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廉政與廉政文化的理論內涵、歷史經驗與實踐方向

文章選自吳光：《國學新講——吳光演講錄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23頁。

本文是吳光先生於2006年5月17日在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杭州培訓中心紀檢幹部培訓班上的專題講座稿。

一 廉政與廉政文化的理論內涵

廉政與廉政文化的異同：

一般而言，二者之同：都是講如何保持政治的公正、廉潔、清明。二者之異：廉政主要是講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即政治狀態；廉政文化則是一種政治文化，即總結、反映公正廉明政治局面的文化傳統與文化精神。其相互關係：廉政是廉政文化的實體與源泉，廉政文化是廉政的經驗總結與廉政建設的精神方向。

下面，具體界定一下廉政與廉政文化的理論內涵：

什麼是廉政？

「廉政」的概念古已有之。其本來的涵義就是「廉正」——「廉」為官德，「政」者「正」也[1]。這個本來的涵義，我們可以從先秦古籍《晏子春秋》、《周禮》、《論語》等書得到印證。

《晏子春秋》記載說：「（齊）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汙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2]顯然，晏子是以水的品性比喻為政之德，認為只有像水那樣保持至清之德，才能滌除塵垢，使政治永遠保持清明公正。

專講古代政制的儒家經典《周禮》則主張從六個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稱為「六計」[3]。就是說，一個官員必須具備善良、能幹、敬業、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這實際上已經是較為成熟的廉政的制度設計了。而《論語·顏淵》則記載了儒家創始人孔子關於「政」的一個非常恰當的詮釋。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說，政治的根本要義就是公正無私、光明磊落。如果執政者帶頭做到公正無私，下面的官員就不敢以權謀私了。由此可見，古人所謂「廉政」的本來涵義，指的就是清廉公正的政治。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廉政制度、政策的日益完善，人們對於「廉政」的理性認識也日益深化。儘管迄今還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廉政」定義，但討論廉政的著作與論文已經不少，我們也大致可以概括出它的基本涵義了。在我看來，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廉政」的基本涵義大致有四：其一是就「政局」而言，即造就一個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圍；其二是就「政制」而言，即建立廉潔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三是就「政策」而言，即制訂並嚴格實施確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以取信於民；其四是就「政德」而言，即要求各級官吏樹立廉潔奉公的官德與不貪不淫的私德以為民之表率。簡言之，所謂「廉政」，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結合與辯證統一。

什麼是「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屬於政治文化範疇。而「文化」的基本涵義，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理解，就是「人文教化」[4]之意，即以人文傳統與人文精神教育包括各級官吏在內的全體人民。我們可以給「廉政文化」下一個定義：所謂廉政文化，是以廉政為根本內容的文化傳統、文化形態與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賴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圍的思想、精神、制度、政策、風俗及人文素質。

廉政文化的具體內容：

當然，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廉政文化的實際內容是豐富多彩的，遠非下一個定義那麼簡單。但我們從對這個定義的理解上，大致可以從五個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體內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設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導思想。第二是精神，即建設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與政策，即確保長期維持廉政局面並能及時揭露腐敗行為的政治制度與監督制度，以及歷代執政者所實施的防貪反貪、倡廉獎廉的政策措施及其得失情況。第四是社會風尚，即通過輿論宣傳與道德教育發揮其文化功能，促使社會上形成一個以廉正為榮、以貪瀆為恥的良好官風與民風。第五是人文素質，社會需要建立一套衡量執政者素質優劣的從政道德標準，從政者本身則應自覺培養廉政意識，做到「行己有恥」、「三省吾身」，不斷加強自我道德修養，做一個高素質的從政人才。第六是文物與文獻，即歷史上形成的對當時及後世廉政建設產生了較大影響的重要文獻、歷史遺迹或實物證據，例如古今「清風堂」就是文物實證；像《陋室銘》、《正氣歌》及當代《廉政文化叢書》就是記錄廉政思想文化的歷史文獻。

