19歲就撰寫了多部小說，並積极參与羅伯特?加利科(Robert Garric)的社會服務團體，會見了與她同歲的梅洛?龐蒂。1928年，波伏娃獲得哲學學士文憑；1929年，受當時很著名的哲學家利昂?布倫斯維克的指導，完成碩士論文《論萊布尼茲的概念》，並以僅次於薩特的第二名優異成績順利考取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高等學校哲學教師資格文憑」(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西蒙?德?波伏娃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之後，先後在馬賽、魯昂及巴黎等地擔任中學教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蒙?德?波伏娃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人組織抵抗德國入侵的愛國團體「社會主義與自由」。殘酷的戰爭和她的獨立思想創造，使她從此變成「具有獨特自身」的成熟思想家。

　　1943年，西蒙?德?波伏娃發表第一部小說《女賓》，名噪全國。此後，她不間斷地創作，出版了小說、劇本、思想論著、隨筆、旅行散記、回憶錄、書信集及個人日記等30多部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女賓》、《存在主義與民族的智慧》、《他人的血》、《第二性》、《戰爭日記》、《青年時代的筆記》等。

　　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不僅表現出卓越的文風和深厚的文學造詣，而且還表達出20世紀女性的獨立精神及大無畏的創造叛逆勇氣。正如當代女性主義思想家朱麗婭?柯里斯迪瓦所強調指出：在西蒙?德?波伏娃身上所顯示的，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典型地表現出個體的人所具備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性」！ 　　

　　存在主義文學的典範

　　每個人都是由他自己所創造的：每個人的本質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是神所決定的。存在主義認為：每個人首先必須能夠「生存在世」，然後，才談得上自己究竟有什麼樣的本質。人是單憑其自身的生存行為而創建其個人本質的「特殊存在」。所以，對人來說，更重要的，還在於不隨波逐流地「生存於世」，要堅持不懈「自為地為自身而存在」；要以自身獨特的創造來開闢未來的命運。如前所述，西蒙?德?波伏娃從懂事的時候起，就堅信只有靠自己的創造，才能建構自己所期望的「自身」。從西蒙?德?波伏娃獨立創作的時候起，她就不僅以自己的作品表現出她的存在主義思想，而且還以其個人生活實踐，展現出存在主義的活生生的哲學原則。

　　存在和生存，就像一部小說那樣，是自創、自白、自演的獨立生命體。不同於薩特，西蒙?德?波伏娃的存在主義的特徵，就在於她更多地關注生存和存在中的愛的力量，更多地珍惜「他人」的愛的特殊性和不可取代性。人是「在獨特的愛的行為中創建自身」。西蒙?德?波伏娃通過她對薩特和奈爾森?阿爾戈仁等人的特殊愛情，試圖強調：愛和被愛，都可以是一種創造自身的活動。從愛和被愛的觀點來看，每個人既是自己，又是他人；關鍵在於「作為愛和被愛的個人，都應該成為自己的主體」，都應該在愛和被愛中創造、選擇和決定其自身的本質。 　　

　　《第二性》：新女性主義宣言

　　波伏娃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第二性》，成為了當代思想史、特別是女性主義思想史的不朽文獻，因為它試圖從理論上全面論證女性從男性夫權中心主義桎梏中掙脫出來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和結構主義的產生與發展，使女性主義運動開始發生新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法國女性主義思想是法國的歷史傳統與當代各種新型思潮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當代法國社會及文化的固有特徵的一種理論反映。

　　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理念建立在她的存在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一切人，女人當然不例外，都是由其自身的選擇勇氣和創造能力所造成的」。

　　《第二性》開宗明義宣稱：從人性自由的最普遍意義上說，女性的自由是男女平等權利中的一個無可置疑的組成部分。波伏娃接著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出發，強調女性應該、也完全有能力像男性那樣，首先使自己成為一個「自為的主體」或「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人」，通過無止盡的自我超越的實踐，使自身真正擺脫被男人操縱和宰制的「他者」地位。

