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真有雄才大略嗎？——謀略背後的迷思

謀略背後的迷思——袁崇煥真有雄才大略嗎？

文章提交者：左派大佬

袁崇煥最為人所熟知的功績都跟寧遠有關係，寧遠是明朝自廣寧失守以後，為了加固山海關的防禦而在關前布置的前哨，是山海關防禦體系向前推移獲取防禦縱深的手段。修築寧遠是在孫承宗守遼時實施的，其確定過程相當曲折，這裡面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關於所謂「遼事」到底「有局無局」的爭論，這個大家都很熟悉，但在這個爭議背後卻並不是簡單的「撤退」和「固守」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後面還有一個關係到明朝國運的大局，而這大局卻往往很容易被現代人所忽視。

熊廷弼、王在晉、孫承宗、高第、王之臣、閻鳴泰、袁崇煥、洪承疇都曾經是薊、遼的經略或督師，是明朝薊、遼地區的最高長官，他們在任期間都根據自己對大局的理解採取了相應的策略，但他們所採用的策略卻迥然不同~！在這些策略裡面潛藏著他們各自的謀略，孰是孰非似乎早已經有了定論，但其實卻並非如此。

熊廷弼兩度守遼，在薩爾滸大敗之後他用固守的方式鉗制後金，讓遼東的局面一度處於穩定狀態，後來袁應泰丟失了瀋陽、遼陽，他再度出山，並提出過「三方布置策」，從這個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廣寧，由天津、登、萊方向從海路出擊在遼南給予後金襲擾，戰時可讓後金首尾不能相顧，守時可多個方向威脅後金達到鉗制其行動的目的。後來熊廷弼又提出要爭取朝鮮策應，要派人在義州調度協調，收留遼東不願意受後金壓迫的流民編練成軍，作為和登、萊方向的組成部分，擴大了對後金實行戰略包圍。熊廷弼二次守遼的策略還是鉗製為主，他不同意王化貞大舉進攻的意見，後來王化貞的失敗而導致廣寧丟失證明了熊廷弼的戰略眼光。在廣寧失守以後，熊廷弼作為經略指揮了一次遼西軍民大撤退，數以十萬計的軍民由遼西撤到山海關以內。這次撤退在許多人眼裡是熊廷弼的敗筆，說他喪師失地，並且導演了一場大潰敗，以致於最終「傳首九邊」。「喪師失地」是鐵錚錚的事實，雖然「喪師」不是他的責任，但大潰敗以後的「失地」卻是他熊廷弼親自指揮的，這些都毋庸置疑，可為什麼給他喊冤的人還那麼多呢？這個問題先留在這裡……

王在晉作為接任的薊遼經略，他的前任熊廷弼因為「潰敗」而下獄，後來傳首九邊他都是清楚的，可他作為繼任並沒有要去恢復關外的失地，而是打算固守山海關，甚至提出在關前很近的地方再修一個重城，看起來近乎不合情理，許多人解讀時或許因為他是被皇帝硬拽來的而認為他保守或者畏懼才提出這樣的策略，但這個策略皇帝居然也同意了……那是不是皇帝昏庸呢？在以後的討論中我們會清楚這一切的，其實王在晉並不是保守和畏懼，而是有些近乎離奇的老謀深算。此時，袁崇煥登場了，他提出要在寧遠修築城池，並把意見越級遞到了內閣，內閣首輔葉向高委託孫承宗實地勘察，孫承宗是一代名臣，勘察之後了解了其中奧妙，並有了自己的意見，他和王在晉談了七天七夜，王在晉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孫承宗沒有辦法，回去以後用自己的策略說服了皇帝，開始了帝師守遼。

孫承宗守遼期間邊關比較平靜，這是因為孫承宗的策略得當，但他和袁崇煥之間卻有意見衝突。以往大家都認為孫承宗全力支持袁崇煥，但其實不盡如此，在錦州的問題上，孫承宗和袁崇煥有分歧。《明史》有記載：「袁崇煥東巡，請即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為時未可，乃止。」 這是在天啟四年(1624年)時的事情。當時袁崇煥東巡，《明史》記載如下：「九月後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可以看出當時明軍在遼西時並沒有後金軍的威脅，袁崇煥率軍走三岔河返回，而且是走水道，有舟師接應。既然此時都可以「東巡廣寧」了，那錦州為什麼就不能恢復呢？直到次年六月，也就是天啟五年(1625年)孫承宗才同意駐防錦州，此事《明史》記載如下：「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在明軍進駐錦州一帶之後不久孫承宗就被罷官了。孫承宗支持袁崇煥在寧遠修築城池，但1624年明軍東巡以後他卻不同意恢復錦州，是在他卸任前才同意袁崇煥派人到錦州駐守。他們的這個意見分歧很重要，它體現了孫承宗的高明之處，同時也顯露出袁崇煥自己的思路。

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高第代孫承宗為薊遼經略以後，認為關外不可守，下令盡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地守軍於關內，袁崇煥抗命不從，率部孤守寧遠。天啟五年（1625年）六月孫承宗在卸任前同意袁崇煥派人進駐錦州，但高第十月上任以後就下令撤退，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錦州及其周遍諸城不可能有大的修繕，只是明軍有駐軍而已。此時高第堅決撤退，而袁崇煥則上疏抗辯，《明史》記載：「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後來的歷史大家都清楚，這裡就不贅述了。可以看出的是袁崇煥的思路很明顯，就是「三城已復，安可輕撤？」、「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至此他和孫承宗不輕出錦州有意見分歧，和王在晉、高第更是有意見衝突，和那個「失地」、「潰敗」的熊廷弼更是有天壤之別。在許多人看來袁崇煥是不畏後金的兵鋒，執意恢復遼土，且寸土必爭，力戰死守，乃英雄氣概，和那些「失地」、「潰敗」、「撤退」的經略簡直判若兩人，真可謂奇男子偉丈夫，相比之下甚至孫承宗也遜色很多，他雖為「帝師」、「名臣」但卻不同意在並無後金威脅的情況下駐軍錦州，如此一來袁崇煥忠勇無畏的形象便顯得高大許多……但真是如此嗎？

高第被罷免以後，王之臣和袁煥都被提名督師薊遼，但袁崇煥又與王之臣意見不合，於是朝廷「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最終袁崇煥管理關外軍務鎮守寧遠。此時袁崇煥開始修築錦州城，為了錦州的修築爭取時間袁崇煥開始與後金皇太極「議和」，而皇太極正準備攻打東江鎮和朝鮮。皇太極此次征伐是傾其主力，《滿文老檔秘錄》、《欽定八旗通志》都分別記錄「上命二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托、碩托率精兵八萬以征朝鮮」，《仁祖實錄》和《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均是說奴兵八萬餘，《兩朝從信錄》《三朝遼事實錄》均記錄當時登萊巡撫亦上報朝庭「奴兵八萬餘犯搶鐵山義州」，就只有袁大人因為不想策應而胡說八道曰：「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縱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

後金素來「惡文龍躡於後」，對其產生牽製作用，此次出八萬重兵是志在必得的表現，反映了皇太極要徹底拔除東江鎮毛文龍這個威脅的決心。後金主力盡出導致後方空虛，《太宗實錄》和《東華錄》中的都記錄了後金瀋陽一線兵力薄弱的情況，但當後金進攻朝鮮和毛文龍之時，袁崇煥為了加緊修築錦州城不願意出兵策應，朝廷兩次催促他才敷衍了事沒有形成策應。《明史》記載：「（袁）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大清所服，諸將乃還。」這裡的「三岔河」在孫承宗分析寧遠防衛時出現過：「……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可見這「三岔河」有多麼接近寧遠實在一目了然。袁崇煥的九千人才走到三岔河就聽說「朝鮮已為大清所服」，而那時候沒有電報，一路都是馬步舟船遞送消息，所以消息在時間上必然滯後許多，朝鮮妥協應該還在更早的時候。

後金侵朝大軍是正月出發，阿敏攻下義州、鐵山、平壤等後渡大同江，挺進到黃州準備進攻漢城，此時後金軍內部才發生意見分歧，許多人認為過此時已過於深入朝鮮，一旦瀋陽有事恐回援不及，要求改進攻為和談，岳托、濟爾哈朗等都出面勸阻：「我等統朝廷重兵，不可久留於外，且蒙古與明近逼我國，皆敵人也，宜急歸防禦」，況且「朝鮮王京阻江為險，江岸置木柵槍炮，兵馬環列，且聞冰已解，亦恐難渡」（《清太宗實錄》卷7），後來阿敏妥協開始和談，而整個談判就進行了一個多月，如果此時袁崇煥及時策應，乘著岳托提到當時「聞冰已解」的時節，如「東巡廣寧」時由舟船配合一樣，依仗水師沿遼河北上，「憑舟船，用大炮」直逼瀋陽，則必然迫使後金大軍回援，不僅緩解朝鮮和東江的壓力，而且可進退自如、安全穩妥，可袁大人只顧著修城池而「觀望養敵」。

阿敏是正月出師，四月初回師渡鴨綠江，十七日才回到瀋陽的，其中時間之長遠非有人以訛傳訛的所謂朝鮮才頂了半個月就不行了，這種說法實在是荒唐，而袁大人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才派人走到三岔河，其中還經歷了朝廷兩次催促和他自己的一次抗辯，可見袁大人為了修築錦州城，完全採取了犧牲朝鮮和東江鎮的策略。關寧軍才走到三岔河就得到朝鮮妥協的消息返回，只能說明袁崇煥出兵之晚，而所謂「為牽制之勢」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袁大人看來：「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但可悲的事實是，皇太極在朝鮮取得了進展以後，在義州、遼南等地部署重兵防備毛文龍後立刻親率大軍來擊錦州，其中不過兩三個月時間。許多人都認為皇太極沒有攻下錦州、寧遠，袁崇煥取得了「寧錦大捷」，其實不盡然。皇太極雖然沒有攻下「寧、錦」但卻搗毀了周邊的城池，把錦州、寧遠打成了殘廢。後金軍先輕取明軍修築未完的大凌河、右屯衛兩城，在攻寧遠之時候又佔領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時一併毀之。袁崇煥雖然守住了「寧、錦」，但他用「議和」拖延時間爭取修築的城池幾乎都報廢了，且還犧牲朝鮮和東江鎮。袁崇煥所謂「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化為了泡影；袁崇煥所謂：「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倒是成為了現實，而「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成為了一大敗筆，皇太極根本沒有議和的誠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給「緩了」，攻打東江、朝鮮後馬上就來襲擊錦州、寧遠。袁崇煥犧牲了東江鎮和朝鮮也沒有換來城池修築的完成。其實，此刻袁崇煥手裡剩下的是殘破的錦州和寧遠，甚至還不及孫承宗時期，那時候畢竟寧遠還完好，錦州只是進駐而已。此刻，回想起孫承宗的謹慎是否感覺並不是沒有道理？袁大人這位「奇男子偉丈夫」，放棄了盟友和友軍，最後卻竹籃打水一場空，實在是悲哀。不過，更應該讓袁大人臉紅的還是東江鎮毛帥的作為。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萬之眾侵略朝鮮，史稱「丁卯之役」。阿敏兵分兩路,一路由濟爾哈朗率軍五萬攻鐵山,自帶三萬餘騎兵攻義州，兩地被同時攻克，東江鎮當時在鐵山僅有屯田軍一萬，多是老弱和家屬，後金重兵圍攻之下很快失陷，東江鎮屯田軍傷亡慘重，毛文龍家屬三百七十餘口被屠殺。此時毛文龍的主力尚在皮島，雖然鐵山失陷但損失不大，毛文龍不顧後金的重兵壓境、精銳盡出，軍力明顯超過自己許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殺後金軍，又出擊遼東半島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復鐵山、昌城，後又在鴨綠江實施水陸並進截殺返回瀋陽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勝利。《明史紀事本末遺補》卷4「毛帥東江」里有記載，曰：「五戰而五勝，……皆令人舌咋心驚，色飛神動」。但由於軍力懸殊，毛文龍雖取得的局部勝利終究不能阻止後金劫掠朝鮮。隨著戰事的推延，後金主力攻陷平壤，挺進到黃州，逼近漢城，朝鮮在苦戰數月後支撐不了而求和並達成「兄弟之盟」驅逐毛文龍。毛文龍失去了在朝鮮的屯田和軍械物資供應，招收遼民也出現了暫時的困難，和阿敏幾番大戰以後主力也有所消耗，前方損失不大，大後方几乎全部丟失了，在缺乏糧草、軍械、馬匹、物資又被後金重兵防範的情況下，當兩個多月後寧遠、錦州遭到後金軍攻擊時，毛文龍毅然出擊攻打遼陽策應袁大人，迫使皇太極不得不從寧錦前線撤退，為此袁大人為毛帥表功：「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八，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

至此，毛帥和袁大人在「寧錦大戰」、「丁卯之役」中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丁卯之役」中毛帥奮力反擊阿敏，並在鐵山、瓶山、昌城、鴨綠江等地取得「五戰而五勝」，而中袁大人卻在寧、錦「觀望養敵」、「消極策應」、「敷衍了事」，導致盟友朝鮮向後金妥協而驅逐毛帥。在兩個多月以後的「寧錦大戰」中毛帥不顧東江鎮已經十分艱危，毅然出擊策應袁大人，連自己都挂彩了。「寧錦大捷」中袁大人自己提出的「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化為了泡影但卻「勝」了，而毛帥「丁卯之役」中的「五戰而五勝」卻在以後被袁大人加上了：「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 、「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等罪名……這也真可謂一奇觀了。

對於袁崇煥之前的幾位薊、遼經略或督師，除孫承宗以外，已經差不多都以「失地」、「潰敗」、「撤退」等定性了，從事實上來看也是實至名歸，簡直無可爭議，而孫承宗還稍顯例外，畢竟孫承宗守遼期間邊關還比較平穩，但他在沒後金威脅的情況下仍推遲進駐錦州，在沒有了解他真正意圖之時或許會有人認為他「保守」，也可能有人會認為是他不曾和後金交手，也或許是他戰事經驗不足，那麼明朝在取得了「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之後，還有人要說放棄錦州，而且幾乎是主流意見，這總是很奇怪的吧？

袁崇煥因為「寧錦大戰」時不救錦州而遭非議，「暮氣難鼓」而辭，由關內的王之臣接任。此時，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要求放棄了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對設「寧錦防線」。與此同時，明朝前線將領也對守錦州提出異議，駐守該地的總兵尤世祿稱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三朝遼事實錄》卷17）要求撤往杏山。駐塔山守將認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別所」 （《三朝遼事實錄》卷17）。兵部侍郎霍維華雖然認為錦城不能輕易放棄，根據眾將的異議他也不能不總結為：「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

以上這些放棄錦州的言論被後來許多人解讀為「畏敵」或「怯戰」，更是高大了袁崇煥的形象，可真相果然如此嗎？

在諸多提出放棄錦州的意見中，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的力度最強硬，用辭也最為嚴厲說：「錦州遐僻奧區，原非扼要之地。當日議修已屬失策，頃以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雖幸無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竊意今日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天啟七年七月實錄》。後來許多人解讀說閻鳴泰不懂兵法，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閻鳴泰所謂「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一語和以前幾位薊、遼經略或督師的看法相似，都對修築錦州十分介意。熊廷弼、王在晉、高第、閻鳴泰都認為應該放棄錦州，甚至寧遠也不要，而孫承宗對錦州非常謹慎，開始袁崇煥申請在無威脅的狀況下恢復錦州，他不同意非是他不能戰而是另有原因，孫承宗其實是將錦州「懸為虛著」，這正是孫承宗高明於其他幾位經略或督師之處，也是他有別於袁崇煥的地方。閻鳴泰所謂「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簡直經典到家了，完全預見到了今後兩位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之人物的結果，他們分別是袁崇煥、洪承疇~！如此看來，這閻鳴泰哪裡是不懂兵法，簡直就是兵法謀略大家。

