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對甲午中日戰爭的反思

120年前發生的甲午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國家發展與遠東地區戰略格局，產生了巨大、深刻、持久的影響。甲午慘敗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及給國人心靈造成的衝擊，至為慘烈、慘痛。維新派是最早對這場戰爭進行深刻反思的中國人，他們言及此役時總是痛心疾首、仰天長嘆，曾以「創巨痛深」「腐心切齒」及「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等詞句，描述自己面對這場空前深重的國難時的沉痛體驗。「區區黑子大，胡為戰則贏」，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何以一戰而勝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大清帝國？維新派一面感受著戰爭創傷的錐心痛楚，一面省思甲午國殤的深刻教訓。

戰爭與和平：「非備戰無以止戰」

甲午中日戰爭是在戰場上決出勝負的，中方在陸戰、海戰的一連串失利之後，終於以1895年2月17日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為標誌，以屈辱的慘敗而告結束。清朝躲不過且很快輸掉戰爭，這種結局可以說在戰前就已鎖定。

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府，既重「殖產興業」以富國，也重整軍精武以強軍，宣誓了「布國威於四方」、對外軍事擴張的「大陸政策」。明治政府早就存心發動針對中國的戰爭，並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充分的、全方位的戰爭準備，尤其是「以海軍為第一急務」，「大辦海軍」。「倭處心積慮十年，圖我內地之山川」，清朝方面卻苟且偷安，求和避戰，對這場「終有一戰」、攸關民族命運的戰爭，缺乏堅強的戰爭意志與充分的作戰準備，一遇戰爭則門戶洞開，束手無策，坐待強寇為所欲為。

維新派對中方因備戰不力而導致敗局，有著痛切、深刻的認識。早在1887年，黃遵憲寫成《日本國志》，他在該書「兵志」部分指出，「今日之列國，弱肉強食，眈眈虎視」，處目前強權即公理的列國並立之世，必須加強軍力、戰備，以「尚武」立國。他告誡朝野上下須知「弛備者必弱，忘戰者必危」，「非練兵無以彌兵，非備戰無以止戰」。他注意到「日本維新以來，頗汲汲於武事」，「雖艱難拮据，亦復費二千萬之金銀，竭蹶經營」，取法西方建立陸軍、海軍，還提醒國人警惕日本國強必霸。由於種種原因，《日本國志》一直延遲至寫成八年後、《馬關條約》簽訂後的1895年秋冬才得以刊行，有識之士深以為憾。袁昶在《馬關條約》簽約後稱：「此書早布，省兩萬萬。」（《黃公度先生年譜》）1905年黃遵憲病逝後，梁啟超在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寫道：「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受其沖者為吾中國。」甲午戰爭發生後，黃遵憲明確指出，戰場失敗是因為平時沒有做好戰守的準備，如他在《台灣行》中將反侵略鬥爭失敗而至「倭人竟割台灣去」歸因為「平時戰守無預備」。

與日本從古代傳承了尚武精神有別，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重文輕武的傾向。維新思想家痛陳這種價值觀對民族性格、對抵禦外侮的消極影響。梁啟超相信，中日戰爭結局與兩國國俗有關，「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自由書·祈戰死》）。他在《新民說·論尚武》一篇中痛批古代中原漢族缺乏尚武精神導致對外戰爭每戰必敗。他指出：「我東鄰之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恫夫中國民族之不武也！神明華胄，開化最先，然二千年來，出而與他族相遇，無不挫折敗北，受其窘屈，此實中國歷史之一大污點。」他強調，如果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嚴復在《原強》一文中也從這一角度分析了中國積弱不振而為日本所敗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強大民族「有鷙悍長大之強，有德慧術智之強；有以質勝者，有以文勝者」，中國為「文勝之國」，但流於文弱，「每轉為質勝者之所制」。他痛斥：「和之一言，其貽誤天下，可謂罄竹難書矣。唯『終歸於和』之一念，中於人心者甚深，而戰事雖不可復振。」（《嚴復集》第1冊，第39頁）其他啟蒙思想家也紛紛針砭中華民族的「文弱」之弊，倡導「軍國民主義」教育，推崇尚武精神，反對畏戰怯戰、不認真備戰而一味乞求和平。

梁啟超痛批李鴻章不認真備戰而輕信日本會受制於道義、法理，或一味寄希望於列強的牽制、調停。他指出，直到戰爭已箭在弦上，李鴻章還依然堅持「不欲釁自我開，以為外交之道應爾，而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中日早成敵國，而非友邦矣，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日本既調兵勢固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倚賴他國調停，致誤時日」。日本軍國主義以狡詐著稱，在甲午戰爭中即頻頻刺探情報、進行欺詐、實施偷襲，而我方先失於戰備，又失於兵機，須知「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李鴻章傳》）。戰爭勝負固與道義、外交有關，但決不應絲毫忽略智謀、實力。