　　《第二性》明確地指出：關於「女人」的問題，如果只是遵循和停留在傳統文化的原則的話，那麼，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所有該談和該討論的事情，似乎都已經談到了；再說的話，就只能是不斷重複過去說過的話。這也就是說，如果遵循和停留在傳統文化的原則，女人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波伏娃諷刺性地指出，在傳統文化範圍內，女人問題的解決，又意味著女人已經不再存在了，女人已經消失。傳統文化對於女人的論述以及在傳統文化範圍內尋求女人的解放，已經自然地毀滅女人自身。「女人」是隨西方傳統文化的產生而產生，又隨傳統文化的發展而消失的「歷史存在」。

　　西蒙?德?波伏娃成功地將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結合起來，結合當代法國社會及文化的具體特徵，創建了新的女性主義理論，不僅在法國當代思想界佔據著重要地位，而且，也成為整個西方社會現代女性主義的先鋒。西蒙?德?波伏娃還特別注意到從西方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特別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資本主義現代文化對於女人的扭曲和否定。她指出，啟蒙思想家和現代的各種社會革命家，都把女人當作是由「女人」概念所任意指涉的那些人，而不是像男人那樣只是依據他們的自然性別而被確定。資本主義的現代文化雖然標榜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原則，但由這些原則所建立的現代社會文化制度及其文化產品，都把女人納入由這些文化所規定的範疇之內。顯然，現代社會中的男女兩性關係，並不是自然的兩性關係，並不像自然界的陽電和陰電之間的那種關係。所以，德波娃說：「人類是男性的，而人和男人並不是根據女人自身、而是根據相對於他的關係來界定女人的。女人並不被當作是一個自律的生存物」(comme unêtre autonome)。「女人，除了男人決定她以外，什麼也不是。因此，當人們談到『性』的時候，主要是想要說：女人主要是相對於男人才是一個有性的生命體。也就是說，只有對於男人，對於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絕對的女性。她是透過同男人的關係、而不是透過男人同女人的關係而被決定的；她是相對於主要的男人而變成為非主要的女人。他是主體，他是絕對；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會中，即使是在已經實現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學化和平等化的當代社會中，女人始終都是被當作男人的附屬品，根據她同男人的關係而決定她的社會文化地位。女人由此完全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性。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權至高無上」的口號，都只是適用於男人；女人是赤裸裸地被排斥在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之外。西方文化的整個體系和規範，使女人「自然地」被列為雙重約束的對象：成為社會文化的一般約束，同時又受到男人文化的特殊約束。「男人在做男人時是正當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時卻是不正當的；就是說，古時候，人們用垂直線測量傾斜的東西，現在男性就是人類的絕對標準」。

　　說女人是「他者」，就是說男女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的相互平等的關係。社會始終是男性的，政權始終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對於男性來說，他的同類永遠是另一個男性。也就是一個與他相同的「他人」。社會上所謂的相互關係是在男人之間建立起來的。以各種形式表現於社會的二元性，使男人群體之間相互對立。女人只是財產的一部分，為每一個男人群體所擁有，是這些群體之間進行交換的中介。所以，女人從未形成過一個根據自身利益形成、並與男性群體相反的獨立群體。她們同男人也從未有過直接的自主關係。而且，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女人始終都只是實現權威的媒介和手段，而不是實際擁有權力的人；女人的現實處境同各種權威並沒有內在關係。