袁大人「暮氣難鼓」而辭以後留守關寧的是王之臣，他在高第被罷免以後曾經和袁崇煥一起被提名任督師遼東，但二人意見不合而「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袁崇煥憤然離去關外的軍務便由王之臣接任。王之臣對錦州的處理與袁崇煥迥然不同，王之臣接任後錦州守到次年二月終於放棄。應該說王之臣放棄錦州而守寧遠，既遵從了閻鳴泰的意見，又回到了孫承宗的路子上，到了崇禎元年三月，明軍已放棄完全錦州、塔山、杏山一帶。該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極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壞了錦州、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台站三十一處，《滿文老檔》太宗朝第10冊記錄了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紀》記載：「五月辛未，明人棄錦州。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錦州、杏山、高橋三城，毀十三站以東墩台二十一。」

按照一般的思維，這王之臣和閻鳴泰是繼熊廷弼、王在晉、高第之後又出現的二位「失地」的薊、遼經略或督師，而且是將袁大人「寧錦大捷」的「勝利成果」都喪失了，讓後金軍不戰而輕取錦州，並連同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台站三十一處一併拆毀，不僅空耗了國家的財力，而且更對不起為守衛錦州而陣亡的明軍將士，簡直就是罪大惡極……可果真是如此嗎？剛剛才封了一個兵法謀略大家的頭銜給閻鳴泰，再來琢磨一下他老人家那句話：「錦州遐僻奧區，原非扼要之地……」，那麼既然不是「扼要之地」明朝軍守不守那自然就都不重要了，真是這樣嗎？為了攻打錦州付出了沉重代價的皇太極佔領了錦州也不想要，足以說明錦州還真不是什麼「扼要之地」，看來閻鳴泰這位兵法謀略大家是貨真價實的，這次又被他預見到了。其實這「錦州非扼要之地」並不算什麼金玉良言，也並非只有閻鳴泰能悟得出來，就一般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孫承宗守遼期間錦州並沒有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而是長時間誰都沒有去占也沒有影響雙方的態勢，足以看出其確實「非扼要之地」。那麼為了這個「非扼要之地」空耗國家財力、犧牲戍邊將士，且放棄策應而導致友軍重大損失、盟友向敵人妥協又是誰罪大惡極呢？

薊、遼的形勢從王之臣撤離錦州開始又回到了孫承宗時期，但這個期間並不長。王之臣在崇禎元年（1628年），即「寧錦大戰」的次年被罷免，崇禎召袁崇煥入京，讓他督師薊、遼。《明史-袁崇煥傳》中記載：「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從時間上來看，後金軍在崇禎元年五月毀錦州、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台站三十一處時，袁崇煥雖然已經名義上是薊、遼督師，但卻還在趕赴北京的途中。袁崇煥到京城以後入宮「平台召對」，在這裡他全盤托出了他的策略：「……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這些大家都很熟悉，其實即便不熟悉歷史也應該想到，袁崇煥必然要以「守為正著」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問題是他會不會因此就「為死局」呢？歷史事實大家都清楚，在此就不贅述了，只是袁崇煥如何以「正著」、「實著」而陷入「死局」、「死地」需要我們繼續關注。

要弄清楚這裡面的「玄機」我們就得回到前面開篇時候的討論，那就是在「遼事」到底「有局無局」的爭論，在這個背後並不是簡單的「撤退」和「固守」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後面還有一個關係到明朝國運的大局，而這大局卻往往很容易被現代人解讀時忽視。熊廷弼、王在晉、孫承宗、高第、王之臣、閻鳴泰、袁崇煥、洪承疇都曾經是薊、遼的經略或督師，他們在任期間都根據自己對大局的理解採取了相應的部署，其中熊廷弼、王在晉、高第主張放棄關外連錦州、寧遠都可以不要，孫承宗、王之臣、閻鳴泰則力主「錦州止可懸為虛著」，只有袁崇煥、洪承疇的策略則是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 這顯示了他們對大局的理解迥然不同，在他們的差異里明顯分為兩種傾向，一是以「潰敗」、「失地」、「撤退」、「保守」、「虛著」為代表的大多數，力主將把戰線僅僅放在山海關關城或寧遠，而對錦州這種非扼要之地並不太關注；二是將錦「慎弗狃為實著」的少數，袁崇煥奉行的是「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的「守為正著」且認為錦州「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洪承疇則繼承袁大人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的遺產，繼而將其作為決戰之戰場。他們在遼事上的結果也因為策略不同而迥然不同，多數派的幾位里除熊廷弼因王化貞丟失廣寧外，在他們任期里明朝的軍力和國力並沒有什麼損耗，與之相比反差極大的少數派則不同，不僅自己身敗名裂，還巨大的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和軍力。

那麼深藏在後面的那個「大局」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大家也應該很熟悉，明朝後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財政吃緊，這個現象緣於多個因素同時作用，一是稅收拮据，二是災難頻繁，三是通貨膨脹，這些情況在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尤其明顯。

「稅收拮据」主要因為稅率一直很低，農業稅本來就不高，商業稅更是少得可憐，農民的負擔本來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農業稅時是收現銀，所以收稅期間往往會導致糧價下跌，從而導致農民賤賣糧食繳稅，之後糧價恢復正常，如此一來即便不算重的稅賦也會成倍增高，並且讓商人從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農業稅，那麼只能導致這種現象更為嚴重，甚至會導致許多拖欠的現象。提高農業稅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但對整個局面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觀，因為明朝中後期經濟重心已經向工商業轉移，農業發展處於停滯階段而商業稅收又實在少得可憐，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須增加商業稅，但當時文官集團又和商賈相互勾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團就是商賈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業稅也會因為文官集團會的阻撓而難以達成，這就造成了明朝稅收拮据持續的局面。

「災難頻繁」主要因為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正處於全球氣候的一個「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紀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幾乎所有的太陽黑子消失了長達七十年之久，在這一段時間內宇宙射線的流量降低，而同時氣候變冷，這是過去一萬年間十數起類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冷的。酷寒必將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同時鼠疫也開始蔓延，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輕易被攻佔。

「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明朝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海外貿易龐大，出口的商品種類之多，數量之龐大，致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形容中國如同一個「銀泵」吸納著全球的白銀。《晚明社會變遷》中提到：「綜合粗估結果，1570—1644年美洲白銀總共大約有12620噸流入了中國」（相當於3億3653萬多兩白銀）。李隆生綜合了庄國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眾多學者對於明季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的數量估計得出一個平均值的結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億7000萬兩」。綜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流量統計，明朝時期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五億兩以上。如此多的白銀堆積在中國，必然導致各種商品的價格飛漲，在災荒頻繁的年月里糧價也隨之而飛漲，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

這三種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形成了內憂外患的局面。由於海外貿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畝被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糧食產量隨之下降，北方大旱則導致糧食更為匱乏，糧價開始節節攀升，海外貿易收入激增導致的通貨膨脹也加劇了糧價的上漲，糧價飛漲帶動所有物品上漲。與之相對應的是，明朝中央財政卻因為災荒之年稅收相應減少，又由於從海外貿易中賺取了暴利的商賈們開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發展，他們的實力越來越大，導致官辦企業紛紛倒閉，朝廷就窮的更為可憐了。隨著財政的進一步拮据，賑濟和糧餉都成為空談，而沒有了賑濟饑民就起事，沒有了糧餉軍隊就嘩變，許多農民軍正是饑民和散兵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對於北方少數民族來說，一旦氣候趨向嚴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給短缺，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農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為奇了，這就是明朝後期邊陲頻頻吃緊的根本原因。

這一系列問題加劇了明朝軍隊的壓力，而明朝軍隊的問題卻更為嚴重，明朝軍隊實行屯田制，明朝軍隊的重兵集中在九邊重鎮，這九個邊鎮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影響頻繁發生大旱，屯田的莊稼顆粒無收，軍隊的糧餉就成了問題，缺餉導致戰鬥力下降，軍餉問題必須解決，由於屯田沒有收成就只有買糧食，可買糧食也需要錢，本來國家稅收拮据財政就困難，災民要賑濟，軍隊要糧餉，為了備戰蒙古和後金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僅要招募新兵，還得置辦軍械、增發軍餉，更要修築防禦攻勢抵禦入侵，這一切都要錢。

這個時期成為明朝異常困難的艱危時期，一面是糧價、物價飛漲，一面是朝廷財政收入銳減，但財政支出卻飛速激增，這種局面下「財政問題」就成為了關乎明朝生死攸關的大局。這個大局應該如何對應到遼事的處理上就成為了關鍵，處理不當則可能禍及根本，處理得當能讓大明王朝渡過這段艱辛的歲月，實際上就快要熬過去了，因為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災難逐步緩解最終恢復正常，明朝卻只撐到了1644年。

依託明朝當時的這個大局，我們再重新審視一下遼事。因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作用，明朝北方普遍大旱，明朝、蒙古、後金都遭受了災難，明朝畢竟在南方還有廣闊的領土，有漕運和海運將糧食源源不斷的運往北方，還勉強可以接濟得上，而蒙古和後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對於北方少數民族來說，一旦氣候趨向嚴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給短缺，必然發生南侵劫掠農耕文明的現象，所以才有了「遼事」。「遼事」里有幾個關鍵因素是跟大局有關的，一是「糧食」，二是「軍餉」，三是「軍械」，四是「遼民」。

「糧食問題」具體到遼東、遼西的情況，後金遭受旱災，那裡的漢民和邊鎮也一樣遭受旱災，後金沒有糧食吃，漢民和邊鎮一樣糧食匱乏，後金沒有明朝那樣的南方漁米之鄉，明朝尚可以用漕運和海運來緩解遼東、遼西的災情，但後金就只能搶劫漢民、襲擊邊城。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有三種選擇，一肅清後金；二固守城池；三堅壁清野。肅清後金的選擇明朝在萬曆年間就有過一次，結果在薩爾滸大敗；固守城池也嘗試過，但袁應泰丟了瀋陽、遼陽，王化貞連廣寧都沒有守住。這些失敗跟當時明朝的大局是有很大關係的。組建遠征軍所需的軍械、軍餉都受到財政危機的制約，薩爾滸之敗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由於軍餉吃緊兵部嚴令在嚴冬出戰，這種天氣並不適合火器發揮作用，而當時的明軍的軍械、糧餉、訓練都不足備，許多總兵都提出當時並不適合出戰，劉綎甚至提出只要給他三萬訓練有素的川軍他能獨擋賊寇，可分給他的只有五千。後來礙於財政危機，明軍在兵部壓力下強行出征，結果遭遇了大敗。之後，後金在遼東、遼西地區攻打城池的時候均是以「先藏細作,外攻內應」策略接連攻克了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瀋陽、遼陽、廣寧等地，明朝軍隊善於用火炮守城的作戰特點也無法發揮，這是在長期多民族雜居地區姦細難以區分造成的，也是遼地的一大特點。既然在遼東、遼西地區兩種嘗試都失敗了，朝廷又沒有辦法解決財政危機，這種情形之下其實選擇並不多。

「軍餉問題」一直是明朝朝廷的心病，作為明朝軍隊主力的九邊重鎮都在北方，也同樣遭受災害，屯田收成銳減，不能自給還需要明朝窮得可憐的財政發軍餉糧餉，在缺乏足夠財政支持的情況下，能作到招募新軍淘汰老弱勉強維持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再重新組建征討後金已經不太現實。反觀後金卻不用，後金的軍隊是八旗建制，直接從壯丁里幾丁抽一組建軍隊，遇上大的災荒，後金幾度處於「人相食」的社會狀況，與其餓死不如從軍一博如此也造就了後金軍的窮凶極惡，所以後金的從軍熱情遠非明朝招募的壯丁可比，所以在軍隊的組建能力上明朝雖然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但卻不如後金這個對手。

「軍械問題」是制約明朝軍隊戰鬥力的大問題，當時由於國庫空虛、糧價物價飛漲，明朝軍隊不僅糧餉缺乏，而且就連置辦軍械也很困難。要知道明朝軍隊的戰鬥力直接是從火器上體現出來的，置辦軍械是軍費開始里很大一筆，明朝的火器比例在軍隊里作用很大，用火器對付北方少數民族騎兵的戰術在俞大猷、戚繼光的時候就解決了，並且經過了實戰檢驗。俞大猷曾指揮百輛炮車，步騎3500人，在安銀堡大敗數萬韃靼騎兵，戚繼光北鎮練兵以後形成了操典，成就了不小的軍事革命，在萬曆三大征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抗倭戰爭歷經數十次鏖戰僅蔚山戰役傷亡和日軍持平以外，其他大小戰役中日軍的傷亡數字幾乎都倍於明軍，豐臣秀吉的二十餘萬日軍是日本戰國時期百戰煉成的精銳，配備著火炮、火槍並擁有精銳騎兵，明軍在與這樣對手的較量中取得如此的戰績，足以證明明朝軍隊火器戰術的厲害，但這樣的戰力必須是軍械足備和訓練充分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出來。無論是俞大猷打敗蒙古的馬步車陣，還是戚繼光北鎮練兵時的步軍操典，要發揮應有的功效，都必須擁有充分的訓練和多兵種協同配合，對指揮官和士兵的素質要求都很高，而明朝當時軍械不足，訓練更是不足，甚至連將官都缺乏，薩爾滸大戰時經略是楊鎬，四路總兵中，最受皇帝器重總兵是劉綎，還有一路沒有喪師的總兵是李如柏，這三位最近的一次配合竟是二十餘年以前「抗倭戰爭」中的蔚山戰役，那時經略依然是楊鎬，這二位還是總兵，而蔚山戰役是明軍少有的失利，以致於傷亡數字接近日軍，之後楊鎬還下了大獄，薩爾滸戰役的時候又不知道從哪兒蹦出來了，可見當時人才之缺乏，薩爾滸戰役中劉綎戰死，之後楊鎬被正法，李如柏自裁……由此可見，當時明軍要想恢復以往的戰力不是一朝一夕能作到的事情，財政危機已經讓軍隊這個最花錢的部門廢弛到了相當的程度。反觀後金則不一樣，後金的軍械是冷兵器為主，依仗蠻力取勝，漁獵為生的壯丁騎上馬就成為士兵，完全沒有明朝這麼多問題。

「遼民問題」是遼事里的關鍵，遼東、遼西地區的漢民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已經沿襲傳承了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後代，是具備濃重中華傳統文化衣缽的百姓，和當時後金那種奉行奴隸制的落後社會格格不入，而在後金搶掠糧食、襲擊邊城之時還經常擄掠人口，之後把俘虜的把漢民當作奴隸。後金作為一個奴隸制的社會，其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來自於奴隸人口的多少，所以後金對糧食、人口的渴求不亞於對土地和城池的佔領。當時遼東地區地處北方，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遭受大旱和嚴寒，再有多遼闊的土地也不過是赤地千里，人口減少非常厲害，後金在天災和自身社會發展必須的因素促動下，必然要實施對人口的擄掠，這也是其屢犯邊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擄掠人口比土地佔領還對後金有吸引力。遼地是明朝最靠北的領土，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是首當其衝的遭受旱災和嚴寒雙重災害，在赤地千里的情況下土地是毫無意義的，而遼地沒有了遼民，即便後金佔領了也會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口而無法提高生產力，所以後金對明朝放棄的遼西和錦州都沒有興趣，以至於1624年袁崇煥可以「東巡廣寧」，而1628年皇太極佔領了他付出沉重代價都沒能攻克的錦州卻也只是毀城了事都是這個道理。從軍事角度來考慮，在財政危機導致明軍戰力廢弛肅清後金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在遼地多民族雜居民情複雜固守城池屢次失敗的情況下，要保護遼民的唯一辦法就是「堅壁清野」移送遼民入關。從民生角度來考慮，在當時要拯救遼民也必須移送遼民入關，因為遼東、遼西遭受大災赤地千里，朝廷通過漕運海運將大批糧食運送到北方，途中運送耗資龐大，糧食在陸運轉漕運再轉海運再轉陸運的過程中漂沒、損耗巨大，軍隊糧餉開銷也大，修繕城池加強防衛開銷更大，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能城池的安全，況且朝廷還處於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朝廷養九個邊鎮都快支撐不住了，哪裡還能養得起整個遼東、遼西全境的百姓，所以必須將遼民悉數移送關內，一來可以妥善保護，二來可以節省大筆的費用，更重要的是遼民在關外遭受天災，根本活不下去，遼民留在關外不餓死也會被後金擄掠去當奴隸，飽受奴役之苦，那還不如讓他們在關內自耕自種、自給自足。