個體與國家：激勵國民使「赴公戰如私仇」

維新思想家認為，中方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固然是由國家層面的政治腐敗、軍備廢弛、戰爭意志薄弱、決策指揮體系遲鈍等因素造成的，但也與中日兩國國民的精神面貌、國民素質等有密切的關係。

他們指出，中國國民素質的弱點除了由重文輕武所導致的民力之「文弱」外，還有民智、民德方面的欠缺。如康有為稱「吾中國地合歐洲，民眾倍之，可謂龐大魁巨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也」（《上海強學會後序》）。嚴復獲知甲午慘敗後不禁憤慨：「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嚴幾道年譜》）他在《原強》一文中強調，國家民族的強弱系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以將渙之群，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覆我之海軍」，「何則？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維新派批評國民「民智未開」「愚而不學」，主要指國人對西學、對科技、對現代學術知識體系的矇昧無知。他們痛陳傳統教育驅使天下士子記誦詞章八股，「適足以破壞人才」，不僅禁錮民智，也導致了軍中奇缺熟悉現代國防、現代技戰術的人才；在民德方面，則主要批評國人「散而不群」，缺乏國家觀念、國家忠誠，缺乏合群觀念、凝聚意識，一旦國家有難，各方畫疆自守，人心自私澆薄，終不免一盤散沙。梁啟超在《李鴻章傳》這樣評說：「日本非與中國戰，與李鴻章一人戰耳。」

反觀日本，於民智則實行「文明開化」，「求知識於環宇」，「彼日本非不深惡西洋也，而於西學，則痛心疾首、卧薪嘗膽求之，知非此不獨無以制人，且將無以存國也」（《嚴復集》第1冊，第50頁）。於民德則倡導武士道精神以激發民族意識。據宗澤亞的《清日戰爭》記載，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導入了「為國盡忠」的思想，強調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大義，為國而死是士兵的職責與榮光。

維新思想家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國民愚弱、渙散的病源，並探討了從提升國民素質、提振國民精神入手以挽救民族危機的思路。他們指出，君主專制政體、綱常名教與閉關鎖國是滋愚滋弱的主要癥結所在。梁啟超在《愛國論》等文中批評封建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導致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缺乏國家意識；又由於專制君主以一人奉天下，使國人不知國家有自己一份，導致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愛國心薄弱。他強調只有開民智、興民權，使民眾有現代國家觀念並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切身感受到國家興亡與個人命運密切相關，民眾才能「以國為己之國，以國事為己事，以國權為己權，以國恥為己恥，以國榮為己榮」，國家遇到危難才能舍家紓難。嚴復在《原強》一文中提出救亡之本在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他指出，西洋「其鷙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術智又為我民所遠不及」，「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正因其實行自由、民主、平等，方「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因此，他主張通過「私之以為己有」，使民眾意識到保衛國家也是在保衛自己，以此激發愛國熱情與報國精神。

守成與變法：「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無論是檢討國家層面之捍衛主權的戰爭意志軟弱、打贏戰爭的戰爭能力不足，還是反省國民層面的現代知識欠缺、國民精神頹廢，無不在指向落後、閉鎖的封建政教、專制制度。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實際上是對1861年興起的洋務運動與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成效的檢驗。戰爭的結果表明「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上清帝第六書》）。中國敗給日本，是敗在制度落後上，敗在變革不如日本明治維新之深刻、全面上。

康有為指出，「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與其相三條實美改紀其政，國日富強，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台」（《上清帝第四書》）。「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書》）認為中國要振衰起弱，必須仿效日本，實行全方位的變法，尤其是要改變君民相隔的國家體制。

嚴復反覆呼籲實行徹底的、深刻的變革。他在《原強續篇》中強調「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他批評洋務運動似乎在轟轟烈烈、不遺餘力「師法西人」，實則「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只是學了些皮毛而已，如北洋海軍，自明眼人觀之「無一事焉師行西法」。在甲午戰爭中，與多數維新志士認為明治維新成功因而主張「師日」有別，嚴復不僅批評了洋務運動，同時又認為日本近代化道路也不足為訓，「倭之謀則大矣，而其術乃大謬」，「彼不務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長成而自至，乃欲用強暴，力征經營以劫奪天下」，「無其本而強為其實，其樹不顛仆者寡矣」。預言日本雖暫時取勝，但走上了對外擴張、對外掠奪的發展道路，終歸要走向失敗，而中國如果從治本入手，從「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入手，仍可轉弱為強，「戰敗又烏足悲哉」！

正是在對甲午慘敗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中華民族開始覺醒。先進的中國人走上了變法圖存、「全變」求強以至革命救亡的道路，他們希望通過建設現代國家、培育現代國民以改變中華民族的屈辱命運。

（作者單位：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