　　西蒙?德?波伏娃並不滿足於揭露西方文化上述「製造和歧視女人」的事實和歷史，而且進一步分析了上述事實和歷史在整個西方文化史上的社會化和內在化過程。西蒙?德?波伏娃通過一系列理論上和事實上的論證，揭露西方社會整個文化體系和制度的運作，都是圍繞著使女人在社會化和內在化過程中成為次於男人的「二等公民」的基本軸心。她強調上述事實和歷史，同時也成為西方人，包括女人在內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心態模式化的基礎。也就是說，女人不僅要遭受實際上的歧視，而且也要迫使她自己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接受社會文化的扭曲操縱，使她們不僅在身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里里外外全部地失去「自身」。正是在上述不合理的男女兩性關係基礎上，同時產生作為西方文化基本概念的「自身」、「主體」、「他者」和「客體」及其相關思想意識。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兩卷七個部分，幾乎全面地論述了性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女人的社會文化地位問題。 　　

　　成為薩特的「紅顏知己」

　　1929年是西蒙?德?波伏娃生命的轉折點：這一年夏天，在巴黎大學索邦大院積極準備考取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時候，她與薩特的奇遇，扭轉了西蒙?德?波伏娃的生活方向。波伏娃在《一位守規矩的女孩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在八月初離開他的時候，我已經意識到：他從此將永遠不會從我的生命中走脫出去」。

　　1929年暑假，考試結束後，波伏娃要跟隨家人到南部的里莫辰（Limousin）度假，而薩特也預感到不久後就要服兵役。在難捨難離的時刻，波伏娃的眼睛裡不時地向薩特投射愛意，溫情脈脈，千種風情，一言難盡。最後，波伏娃終於坦率地對他說，她要首先了結與表哥雅克的「舊情」，然後即可與薩特結下終身之盟。

　　初戀的狂熱情慾，把薩特與波伏娃緊緊地聯在一起。眼看著薩特應徵入伍的通知單所規定的報到日期日益迫近，波伏娃更是寸步不離薩特。她寫道：「我們在早晨會面，……我們直到很晚才分手。我們穿過巴黎不停地散步，一直繼續我們的談話——談到我們的事，我們的關係，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即將寫的書……」。於是，薩特迫不及待地向波伏娃提出了一個別具一格的「愛情盟約」(le pacte amoureux)：兩個人保持最親近的關係，「永遠做到無話不談，坦誠相見，……不僅兩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僅不得欺騙另一方，而且要不加掩飾地說出一切」。這個「盟約」，實際上是薩特與波伏娃兩人之間處理愛情和兩性關係的特殊的遊戲規則。按照這個盟約，兩人之間的「必要的愛情」(l』amour nécessaire)，不應該妨礙或阻止雙方「偶然的」(amours contingentes)或「次要的」愛情(amours secondaires)。但唯一的條件就是：雙方都不應該說謊，永遠摯愛對方。

　　在訂立愛情盟約時，雙方都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對生活的看法。薩特說：「在青春期，當我眼看著女人的時候，我是想要他們的全部」；但「過獨身生活是我的生活原則。……我生來就是當光棍的」。薩特坦率地說：第一，他不會結婚，同波伏娃只能「或長或短地同居」；第二，他「只要能搞到手，就要所有的女人，因為女人比男人可愛，並且比他們單純自然，是值得信賴的」。薩特從一開始就對波伏娃聲明，一方面要同她保持別的女人所不能代替的最親近的、永不結婚的愛情關係，另一方面又要波伏娃別干預他同別的女人的事情；要相信他「即使在同別的女人在一起的時候」也仍然愛波伏娃。

　　實際上，薩特的成功，不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文學和社會活動方面，都受惠於女人。女性與愛情是薩特創作的真正動力。薩特的一切創作靈感，沒有一個不是源自女性和愛情。女人不只是給他帶來溫情，而且，也為他揭示了世界和人性的許多神秘的方面。女人是薩特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的哲學思想的靈感來源，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精神依託。女人為他帶來了生活的快活和樂趣，為他的哲學和文學的內容增添光彩，為其思想風格加入情感的因素，使他即使在極其困難的時候也保持樂觀和懷抱希望。直到薩特的晚年，女人一直成為他的生活勇氣和思想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支柱。