二 、中國廉政建設的歷史經驗

在中國廉政發展史上，有許多成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是值得肯定並可作為後世借鑒的。例如，萌芽於商、成型於周而在秦漢以降兩千餘年的歷史中得到豐富發展的御史監察制度，在中國廉政史上起了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形成於隋唐而興盛於宋元明清的科舉取士制度，儘管存在許多弊病，尤其是明清的八股文考試製度弊端叢生，枯燥僵化，但也有許多積極因素值得繼承。甚至由孫中山倡導而在民國時期創建的「五權分立」制度，特別是獨立行使監察權的監察院機構設置及其運作方式，也可作為現代廉政制度建設的借鑒與參考。

毫無疑問，中國廉政史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批判繼承。我認為如下幾點很值得我們總結與反思：

第一、以民為本、順應民心的愛民傳統。自從反映夏、商、周統治思想的《尚書》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之後，歷代進步思想家以及比較開明的統治者都能堅持民本與愛民的思想傳統，並在統治制度與政策的設計上有所體現。他們認識到，政治的重心在民不在君（「民貴君輕」），社會的主體是民而非君（「民猶水，君猶舟」、「天下為主，君為客」），統治者的政策只有順應民心、保護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與擁戴，才能達到長治久安，否則人民就會造反，政權就會覆滅（「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可以說，民本與愛民，既是中國廉政史的優秀傳統，也是歷代廉政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處理德治與法治（或禮治）關係的歷史經驗。在中國政治史上，出現過德法並舉、單純法治、無為而治、德本法用、禮法共治、王霸兼用等不同的治國理想和政治模式。秦始皇否定德教，而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單純法治（實質上是極端專制主義），已被「二世而亡」的歷史後果證明是失敗的模式。西漢初期推行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刑德相養」收到了很大功效，但因過於放任而不能行之久遠。儒家理想的治國模式是「以德為本，以法為用」，但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並沒有真正貫徹到治國實踐之中。比較起來，還是儒法結合的「德法並舉、王霸兼用」模式似乎更加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但就廉政而言，無論是「德法並舉」模式還是「德本法用、德主刑輔」理想，對於中國的廉政建設都是起了積極作用的。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德治與法治二者是不可偏廢的。

第三、勇於進諫和善於納諫的經驗。在中國廉政史上，御史監察制度雖然有人治之弊，但對廉政建設的正面作用應予肯定。在此制度下，湧現了許多勇於、善於或巧於向君王進諫的清官廉吏：如商代忠臣比干、宋代「鐵面御史」趙抃、明代清官海瑞等是勇於進諫的榜樣；戰國時諷喻齊王納諫的鄒忌、五代時「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的馮道則是巧於進諫的典型；唐初大臣魏徵與太宗李世民則是善於進諫、明於兼聽的賢臣明君。儘管犯顏進諫、虛心納諫包含著「愚忠」因素，且為現代民主制度所不取，但那種勇於揭露問題、批評弊政並虛心接受勸諫、敢於糾正錯誤的精神則是永遠值得讚揚與發揚的。

第四、不畏強權、公正執法的優良傳統。中國廉政史上，湧現了許多不畏強權、執法如山的模範人物與典型事迹。例如東漢光武帝時代的「強項令」董宣，宋代著名的清官包拯、明代曾任首都行政長官（順天府尹）和監察部長（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劉宗周，就是公正廉明、不畏強權、執法如山的官吏典範。

第五、嚴於律己、不欺暗室、廉潔奉公的官德與政風。任何時代的廉政，都是與執政官員的道德品質和行政作風密不可分的。所以，中國主流思想家總是把「修己安百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作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中國廉政史上，大凡清官廉吏，都具有嚴於律己、不欺暗室、廉潔奉公的優秀品格。東漢太守楊震深夜拒賄而發明「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四知說的故事 之所以傳為美談，劉禹錫的《陋室銘》、周敦頤的《愛蓮說》之所以膾炙人口，就因為其言行代表了正直士大夫廉潔無私的高尚品德與風節。