通過分析以上四個問題自然會得到一個解決遼東問題的辦法，那就是以堅壁清野的方式將遼民移送至關內以後，遼東、遼西在大旱和嚴寒的天災之下勢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斷絕關外馬市，不讓一粒糧食從關內落入後金的手裡，那後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餓受凍了嗎？這豈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殺……這時明朝有沒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財政問題以致於軍力尚不能恢復的情況下，和已經因為遭了天災而變得窮凶極惡的後金，去爭奪赤地千里的遼東？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嗎？應該說作為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貞丟失廣寧以後，果斷的將數以十萬計的軍民全部撤往關內，不僅放棄遼西，甚至連錦州、寧遠不要了，是非常正確的選擇。在熊廷弼戰略撤退以後，後金若要再攻擊明朝，那得從瀋陽一直前行到山海關關城，一路荒蕪人煙、赤地千里，這樣後金的補給線會拉到幾百上千里，其中還要經過遼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難？若後金真的來攻打，那也是勞師襲遠，把後金從遼東、遼西拉到山海關關門來決戰，就好比曹操選在官渡跟袁紹決戰一樣，若明朝有意要和後金決戰，就應當選在山海關，而非選在錦州，遠去錦州是拉長了明朝的補給線，選在山海關關城則是拉長了後金的補給線，這是個非常簡單的戰略問題。皇太極在崇禎二年（1629年）偷襲薊門入塞以後不是還佔領過關內四城嗎？可結果如何？還不是被孫承宗馬上就收拾了，這個一來一去的簡單戰略理解起來並不困難。熊廷弼素來以雄才大略著稱，他早就看透了這個道理，所以在王化貞丟了廣寧以後他果斷的堅壁清野，而在他帶領軍民撤離遼地之時，他並沒有忘記對付後金和收復遼土，以及流落到後金手中正遭受奴役的遼民。

熊廷弼最為著名的謀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這個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廣寧，由天津、登、萊方向從海路出擊在遼南給予後金襲擾，戰時可讓後金首尾不能相顧，守時可多個方向威脅後金達到鉗制其行動的目的。後來熊廷弼又提出要爭取朝鮮策應，要派人在義州調度協調，收留遼東不願意受後金壓迫的流民編練成軍，作為和登、萊方向的組成部分，擴大了對後金實行戰略包圍。實際上後來毛文龍開創東江鎮，與後金大戰遼南、抄襲遼陽、偷襲輝發、赫圖阿拉、策反遼南邊民和官吏，駐軍皮島並接受朝鮮的糧餉物資支持，接收遼東流民在朝鮮屯田，已經實現了「三方布置策」里「爭取朝鮮策應」的設想，天津、登、萊從海上配合也不成問題，只是廣寧給王化貞丟了。雖然明朝失去了廣寧，但卻引來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揮撤退中斷後的不是王化貞，而是蒙古軍隊。明朝通過外交手段讓蒙古和後金開始對立，這樣蒙古代替廣寧的明軍對後金形成牽制，力量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時變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廣寧方向的明軍隊牽制後金；山海關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關門穩如泰山並封鎖關內糧食運入後金的通道；天津、登、萊方向從海路援助毛文龍的東江鎮，在遼南給予後金襲擾；朝鮮也參與到對後金的軍事和經濟封鎖之中，後金獲得糧食的最後一道門被關死了。後金雖然獲得了城池，但怎麼說也就在遼東，大旱和嚴寒是躲不過去的，坐吃山空會餓死，出來劫掠面對的則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敵。熊廷弼看似「潰敗」的戰略撤退其實是要逼迫後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沒有開銷巨額的軍費到遼東、遼西去駐軍，也不用去修築什麼城池，還成功的阻止了後金擄掠遼民，而遼民在關內屯田不僅減輕了朝廷運送糧食接濟遼民的費用，還可以讓朝廷增加一點稅收，比每年空耗幾百萬兩銀子強多了，而代替廣寧方向明軍的是蒙古林丹汗的軍隊戰力有增無減，在朝鮮的東江鎮還是朝鮮負擔費用，讓不堪重負的朝廷財政不再在遼事上有過多的負擔。熊廷弼此謀略可謂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對得起朝廷，下對得起軍民，只是太對不起自己了，因為「喪師失地」的罪名死於黨爭迫害，冤死獄中，傳首九邊……

其實，熊大人的這番布局還隱隱透著兇悍凌厲的殺機，若是後金真的犯傻來衝擊山海關關門，勢必精銳盡出，明朝在此地和後金決戰，各方兵力聚集，且依託山海關雄關天險，夠後金啃半年也說不定。且不說後金補給線延長，糧草接濟必然困難，本來就是出來搶糧食的，結果變成了耗糧食，這首先就事與願違了，時間稍微一長，對峙後兩廂消耗起來後金就凄慘了……而最要命的則是隱藏在從瀋陽到山海關路上的殺機。瀋陽到山海關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遼河阻斷，若是封凍時節還好，但開春以後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階段期間，明朝完全可以出動水師，封鎖大凌河、小凌河斷其糧道，同時水陸並進沿遼河北上抄襲瀋陽。明朝的水師非常強大，那時候別說是亞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難逢敵手的。北上抄襲瀋陽部隊的糧草可以讓舟師運送，明朝再不濟漕運海運能力還是非常強大的。有遼河作為屏障沿途「憑舟船，用大炮」那還不簡單嗎？水陸並進的明軍若遇上後金軍，完全可以在河邊布置一個陣地，步軍戰陣弧形排開且兩頭抱河，然後由水師炮船沿河一字排開，用炮火保護這個陣地，配合步軍用火炮攻擊後金軍……對古代兵法戰陣有了解的應該立刻認得出這個戰陣，更應該知曉它的威力和對付北方游少數民族鐵騎的功效，這就是宋代文豪辛棄疾以 「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樣豪邁的詞句讚揚過的一位統帥發明的戰陣，這位統帥就是曾以諸兵軍協同作戰擊敗北魏精銳鐵騎的劉裕，這個戰陣就是鼎鼎大名的「卻月陣」，經過擊敗北魏精騎一戰「卻月陣」威名大振，常為後人所津津樂道，以至一談及如何「以步制騎」，必言「卻月陣」，在這裡只不過是將弓弩換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劉裕是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後代。劉裕從隆安三年(399年)第一次參戰軍事行動算起，到義熙十三年(417年)滅亡後秦，劉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對內平息戰亂，先後擊敗了孫恩、盧循的海上起義，消滅了桓玄、劉毅等軍事集團；對外致力於北伐，取巴蜀、伐南燕、滅後秦，從一名普通的軍人成長為名垂青史的軍事統帥，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卻月陣」是在距水百餘步之處用戰車百乘布下弧形「卻月陣」，兩頭抱河，以河岸為月弦，每輛戰車設置7名持杖士卒，共計700人；布陣後，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應，並攜帶大弩百張，每輛戰車上各加設20名士卒，並在車轅上張設盾牌，保護戰車。劉裕憑「卻月陣」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軍3萬多騎兵，顯示了強大的威力，跟明朝將領俞大猷曾指揮百輛炮車，步騎3500人，在安銀堡大敗數萬韃靼騎兵非常類似。從兵力懸殊上講，這兩位對付騎兵的能力比後來的八國聯軍還牛。

明軍以「卻月陣」而「憑舟船，用大炮」若能戰則可大量殺傷後金軍，若不能戰則相機撤退到舟船上渡河而去，或者順流而下，只要作好偵防，可戰則戰，不能戰則避，十分的安全穩妥。利用水師、步軍配合在大凌河、小凌河阻擊後金軍回援也是一個道理。而封鎖河道阻斷後金糧道其實是個超級簡單的任務，只需要幹掉後金的浮橋就可以了，以明朝龐大的戰艦去破壞幾座浮橋，那不是殺雞用牛刀嗎？

大家不要以為以上僅僅是想像而已，其實是完全有條件的實現的，於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出鎮山海關的孫承宗就熟悉類似「卻月陣」這種戰法，他曾經創造性地將戰車、艦船和火器結合在一起，創建了以熱兵器為主要殺傷手段的十二車營和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為主要裝備的海軍，還組建了從海上登陸作戰的兩棲部隊，並撰寫了專門論述火器與戰車配合戰術的軍事著作《車營百八扣》，他在敘述寧遠防衛之時還具體提到了如何實施這種戰法：「……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明史—孫承宗傳》）。

若這個殺機實現了，會導致在關門下的後金軍主力糧草被斷絕，十天半月以後就徹底完蛋了。無論是喪失關門下的主力，還是被明朝軍隊搗毀了後方，後金那點家當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見，廣寧一敗就說山海關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聳聽，若真是如此恐怕連寧遠城都沒有可能安然修築。

如今的局面對於後金來說是山海關關門外殺機四伏，蒙古虎視眈眈，在遼南還經常遭受毛文龍的偷襲，甚至赫圖阿拉都受到威脅，而朝鮮更是給毛文龍提供軍械、軍餉、糧草，還划出「閑田」為其收留的遼民屯田。後金這時候四面被封鎖被牽制日子很不好過，更為嚴重的是沒有一粒糧食能接濟進來，斷絕了互市以後連食鹽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則要經過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會餓死，甚至被奴役的漢民也因為有了毛文龍的東江鎮而紛紛逃散，後金在天災的煎熬下還逐漸失去經濟基礎和生存的依託，長此以往必將一步步被迫入了絕地。

這個策略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是從明朝生死攸關的大局出發，讓等待救濟的遼民自給自足，讓朝鮮參加軍費的承擔，讓廣寧方向的軍隊由蒙古林丹汗代替而節約了開支，固守山海關關城是運用了現成的資源而節省了重新修築城池的費用，不僅將明朝在遼東的費用減少到了極限，還擺出了一個殺機暗藏的局，並且同時制約了努爾哈赤發展的後勁。

此時，明朝正確的選擇應該是保持熊廷弼以「傳首九邊」的犧牲換來的態勢，同時加強山海關的防禦；全力支持東江鎮逐步壯大；保證朝鮮不離開對後金的軍事和經濟封鎖；聯絡蒙古的林丹汗，一來可共同牽制後金，二來可以讓其他幾個與林丹汗相臨的邊鎮獲得穩定，不讓邊防再出現其他問題；決不對後金開馬市，決不讓一粒糧食流入後金的地盤；同時堅壁清野不讓後金有劫掠糧食和擄掠人口的機會，讓後金充分的享受天災；明朝則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將有限的財稅收入用來解決更為棘手的國內問題，一旦國內問題緩解了，財政危機挺過去了或者連年災荒結束了，那時後金還沒有餓死再一舉蕩平。

在清楚了熊大人的正確策略以後會我們會驚奇的發現袁大人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本應加強山海關的防禦並將其作為決戰的戰場來準備，既可拉長後金的補給線又能等待「關門殺機」的顯現，袁大人卻將重兵放在錦州，拉長了明朝的補給線；如此一來利用「關門殺機」斷後金的糧道成為泡影不說，明軍還在後來「松錦大戰」時被皇太極斷了糧道形成了潰敗；本應全力支持東江鎮的發展，袁大人卻殺毛帥毀東江；本應維護朝鮮對後金的封鎖，袁大人卻為了修那個「非扼要之地」的錦州放棄了策應朝鮮和東江鎮，導致朝鮮驅逐東江鎮和後金結為兄弟之盟；本應聯絡蒙古林丹汗，袁大人卻招撫和後金會盟反對林丹汗的部落；本應決不對後金開馬市，袁大人卻在寧遠給投奔了後金的束不的部開馬市，該部落在寧遠買糧的人中居然還有四百多滿人；本應減輕朝廷的負擔，袁大人卻大興土木修築錦州這種「非扼要之地」，還要「且守且戰，且築且屯」，這和熊大人的方略完全背道而馳，不但沒有讓朝廷有喘息的機會去解決財政危機，反而還加劇了財政危機，讓這條「寧錦防線」成了一條明朝末期的「鄭國渠」；本應將遼民轉入關內躲避天災，減輕朝廷海運漕運糧食的負擔，又有利於保護遼民不被後金擄掠成為奴隸，袁大人卻提出「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在長年天災的情況下鼓吹「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反正袁大人的戰略是夠戧，難怪守了不到兩年就出了天大的問題。

袁崇煥在守遼時犯了許多戰略性的錯誤，成為了明朝滅亡過程當中敗筆的添加者，以上這些失誤加在一起顯現出這樣一種諷刺結果，那就是由明朝末期那點財力來承受一條「鄭國渠」就足以讓明朝喘不過氣來，而這條「鄭國渠」再變成一條「馬其諾防線」那明朝不完蛋也不容易。雖然，袁大人精心修築了所謂的「寧錦防線」，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後五次被後金繞道蒙古大規模入塞，掠地千里，橫掃京畿……這條袁大人用巨資堆砌起來的「寧錦防線」成為了一條名副其實的古代版「馬其諾防線」，經常有人感慨說袁大人修築的寧錦防線是「豐功偉績」，後金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兩代都沒有突破，完全是說瞎話，已經成為了「馬其諾防線」的「寧錦」還需要人家去突破嗎？應該說自從皇太極1629年由薊門入塞開始這條防線就報廢了，之後這裡不再是什麼防線了，而是消耗明朝國力的巨坑，以及後金利用錦州地理缺陷聚殲明軍主力的戰場。那麼袁大人究竟是怎麼一步步成就這麼一個彌天大錯的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到剛才熊大人那個策略里去。

熊大人這個「四方布置策」從戰略來看可謂完備，從明朝生死攸關的大局出發也堪稱完美，但它在具體實施時卻有可能從薄弱環節被突破，後金若真是因四方的牽制和封鎖而漸漸被迫入「人相食」的絕地，那必然會狗急跳牆，那時估計後金不會把明朝重兵把守的山海關關城和蒙古林丹汗考慮成首要突破點，毛文龍的東江鎮和朝鮮在其中是相對薄弱的環節，後金選擇從這兩方突破則是極有可能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繼熊廷弼之後的王在晉要在山海關關城以外再建一個重城的想法就是加強山海關的防禦，從大的思路上講他延續了熊廷弼的策略，一面堅壁清野不出關門，一面加強山海關的防禦而準備在此與後金決戰。此時袁大人蹦出來了，要求在寧遠修築城池，寧遠距離山海關200里地，在這個地方拱衛山海關就對熊廷弼的策略中「關門殺機」有所違背了，王在晉不同意也有道理。但這裡面隱藏著一個玄機，其中體現了前面提到過的王在晉那近乎離奇的老謀深算……

