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昂的旗幟

06-08

周樣書法

進入元代，經歷戰亂的社會逐漸走向有序，在北方，各民族人民開始了文化大交流。蒙古人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在思想文化上卻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被逐漸漢化的道路。書法有法可依，也就是其規範性成了包括漢人在內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需要。很顯然，正在進一步走向衰弱的寫意書風是與其背道而馳的。

人們開始對宋代寫意書風進行反思，以復興晉唐書法為己任的趙孟頫順應時代溯流，脫穎而出，一躍成為當時書壇的領軍人物，繼而成為一代宗師。元代盧熊寫道：「本朝趙魏公，識趣高遠，跨越古人，根抵鐘王，而出入晉唐，不為近代習尚所窘束，海內書法為之一變，後進成宗師之。」「跨越古人，根抵鐘王，出入晉唐」是途徑，「識趣高遠」才是關鍵所在。如同蘇黃米當時開創了寫意新風，當趙孟頫將自己的藝術活動與中國書法史上一次重要的轉折結合在一起時，產生了遠比他主觀意識更為偉大的結果。

趙孟頫完成了其先輩宋高宗無法完成的事業。

宋高宗雖貴為天子仍難成氣候，主要是受到了時代的限制。因為南宋初期寫意書法雖已滑坡，但畢竟尚未到衰敗地步。到了元代，率意作書的風氣成了強弩之末，其弊端也已顯而易見，書法史終於翻開了嶄新的一頁。趙孟頫領導的這場「師法晉唐」的運動猶如當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運動，是一場以古法來矯正時弊的革命，趙孟頫也因此成為繼王羲之、顏真卿之後，對中國書壇影響最大的人物。所以近代馬宗霍稱：「元之有趙吳興，亦猶晉之右軍，唐之魯公，皆所謂主盟壇坫者也。」明確了王羲之、顏真卿、趙孟頫三位主盟者在中國書法史上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不是別的書家可以相比的。

周樣書法

趙孟頫從正面闡述其「師法晉唐」的理論，與米芾幾乎將唐代楷書大家一網打盡的說法不同，趙孟頫對前代書家持論較中正，從不隨意訾　［ｚī］　議菲薄前人。他在《評宋十一家書》中寫道：「東坡書，如老熊當道，百獸畏伏。黃太史書，如高人勝士，望之令人敬嘆。米老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矯然拔秀，誠不可攀也。」趙孟頫充分肯定了蘇、黃、米三家的書法藝術，但並不肯定他們的藝術主張。

鮮於樞就不這麼客氣了，他的傳世墨跡中，有幅專評唐宋兩代草書：「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　懷素守法，特多古意；　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張旭草法精絕，但變革「二王」傳統（顏真卿受其影響頗大），以致招來鮮於樞的批評他「時出法度之外」；懷素草法恪守「二王」古法，因此得到鮮於樞的好評（實際上懷素後來多用張旭法）；　而高閑師法顛張狂素，意氣有餘，但用筆粗糙，所以鮮於樞說他用筆粗率，止十得六七耳。黃庭堅富有創造性，以懸腕高執筆、加強提按起伏，寫出了風格獨特的草書，因其完全背離晉唐傳統，以致於鮮於樞對其持完全否定態度。鮮於樞還有一首嘲笑米芾的：「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范新婦指王義之的《謝范新婦帖》；　李意如為王獻之家保母，王獻之書有《保母帖》。鮮於樞在詩中嘲笑米帶書學「二王」，卻一無所成。宋代三位書法家中，蘇軾德高望重，且不以書家自居，故受到的抨擊較少；　黃庭堅草書，從傳統角度看，太出格。米芾雖知古法，但傾側跳躍之勢過度，少中和之美。故黃、米兩人遭受的非議就較多。元著名畫家倪瓚稱：「米老雖追蹤晉人絕軌，其氣象怒張，如子路未見孔子時。」　子路天性伉直魯葬，好勇力，後師從孔子，學有所成。但倪瓚將米芾與子路還未見孔子時作比，評價可以說是很低了。