上述種種有關廉政的歷史經驗，是中國廉政文化的寶貴財富，至今仍有極其重要的人文價值，值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予以總結、繼承，並且發揚光大。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有某些制度設置，雖然起始動機是為了補偏救弊，但後來適得其反，反而成為沽名釣譽的平台，甚至成為貪政的溫床。例如，漢代的察舉制、徵辟制、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清代推行的所謂官吏「養廉銀」制度，基本上是先廉後貪、弊端百出。我們從這些制度的失敗中可以總結出來的教訓是，一個缺乏民意基礎、未經民主程序審查並脫離民主監督的制度，終究是不能行之久遠，並且可能半途而廢甚或蛻化變質的。

三、 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傳統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形成了富有道德人文精神的廉政文化傳統。在這個廉政文化傳統中，古代的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墨、道、法諸家）與後世的道教、佛教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貢獻。但貢獻最大者莫過於儒家文化傳統。

有人把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概括為禮樂文化，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對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亂局非常不滿，主張復興禮樂，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又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意指禮並非指物質享受，樂並非是敲鐘打鼓，即認為禮樂不只是娛樂享受，而是嚴肅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禮樂文化中，有所謂「德音」之說，即以音樂象徵德政。儒家經典《禮記·樂記》篇記載說：「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止）淫也。……廉直、勁正、庄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是說以往的高明統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禮作樂的。音樂象徵德政，禮儀用以制止驕奢淫逸之風。奏響象徵廉正、莊嚴、誠信的德音，就會使人民肅然起敬，服從統治。該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說：「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可見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聲」，指鍾、石、絲、竹、鼓鼙之聲。而絲聲與廉德相配。所謂「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就是說，有德之人傾聽音樂，不是起驕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覺地當個實踐禮義的好官。這就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禮樂文化，這個「禮樂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廉政文化。

儒家創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歷代大儒，可以說是廉政理論的倡導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實踐者。孔子所謂「政者正也」一語，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轉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陽貨》）等等主張，就包含了豐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於其「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憂樂」的廉政思想。他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源頭。《管子·牧民》篇說：「國有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以禮、義、廉、恥為維繫國家生存發展的根本道德，成為歷代儒家的重要政治倫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實際上處在核心地位。不逾節，不自進，自然包含了公正無私之義；廉者必知恥，知恥則知廉。可以說，儒家以「禮義廉恥」為準則的政治文化，就是以廉德為核心的廉政文化。[5]

儘管在中國長期君主專制社會中，其社會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長而盛世短，官場中則往往是清者少而濁者多，廉者寡而貪者眾，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絕如縷，從而形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一個優秀的廉政文化傳統。這個廉政文化傳統，我們可從歷代正史的《循吏傳》可見一斑。例如：

司馬遷的《史記·循吏列傳》與班固的《漢書·循吏傳》，記錄了各種類型的清官廉吏，有寬政為民者，有以身作則者，有引咎請死者，更有廉正奉法、嚴拒賄賂者。他們筆下的「循吏」，是「奉法循理」、「謹身帥先，居官廉平」從而獲得人民愛戴、使得遠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為魯相的公儀休，以「不與下民爭利」、拒絕客人送魚而深得民心（見《史記·循吏列傳》）；官至大司農的朱邑，為人淳厚、廉平公正，「身為列卿，居處儉節……家無餘財」（見《漢書·循吏傳》），算得上是清官。

