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疼痛》警世語錄 摩羅

文化認同和利益認同的危機，遲早會以政治認同危機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包括文化權力在內的一切權力的博弈，最終都要體現為政治權力的博弈。中國社會未來幾十年中，真正的隱患也許就在這裡。兩百年來被撕裂的疼痛，消耗著民族的膏血，也積聚著某種精神能量。這種能量有可能導致新生，然而也有可能導致更大的撕裂。一位患腦腫瘤的朋友曾經跟我說，在開刀以前，他以為切除腫瘤是最大的疼痛；切除之後，他以為化療才是最大的疼痛；化療失敗之後他才知道，最後的崩潰才是最大的疼痛。國人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與此相對應，國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強者對弱者的卑賤化建構、歧視性描述與否定性評價。通過這種反覆不斷的負面言說，讓弱者認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馴良地服務於強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所以，所謂國民性批判，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所批判的內容是否真實，而在於必須通過這種言說建構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的權力關係。被批判者如果企圖通過改過自新、洗心革面擺脫那些被建構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認可和赦免，那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妄想。人類馴化牛的歷史大約五千年，牛的克勤克儉、忠於職守已經完美得無可挑剔，可是牛永遠擺脫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聲呵斥：孬種！這就是國民性批判的核心機密。西方殖民者用槍炮征服了中國，同時用這一套國民性批判話語，摧毀中國人的文化尊嚴，誘導中國人自覺地服務於他們的利益。歐洲國家對中國國民性的描述，是國家對國家、民族對民族的誣陷，是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的整體性歧視。自古以來國民性批判中的權力關係，由一重增加到兩重。西方國家為了建立和鞏固他們對於中國的支配權，不斷地對中國實行著整體性的國民性批判；中國的精英群體為了建立和鞏固他們對於中國底層群體的支配權，不斷地對中國底層群體實行著國民劣根性批判。國民劣根性批判問題，始終是一個權力問題——它是確定並鞏固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的權力關係的一種政治方式，雖然它以文化的名義表現出來。中國精英群體在殖民者面前，接受了失敗的命運之後，將這種失敗的責任歸結為底層社會的愚昧、迷信、保守、邪惡，迅速地給自己規定了啟蒙權、領導權。他們在殖民強權面前的失敗感，迅速更換為面對阿Q、祥林嫂們進行啟蒙的崇高感。他們以這種方式崛起為文化英雄和這個民族的新的領導群體。從權力發展出人文學術及意識形態，又從人文學術和意識形態發展到權力，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文化過程。對於這個過程的理解，關係到我們對於國民性批判的歷史文化意義的真切理解，甚至關係到我們對於當下中國政治選擇和國際秩序的基本理解。三百年前西方人賣上帝，今天西方人賣美國模式和普世價值。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所出賣的價值，跟財富一直構成逆向運動。上帝流向東方的時候，東方的財富大規模流向西方；美國模式流向東方的時候，東方的財富大規模流向西方；普世價值流向東方的時候，東方的財富大規模流向西方。簡單地說，每個小圈子建構的人文價值，就是讓本小圈子的人活得更好，並設法讓大圈子的人為咱們小圈子服務（為我們生產剩餘產品）——或者主動，或者被動。所以，人文價值並不是什麼普泛的、神聖的東西，而是一個具有強烈政治傾向、利益傾向的文化觀念。說得更為抽象一些，人文價值乃是對物質利益的精神化描述。將權力包裝為精神化的產品，灌輸給被支配、被奴役的群體，就是成本最低的統治方式。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化政治學。國家制度保護下進行的搶劫，跟原始社會的搶劫雖然具有形式上的重大區分，但在價值依據上，顯然與原始社會的搶劫存在著共性。它們共同的價值標準就是「掠奪他者（大圈子）的財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所謂人文文化，就是人類對於自己過於奢華的慾望和需求所進行的文化包裝、價值升華。每一個建構人文文化的小圈子，都是為了用這種文化滿足這個特定小圈子的利益和需求，而小圈子的利益與需求，不可避免地隱含著對於大圈子的掠奪與傷害。所以，如果認為人文文化本身就是價值，如果認為人文學術體系具有普遍性真理，如果認為某個特定小圈子創造的人文價值適用於全人類，那是一種或者有意或者無意的錯誤信念。為什麼有人有意犯錯？那是為了向大圈子推廣自己小圈子的文化，並且將此種文化力量兌換成政治權力和物質利益。這種有意犯錯也是人文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依然是指向權力和利益。為什麼有人無意間犯錯？那是因為他在「政治推廣」和「文化推廣」的強大攻勢下上當受騙。為什麼國家制度保護下進行的搶劫，在價值依據上與原始社會的搶劫存在著共性？那是因為，無論是在互不統屬的氏族組織之間，還是在國家制度框架之中，都具有同樣明顯的群體區分，所有大大小小的群體所形成的關係，逃不脫小圈子與大圈子的關係模式。上文總結的「掠奪他者（大圈子）的財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的原則，在國家框架下，由於階級分野十分明顯，往往顯得更加突出。我們如果將括弧內「大圈子」、「小圈子」替換為「多數人」、「少數人」，或者替換為「底層階級」、「精英階級」，就能更加準確地描述國家框架下的群體關係。「掠奪他者（多數人）的財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少數人）的需求和幸福」，或者「掠奪他者（底層階級）的財富和生命，成全自己（精英階級）的需求和幸福」，就是國家所奉行的價值原則。某個政治實體為了讓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強調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價值是普世價值，這恰是文化政治學的一點小奧秘。只有像中國五四時賢這樣的精神崩潰的群體，才如此缺乏判斷力，竟然看不透這麼一點微不足道的小奧秘。在社會這個碩大無比的市場上，接受一種知識並不是選擇的結果，配合一場交易也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是在某種特定權力控制下的特定製度框架中，不能不接受、不能不配合的結果。任何一個群體的文化，都是他們的利益、尊嚴之體現。任何一個群體如果放棄自己的文化、接受他人的文化，也就是放棄自己的利益與尊嚴，也就是或被迫、或情願為成全他人的利益與尊嚴服務。