王在晉上任後提過兩個方案，《明史》記載如下：「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惎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于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這位王大人也可謂不極左就極右啊，恢復廣寧在當時是極其最冒險的，後來寧遠完成了修築，袁大人和馬世龍帶了一萬二千人馬「東巡廣寧」後也只向孫承宗提出要恢復錦州，都沒有說要去恢復廣寧，那個修建重城則更是看似保守到極至的作法。同一個人拋出這麼兩個顯然都是有極端傾向的方案十分怪異，而王在晉相繼提出之際就似乎暗藏著等待他人來反對的意思。有人認為他之所以要如此大概跟他是被硬拽著來守遼的頗有關係。那時「遼東經略」向來都沒有好下場，所以「守遼」在官場上幾乎成了「死地」的代名詞，如若有人反對王在晉近乎荒唐的方案，只要王在晉自己固執己見，那麼這些人必然爭取彈劾他，一旦被彈劾他便能安然離開遼地了，後來的事實好象也證明了這一點。王在晉提出「恢復廣寧」遭到王象乾的反對，他繼而又提出「修建重城」則遭到更多的人反對，《明史》記載：「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結果是「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接下來「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這樣王在晉安然脫離了遼地。之後，孫承宗先後兩次「守遼」又均被罷免還險遭冤獄，而王在晉則離開了危機四伏、赤地千里的遼地，到溫潤富庶的南方雲遊金陵、蘇、杭去了。

不過，這點兒「金蟬脫殼」的雕蟲小技還算不上「近乎離奇的老謀深算」，這點伎倆一般人都能看穿，而若王在晉真的有此盤算，那他還有個關鍵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這個「有問題」的「重城修建計劃」萬一被批准了怎麼辦？如果真是因為此而導致明軍大敗，那他自然難逃干係，那他豈非弄巧成拙？事實是後來天啟帝還真的同意了……

在天啟帝同意的情況下，若王在晉真是盤算著「金蟬脫殼」，那他就該緊張了，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的反對意見他應該重視才對，為什麼還要壓制呢？之後，孫承宗來考察也反對王在晉，孫承宗對其「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這就顯得十分的離奇了……孫承宗回去後雖然能提出意見，但不一定就能導致撤換經略，難道王在晉就能算準孫承宗一定「自請督師」？如若王在晉把最後孫承宗「自請督師」都算準了，所以七天七夜不妥協，那他確實有些老謀深算，但另外一個蒙蔽天啟帝的罪名他卻是躲不過去的，怎麼能撈到去金陵雲遊的美差？

若真是用荒唐的計劃欺矇天啟帝，現在被孫承宗回去揭穿了，那王在晉絕對脫不了干係，可王在晉又為什麼七天七夜都不肯妥協呢？而且孫承宗把「修建重城」的毛病給說得很詳細了，他還不妥協就顯得有點離奇了……

孫承宗和王在晉有一番關於「修建重城」的討論，《明史》記載如下：「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曰 ：『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閧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

由此可見，面對孫承宗的詰問王在晉無言以對，在後來許多解讀中認為是王在晉犯了低級錯誤，而同意他這個計劃的天啟帝也昏庸，自以為是的一筆帶過，其實並不盡然，孫承宗回去以後把情況奏報了，但最終卻是「又上十餘疏」才有後來的結果，這麼明顯的紕漏怎麼會「又上十餘疏」呢？難道天啟帝不信任和器重他這位老師嗎？難道內閣首輔葉向高也犯糊塗了嗎？一切的疑問都顯示這個「重城計劃」里還面隱藏著一個玄機，而這個玄機當時來看應該只有王在晉和天啟帝知道。

這個玄機並不複雜，在孫承宗的詰問中就已經隱約顯現了一些，孫承宗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其實山海關的總兵力不會超過八萬，袁大人官拜督師以後削弱薊門的兵力而補充關外時「關、寧、錦」加起來總共才七萬多人，王在晉怎麼可能在兩個城池上就用了八萬兵力？從對話里王在晉的敷衍可以看出王在晉根本就沒有打算在新城裡駐紮兵力，如此一來孫承宗的一系列質疑就迎刃而解了。孫承宗所問的：「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應以：「為敵設」作答；孫承宗所問：「新城可守，安用舊城？」應以「新城不守，故用舊城」作答。孫承宗所問：「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則是點到了其中要害，也是這個玄機的要津所在，這個玄機就是「敵未至而兵先撤」，把這個「重關」送給後金……

將前面所提到的「關門殺機」聯繫起來，就不難理解這個「捨棄重關」的作法了。試想明朝在關外堅壁清野以後，要在關門外和後金決戰，拉長後金的補給線，用斷絕後方糧道的方式擊潰後金軍，對明朝來說是個絕好的殲敵方案，既可以發揮明朝軍隊用火器守城池的優勢，又可以發揮自身水師的優勢，還避免了和後金野戰爭鋒，甚至連拼殺都免了，因為糧道一斷後金必然自潰，若後金大軍被餓上一兩個月還用明軍去拼殺嗎？直接去收屍就行了。但這個如意算盤裡有一點問題，就是後金有沒有決心要長途跋涉上千里，到關門外來和明朝決戰，這是個比較低級的錯誤，除非努爾哈赤老糊塗了差不多，但若後金獲得了這個「重關」情況或許就不一樣了，後金獲取這個重關以後說不定會下決心和明朝在關門外對峙起來，只要海河的冰封一消融，那麼後金關門外的大軍就完蛋了，明朝出動水師封鎖大凌河、小凌河、遼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明朝水師龐大的戰艦破壞幾條小船達起的浮橋還不易如反掌嗎？當然，若後金佔了「重城」卻在冰封前放棄了，自然不會被殲滅，但後金從此就別想再威脅山海關關城，明朝可以安然解決國內問題，等待時機成熟一舉蕩平後金（如果後金在關外沒有被大旱和嚴寒餓死凍死）。這個玄機繼承了熊廷弼的策略，擴大了「關門殺機」，也是個不錯的謀略，在當時看來這是絕密的軍事謀略，應該只有王在晉和天啟帝知道，也是天啟帝同意的直接原因，更是孫承宗先後「又上十餘疏」才改變「修築重城」的根源。另外，開始我們提到王在晉提出了的「恢復廣寧」和「修建重關」兩個有著極端傾向的計劃，反對的人頗多，鬧得沸沸揚揚，這種姿態其實也是一種故意顯露破綻的方式，讓一般人感覺王在晉其人本來就是很糊塗的，這樣對這個絕密計劃的隱藏和「破綻」的顯露都十分的有幫助，這也算是王在晉老謀深算的「離奇」之處。王在晉的謀略雖近乎「離奇」的老謀深算，但孫承宗的謀略不僅在王在晉、袁崇煥之上，甚至還超越了熊廷弼，在一番考察以後，他還是發現了問題。

雖然「重城」里有這個隱藏的玄機，但其實也有問題……孫承宗勘察之後發現了問題，還和王在晉進行了一番探討，可沒有能說服王在晉。此時，孫承宗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後來提出所謂：「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集中體現了他的思路，他回去以後「又上十餘疏」終於說服了皇帝，而「八里築城之議遂熄」，天啟帝接納了他修築寧遠的計劃，於是孫承宗開始了帝師守遼。在天啟帝確認了孫承宗的見解以後，王在晉非但沒有因為堅持孫承宗羅列出的「低級錯誤」而被棄用，在後來的年月里，即便是到了崇禎時期，他仍然是軍務方面的要臣，這是那個「重城玄機」的又一個旁證。

孫承宗之所以提出要在寧遠修築城池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對於那個「關門殺機」孫承宗其實也沒有放棄，從瀋陽到寧遠依然是大陵河、小凌河、遼河阻隔，這個殺機設置在寧遠比設置在關門下要隱蔽得多，從孫承宗在設計寧遠的防守部署時談到「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可以看出，他其實是把「關門殺機」設置在了寧遠，如此一來關門就有了雙保險；二是因為他看到了那個「四方布置策」裡面朝鮮和東江鎮的薄弱，雖然天津、登、萊可以從海路支援東江鎮，但地理位置不如寧遠旁邊的覺華島優越，雖然在山海關關門外修建重城是能保證在山海關決戰的勝利，但是卻把這個「關門殺機」作得太明顯了，如果明朝所有主力據守山海關關城和重城必然讓後金看到明朝沒有立刻回遼東的戰略意圖，這樣一來蒙古林丹汗、東江鎮、朝鮮的壓力就陡增了，「四方布置策」里少了誰也不能少明朝這一方，所以必須進駐寧遠讓後金感覺到明朝在遼地的存在。孫承宗從王在晉手中接過遼事以後，在關外幾次大的行動都是根據遼東、遼南等後金腹地局勢發展而採取的，這體現了他高瞻遠矚和謀略過人，也印證了他對熊廷弼策略的透徹了解，奠定了他四年守遼邊關平穩安定的基礎。

在遼東、遼南這些被後金所佔領的地方，毛文龍是執行熊廷弼的策略中在敵後展開策應的核心人物。早在廣寧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練兵的游擊毛文龍就受王化貞、熊廷弼派遣深入敵後，聯絡遼民，以牽制和分散後金的兵力，當時他僅率家丁、軍士二百餘人，按照許多網友的說法真比李雲龍還不如，可後來毛文龍就是用這個班底在敵後策動了聲勢浩大、風起雲湧的反抗運動，可惜他這個家丁的班底也為以後袁崇煥殺他留下了禍根，袁崇煥羅列的十二條罪狀中有此一條：「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六當斬；」一個僅二百餘人的家丁班底，在亂世以收羅家破人亡的流民為主要兵員，在征戰多年以後有相當的毛姓士卒並不奇怪，唐伯虎點秋香進華府當家丁還叫華安呢，關二爺自養子關平以下有多少姓關的？岳家軍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當斬的罪狀嗎？這袁大人的標準在向誰看齊了？

天啟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龍率部由三岔河泛舟到豬島、鹿島、禽島、石城、長山、色利、獐子等地收編流落的遼民。七月初，得報後金鎮江守將佟養真派兵外出，於是令千總陳忠過江，潛入鎮江聯絡內應陳良策接應，毛文龍於當月二十日深夜親率領三千人馬攻入鎮江，生擒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鎮江大捷以後，全遼震動，寬甸、湯站、險山等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一時間「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4，毛帥東江），「歸順之民，繩繩而來」 （《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5），毛文龍因此功授參將，不久又晉陞為平遼總兵。

天啟元年（1621年）九月，毛文龍派麻洋島守備張盤率部夜登金州海岸，一舉收復金州，旅順。此時，努爾哈赤正準備揮師南進佔北寧、興城，但在金州、旅順、鎮江相繼失守以後，努爾哈赤不得不於同年九月調動南下的後金主力去攻打鎮江城，在重兵圍攻下鎮江城失守，大部分明軍壯烈殉國，毛文龍率一部分官兵突圍。

針對毛文龍的威脅，努爾哈赤命貝勒阿敏、皇太極等人率領大軍前往鎮壓，毛文龍退入朝鮮境內迴避，後金遣使赴朝致書說：「如果我兩國真心想友好相處，那麼就逮捕毛文龍、陳良策交來。」 （《滿文老檔》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但朝鮮並沒有驅逐毛文龍。

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龍派遣部將陳忠率兵攻克了後金佔領的櫻桃渦、渦站。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龍的部隊攻克滿浦、昌城。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部駐旅順的張盤率兵北上奇襲後金軍，「建州兵奔竄，永寧等堡俱下」。不久，後金反攻大舉南下，張盤因孤軍深入而不敵率兵回旅順。次年春，「建州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並遣使對張盤招降，張盤斬來使。後金軍圍城，張盤率部在旅順南北兩山夾擊後金軍，「建州兵大敗而去」。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親自率部與後金軍在涼馬佃大戰一場，雙方都付出了重大傷亡。後金限於主力集結在西南前線，無力進剿毛文龍，而毛文龍也由於兵少將寡，糧草不濟，而無力進攻，雙方對峙或周旋，戰事呈膠著狀態。此戰雖未取勝，但是它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後金政權深刻的感到有毛文龍的存在就不能不考慮後方的安全，而毫無顧及地南侵。

由於後金兵幾次入朝進擊毛文龍未果盛怒，朝鮮為了杜絕事態惡化便讓毛文龍進駐皮島，「恐有日後之患，言其利害於毛將，使捲入海島」（《朝鮮李朝實錄》）。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龍率部進駐朝鮮皮島。朝鮮為了防範後金便大力支持毛文龍，劃閑田、免徵稅、助軍餉、給糧食、補充大批火器等。毛文龍在朝鮮的支持實力大增，除了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外，還收留流民十餘萬。

由於在朝鮮得到休整和補充，毛文龍更積極的對後金開展襲擾，除在正面戰場上不斷軍事出擊外，毛文龍還派人潛入後金鼓動遼民起來反對後金政權。

1623年毛文龍不斷派人深入後金，進行「煽惑」，致使大批遼民「叛去」，同時還帶領一些遼民揭竿而起，聚眾「叛亂」。雖然毛文龍這些行動規模不大，但對後金腹地的民情影響卻很大。1623年成為了後金地區民情緊張的重災年份，因為有了毛文龍的存在，後金地區反抗後金殘暴統治的運動便風起雲湧，經常有後金的官員被各種名義騙去殺死，甚至連滿人購買的食物都經常被下毒，以致於滿族婦女購買食品後要記錄下店家的名號。該年，復州（遼寧復縣）城就一萬一千餘男丁叛逃，投向明朝（《滿文老檔》，太祖卷56）。後金的許多貝勒大臣都認為：「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

毛文龍在開創東江鎮後以一系列的輝煌戰果已成為後金的「腹心之大患」，而可悲的是袁崇煥殺毛帥的時候最後一條罪狀居然是提到「觀望養敵」曰：「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 」看來袁大人頗有蔣委員長的風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也確實「心有靈犀」……

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孫承宗出鎮山海關，在毛文龍接連襲擾後金、攻取城池、策反邊民的時候，孫承宗則穩固了山海關關城的防禦。努爾哈赤雖然於1622年年初就攻下了廣寧城，但在熊廷弼堅壁清野，王在晉、孫承宗堅守山海關關城，毛文龍不斷襲擾後方的策略下，其進攻鋒芒被成功的遏制了。雖然毛文龍於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退守皮島，但在次年即1623年後金腹地卻被毛文龍攪得天翻地覆。此時，孫承宗看準時機，開始修築寧遠城，並啟用覺華島配合東江鎮對抗後金。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孫承宗命令袁崇煥率軍進駐寧遠，這離他出鎮山海關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這段歷史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贅述了。不難看出寧遠城的修築之所以會如此順利，跟毛文龍的東江鎮在敵後的牽製作用有相當大的關係。

還需要說明的是，袁崇煥最為人所熟知的功績都跟寧遠有關係，寧遠是明朝自廣寧失守以後，明朝軍隊前出山海關顯示在遼地軍事存在的步驟之一，也是以這種方式策應東江鎮、蒙古、朝鮮等各方共同牽制後金的重要舉措，這個策略是在孫承宗的全力爭取下確定的，並在他支持下進行的，沒有孫承宗親自出塞實地考察，回京師以後「又上十餘疏」且在內閣周旋，以及後來他以帝師身份守遼，就沒有從朝廷到地方給予寧遠修建的支持，沒有毛文龍在後金腹地攪得天翻地覆，沒有熊廷弼的堅壁清野，沒有王在晉、孫承宗長期固守關門遏制後金鋒芒，單單憑袁崇煥是修不出寧遠城的，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寧遠也不是離了他袁崇煥就不轉了。綜上所述，寧遠的修築並非袁大人一人之力。