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的名臣狄仁傑，人稱「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時，有兩名武將誤砍了昭陵（太宗陵園）的柏樹，罪當免職。但唐高宗卻要下詔誅殺二人，狄仁傑面奏皇上，力辯其罪不當死，終於說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則天稱帝時，許多大臣唯唯諾諾，獨狄仁傑一身正氣，敢言直諫。武則天要立侄子武三思為太子，狄仁傑以儒家倫理為說予以反對。武則天要費銀數百萬造大佛像，官庫不足，詔令天下僧眾「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以「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造佛像）既費官財，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諫，使武則天罷除此役。如此等等，體現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6]

北宋初期的名相范仲淹（989—1052年）是著名的改革家和廉政實踐者。他擔任參知政事時，推行了以澄清吏治、重視民生為主要內容的「慶曆」新政。他以人為本，憂患天下，在著名的《岳陽樓記》中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成為激勵士氣、培養官德、堅持廉政的箴言。他以身作則，常將俸祿節餘，用於接濟族中貧苦之人，並在鄉里購置義田扶貧濟困，成為後代許多清官學習的榜樣。其子范純仁深受乃父人格影響，在剛出仕任地方官時，遭遇地方大饑荒，他敢於承擔政治風險，未經奏准朝廷就開倉賑災救濟難民，深得民眾愛戴。[7]

被明太祖朱元璋賜封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縣鄭義門家族，之所以在宋、元、明、清四代歷經數百年而門第興盛，其治家秘訣就在孝、義、忠、廉四字，即「以孝治家，以義濟世，以忠報國，以廉居官」。鄭義門的家長們深明「儉可養廉，奢則生腐」的道理，特別在「家規」中制訂了懲治貪贓之徒的「家法」，即「子孫出仕，有以贓墨聞者，生則削譜除族籍，死則牌位不許入祠堂」（參見《浦江縣誌》和《義門鄭氏宗譜》）。

宋朝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被老百姓譽為「包青天」、「海青天」。他們的共同品格是剛正不阿、執法如山、清正廉明、以民為本。其廉正事迹有口皆碑，不必贅述。在此，我們要特別表彰一下既有理論、又身體力行的一代大儒劉宗周。

劉宗周（1578—1645年），字起東，號念台，學者稱蕺山先生。浙江紹興人。明朝滅亡、清兵佔領浙江後絕食23日而死。他在明朝崇禎時期當過順天府尹（首都地區行政長官）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相當於監察部長），是明末腐敗政治中的清流，一個典型的清廉官吏。他擁有廉潔、正直、敢言直諫（敢對皇帝講真話，敢於直接批評朝政缺失及皇帝過失）、為民請命、大義凜然、不愛錢、不怕死等優秀政治品質。他由於上疏批評朝政弊端而被多次撤職罷官或削籍為民，但仍不改初衷，犯顏直諫，連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都怕他三分，不得不承認「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8]尤其可貴的是，劉宗周作為一個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懲治腐敗、實施廉政的思想主張。他認為，都察院（監察部）的職責，「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在於澄清吏治，「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他曾特別以「明風紀」為題上書皇帝，提出了「建道揆（明確指導思想）、貞法守（依法斷案）、崇國體（立法懲治大臣犯罪）、清伏奸（禁止官吏私自交接近侍）、懲官邪（懲治官員賄賂、跑官買官之罪）、飭吏治（加強監督、整頓吏治）」等六大廉政建言。還寫作了以加強官僚士大夫人格修養為中心內容的《人譜》專著。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我們從上述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有關廉政的理論與實踐事迹，足以看到中國廉政文化傳統的源遠流長、影響深遠，也可具體感受到歷史上那些清官、廉吏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古人云「廉吏足以為民之儀錶」，今人云「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信哉斯言！廉吏的表率作用，不僅在於他們的廉潔，更在於他們懷有一顆敬德愛民之心，在於他們以民為本、公正無私、剛正不阿的處事風格。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民的愛戴與歷史的褒揚。