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精英群體主動放棄中國文化，接受並崇拜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上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民性格等等進行卑賤化描述和批判，實際上就是成全了西方的霸權和利益——雖然他們的主觀意圖未必如此。為什麼在二戰以後，西方人對於東方世界的資源、利潤、勞工、政治、文化都獲得了控制權，原因之一在於像中國這樣的弱勢國家，大多接受並崇拜以西方人的利益和尊嚴為核心的西方文化。接受了他們的文化，就必定會自覺地圍繞他們的利益打轉，就必定會不自覺地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當中國學者沉迷於美國所推銷的「美國模式」的文化價值的時候，推銷「美國模式」的美國學者卻只關注這個概念控制世界的戰略意義（政治角度）和它所能折算的利益（經濟角度）。所以，處在同一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政治實體，任何層面的博弈都是政治和利益的博弈，在文化上自我貶抑、自我詆毀只是誤國誤民的書獃子的愚蠢行為。中國多的是這樣的書獃子，少的是透過文化看利益、利用文化謀利益的戰略家。那些在文化上自輕自賤、崇拜外族的人，實際上是拿民族利益賭氣。所謂人文學術體系，不過是為現實的精英統治建構正當性的意識形態體系。每個時代都需要不斷充實這個精英意識形態體系，這就給文人學士發揮作用提供了空間。皇族不但需要官僚群體為之實行社會控制，還需要文人學士論證皇族權力的正當性和有關政策的合法性。在收「保護費」的皇族和交「保護費」的廣大百姓之間，文人學士願意站在誰一邊？這看上去是一個需要選擇的問題。但既然皇族控制著社會資源和財富，那麼只有跟皇族站在一起，才能夠擁有名譽、地位和利益，所以，這幾乎是一個不需要選擇的選擇。文人學士作為上流社會的邊緣群體，一方面他們通過歌頌帝王將相的文治武功換取功名利祿，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對底層社會的持續批評，來確證自己作為統治階級的邊緣群體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知識分子在「批判國民性」方面，幾乎具有永恆的熱情。中國精英群體喋喋不休叨咕了一百餘年的國民性批判，就是一種刻意建構底層群體的卑賤與愚昧的人文學說。它在中國社會重組的過程中，可以為任何一個擁有控制權的強勢集團服務，在西方國家殖民和奴役東方世界的所謂全球化過程中，則實際上在為西方殖民者張目——因為中國毫無疑問是國際社會的底層。一種意在激發中國人奮起自新，以圖擺脫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的學說——國民性批判學說，最後的結果只能是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推行殖民與精神奴役鳴鑼開道，只能是將中國社會的經濟行為組織到西方殖民者所建構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這是魯迅等國民性批判的提倡者所萬萬沒有想到的。統治階級消滅異族文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為了謀求生存空間，常常不得不主動拋棄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努力學習統治者的文化和語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80年代的西化熱，以及至今長盛不衰的全民英語熱，都是這種文化適應行為。蔡元培擔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時候，以國家的名義頒布法令，不許中國所有的學校教授中國文化的經典（廢除讀經），以此切斷了中國文化傳承的脈絡。從此以後，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樹立為文化領袖。跟傳統文化一刀兩斷，義無反顧地全盤西化，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從此極其謙卑地成為西方人的學生，而且不斷地將西方文化和種族道德化、神聖化。這種自輕自賤的傾向，代表了中華民族在文化政治學上的徹底失敗。一個民族的文化權利，是他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兌換為金錢的。我們拋棄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後，我們會自覺地接受甚至會請求他們的統治，將自己的根本利益無保留地奉送給西方國家。一百年來，我們的精英群體逐漸培養了這樣一種立場和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奪者之間，在義和團和西方掠奪者之間，在國有企業與西方掠奪者之間，在中國資本家和西方掠奪者之間，他們永遠站在西方掠奪者一邊。持此立場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買辦，有利可圖，有的純粹是文人，與利益無關，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腦所致。他們天天批評中國皇帝「教化」背後隱藏著權力和利益的陰謀，卻絲毫不承認，西方文化對我們的教化背後，隱藏著更加徹底的權力與利益陰謀。他們同樣也不承認，面對西方掠奪者的掠奪，我們無論如何跟歷史上清王朝、義和團、國有企業、中國資本家的利益關聯更加緊密一些。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文化之後，就是這樣淪落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個稱號，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關。中國人如果永遠跟著西方人說話，不但要把香港、澳門、青島、大連都說到西方人手裡，把海關控制權、國家評估權、企業評估權、銀行審計權、碳排放控制權都說到西方人手裡，最終將把銀行的鈔票都說到西方人的手裡。這就是國民性批判要害中的致命要害，關鍵中的最大關鍵，目的中的最終目的。為了避免我們在文化政治學上的被動境遇和慘重損失，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趕緊回歸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經殘破也必須修復起來。西方人在掠奪中國的過程中，習慣於將所有人性的弱點說成是中國人獨有的特點，這體現了他們在人文上的無知和無恥。