　　生活本來就是藝術。薩特為人隨和，只在原則問題上比較固執，不願意讓步，但他越到晚年，越學會生活的藝術，尤其掌握老年和死亡的藝術，熟練地在同女人的相愛藝術中，使自己真正享受生命的審美愉悅。

　　薩特曾經在他的筆記本上寫道：「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愛和被愛；最使我著迷的事情，就是引誘的活動」(Sartre, Carnet. 1940, 28 février)。

　　因此，薩特把同女人談話、遊戲、討論問題、旅行、相愛和做愛，當成他生活和創作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成為其生活和創作的必要條件。女人為他帶來幸福和快樂，同時也帶來煩惱和麻煩，但歸根結底，女性是薩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了解薩特對女人的看法及其態度，就無法徹底認識薩特的思想及其著作。薩特自己也說，沒有女人，就不存在真正的生活。

　　1977年出版《薩特與婦女》（Sartre et les femmes）。這本書是薩特對記者卡特琳?仙（Catherine Chaine）的談話錄。薩特對記者說，女人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並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薩特說：「請注意，我周圍有不少人，不過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幾個女人。西蒙?德?波伏娃在某種意義上是唯一的，但我承認我總還有好幾個女人在我身邊。」接著，薩特又說：「我與女人的關係一直很好，因為狹隘的性關係更容易使主觀與客觀一起被給予。與一個女人的關係，既便你不和她睡覺，也比與一個男人的關係要豐富；如果你和她睡過覺，或者你本可以這樣做，那麼你與她的關係就更加豐富了。首先又一種語彙，不是語言，而是手的語彙，面部表情的辭彙。我且不說狹義的性語彙。至於語言本身，當你在一種愛情關係里使用它的時候，它便發自心靈最深處，發自性器官。人們與一個女人在一起的時候，便把他們自己整個兒都交出來了」。

　　至於波伏娃，他對薩特的這些性格是很清楚的。她說：「薩特不願履行一夫一妻制的職責；他喜歡與女人們在一起，他認為這些女人，與男人相比，不那麼狡猾」；所以，「在我們之間，存在著必要的愛情；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需要偶然的愛情」。

　　其實，波伏娃和薩特一樣，在薩特之外，同時維持奇特的「雙性戀」：一方面有她喜愛的「具有男性魅力的朋友」；在美國芝加哥，她有著名作家奈爾森?阿爾戈仁(Nelson Algren)，在巴黎還有被她稱為「小波斯」的賈克?勞倫?波斯德(Jacques-Laurent Bost)……等等。另一方面，她又有自己的「女情人」：在魯昂中學的女同事克列特?奧德里(Colette Audry)和女學生碧安嘉?蘭布琳(Bianca Lamblin)等，同她們過「如醉如痴」的「女同性戀」的生活。

　　波伏娃同薩特之間的持久穩固的特殊愛情，長期以來已在世界範圍內的文學界傳為佳話，甚至被塗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但是，無論如何，第一，正如波伏娃的養女希爾維?勒本?波伏娃所說：「不是因為波伏娃選擇了薩特而使她變成為西蒙?德?波伏娃，而是因為她是西蒙?德?波伏娃，她才選擇了薩特」。波伏娃與薩特之間的傳奇式愛情，不只是由薩特單方面所決定的，而是他們雙方以其各自獨特的個性所創造出來的。第二，從波伏娃去世後所發表的最新資料透露：波伏娃雖然與薩特始終保持最親密的關係，但並不妨礙她還是一位懷有炙熱激情的「性解放者」，也不表示她放棄自己獨立的「性渴望」：她在性生活方面，蔑視一切道德規範和約束，敢於向一切禁忌挑戰，甚至大膽到敢拍背影裸照的程度。因此，在性的方面，波伏娃不愧是新時代一切渴望獨立自主的女性的榜樣。

作者: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 高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