四、當代廉政文化建設的實踐方向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長足進步，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基本清明。然而，在全國各地，依然比較普遍地存在著道德淪喪、黨風不正、官吏貪瀆、人慾橫流的腐敗現象。我認為，在種種腐敗現象中，危害最大的是執政者的吏治腐敗，這是可能導致亡黨、亡國的「國殤」；而潛在性危害最大的是學術腐敗，即知識分子社會良知的喪失，可以說是「心殤」。如果連號稱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都喪失良知了，那麼社會還有什麼公正可言呢？儘管我國當前存在的腐敗現象還沒有嚴重到這個地步，但反腐倡廉任重道遠，必須堅持不懈地把它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抓則是無庸置疑的。正如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的：「要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9]

廉政文化建設，固然以反腐倡廉為核心。但一些同志往往片面、狹隘地理解腐敗，以為腐敗只是指貪污受賄之類的經濟腐敗和「包二奶」之類的道德墮落。其實，現階段我們所要反對的「腐敗」是一個內容廣泛的概念，既有經濟腐敗（如貪污、賄賂、損公肥私、揮霍浪費、欺詐、制假等）和道德墮落（如包二奶、性騷擾；官不講官守，民不講職業操守等），又有政治腐敗（如以權謀私、濫用職權、專制獨裁等）、作風腐敗（如黨風、政風、學風、民風的敗壞），甚至還包括了體制性和制度性腐敗（如法制不健全、現行制度的漏洞與弊端等等），因此，反腐倡廉的任務是全方位、戰略性的，廉政文化建設的任務也是全方位、戰略性的。

那麼，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我國廉政文化建設的實踐方向是什麼呢？我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四大方面著手進行：

一是思想建設。即明確廉政文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並在實踐中不斷地予以豐富發展。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任何工作都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根本指導。廉政文化建設也不例外。具體一點說，新時期的廉政文化建設，必須以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兩個務必」的思想、「謹防糖衣炮彈」的思想、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思想、兩個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及其反腐倡廉、加強制度建設和作風建設的思想、以及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求真務實」、「以人為本」思想為指導。同時，還應當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如仁愛、民本、德治、誠信、廉正、慎獨思想）和外來文化的思想精華（民主、人權、法治、平等、權利監督等思想），以充實廉政文化的思想庫。

二是道德教育。要通過堅持不懈的廉政道德教育和輿論宣傳，使全黨、全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職業道德觀，特別要使黨的領導幹部和各級政府官員樹立以德治國、執政為民的從政宗旨和以廉行政、以貪為恥的道德人格。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最近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我們開展廉政道德教育指明了正確的方向。[10]在開展廉政道德教育方面，我建議黨政主管部門和宣傳教育部門能做三件事：一是開辦面向廣大基層幹部、特別是青年幹部的「廉政文化講座」，請主管領導和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現在已經在做）；二是組織專家學者，編寫有關廉政文化理論、廉政文化史、廉政人物故事的雅俗共賞的專著或教材（專著有了，教材尚少）；三是敦促宣傳媒體少談風月、多講廉德，從而為造就廉風正德多做貢獻（電視台某些選秀、競猜節目格調低俗）。

三是制度建設。在廉政文化建設中，道德教育是重要的，但它強調的是自覺性，提倡自我修養和自我約束，而缺乏強制性。而制度建設則是確保廉政的強制性手段。在我國現階段的廉政文化建設中，制度建設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設又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反腐察廉的組織機構，這方面，我也有個建議，即建議將目前檢察院系統的「反貪污賄賂局」名稱改名為「廉政局」。因為「反貪污賄賂局」的名字一則不雅，二則不科學，三則太局限。既然我們連最高政府機構「國務院」的名稱都來自外來文化，為什麼在廉政機構的命名上不去學點古人或洋人的智慧呢？二是建立健全懲治腐敗的司法體系與行政管理制度，使反腐倡廉工作不僅有法可依，而且有章可循；三是建立切實可行的官吏考核制度和風紀獎罰制度，獎廉罰貪。