元代虞集，這位被陶宗儀譽為「博文明識，精於辭藝」的書法家，對宋元書法狀況作了詳細的評述：「宋人書自蔡君謨（襄）　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蘇）、谷（黃庭堅）　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伯思）　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險。至於（張）　即之之惡，謬極美。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騖，而宋未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陽率（詢）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　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明確點出是趙孟頫改變書風，力挽狂瀾，使元代書法邁越唐宋而走上重視東晉書法的道路。

元代書壇趙孟頫是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他對書法的貢獻後面將詳細論述。當時能與趙孟頫相提並論的當屬鮮於樞，他倆同為書壇巨擘，人稱「南趙北鮮」。他們書法皆受晉唐影響，以復古來創新，擺脫了宋人率意作書的風氣，同有振興書法之功。元代龔璛稱：「書不講百餘年，至元間伯機、子昂：　二妙特起，古意復見於今。」明代陸深也稱：「書法蔽於宋季，元興作者有功，而趙吳興、鮮於漁陽（樞）為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

鄧文原也很有書名，同代虞集稱：「大德、延佑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鄧）、漁陽（鮮於）、吳興（趙）。」在他們周圍的志同道合者及響應者還有虞集、李倜、周伯琦、俞和、張雨、袁桷及泰不華等。他們的藝術主張符合時代需要獲得了全面響應，寂寂書壇也為之一振。我們有理由認為，北宋以蘇、黃、米為代表的寫意書法是對唐代法度森嚴的形式與技巧的一種否定，那麼趙孟頫、鮮於樞「師法晉唐」的主張對走向式微寫意書風也是一種否定，從相對比較抽象的精神再重新回復到具體的形式技巧之中。從哲學角度看，這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值得注意的是，在表面上看趙孟頫、鮮於樞是復古，而實際上他們還是著眼於書法的發展。再說新與舊也是相對的，「說它是新潮，是指他並未沿襲宋人的現成途徑而另闢新境。作為藝術思潮的性質是復古；　作為其歷史傳承是出新；　新與舊的矛盾，在趙孟頫身上獲得了和諧的統一。」

在這場變革中，鮮於樞的作用當然也不能低估。他書藝超凡不群，在元代走上「師法晉唐」過程中又有卓越貢獻，這兩點足以使他在中國書法史取得崇高的地位。

周樣書法

鮮於樞，字伯機，號困學民，又號西溪，直案老人、寄直老人、虎林隱吏、虎林逸民等，自署「漁陽鮮於樞」。「鮮於」為複姓，傳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後子仲食采于于，其子孫就合「鮮、於」兩字為姓。鮮於樞自號箕子之裔，就是由此而來的。鮮於樞官位較低，《元史》無傳，《新元史·鮮於樞傳》不過二百字，還是抄錄元人的書畫題跋。上海博物館所藏有趙孟頫書寫的《鮮於府君慕志銘》拓本，是研究鮮於樞家族歷史最寶貴的資料。據《墓志銘》的記載，鮮於樞祖上在金初為德興府宣化稍南的涿鹿縣人，先祖皆是飽學之士。「高祖某，金初占籍德興，嘗有化祿，未老謝事。曾祖某，博學工於文，門人多第，而己獨不第。喜施單貧，人稱『鮮於佛子』」（戴立強《鮮於樞年譜稿》）。其祖父３０歲，攜家南下躲避兵禍，至居庸關，遇盜被害。是年，其父鮮於光祖十歲。十八年後，鮮於光祖攜家北上，定居於范陽。故鮮於樞常自署「漁陽鮮於樞」，即沿於古幽薊的郡名。鮮於光祖做過運送軍需的小官，有一次忽必烈凱旋而歸，有功者「皆蒙賞祿，唯光祖未受獎賞，遂拂衣而去，居汴梁，淡然無復仕進意」（《鮮於府君墓志銘》）。鮮於光祖７７　歲去世，那一年，鮮于楓２６　歲。據《鮮於府君葛志銘》「後記」載：　鮮於樞於大德戊戌（１２９８）　葬父於杭州時，年５３歲。鮮於樞請４５歲的趙孟頫為其父親書寫《鮮於府君墓志銘》。所以鮮於樞死後，趙孟頫在《哀鮮於伯機》中有「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之句。