袁崇煥於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開始進駐寧遠，在寧遠城修築完畢以後，寧遠和覺華島就成了東江鎮和後方的重要聯絡地。從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開始，毛文龍的戰功清點都是先送覺華島查驗以後再送北京兵部的，所謂戰功清點主要是毛文龍斬獲的首級，這是孫承宗的意思，在覺華島清點人頭的自然是袁大人。《兩朝從信錄》有這樣的記載：「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是真正壯夷」，這就是說毛文龍的功勞都是袁大人清點的，可斬毛帥的時候，袁大人居然列了一條：「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若毛文龍每次都「盡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估計也脫不了干係，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寧遠大捷」也只不過斬首200餘級。

由於天啟四年（1624年）後金加強了遼南地區的統治，又派了重兵防範遼南，如往常一樣抄襲遼南失去了突然性，所以毛文龍於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派出一支特潛部隊，沿鴨綠江秘密北上，進入長白山區，在後金的大後方開始襲擾，毫無思想準備的後金軍在高嶺、沙松牌大戰中大敗，僅軍官就有16人被俘。為了配合這支部隊作戰，減輕其壓力，毛文龍又於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親自組織和指揮了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嶺三場大戰，三戰三勝。後來，後金調集重兵前來增援，毛文龍又退守到朝鮮。

由於天啟三年（1623年）後金遭受佔領區民眾反抗激烈，於是在次年採取了一些列的鎮壓措施，毛文龍在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和七月的局部襲擾又被擊退，所以後金腹地顯示了暫時的平靜。此時正值袁大人「東巡廣寧」，前面提到過天啟四年（1624年）九月，袁大人「東巡廣寧」後就申請恢復錦州，從當時的形勢來看這是多麼缺乏戰略眼光的表現，所以孫承宗馬上就駁回了他的要求。《明史》有記載：「袁崇煥東巡，請即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為時未可，乃止。」由此可見，孫承宗確實謀略過人，而袁大人只是不知不覺修了寧遠就不知道自己有幾斤幾量了。

雖然正面戰場上毛文龍作為偏師實力不及後金，但在策動邊民反抗後金暴政的方面卻成績斐然。遼民對後金的反抗經歷了天啟四年（1624年）的低潮，但在後金的殘酷鎮壓下也積蓄了遼東民眾的怒火，在次年終於爆發了。天啟五年（1625年），海州（遼寧海城）所屬張屯的漢人秘密聯絡明將毛文龍派兵，襲擊本屯的滿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8頁），同時在這一年，鎮江、鳳城、岫岩、長島、雙山、平頂山、海州、鞍山、首山、彰義等十餘處掀起了反抗後金的武裝鬥爭。

面對如此的形勢，孫承宗積極通過海路支持東江鎮。孫承宗於天啟五年（1625年）向毛文龍控制的旅順增兵，進一步策應後金內部遼民的反抗。此舉將鞏固這一個收留遼民的據點，而從登、萊方向調軍隊來守衛可以減輕毛文龍的壓力，讓毛文龍更能深入敵後有所作為。天啟五年（1625年）努爾哈赤偵知明朝派兵一萬「由海上至旅順口，葺城駐兵」，感到對其構成軍事威脅，於正月命令三貝勒領兵6000，直攻旅順口。這次後金軍對旅順的突襲來勢很猛，經過激烈戰鬥，連續兩次打敗後金的張盤及部將朱國昌相繼陣亡。但後金軍佔領旅順後，因懾於毛文龍據守皮島，隨時可能攻其側背，故未敢久留，只是擄掠財物，摧毀城垣，引兵而退。天啟五年（1625年）三月，明朝的登萊巡撫武之望「遣部將張攀守旅順」。

接防旅順之後孫承宗又下令明軍進駐錦州一帶，《明史》記載如下：「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孫承宗此舉是將明朝在遼東的軍事存在又推進一步的表現，但卻沒有要和後金決戰或要將戰線再往前推移的意思。孫承宗一直和閻鳴泰將錦州這個「非扼要之地」只能「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的思路不謀而合，並且對「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的理解很透徹。其實這個道理也不複雜，錦州地處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間，由寧遠至錦州時又必須經過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處被制約，那錦州就和後方斷絕聯繫了，袁崇煥在「寧錦大戰」時無法有效增援趙率教，洪承疇在「松錦大戰」時救援不了祖大壽都是因為這個地理缺陷，大凌河城的失敗的原因也非常類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袁崇煥被斬後孫承宗二次守遼，那時候明軍已經完成了錦州的修築，但在將防線往前推進到大凌河城時遭到孫承宗的反對，此時他的又一次謹慎和當年一口氣「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城的部署和魄力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別就在於當年是「懸為虛著」，可進退自如，不需要「頃以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若後金軍果真來犯理當放棄，如同兵部侍郎霍維華綜合了「寧錦大戰」後眾將對錦州的異議發表的總結那樣：「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這樣才是正確的選擇，而不是耗費巨資修一個容易被包圍的錦州，「松錦大戰」的失敗印證了這一點。由此可見，1625年孫承宗一下子佔了那麼多的城池不過是「懸為虛著」而已。

但孫承宗二次守遼時錦州城是袁大人花了巨資修建起來的，已經是「實著」了，按照當時從上到下的思維定勢，再往前到大凌河必然也是「實著」，孫承宗在短時間內想要改變這種錯誤的策略還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表示謹慎，但那時修築大凌河都是保守的作法了，另外一種意見是恢復廣寧，可那樣則更為冒險。孫承宗1624年派袁大人帶了一萬二千人馬「東巡廣寧」都沒有去恢復，難道現在皇太極都能從蒙古入塞了還能去恢復嗎？面對這種選擇，孫承宗沒有辦法才妥協，勉強允許修築大凌河城，結果不出所料，在大凌河還沒有修築完成的時候就遭到了後金的突襲，錦州、寧遠的守軍無法增援大凌河，結果明軍損失慘重，「慎弗泥為死局」又成為了現實。之後，孫承宗主動承擔了大凌河城失敗的責任結束了第二次守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孫承宗的步步推進非常老道精準，既延續了熊廷弼、王在晉「堅壁清野、決戰關門」的戰略，又不時推進錦州、旅順「懸為虛著」，實際上則在東江鎮作文章，以達到低成本牽制努爾哈赤、襲擾後金，策反攪亂對手後方的作用，進行了四年成功的守遼。

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孫承宗因派明軍襲擾大凌河，大將馬世龍被小挫而被罷免，由高第接任。其實，孫承宗出擊大凌河也是延續襲擾後金，表示明朝軍事存在而策應東江鎮在後金後方作為的舉措。

高第接任以後下令全撤，錦州撤退、寧遠撤、軍隊撤、百姓撤、物資撤、軍械撤、糧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這個舉動和孫承宗步步推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許多人斥責高第是「撤退」、「逃跑」、「潰敗」，而後無限推崇袁大人「寧遠大捷」的「豐功偉績」，這路子已經定性了很久，但果真如此嗎？讓我們沿著剛才熊廷弼、王在晉、孫承宗的思路再來梳理一遍。

高第接任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以後了，秋收時節已經過了，糧食已經入倉，且已接近入冬季，一旦嚴冬來臨遼地海面和河面都將會冰封，海河再也不能作為阻擋後金的地理屏障，就連遠在海外的覺華島都不能倖免，所以一旦後金來襲，哪怕是突襲都是非常危險的，而每次遼東經略更替後金都乘機襲擾，還每每得手，此次努爾哈赤也極有可能故技重施，於是關門外立刻結束了四年的平靜，突然間變得風聲鶴唳。那麼努爾哈赤究竟什麼時候來襲擊呢？按照努爾哈赤多年的用兵習慣，應該是在嚴寒的冬季來臨以後，和努爾哈赤打過多年交道的毛文龍每到冬季就會把主力撤往皮島，嚴防後金冬季用兵來偷襲也是這個道理。所以高第剛出鎮山海關後必須要防備後金的偷襲。

高第在冬季來臨前把孫承宗布置在錦州一帶的「虛著」撤下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剛才已經討論過，錦州不是個適合堅守的地方，應該按照兵部侍郎霍維華總結的那樣處置：「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所以說高第下令撤離錦州一線是有根據的，而不是盲目的潰退。

錦州應該撤，那是否要撤寧遠成就為了焦點。袁大人的慷慨陳辭還猶在耳邊，到底寧遠是否應該撤離呢？寧遠距離山海關關城200里，其防禦能力遠不如王在晉、孫承宗經營了四年多的山海關關城，要決戰還是要放到山海關關城去，在那裡才是拉長後金補給線的合理部署，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明朝軍隊若在寧遠和後金軍決戰，是自動放棄山海關的雄關天險，把軍隊放到野外和後金撕殺，冬季又不適合火器充分發揮作用，薩爾水之敗就是個教訓，所以寧遠並不適合作為決戰的戰場。按照這個思路高第撤離寧錦是完全有理由的。若後金只是來襲擾劫掠，在高第堅壁清野以後必然無功而返，從瀋陽到山海關關城一路千里迢迢且冰天雪地，後金將不會有任何收穫，而且毛文龍還在皮島虎視眈眈，若後金傾其主力來山海關關門劫掠、襲擾，其後方必然遭襲將讓其得不償失。若後金真是直搗關門來決戰，山海關雄關天險加上各處調集來的重兵，後金那時候無論如何也攻不破，後金全力攻打寧遠、錦州都沒有得手，而這兩座城池的防禦顯然不能和山海關關城相提並論，所以高第此舉是萬全之策。《明史》記載了孫承宗和高第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深憾。」以孫承宗的想法，寧遠的防守應該是「……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但是當時的氣候條件是連覺華島周圍的海面都冰封了，後金的戰馬一路從寧遠殺上了覺華島，所以孫承宗的戰術這裡用不上，事實證明高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在高第全面撤退到山海關的情況下，後金如果真來衝擊山海關，那必是千里迢迢而來，還得主力盡出，如若兩軍處於膠著狀態，時間一長拖到冰雪融化，到時那個「關門殺機」就能顯現了。而即便後金不去關門，佔領了寧遠就不走了，道理也是一樣，等冰雪融化後明軍可按照孫承宗的《車營百八扣》來個水陸並進，先封鎖大凌河、小凌河截斷其糧道，再順遼河北上配合毛文龍抄襲其後方，後金只要有半個月的時間接濟不上糧食，它在關門外的主力將不戰自潰敗，而後方也將不保……可後金真有那麼傻嗎？

努爾哈赤有過「既征大明，豈容中止！」的至理名言，這是天啟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攻下廣寧以後對諸貝勒、大臣說的一句話，表達了他攻打山海關的決心，記載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第2頁。但之後的幾年裡，孫承宗的正確策略和毛文龍的奮起抵抗遏制了他進攻的勢頭。這幾年努爾哈赤忙於後金內部的矛盾重重而沒有精力出征，孫承宗的突然下台給了他一個機會。孫承宗於明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被罷免，努爾哈赤馬上在三個月後傾巢而出，直撲山海關，高第的防備被證明是有道理的。

明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爾哈赤率諸貝勒、大臣統領十三萬大軍號二十萬遠征明朝，兵鋒所向直指山海關。後金大軍十六日至東昌堡，十七日渡遼河，一路暢行無阻，於二十三日兵臨寧遠城下。後金大軍在沒有遭遇抵抗的情況下，從瀋陽出發走了九天才到寧遠，要到山海關恐怕得十天，若是開春以後被明軍封鎖了大凌河、小凌河、遼河，要運送糧食去恐怕十九天也別想運送到，只要稍有差錯，前方的大軍將不保，這是多麼危險的布局，努爾哈赤也真是老糊塗了，不過所幸的是他這個失誤被袁大人挽救了……

袁大人豪言壯語一番拒絕服從高第的軍令，在全線後撤的過程中孤守寧遠，袁大人此舉曾經感動了許多人，但其實這是個極其不負責任的作法。袁大人這樣做等於是把明軍和後金的戰場擺在了寧遠，而此時因氣候條件又無法啟動暗藏「殺機」，若是高第來救援那必定和後金在冰天雪地里野戰，如果有什麼閃失，恐怕難保山海關的萬全，而寧遠被圍困得不到援救必然成為一座孤城，是否被後金攻破是一回事，城中糧草是否足備，城中數萬軍民的安危是否值得考慮？另外，高第下令的內容很明確是全撤，錦州撤退、寧遠撤、軍隊撤、百姓撤、物資撤、軍械撤、糧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就是和熊廷弼、王在晉一樣堅壁清野，而袁大人不撤也就罷了，你總得把覺華島上的軍民和物資撤了吧？覺華島在孫承宗時期和寧遠城一起啟用，用於增援東江鎮，是東江鎮和後方往來的重要聯絡地，毛文龍獲得的後金首級都是先運到覺華島讓袁大人查驗才送北京兵部，可見覺華島是和寧遠一體的，後金軍來勢洶洶，你袁大人為什麼不考慮覺華島軍民的安全？即便高第沒有辦法來援救，你袁大人也有能力把他們撤到寧遠，且不說覺華島軍民是否是因為你袁大人沒有撤或者是不准他們撤而留在島上的，就算是高第不讓撤（這可能嗎？）袁大人沒有把他們轉移到寧遠城裡也難辭其究。

不過努爾哈赤也算氣數已盡，雖然袁大人的作為將他的戰略失誤掩蓋了，但袁大人的炮彈卻沒有讓努爾哈赤倖免，在作戰過程中努爾哈赤中彈負傷。圍攻寧遠數日後，後金軍倉促撤退，撤退之前屠盡了覺華島的上萬軍民，明朝後來查驗島上只剩下數十人。許多人都認為後金軍倉促撤退是因為努爾哈赤受傷了，無心作戰，其實也不盡然，若真是因為主帥負傷就無戰鬥意志而倉促撤退，那也撤退之前攻擊覺華島的戰鬥又是怎麼來的？努爾哈赤是在寧遠之戰後八個月死的，證明當時傷得不重，而後來是因為傷口感染而死可能性比較大，所以在當時指定一個貝勒接替指揮繼續攻城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寧遠城也顯示出逐漸不支的狀況，連城內的軍民信心都有所動搖了，那後金十幾萬大軍為什麼突然撤退了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應該是這個原因和努爾哈赤負傷同時作用才能導致後金大軍必然放棄對寧遠的攻擊而倉促撤退。高第正在山海關固守沒有來馳援所以跟他沒有關係，而毛文龍乘努爾哈赤大軍去攻打山海關之際，此刻正在其後方率部攻擊永寧。寧遠前線努爾哈赤負傷而後院又起火了，後金大軍主力在外，怎麼能坐得住？

如果說此次毛文龍的牽製作用還是和努爾哈赤的受傷同時顯現的，看不出究竟有多大，那麼努爾哈赤回去以後又遠征蒙古，毛文龍再次抄襲其後方，迫使努爾哈赤不得不回援證明了兩件事情，一是努爾哈赤傷勢並不嚴重，二是他沒有受傷的情況下由於毛文龍抄襲其後方他也要回援。由此可見，當時毛文龍對後金的牽製作用之大，完全抑制了其遠征能力。

此後，毛文龍對後金的牽製作用還體現在「寧錦大戰」之中。天啟七年（1627年）皇太極攻打寧遠、錦州時，毛文龍率部隊攻打昌城和遼陽，迫使皇太極放棄了進攻。為此袁大人在「寧錦大戰」以後還特為毛帥請功：「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八，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

毛文龍長期在後金後方給予襲擾和打擊，讓後金時常坐卧不安，就在努爾哈赤去世前三個月，毛文龍還曾派兵襲擊距瀋陽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驛（鞍山西南舊堡），這使努爾哈赤十分慌張，連夜趕回瀋陽，諸王忙率兵向鞍山進發。數日後，毛文龍又派兵襲擊薩爾滸城，此地距瀋陽也只有百餘里。後金的都城瀋陽周圍都遭受毛文龍的威脅，連努爾哈赤都要連夜躲避，這是什麼樣一種威懾？若後金大舉出征，那後方還不被毛文龍翻了天了？有這種敵手「懾於後」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有心思遠征嗎？