四是作風建設。當代廉政文化的作風建設應當包括黨風、政風、學風、民風各個方面，因為儘管廉政作風主要是指黨風與政風，但它們與學風、民風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尤其是學風，在某種意義上對於黨風、政風、和民風具有指導、推動的作用，因而也應歸屬於政治文化之列。在政風、學風和民風方面，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例如勤政愛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淡泊明志、任勞任怨、慎獨自律、以身作則、實事疾妄、剛正不阿、清正敢言等等，都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在黨風方面，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許多優良作風。例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作風；艱苦樸素、先人後己的生活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繫群眾、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工作作風，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黨八股的學風與文風，等等，這也是當代廉政文化建設中必須繼承和發揚的優秀傳統。

在我看來，這四大方面是我國現階段廉政文化建設的主要實踐方向。當然，我們還要特彆強調的是，我國現在正處於蓬勃發展、和平崛起的關鍵時期。而這一和平崛起是在我國長期堅持改革開放、並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念普世化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我們不僅要向古人學習，而且必須始終以全球化的眼光和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心態處理我們的廉政文化建設。這就要求我們自覺地與國際接軌，虛心地向他國、他民族一切先進的文化學習，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並且創造性地轉化為有利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因素。例如，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國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美國的權利制約機制，西方的輿論監督機制等等，都有可資借鑒之處。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我們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務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引下，虛心學習古人和洋人的先進經驗，加以綜合創新，以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那麼，我們的廉政文化建設就一定會與時俱進、富有生機，並將日臻完善。

[1]這裡主要是從政治上談「廉政」的本來意義。其實，「廉正」還有剛直、方正、正直之意，用以形容君子的品格。如《論語·陽貨》記孔子言：「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朱熹《四書集注》解釋這個「廉」的涵義是「稜角峭厲」。顯然，這個「廉」是就性格而言，講古之君子的矜持，就是保持有稜有角的剛直性格。

[2]見《晏子春秋校注·內篇·問下第四》，載《諸子集成》第六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影印世界書局本，第102頁。

[3]見《周禮·天官冢宰·小宰》，載《十三經註疏》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影印阮元校刻本，第654頁。

[4]中國的「文化」一詞，源於先秦而定名於漢代。最早見於先秦古籍《周易·賁

卦》的彖辭，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十三經註疏》上冊，第37頁。這裡的「人文」與「天文」相對而言，是指人類創造的文明境界。以「人文化成天下」，就是「文化」。而「文化」一詞的最早版本，應該是西漢經學家劉向的著作《說苑·指武篇》：「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見《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這個「文化」與「武功」相對，是指「文治」、「教化」。

[5]《管子》一書雖然收羅了先秦儒、法、道各家著作，但〈牧民篇〉為儒家著作則是公認的。其「四維」之說亦被歷代儒家奉為箴言。至於孟子以「仁義禮智」為人心「四端」之說，以及荀子以後的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之道」，其內涵解說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包含著公正廉明之義，因此都屬於廉政文化的「義理」範疇。

[6]本文有關狄仁傑事迹的引文均引自《新唐書》卷115<狄仁傑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縮印本，第6冊第432-433頁）。

[7]有關范仲淹、范純仁父子的廉政事迹，參見《宋史》本傳以及黃宗羲等編著的《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

[8]關於劉宗周的思想及其廉政事迹，過去由於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封建主義的愚忠」而被批判、貶低與埋沒。近年來，伴隨著重新評價儒家思想與儒家人物風氣的形成，劉宗周的思想與事迹也受到學界關注並獲得比較公正的評價。由本人主編整理的《劉宗周全集》六冊200餘萬字新標點本也先後在台灣、浙江出版發行。本文所引，參見1997年台灣版《劉宗周全集》第五冊附錄以及《明史·劉宗周傳》。

[9]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3、3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0]以「八榮八恥」為具體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2006年3月4日發表的講話中提出的。其具體內容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