鮮於樞出任揚州行台御史椽，與趙孟頫初次相見，兩人一見如故，契合無間。是年，鮮於樞３３歲，趙孟頫年僅２５歲。趙孟頫至杭州，曾與周密、鮮於樞會晤。

鮮於樞一生大部分時間活動於金華、楊州、杭州三處地方，趙孟頫與其交往主要在杭州。元武宗至大三年（１３１０）　八月，趙孟頫在杭州車橋寓舍為鮮於樞之子題乃父遺墨《鵝群帖》。

鮮於樞書法初習金人張天錫，也有人認為初師元初名臣姚樞，後受晉唐影響。精於楷書、行書和草書，楷書取法褚遂良、李邕。行草書用筆勁挺，氣勢偉岸，書寫穩健時，頗具「二王」風度；　寫得縱放時，多有懷素筆意，鋒芒畢露的瘦勁之筆，又似受孫過庭影響。虞集稱許他的字：「翰翠比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比較趙孟頫、鮮於樞書法風格，趙孟頫書法俊逸秀美，法度嚴謹，格調典雅，於骨肉調勻、端莊嚴正中時見瀟洒天真的韻致，人們喻之為「清腴」；　鮮於樞書勢雄強，有一種剛勁挺拔、跌宕縱逸的恢宏氣度，人們喻之為「清剛」。

趙孟頫為人謙和，於書法卻自視甚高。他有一首流傳很廣的七絕「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贈彭師立》）　他曾自豪地說：「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趙孟頫內心深處不將一般書家放在眼裡，而對鮮於樞則是例外。鮮於樞死時，趙孟頫發出感嘆：「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甚遠，極力追之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困學書，妙入神品，仆所不及。」

鮮於樞意氣雄豪，又年長趙孟頫８歲，但他對趙孟頫甚為敬重，他認為：「近世諸賢，書畫不能俱傳，．．．蓋以所長掩其所短故也。子昂學士書畫俱到，他必能俱傳無疑。他請趙孟頫為其父書寫墓志銘，並贈之以琴，真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當然，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共同的藝術追求上，他們最關心的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和恢復古代書法的典範。

前人評鮮於樞書法有雄獷之氣，「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足以代表當時北方的書風。這與他的成長環境、個人氣質關係密切。史書記載鮮於樞喜懸腕作書，多用中鋒回腕之法，故筆力道健，使轉自如。元代書法家陳繹曾問鮮於樞懸腕之法，鮮於樞豪氣滿懷，嗔目伸臂曰：「膽！　膽！　膽！「明初陶宗儀稱：「（鮮於樞）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傲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馬宗霍《書林藻鑒》稱：「伯機惟以草勝，不若趙（孟頫）之多擅，要其仗氣負奇，骨力崖岸，則趙殊當讓之。」鮮於樞作書時的膽魄與作品的縱逸奔放，確實為趙孟頫所不及。但因鮮於樞的社會影響與對歷史貢獻略遜於趙孟頫，故被後世尊為元代書壇的第二號人物。

元代出色的書法家還有李倜、鄧文原、虞集、揭傒斯、康里巎、楊維楨等。

李倜，元代書家，字士弘，號員嶠真逸，山西太原人，歷任集賢侍讀學士、臨江路總管、鹽運使等職。李倜的詩、書、畫皆有名，書風清新婉麗，與趙孟頫、鮮於樞齊名。李倜名其所居處日「擬晉山房」。戴表元云：「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右軍，縱筆擬為之，所屬山房之窗、壁、幾、榻、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　李倜對晉人書法、特別是「二王」書法理解很深，其書作既得晉人形質，又得晉人神韻。陸友仁云：「士弘遊戲筆墨，皆超悟不群，而清新婉麗，自有種風度。」元代張昕跋文稱：「余昔侍李（倜）學士，見其作書多喜矮桌，執筆甚高，臨帖亦然。」其書法瀟洒靈動、清新婉麗確實與此方法有關。