努爾哈赤攻寧遠時毛文龍襲擊永寧；寧遠之戰後努爾哈赤於天啟六年四月親率大軍征蒙古喀爾喀，毛文龍隨即進攻鞍山，後方吃緊使努爾哈赤被迫回師瀋陽；皇太極攻「寧、錦」時毛文龍襲擊昌城、遼陽，每次後金主力出動毛文龍都會乘勢出擊搗其後方，這給後金大規模行動以極大的制約。毛文龍對後金的牽製作用和對其腹地的威脅都極大，以致於熊廷弼、孫承宗都曾給予東江鎮和毛帥高度的評價：

「管鐵騎營加銜都司毛文龍，棄儒從戎，志期滅虜，設防寬叆，凡夷地山川險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無不精通，實武牟中之有心機，有識見，有膽略，有作為者，豈能多得！」

——經略遼東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熊延弼

「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巽軟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與，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足者慚死無地。」

——督理遼東軍務大學士孫承宗

值得一提的是「寧錦大戰」之勝和「松錦大戰」之敗是鮮明的對比，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後來的「松錦大戰」中明軍不但沒有了毛文龍作策應，且東江軍的主力要將都跑到皇太極那邊去了，這導致了「松錦大戰」中明軍統帥、將領、軍隊數量、工事的堅固程度都比「寧錦大戰」時強卻最終落敗。而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所賜，因為將錦州「慎弗泥為實著」是袁大人留下的遺產，而殺毛帥毀東江也是袁大人的傑作。

袁大人這些敗筆是在崇禎元年四月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時成就的。當時，崇禎為了支持袁大人收回了滿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寶劍，賜了袁大人尚方寶劍，但卻沒有收回毛文龍的那把，這說明崇禎並沒有想要袁崇煥干預東江鎮的事務，而在袁崇煥的官銜里也沒有提到東江鎮，反倒是有後來出了大問題的薊門。

袁大人上任以後作了三個重要的敗筆，一是重新將錦州作為重點，並建設了所謂「寧錦防線」，並為增強錦州之兵力而削弱了薊門；二是一再要求朝廷給已經和後金會盟或投靠的蒙古部落開馬市；三是殺毛帥毀東江鎮。這三個連續性的錯誤直接導致了皇太極可以安然從薊門入塞，而在薊門堵截當中袁大在指揮上了又犯低級錯誤，直接導致了京畿震動，這是他下獄重要的直接原因。

袁大人在王之臣已經放棄錦州以後，又重新把錦州作為重點建設，他所謂的「寧錦防線」相對於明朝當時的財政狀況來說無疑是一條「鄭國渠」。更不幸的是袁大人不僅用巨資堆砌一條給明朝帶來承重經濟負擔的「鄭國渠」，而且還以他個人的一系列失誤實現了將這條 「鄭國渠」向一條「馬其諾防線」的最終轉變。

前面提到過寧遠和錦州在「寧錦大戰」時被皇太極打殘廢了，周遍的城堡均被破壞，而袁大人因「寧錦大戰」時不救錦州而遭非議，「暮氣難鼓」而辭。也有一說他是被閹黨陷害，但是袁大人也請修了魏忠賢的生祠，可惜這樣都沒有混進閹黨，估計是袁大人太「清高」了吧，不過他斬毛帥時給人家羅列一條：「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實在是把自己的作為忘得一乾二淨。袁大人走後關外的軍務由王之臣接任，王之臣放棄了錦州，回歸到孫承宗時代。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後金軍在崇禎元年五月毀錦州、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台站三十一處時，袁崇煥雖然已經名義上是薊遼督師，但卻還在趕赴北京的途中。由此可見，「寧錦大戰」錦州成了殘城，王之臣放棄殘破的錦州，後金又搗毀了殘破之錦州，此時的錦州已經是廢掉了，並且連高橋、杏山都一併毀壞了，袁大人後來又駐防錦州後必然是重建，耗資也肯定巨大。《明史記事本末·崇禎治亂》記載了戶部給事中黃承昊的上書：「……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餘萬耳。」這是天啟初年的事情，可見明朝財政危機是多麼嚴重。

明朝為了邊事加征遼響，崇禎更是對袁崇煥全力支持，崇禎湊足遼東的軍事開銷很不容易，崇禎即位前的天啟六年（1626年）遼餉雖然已增至七百萬兩，但到天啟七年（1627年）明朝的財政還是有一百六十萬兩的虧空，崇禎元年（1628年）袁崇煥出關時，獲得遼餉四百八十萬，米一百八十萬，另發內帑一百二十萬、鎧甲四十萬具，紅夷大炮十門，其他弓箭軍械無數……以前王在晉要修建一座重城預算為一百二十萬兩銀子，而袁大人不僅要把錦州恢復了，還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戰，且築且屯」那要花多少銀子？估計還沒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廣寧，不用後金動手明朝就完蛋了，他這樣哪裡是「五年平遼」，完是是用銀子在「填遼」，最終的結果只能加速明朝財政危機的不可收拾。可見袁崇煥以他「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的守遼方式確實給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負擔，朝廷不但要出軍餉、糧餉、修繕城池的銀子，許多時候還要接濟遼民、完善撫恤……

但更可悲的是這個錦州本來就不是個適合固守的地方。寧遠和錦州之間不僅有小凌河相隔，而且從寧遠到小凌河還要經過塔山、松山、杏山等地，寧錦兩地被阻隔的事例不勝枚舉，「寧錦大戰」、「松錦大戰」都是印證，甚至在解放戰爭時期遼瀋戰役中那個離奇的塔山阻擊戰也是一例，同樣是利用錦州一帶的特殊地形造就的，蔣委員長學袁大人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能不失敗嗎？這也算是蔣委員長跟袁大人的又一次「心有靈犀」吧……

其實，錦州本身能否守衛不是根本問題，問題是為什麼不把決戰的地方選在拉長後金補給線的地方，一定要選在明軍自己都無法增援的地方？這是明顯的失策~！這不僅在當時是空耗明朝的財力，同時也為以後「松錦大戰」的失敗留下了禍根。而袁大人的理解依然是「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

袁大人在被崇禎指派督師薊、遼時，對薊鎮的軍務也有調度的權力，袁大人為了充實「寧錦防線」削弱了薊門的兵力，把薊鎮的精銳調往「寧、錦」充實關外，這個調配的方案是袁大人提出的，也是在崇禎元年（1628年）就實施了。袁大人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入京「平台召對」，八月出鎮就開始調配兵力了。《崇禎長編》中有這樣的記錄：「關內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名，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但到了十二月，關內關外的兵力「關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關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所謂「關內」就是薊鎮，所謂「關外」就是遼東鎮，薊、遼設督師就是總領兩鎮。關內兵減少就是抽調了薊鎮兵力一萬多到遼東鎮，遼東鎮的兵沒有增加反而略有減少是因為當時關外已經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關內的精銳來充實，所以沒有形成大量「減額」。這個「汰兵減額」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來的，《崇禎實錄》總有記載：「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嘩、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雲汰兵減額，今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由《崇禎實錄》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薊鎮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導的。從兵力變化上來看，是先拿薊鎮的精銳去充實關外，這樣導致了薊鎮更為薄弱，不但兵力減少，而且老弱比例還增加了。原計劃由真定兵補充薊鎮，但後來又被袁大人補充到關外去了。這樣拆東牆補西牆直接導致了薊鎮兵力減少、戰力薄弱。更不幸的是來年薊撫王元雅繼續按照袁大人的意思汰兵，在遵化一次「清汰」三千餘人，在後金圍攻遵化的時候汰兵在城內嘩變，打開了城門讓重鎮遵化輕易失守。

後來袁大人上疏提到薊鎮，提出要加強薊門的防務，許多人都解讀為袁大人高瞻遠矚，老早就想到了薊門會有危險，還自以為是的說是崇禎昏庸，對袁大人的提醒置之不理……這完全是不加思索和考證的臆斷，看看剛才所提到的袁大人之所為，哪裡是在有意加強薊門的防務，完全是在用朝廷有限的資源去添錦州那個巨坑。不過袁大人還真是上過疏提到薊門的防務，但在上疏中袁大人卻提的是如果朝庭不允許他開馬市，就無法招薊門外的撫蒙古哈刺沁部，如此一來薊鎮就會受到威脅。

崇禎元年十月，袁崇煥曾奏：「（喀喇沁）若仍誘入犯，則東自寧前，西自喜峰、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紂更烈。」(《崇禎長編》卷14)

第二年三月，袁在解釋對喀喇沁糶米問題的時候又說：「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編》第8本707頁《兵部行督師袁崇煥題稿》。

這兩篇奏摺被認為是袁大人早就預料到後金會從薊門入塞，而提醒崇禎的奏摺，其實並非如此。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袁大人上奏要開馬市後認為這是以糧資寇，於是發詔書斥責曰：「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可見，崇禎的眼光比袁大人遠大。須知明朝在崇禎元年（1628年）九月對喀喇沁就拉攏過一次，但最終卻沒有成功，此後喀喇沁降後金幾乎是路人皆知了。

後來袁大人抗辯，《督帥袁崇煥題》曰：「許其關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許布米易換柴薪，如違禁之物，俱肅法嚴禁，業責無與奴通。各夷共謂：室如懸磬，不市賣一二布匹於東，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寧願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哀求備至，各置妻子與高台堡外，歷歷也。」其中有一句「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又成為袁大人繼「五年平遼」後又一經典……袁崇煥缺乏戰略眼光的毛病在這裡又體現了一次。

縱觀蒙古部落的變遷，不難看出喀喇沁在崇禎元年（1628年）投靠後金是多麼順理成章。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與喀喇沁、順義王博碩克圖汗（卜失兔）、鄂爾多斯濟農、同雍謝布、阿索特、阿巴噶、喀爾喀組成聯軍大戰於土默特的召城，結果兩敗俱傷，林丹汗慘勝，諸部聯軍慘敗。林丹汗雖損失了四萬精銳，但佔據了大片土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蹦崩離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據守朵顏衛一帶，順義王卜失兔戰敗其擁有的元朝傳國玉璽被奪，其他部落多潰散。明朝的九大邊鎮外都有蒙古部落，此番大戰對明朝來講本是有利，但在後金崛起之時林丹汗西遷，並和蒙古諸部混戰，雖可削弱蒙古，但並不利於明朝以蒙古牽制後金。崇禎登基後曾分別對林丹汗和薊門外潰散的蒙古諸部進行過撫賞，又試圖用順義王卜失兔所部聯合朵顏三十六家即喀喇沁餘眾對抗林丹汗，以至於不讓其投奔後金。但現實是嚴酷的，薊門外的這些蒙古部落地處明朝、林丹汗、後金三大勢力中間，不依附一方必然有滅族的危險，明朝當時自顧不暇只能用「撫賞」的形式給予支持，這些蒙古部落對林丹汗又是新仇舊恨，相比之下後金既可以提供軍事支持又與林丹汗為敵，這些部落將何去何從實在是一目了然。

崇禎在剛登基的1628年曾作出過最後的努力，雖然喀喇沁部於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已經聯絡後金，七月派出數百人的使團前往瀋陽，崇禎不但沒有立即革掉對它的撫賞，還在同年九月加倍了對喀喇沁部的撫賞，而皇太極召集依附於他手下的蒙古部落會盟，提出征討佔據了喀喇沁舊地的林丹汗，此舉動徹底拉攏了喀喇沁部，於是此後再對其進行撫賞完全是毫無意義的。但袁大人卻在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申請對喀喇沁部開馬市，提出因大旱蒙古部落沒有糧食，所以要開馬市接濟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此時，後金也遭了災荒沒有糧食吃，正是應當絕不開馬市而餓死後金之時。

此前，後金也找朝鮮要糧食，崇禎元年（1628年），皇太極遣官兵持書朝鮮：「我國不必借糧於爾國，只緣近日蒙古人民盡為歸順，因借糧餉，欲為賑救（《亂中雜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三，第316頁）」。朝鮮在1627年因袁大人不策應而被迫向後金妥協，但本身也遭了災，為了給後金納糧,「八道糧倉全空,傾盡國有」才向後金上貢獻了二千石。(《朝鮮李朝實錄中所見之中國史料》)此後，朝鮮對後金的抵觸情緒更大，根本不太可能再為皇太極籌集太多糧食。《李朝實錄》中有過這樣的記載：「兩西空虛，六道未得耕種」說明朝鮮本身也處於「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嚴重的災荒之中；從「開市已定日期，而京中商賈絕無人往」中可知朝鮮當時的抵觸情緒之大；而「新經兵火，財畜蕩然，中江開市亦恐無以成形」更是說明朝鮮已經對後金開始陽奉陰違了。此時，要解決的饑荒皇太極只剩下南侵來籌集糧食一條路走了。而這些蒙古部落要求袁大人開馬市是為了什麼，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那就是為後金籌集南侵的軍糧。

當時，蒙古部落在遼東鎮為後金籌集糧食已經不是新聞了。《明史記事本末補遺》記載：「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洲兵十萬攻寧遠，及抵關不見一騎，問之，曰往朝鮮矣。抵南台堡，知朵顏束不的為插漢賣買婦女，為建洲積穀，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入謁仁錫。曰：束不的居關外，陽仇插漢，其實妮之，又建洲嫻也。駐寧遠關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間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可夜掩而殺之，傅介子所以斬樓蘭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內計四百餘人，不將弓矢，……」

其中提到的「朵顏束不的」就是降了後金的喀喇沁部， 據《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354頁記載：哈剌慎:「……（老把都）佔據永謝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控制部分朵顏部落，稱汗......（老把都）1572年（隆興六年）去世。次子青把都強盛，進一步向東擴張；以女東桂嫁朵顏長昂，加強對朵顏的控制。青把都死，老把都長孫白洪大的哈剌慎大營復振。白洪大及其後裔，『統屬節流支派三十餘支，共約部夷數十萬有餘。強弱相半』。崇禎初林丹汗西進，哈剌慎潰散，別部原朵顏酋長蘇不的降清，遂襲用喀喇沁名號。」

這段記錄寫得很清楚，哈剌慎又稱喀喇沁，喀喇沁部在和林丹汗召城大戰中潰散，朵顏（蘇不的）是屬於喀喇沁別部，朵顏蘇不的在召城大戰後以「喀喇沁」名號投降後金。前面提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在召城一戰中蹦崩離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據守朵顏衛一帶，所以明朝一貫認為盤踞在朵顏的喀喇沁三十餘支殘部即是「朵顏三十六家」。

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召城大戰後朵顏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後金。在袁大人督師薊、遼時已經是崇禎元年（1628年）了，該年崇禎曾作過一次努力拉攏朵顏三十六家，這是崇禎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後來失敗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給喀喇沁部開馬市，要用糧食接濟朵顏束不的部，這完全是以糧資寇。

崇禎在袁大人上奏要開馬市後認為這是以糧資寇，於是連發詔書斥責曰：「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 袁大人抗辯提到薊門防禦但重點卻是開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開馬市「萬一夷（喀喇沁）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同時，袁大人還保證他接濟的這些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但崇禎駁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禎強調：「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可袁大人還是置若罔聞。後來崇禎勉強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糧形式接濟，不餓死就行了，而且撫賞和剿滅相結合，如果有什麼異常直接撲殺掉，而袁大人始終認為他撫賞的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均以撫賞和接濟。而不幸的是薊門外的喀刺泌部不僅為皇太極入塞帶路，並且為其籌備糧草。