從葡萄牙人皮列士到英國人義律，再到美國人伯駕和雅裨理，西方商人和政客對中國國民性的判斷和批評，不過是為鼓動西方政府對中國實行暴力征服和武裝佔領而有意製造的輿論，是西方世界龐大無邊的殖民事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批評跟中國人的真實文化狀況，或許不是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從西方商人和政客的主觀願望來說，他們批評行為的動力，乃在於按照他們的需要塑造中國國民的性格，以便使得中國人的性格特徵有利於他們的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西方人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征服和統治的過程中，對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進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所有這些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其內在結構跟皮列士的中國論完全一致。比如，對於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對於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沒有靈魂，最後判定為野蠻人，於是他們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這些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於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髒，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們離文明的歐洲最為遙遠，是東方黑暗愚昧的中心。至於中國，當然也毫不例外地面臨著皮列士的後代們所強加的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尤其不幸的是，中國處於東方的盡頭，比印度離文明歐洲的距離更加遙遠，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東方黑暗愚昧的最後堡壘。為什麼對印度和中國作出此種區分？因為印度已經被英國佔領，正在接受啟蒙和拯救，而中國一直拒絕拯救，可見在罪惡的道路上墮落得更深。正如薩義德在著名的《東方學》中所指出的：「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於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歐洲東方觀念本身也存在著霸權，這種觀念不斷重申歐洲比東方優越、比東方先進，這一霸權往往排除了更具獨立意識和懷疑精神的思想家對此提出異議的可能性。」西方文化精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為殖民主義者的屠殺和掠奪提供了具有現代性的「道義」依據。就此而言，西方聖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參與者。滿肚子壞水的皮列士來不及對中國實施征服與統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國論我們完全可以置若罔聞。可是後來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等西方列強，用槍炮實現了對中國的征服與統治，我們對他們的中國論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於是，在連續近百年的失敗之後，中國精英人物不得不接受他們對中國國民性的「貶低和蔑視」的描述，並逐步接受了東方學背後的整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當然，這種接受是一個極為痛苦和漫長的過程。隨著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節節敗退，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他們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殘的努力很難長期奏效。一個弱者在面臨滅頂危機時難免隨之出現精神崩潰。這樣的全面崩潰出現在戊戌變法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變法失敗和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現代性價值理念改造中國、壯大中國的願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們對於通過迅速的富國強兵舉措來抵制西方的屠殺與掠奪頓時完全絕望。精英群體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從此以後，這隻無辜的羊真的認為自己國民性很骯髒，甚至常常懷疑自己確實污染過狼的水源，「否則那隻狼為什麼非得吃掉我不可呢？」——這隻可憐的中國羊一百年來常常進行這樣的現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以誕生於1902年的梁啟超《新民說》為標誌，中國精英人物逐步認可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許多批評。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魯迅則將「國民性批判」發展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性批判」和「傳統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國現代的知識精英幾乎全都聲氣相投。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蔡元培、魯迅、周作人、梁漱溟、林語堂等等，競相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評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最後達成一個共識，大家順理成章地將「國民劣根性」看作中國不能及時實現現代化的最主要障礙。由於五四新文化被後來的歷史奉為主流，「國民劣根性」學說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為熱鬧、最為核心的主題之一。我們這幾代讀書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批判起「國民性」來一直覺得理所當然。而且，我們一直把西方社會和西方人作為我們批判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資源，看作我們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往往誰在批評國民性上表現得最為尖銳，誰就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學者。當年陳獨秀、魯迅的聲音是這樣振聾發聵的，後來的柏楊、李敖、龍應台也是這樣脫穎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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