李倜善臨摹，「其臨摹又頡頏（ xié háng 不相上下）松雪、困學二老，斯時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謂難矣」。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稱素履先生。綿州（今四川綿陽）　人，因綿州古屬巴西郡，人稱鄧文原為「鄧巴西」。明陶宗儀《書史會要》稱：「文原正、行、草書，早法二王，晚學李北海。」他見識很廣，曾自詡：「余宦遊京邑多載，目閱古今名畫，不可勝計。」他的書名很大，同代虞集稱：「大德、延佑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鄧）、漁陽（鮮於）、吳興（趙）。」鄧文原的生卒年比趙孟頫略晚幾年，年輕時就與趙孟頫定交，被趙孟頫稱為自己的「畏友」，兩人感情至深。大德元年，元成宗召趙孟頫入大都書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鄧文原為趙孟頫所薦，共同入京。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於是鄧文原書法也大顯於世。鄧文原中年以後因多涉政事，疏於翰墨，書名漸隱。張雨認為鄧文原「早歲大合作。中歲以往，爵位日高，而書學益廢。與之交筆硯，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為學不可止如此」，找出了鄧氏書法未能繼續發展的原因。

周樣書法

在趙孟頫「師法晉唐」的旗幟下，鮮於樞、鄧文原皆為元代復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幹將。鮮於樞的影響不如趙孟頫，而鄧文原則不及鮮於樞。鄧文原的書法受趙孟頫的影響很大，有書跡都活脫脫地似趙書再現。所以他功力雖深，取法也高，但缺少自己的面目，是不能與趙孟頫、鮮於樞同日而語的。

虞集，元代書法家、文學家。字伯生，號邵庵，號道園。工書法，真行草篆皆有法度。明王世貞稱其書法「如雄劍倚天，長虹駕海，神采可爰愛」。明李東陽稱：「書家者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伯生殆兼有之。」虞集以宋代名臣後代仕元，與趙孟頫有相似的感受。虞集在東宮（武宗朝）、翰林院（仁宗朝）　曾長期與趙孟頫同事，受趙書學思想影響頗深。

揭傒斯，字曼碩。善正行草書，元代歐陽玄評價「傒斯楷法精健閑雅，行書尤工」。明代陶宗儀稱其「正行師晉人，蒼古有力。」　他與趙孟頫合作，常是揭傒斯撰文，趙孟頫書寫，這樣的碑記有多種。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五雲閣吏，浙江台州仙居人。文宗朝任典瑞院都事、奎章閣博士，與虞集等常侍文宗左右，負責鑒定內宮書畫。擅畫墨竹，師法文同，亦作山水畫。書法取法唐人，宗歐陽詢，緊峭勁拔，剛柔相濟。柯九思「２１歲初上京師，陪趙孟頫勝集，與趙雍相識」。受趙氏影響頗深，書法雖自有而貌，但仍可看到趙孟頫的風致。

元朝入主中原後，促進了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少數民族書法家。其中以康里巎與其兄康里回回最為有名，號為雙璧。康里巎（舊稱巎巎），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康里（今屬新疆）人。康里巎的祖父追隨元世祖征戰有功。父親康里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曾上書元世祖，提出興儒學，並建議國子監設立書學，以傳授書畫技藝。在家庭的影響下，康里巎幼年時就在皇家圖書館受過漢文化教育，博通群書，愛好書法。１７歲時任集賢待制的康里巎，結識了將近六十的時任集賢侍講學士的趙孟頫，遂成為忘年之交。任道斌先生還撰文指出：「康里崾崾也吸收了趙體筆畫圓潤、筆力紮實的長處，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些康里巎巎墨跡，如《跋趙書常清靜經》中之『馬』字，如《杜秋娘詩》之「測』字等，皆從趙體中學來，道媚宛轉，伸展自如。」

康里崾崾受趙孟頫等書法前輩影響，師法晉唐。其正、行、草書無所不能，甚得晉人筆意，落筆如疾風驟雨，自言一日能書三萬字。「識者謂有晉人筆意，草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巎巎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書師鐘太傅、王右軍，筆畫道美，轉折圓勁，名重一時。」有人將他與鮮於樞與趙孟頫並列的元代三大書家，又有人將他與趙孟頫並稱為「南趙北巎」，在元代後期有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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