剛才《明史記事本末補遺》翰林院編修陳仁錫的見聞也說明朵顏束不的部派出兩千人的隊伍來寧遠買糧食，其中還有四百滿人諜哨，不是為後金買糧食還能幹什麼？這在當時的遼東已經是世人皆知了，陳仁錫提到的「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就是當時的士紳，他們都知道此事，並且要求乘其「卒不及備，可夜掩而殺之」。可此時的袁大人不顧崇禎的斥責，明目張胆的在寧遠賣糧食給後金，這是多麼惡劣的行徑。談遷的《國榷》也有如下記載：「朵顏三衛及建虜大飢，三衛夷半入於建虜，束不的求督帥開糶於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參。邊臣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束不的為建虜積穀，謀犯薊西，雖有諜報，崇煥不為信。」

關於喀刺泌部為後金採辦糧食還有一個旁證，據《清史稿太宗本紀》記載：「（天聰三年，1629年）六月乙丑，議伐明，令科爾沁、喀爾喀、札魯特、敖漢、奈曼諸部會兵，並令預采木造船以備轉餉。」——這段史料很重要，顯示了後金為首次入寇而準備的糧餉是要用船來運的。有人認為這說明是朝鮮提供了糧食，但這個說法並不科學。如果以《清史稿太宗本紀》記載過「松錦大戰」時朝鮮用船運糧支援後金的事情做比較，會發現若朝鮮提供糧食給後金是自己帶船隻來運送：「（崇德五年六月）戊辰，……朝鮮遣總兵官林慶業等載米同我使洪尼喀等自大凌河運三山島」這個情節在這段記載很清楚。所以，若後金於1629年首次入塞時是借用朝鮮的糧食，那麼就沒有必要讓蒙古部落造船來運。而且，敖漢這些蒙古部落比較靠北，至少是在赤峰一帶及以北地區，屬老哈河水系，老哈河入海口是灤河口，在山海關以內，所以這些蒙古部落不可能造船去接朝鮮提供的糧食。

首先，朝鮮即便提供糧食也會自己用船隻運送過來，更何況此時朝鮮本身也受災，且對後金有相當的抵觸情緒，與後來徹底被征服不一樣；其次，此時東江鎮還巍然屹立於皮島，而三山島這樣的島嶼在毛文龍控制當中，朝鮮要走海路還不如在鴨綠江上架幾座浮橋安全，所以此時朝鮮從海路運送糧食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清史稿太宗本紀》中記載的：「……自大凌河運三山島」可以看出後金曾運用「大凌河」運送糧食，大凌河的源頭「凌源」地處河北和遼寧交界處，如今凌源縣東西兩側不遠處分別是喀刺泌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和老哈河，這個地形條件其實已經把皇太極的部署顯露得很清楚了……

皇太極的命令造船的蒙古部落里並沒有喀刺泌部，說明該部落早有船隻，皇太極的意圖應該是讓喀刺泌將袁大人的糧食從大凌河運到凌源上岸，轉至老哈河上敖漢諸部造的船隻，然後隨大軍沿老哈河南下。老哈河從內蒙古流經河北入海，途中在嶺西附近穿越長城，而嶺西南方向不遠處就是薊撫駐地遵化，在嶺西到遵化之間是趙莊子和三屯營，這個三屯營就是趙率教戰死的地方。由此可見，皇太極首次由薊門入塞安排得非常仔細和穩妥，連如何用大凌河和老哈河水系轉運糧草都考慮進去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必然有熟悉地形的當地蒙古部落帶路，這個部落必然是凌源附近的喀刺泌，而且也必須從袁大人那裡買糧食才安全，否則後金即便從朝鮮運來了糧食，無論是走陸路還是水陸，要安然通過大凌河都必然逃不過袁大人的眼睛，因為對於大凌河來說錦州、大凌河城、右屯都近在咫尺。

另外，根據剛才《太宗本紀》記載：「（天聰三年）六月乙丑，議伐明，令科爾沁、喀爾喀、札魯特、敖漢、奈曼諸部會兵，並令預采木造船以備轉餉。」顯示皇太極是在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給蒙古部落下令準備伐明，而且是要從薊門入塞，那麼為何這時皇太極能下此決心呢？因為前不久發生了一件大事……

袁崇煥於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在雙島殺了毛帥，並用自己的親信接管東江鎮，還將東江分為幾個協，使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揮。在毛文龍於六月五日在雙島遇害後，僅過了七天，即六月十二日，皇太極便在瀋陽宣布：「整旅西征……」，這才有了他命令蒙古各部準備船隻，而此番部署乃是從薊門入塞的標誌，該部署在同年三月崇禎批駁袁大人開馬市時還沒有，由此證明皇太極雖然準備南侵，並已經開始籌集糧食，但路線確定為薊門卻是在他知道毛文龍被殺以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袁大人先削弱薊鎮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錦州使關內兵力空虛，再開馬市為後金南侵準備好糧草，最後殺了毛帥毀了東江鎮解決了後金的後顧之憂，這一系列舉措親手促成了後金首次從薊門入塞，將他自己苦心經營的「寧錦防線」徹底的變成了一條名副其實的「馬其諾防線」。而後金不僅於崇禎二年（1629年）繞道蒙古入塞，而後還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繞道蒙古入塞，而這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毛帥被戮、東江瓦解。以前，每次後金主力出動毛文龍都會率領東江鎮乘勢出擊搗其後方，努爾哈赤攻寧遠時毛文龍襲擊永寧，後金被迫回師；寧遠之戰後努兒哈赤於天啟六年四月親率大軍征蒙古喀爾喀，毛文龍隨即進攻鞍山，因後方吃緊努爾哈赤被迫回師；皇太極攻「寧、錦」時毛文龍襲擊昌城、遼陽，迫使了後金再次回師；毛文龍象一顆釘子死死的牽制住後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遠距離、長時間的在外作戰，後金數次想根除毛文龍都沒有成功，但他卻死在了袁大人的手裡，讓後金能遠征林丹汗以及繞道千里長期襲擾關內。

應該說袁大人殺毛帥是個離奇的敗筆，而且還非常有爭議。袁大人殺毛帥的時候羅列了所謂的「十二條罪狀」，前面陸續提到一些，基本都是袁大人胡謅的，剩下的放在袁大人身上才正合適：

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

（朝廷先後數次查核毛文龍的兵馬，就在崇禎元年才核查過一次，而且天啟帝和崇禎都有過旨意，對毛文龍糧餉從寬，因為東江鎮有屯田軍，是收留遼東流民的，所以東江鎮不比一般軍鎮；而袁大人出關督師的時候還請崇禎撤了巡撫，毛文龍官拜左都督，東江鎮還涉及朝鮮領土，且是毛文龍帶兩百個家丁開創出來的，沒有文官又有何妨？另外，袁大人也有臉皮談「祖制」？按照明朝的制度即便誰有尚方寶劍但要殺三品以上大員也必須上報朝廷，毛文龍官拜左都督、總兵、賜尚方寶劍，不僅在三品以上，且同樣是有尚方寶劍的節將，別說是殺，要節制都需要中央協調，而節將殺節將更是明朝幾百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徐達、常遇春都沒有過這樣的作為~！崇禎讓袁崇煥出關時分別收回了王之臣和滿桂的尚方寶劍，但卻沒有收回毛文龍的，這擺明了就是不讓袁崇煥干預東江鎮的事情，袁大人第一條還有臉皮說「祖制」，他殺毛文龍才是嚴重違制，而且離譜。）

...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

（這條就不多說了，毛文龍的戰功大多是袁大人在覺華島上清點的，兵部核准才確認，若毛文龍「盡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何苦在查驗完畢以後寫上「俱是真正壯夷」？）

...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

（袁大人開始搞文字獄了……）

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盜軍糧，四當斬；

（袁大人這條給得十分諷刺，他在崇禎元年出關以後請求崇禎將東江的軍餉先給他，再由他來發，崇禎同意了。可袁大人一上台就足足剋扣了東江好幾個月的糧餉，餓得東江鎮「人皆菜色」，最後只按照「二萬八」給糧餉，這個數字還不及前幾次朝廷查核毛文龍兵力時一個島的數字，而且朝廷只清點馬步兩軍，東江的水師全不算在內。等袁大人殺了毛帥以後自己清點發現確實遠不止「二萬八」，於是袁大人接管東江以後軍餉不降反增，這完全是袁大人自煽耳光。袁大人領了東江的糧餉不給兵，把餓得東江「人皆菜色」，最後自己核查後又不減反增，到底是誰在「侵盜軍糧」……）

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

（毛帥有水師海船，也作海上貿易，因為就朝廷那點軍餉還時常被剋扣和拖欠根本不夠，毛文龍從天啟元年（1621年）到敵後開創東江鎮就沒有一點軍餉糧餉，在天啟五年（1625年）前總共才領了內帑銀子5萬兩作軍餉，而袁大人一出關就有480萬遼餉、米180萬，另發內帑120萬、鎧甲40萬具，紅夷大炮10門，其他弓箭軍械無數……這能比嗎？不作買賣毛帥怎麼開創若大個東江鎮？為了籌集糧餉，毛帥還經常自己拿錢出來接濟糧餉，這就算私通外番了？這能和袁大人「以糧資寇」比嗎？）

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六當斬；

（一個僅二百餘人的家丁班底，在亂世以收羅家破人亡的流民為主要兵員，在征戰多年以後有相當的毛姓士卒並不奇怪，唐伯虎點秋香進華府當家丁還叫華安呢，關二爺自養子以下有多少姓關的？岳家軍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當斬的罪狀嗎？這袁大人的標準在向誰看齊了？難怪《遼海丹忠錄》要把袁大人比作秦儈……再說，毛姓士卒就一定是毛文龍的私兵嗎？毛文龍死後東江鎮一樣聽朝廷的調遣而沒有嘩變。東江鎮雖是毛文龍親手開創的，但其軍士卻是大明的士卒，聽朝廷的調遣，但袁大人的關寧軍卻不一樣，袁大人一下獄，祖大壽就嘩變了，朝廷的指令都不聽了，只看袁大人的手書，袁大人的關寧軍那才叫私兵。）

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

（毛帥對後金搞海上封鎖，某些奸商被查處了當然會誣告，而且那時候海盜、倭寇都有出沒，誰冒誰的名能說得清楚嗎？）

強取民間子女...八當斬；

（清官難斷家務事啊，袁大人管得可真寬，可有誰對袁大人在寧遠收的小妾調查一下沒有？算不算是「強取」那還不一定呢。）

驅難民遠竊人蔘，不從則餓死...九當斬；

（由於袁大人不策應朝鮮，致使東江鎮被朝鮮驅逐，失去了重要的後方給養，而袁大人又有意剋扣東江鎮的軍餉、糧餉，朝廷也是長期拖欠，毛帥搞「大生產」也成罪名了？袁大人把整個東江鎮都餓得「人皆菜色」，就是要求東江鎮受其節制，這不就是「不從則餓死」嗎？袁大人也真有臉皮把這條罪名羅列出來，也不看看自己的所作所為~！而這種作為跟蔣委員長是否又心有靈犀了……？）

...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

（這個罪名羅列得好啊，剛才那頭一條里袁大人不是說東江鎮沒有監軍嗎？毛帥搞生祠還不是為了讓前來監軍的太監回去說幾句好話，多給東江鎮的流民、士卒爭取點糧食，袁大人不是也請修九千歲的生祠嗎？怎麼不秉公執法、嚴於律己、負荊請罪把自己也給辦了？）

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

（袁大人頂著朝廷兩次催促出兵策應的申斥「觀望養敵」，眼睜睜的看著朝鮮和東江鎮被後金重兵打垮不說，還把鐵山屯田軍遭偷襲而被屠殺說成是喪軍，此時袁大人把自己曾說過的話忘得一乾二淨了，在《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七里記載著：「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謹題當道諸名公：『毛帥每冬冰交，則避之海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者，老弱及麗人耳！』」……袁大人對毛帥奮起反抗在鐵山、瓶山、昌城、鴨綠江取得的「五戰而五勝」說成是「掩敗為功」，試想毛帥若真的「喪師」了，又怎麼能在兩三個月以後皇太極攻「寧、錦」時策應袁大人？怎麼會有袁大人為毛帥報功的奏摺：「……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再說「寧錦大戰」中袁大人所謂：「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成為了現實，而自己保證的「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化為了泡影但卻「勝」了？這難道就不是「掩敗為功」嗎？）

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

（毛文龍的東江鎮是白手起家，東江鎮本身就是收復的土地，即便袁大人官拜督師後以不準片帆入海的形式斷絕東江鎮補給而「配合」後金蠶食和打擊東江鎮，但東江鎮還尚存，就不可能「不能復寸土」，而袁大人這個作為又跟那個誰心有靈犀了？另外，「觀望養敵」要算袁大人的專利，袁大人不僅是「觀望」而不策應友軍和盟友，且還「以糧資寇」可謂貨真價實的「養敵」。反觀毛帥每年好歹還不時出擊，還不至於如蔣委員長所說的什麼「游而不擊」，所謂「不能復寸土」倒是符合袁大人及其手下的驕兵悍將，袁大人拿著幾百萬兩銀子和薊、遼、東江三鎮的極權，也沒見能恢復孫承宗運用東江鎮在遼南的聲勢，輕描淡寫達到的境界——「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反而在他的任上明朝遼東戰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滅亡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為了不少敗筆的添加者。）

經袁大人如此一番折騰以後，皇太極得以順利的從薊門入塞，而此時袁大人的主力還尚在錦州……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極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袁大人得警急令山海關的趙率教馳援遵化，但由於袁大人對皇太極的舉動絲毫沒有準備，所以山海關的兵力並不多，趙率教只帶領了三五千人趕赴遵化。當時袁大人直接指揮的關外遼兵約有七萬多人，分別駐紮在「關、寧、錦」三處，遵化告急時趙率教才帶了區區幾千人人去馳援，不論是三千還是五千，他總得留下一半守關門吧，所以山海關的兵力此時有個八千到一萬就差不多了，寧遠或許還少一些，而袁大人在錦一帶的駐軍是最多的，因為錦州那邊的城堡多，許多又尚處於在修築當中，松山、杏山、塔山、小凌河、錦州……這一帶沒有個四萬人據守袁大人是放心不下的，所以袁大人命令錦州總兵祖大壽挑選精兵入關回援。此時，關、寧兩地守軍不足兩萬，錦一線至少留四萬，這就是五萬多人了，袁大人和祖大壽回援所帶的精兵有一萬五是比較合理的，這部分遼兵跟隨袁大人在北京廣渠門外有過一次小戰鬥，後來跟著祖大壽嘩變要回關外，在《國榷》、《實錄》、《崇禎長編》中都有「遼東潰兵約萬五千」的記載，所以在崇禎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變」中袁大人親自率領的兵力也就是一萬五千人而已，若算上趙率教那幾千人關外遼兵回援總數也就兩萬。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從寧遠趕到前屯營，得報後金已經在圍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關，此時趙率教戰死於三屯營。十一月初五，袁崇煥率軍入薊，並以周文郁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孫承宗身邊的人，他以第一人稱「余」所寫《遼西入衛紀事》是描述「己巳之變」的一篇紀實，其中有許多第一手資料，通過裡面的記錄能印證一些關鍵問題。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時遵化已於十一月初三陷落，袁大人裁撤下來的汰兵打開城門，巡撫王元雅死。袁大人於榛子鎮接到崇禎聖旨，得調度指揮各鎮援兵之權，這個情節也很重要，為薊門守將劉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為後來的解讀多說劉策不會用兵，導致薊門失手後來還冤枉了袁大人……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薊州順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禎，曰：「入薊州稍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敵越薊西」。（《明實錄》十一月丙申）其中這個「必不令敵越薊西」是袁大人繼「五年平遼」、「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後又一經典……

袁大人上疏後便開始部署薊州防禦。此時，薊遼總督劉策和各路兵馬彙集薊州。薊遼總督劉策駐地是在密雲，昌平總兵尤世威原來是駐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劉策率軍援守薊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薊州兩地之間，但袁大人卻將兵力分散布防於薊西各地，他令劉策回守密雲，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許多史料都記載了袁大人這個部署：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其守密雲。」崇禎二年十一月已丑《懷宗實錄》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崇禎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禎實錄》

「令劉策著還鎮，調度諸將，分信防守密雲。」《崇禎長編》

朝野對袁崇煥戰守布置非議甚多，孫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緊守薊州三河一線為要務，否則敵人越薊州三河則可直撲北京。事實證明，由於保定兵和昌平兵的遠去，薊州防備兵力嚴重不足，連起碼的偵防也做不到，結果皇太極輕易越過薊州直趨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發覺方提兵追趕，被朝庭寄與厚望的薊西防線竟不經一戰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寫的《遼西入衛紀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報奴全軍過石門驛，公令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件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十四日，乃探奴大隊潛越薊西矣，公即督遼將士西追……」

十一月二十日，袁大人率軍趕到北京城下，與後金左翼蒙古兵及白甲護軍2000餘戰於廣渠門，這是一次小規模的戰鬥，雙方的記錄如下：

《太宗實錄》記載：「莽古爾泰等未率大軍同行，止以蒙古兵及護軍二千往。見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兵二萬，屯沙窩門外。莽古爾泰分兵為三隊……豪格獨趨右偏，敗其伏兵，追殺至城壕。餘三貝勒不趨右偏，由正路入，擊敗敵兵，亦追殺至城壕。」（沙窩門=廣渠門）

《崇禎實錄》卷之（二）記載：「袁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陣於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有騎兵突東南，力戰稍卻；承胤竟徙陣南避。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濬等帥兵追虜於運河，虜酋精騎多冰陷，所傷千計；京兵亦傷失數百人。」

周文郁的《遼西入衛紀事》記載如下：「二十日早，報奴大隊分六股西來，公傳令開營迎敵。先遣都司戴承恩擇戰地於廣渠門，余隨行間。公令余回，余不從。公又曰：『我有奏書二通，子可速回，為我料理。』且囑勿再來。余還寺，即將奏疏閱發，遂披甲躍馬，仍馳軍前。而公正在布陣，其祖帥正兵鎮南面，副將王承等列西北，公與余扎正西，闕東面以待敵。

擁眾直突東南角，我兵奮力殊死戰奴，奴奔北，見前處有承等兵，方立馬無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則奴已大創，不意承等徙陣南避，翻致奴眾復回，徑闖西面。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複合，賊始卻。我兵亦倍奮砍殺，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浚等，直追賊至運河邊。」

整個戰鬥過程很清楚，袁大人和祖大壽一萬五千人回援，在薊州撲空以後於十一月二十日來到北京城下，在廣渠門外迎敵。而在廣渠門外不僅有遼兵，還有京營，所以袁大人的隊伍才有兩萬之眾。而後金的軍力也不多「莽古爾泰等未率大軍同行，止以蒙古兵及護軍二千往」，莽古爾泰在遇上了在廣渠門外的關寧軍和京軍，發起了一次小衝鋒，袁大人手下的王承胤怯敵敗退「承胤竟徙陣南避」，自亂陣腳，「翻致奴眾復回」，還連累袁大人和作者周文郁被箭雨所襲，「公與余兩肋如蝟」。關寧軍在後金軍的衝擊下顯得忙亂，幸好京營救援殺退了後金，京營還有損傷數百人，看來袁大人帶來的精銳還不如京營的「花拳繡腿」。

而那個所謂「9千打敗十萬」的則是以訛傳訛的偽史，首先對袁大人的兵力描述就不對，祖大壽嘩變的時候是「遼東潰兵約萬五千」，這些潰兵全是從廣渠門下來的，這九千怎麼又變成「萬五千」了？再有就是後金在廣渠門外的軍力決不可能有「十萬」。這個「十萬」首先與史料衝突，「莽古爾泰等未率大軍同行，止以蒙古兵及護軍二千往」，其次是若後金真在此地就有十萬，那在遼東還剩下多少人？

《滿文老檔秘錄》、《欽定八旗通志》分別記錄皇太極在1627年派八萬軍隊攻擊朝鮮：「上命二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托、碩托率精兵八萬以征朝鮮」，在後金八萬主力盡以後出導致後方空虛，《太宗實錄》和《東華錄》中的都記錄了後金瀋陽一線兵力薄弱的情況，皇太極不得不在瀋陽城外布置空營作為疑兵，而在朝鮮的岳托也擔心後方空虛，催促阿敏趕快回兵。據《清太宗實錄》卷7記載，岳托、濟爾哈朗等都出面勸阻阿敏曰：「我等統朝廷重兵，不可久留於外，且蒙古與明近逼我國，皆敵人也，宜急歸防禦」。這是1627年的事情，皇太極於1629年由薊門入塞，才有了廣渠門那次小戰鬥，時隔才兩年時間，後金又遭受了災荒，並且經歷了「寧錦大戰」，若其在北京城外廣渠門就有十萬之眾，那在遼東還會有守軍嗎？倘若廣渠門外有十萬後金軍，那袁大人的錯誤更大，他應該讓關寧軍去把瀋陽掃平了，而不是在廣渠門外等後金軍。另外周文郁的《遼西入衛紀事》非常能說明問題，既然他稱自己為「余」，稱袁大人為「公」，那麼總不至於把「9千打敗十萬」這麼大的「勝利」說成是「不意承等徙陣南避，翻致奴眾復回」而「公與余兩肋如蝟」吧？

在崇禎得知薊西防線不戰而被越過以後已經對袁大人失望之至，怒斥道：「不先行偵防，任胡騎逞狂！」再看袁大人在北京城下還如此表現，更回想起袁大人當初信誓旦旦的「五年平遼」、「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必不令敵越薊西」之種種經典皆一一落空；又擅殺毛帥而毀東江；還強開馬市給後金南侵略置辦糧草；最後到了薊州又把聚集起來的兵馬分散布防，導致防線被後金不戰輕易越過，讓後金襲擾京城，使京畿百姓遭殃，民怨沸騰，能不氣憤嗎？

袁崇煥被凌遲的罪名在《崇禎長編》里記載得很詳細：「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關以後為後金張羅的一切都包括進去了，但就是沒有「通敵」、「謀叛」等字樣，絲毫沒有提及那個虛構的「反間計」足以說明那個「反間計」是滿清御用文人胡謅的，崇禎因袁大人的作為剮了他並不奇怪。但袁大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錯，恐怕就連颳了他的崇禎也沒有意識到……

袁大人花了巨資先後兩次修築錦州，把錦州修成一條「鄭國渠」似的巨坑，並抽調薊門的兵力去寧錦削弱薊鎮，又不按照崇禎的旨意撲殺那些可能給皇太極帶路的蒙古部落，還拿糧食給投靠後金的蒙古部落開馬市，為後金南侵略準備好糧草，關鍵是擅殺毛帥而毀東江，直接導致了整個「關、寧、錦」變成了一條「馬其諾防線」，後來還害得洪承疇把明朝最後的精銳八總兵十三萬人都填進了錦州這個「易攻難守」的巨坑裡……讓明朝的軍力和國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這個錯誤非但不小，而且錯得簡直離譜了~！

其實，要避免這樣的錯誤也不難，只要聽閻鳴泰當年的一句話：「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一個謀略高深的斷言和預言，熊廷弼、王在晉、高第、孫承宗、王之臣、閻鳴泰都是秉承了這樣一種戰略思維，他們或堅壁清野力主據守山海關「雄關天險」以待，或適當策應東江鎮將錦州「懸為虛著」，讓後金在災荒之下慘狀的出現，或可不費一兵一卒而滅後金全族，或可乘其狗急跳牆來攻打山海關關城之時悄然啟動「關門殺機」將其主力全殲，絕沒有因為「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空耗明朝寶貴的財力和軍力，當然這種謀略不是袁大人這種資質能企及的。

袁大人的謀略水準和蔣委員長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錦州這個巨坑害得孫承宗後來二次守遼都跟著栽了跟頭，洪承疇更是一敗塗地，而蔣委員長卻不信這個邪還要在錦州決戰，結果解放戰爭中遼瀋戰役里的那場「塔山阻擊戰」就給其留下了永遠的瘡疤……而蔣委員長當時在塔山地區的兵力和火力都佔優勢，其海陸空優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可最後仍然沒有突破塔山防線而增援錦州，可見松山、杏山、塔山一帶的地形是多麼適合阻擊，錦州和寧遠之間的聯繫是多麼容易被切斷，由此可見錦州確實是個「易攻難守」之地。從戰術上講，孫承宗知道等著敵人來犯寧遠時可繞到錦州方向去斷其後路而「橫擊之」，可袁大人卻反其道而行之，把明軍放到錦州去讓後金切斷後路……袁大人的失誤使明朝遼東戰局急轉直下，所以他不是什麼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毀長城的始作俑者。

關於袁崇煥其人我的個人看法是，他個人並不具備什麼雄才大略，雖算不上什麼漢奸或奸臣，但卻是一個缺乏謀略和戰略眼光的軍事將領，決非什麼軍事家或名將，他雖在守衛城池上有可圈可點之處，可其他戰略戰術基本上是一塌糊塗，他也就只能算是個守將卻非帥才。在明朝遼東戰局裡他發揮了守城的作用，但卻出了不少戰略和戰術上的失誤，也因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為自己悲劇的划上了句號。在他的任上明朝遼東戰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滅亡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為了不少敗筆的添加者。在明朝深處財政危機之時，崇禎殫精竭慮拼湊起來的財力過的多消耗在了寧錦防線上，但這條防線卻從一條「鄭國渠」演變成一條「馬其諾防線」，繼而再形成一個「死局」將明朝所剩無幾之的軍力大多葬送進去了。之後，崇禎要實現「中興之策」實質上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依託……

袁大人諸多錯誤謀略形成的巨坑過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後的財力和軍力，對於當時本來就虛弱的朝廷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為對明朝滅亡來說，雖算不上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卻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前面提到熊廷弼的謀略可謂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對得起朝廷，下對得起軍民，只是太對不起自己了，因為「喪師失地」的罪名死於黨爭迫害，冤死獄中，傳首九邊，所以才有那麼多人為他喊冤。而同樣是「傳首九邊」的袁大人就迥然不同了，他採取了與熊廷弼完全相反的策略，結果是上對不起朝廷，下對不起軍民，只對得起後金，當然也就無法對得起自己了，先遭凌遲處決再「傳首九邊」，連他的親信也上言要斬他，而為他喊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袁大人只對得起後金，後金也稱頌他為「英雄」，袁大人的形象在滿清御用文人捏造的偽史里異常高大，而此時正是乾隆大興文字獄的時期……

乾隆的文字獄很變態，連他父親和祖父的書都不放過，雍正為了宣揚滿清統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義覺迷錄》，並赦免了曾靜等人的謀反罪。可就因為有部分章節和詞句揭示了當時民間的窮苦程度，與滿清偽史中所謂「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為禁書全部收回，還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不僅如此，從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內,全國各地就查禁了2621種書,乾隆甚至連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覺師》也作為禁書銷毀了。可見乾隆的心胸之狹小，對虛名之看重，簡直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那麼，在乾隆時期的文字獄裡，怎麼可能讓一個打傷了努爾哈赤、抵抗過皇太極進攻的明朝將領在偽史里成為一個異常高大的形象呢？這本身就很詭異……

值得一提的是，在滿清的偽史里，那個積極接納西學，並在航海、鑄造、地理髮現、天文研究、數學、物理學等等重要領域進行過可貴的探索，取得了驚人成就的明朝都被污衊和詆毀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王朝，若不是有著外國來華傳教士和探險家的大量遊記，真實的歷史還真有可能被滿清給杜撰了。那麼，對於一個抗擊後金的明朝將領，乾隆這種刻毒和狹隘的自大狂怎麼會極力的拔高他呢……

其實袁大人異常高大的形象是滿清御用文人作為討好乾隆這個自大狂而編造出來的那個「反間計」之陪襯。這個虛構的「反間計」則是要迎合宣傳滿清入關順理成章這個主題，而這個主題是以宣揚滿清統治合法性和穩固滿清反動統治為宗旨的，這也是滿清搞了幾十年文字獄的真正目的。

袁大人是在乾隆大興文字獄的黑暗年代被滿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來的，他被滿清御用文人作為一塊為了阿諛奉承皇太極而詆毀和貶低崇禎皇帝的磚頭出現。滿清御用文人先用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手法先將袁大人拔高成一個「完人」，然後捏造了「昏庸」的崇禎去中皇太極的「反間計」，最後使得袁崇煥「冤死」。這樣一來既說明了皇太極的「睿智」，又反襯了崇禎的「昏庸」，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功效，也讓皇太極在偽史里「報了仇」。滿清御用文人所需要的效果是袁崇煥的形象異常的高大，死得也悲壯凄涼。越是這樣一個天大的冤案，就越顯得崇禎的昏庸無能，越讓人感覺滿清入關是順理成章，是明朝氣數已盡，讓當時被壓迫和奴役的漢民感覺滿清確實是一個順應天理進駐北京的天命王朝，以此來穩固其統治地位。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關鍵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袁崇煥被不切實際的拔高成為明朝「中流砥柱」的時候，讓崇禎由於「昏庸」而自毀長城，讓人感覺明朝是自取滅亡的……這樣，後人在惋惜明朝滅亡的這段歷史時，自然會把責任都推到崇禎身上，對明朝的惋惜和依戀就會立刻淡化，甚至有人會痛恨崇禎這個「自毀長城的亡國之君」，如此一來崇禎反倒成了唾罵的對象，「反清復明」就顯得不倫不類了，甚至可以從某種程度上扼殺朱姓王朝後人的號召力。這是滿清御用文人之所以要在文字獄的時候捧出袁崇煥的核心理由和用意，其實質還是為了幫助滿清進行反動的罪惡統治。

滿清的文字獄是滿清殘害明朝士大夫的一種刻毒手段，這對明朝時已經形成一定氣候的「西學東漸」有著毀滅性的打擊，它結束了明朝士大夫階層和西方交流的黃金時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起了根本性的阻礙作用，而更為可悲的是在高壓之下成就了阿諛奉承、諂媚巴結的文化氛圍，催生出了可恥的奴才文化，這種文化和滿清的農奴制是呼應的，體現的是滿清在文化和生產關係上的雙重反動。

凡是無限拔高袁崇煥的人，其實都是沿著這個偽史的反動路子在走，到底他們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各自心知肚明……當然，更有不少滿遺分子混雜在挺袁派之中，煽風點火、混淆視聽，實在是非常可惡，他們和幾百年前那些奉行奴才文化的滿清御用文人一樣卑劣和下作。

綜上所述，我們不禁要為袁崇煥嘆息，他作為一位抗擊侵略者的戍邊將領，生前犯了諸多戰略和戰術上的重大失誤而導致明朝越發艱危，死後又被侵略者作為穩固其統治的工具，這是很可悲的。對於袁崇煥的問題大家要客觀和冷靜的看待，大家緬懷他的抗清作為可以，但同時也要清楚的看到他確實有不少戰略和戰術的失誤，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缺失，在明朝滅亡的歷史過程中充當了敗筆的添加者，他的死不是一個天大的冤案，而是一個他個人因為自己失誤而造成的悲劇。他的失誤使明朝遼東戰局在孫承宗守遼後獲得的均衡被破壞了，對遼東戰局以後的急轉直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不是什麼中流砥柱，而是自毀長城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