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政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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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有本書，書名叫《蘇聯政權史》，是俄國人寫的，這個俄國人叫魯·格·皮霍亞，翻譯者徐錦棟等人，由東方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的。書有點老，但事件還是那樣的事件。事件改不了，評判有作者的判斷，也由看書的人紛說，著者有著者的判斷，讀者有讀者的分析，對與錯，也可能由歷史來證明，真理卻可以在辯論的過程中獲新生。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賺錢的衝動，一般來說翻譯過來的書比原文還難懂，有的內容翻譯錯了，有的內容根本就不懂，翻譯過來就更不懂了，讓讀者苦不堪言。不過出版社和翻譯者倒賺著錢，還在那裡得意著。現在翻譯的書，不如老一代人翻譯西方經典翻譯得好，老一代翻譯家把翻譯的書都當成自己的寶貝，當成自己的孩子，當成自己的藝術品，翻譯得好，讀者看著也舒服。現在不同了，懂點外語就翻譯，翻譯完了就出書，至於翻譯得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翻譯了，不負責任的太多，負責任的太少，搞得讀者不知所云。值得一提的就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那批老人，工作是極其認真的，翻譯過來的書讀起來也是朗朗上口。除了私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等翻譯受政治影響之外，翻譯水平也是很高的，雖然達不到信達雅的至高境界，讀者看著也順暢。有例為證，本為想系統寫林驤華先生翻譯的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書評，這本書由三聯出版，剛寫到一半，陶東風先生就指出其中一章翻譯的若干錯誤，這使我不得不中途停筆，再也不敢寫書評。另外，本來老一代人對政治學的綠皮經典翻譯得不錯，有人有出版社非得要重新翻譯，把政治學綠皮經典翻譯成白皮政治學，買了其中的一本看，看了一頁就再也看不下去，不但翻譯得不成體統，就是內容也翻譯得與原來老一代人大相徑庭。在這種背景下，相比起來，《蘇聯政權史》這本書翻譯得就比較好，讀起來不晦澀，再加上蘇聯政權與中國的政治有著歷史的親和力，就有了時代感，甚至有如親歷其中。大人物在創造歷史，小人物被歷史推得東搖西晃。言歸正傳，作者說之所以研究《蘇聯政權史》，是因為戰後蘇聯的政權史尚未有人認真研究過。這當然絕對不是說，過去沒有人涉獵這個問題，涉獵這個問題卻不是忠實於歷史，而是試圖「駕馭歷史，使歷史的面目符合下一個階段面臨的任務和執政者的觀念。」這些歷史學家並不是忠實於學術自由，不是忠實於歷史的真相，不是忠實於自己的價值操守，而是忠實於蘇聯共產黨，從而使所有的歷史都按蘇聯執政者意圖或存在，或消失，或潛伏，或被觀念打倒在地。歷史學家「按照蘇聯發展所特有的內部邏輯，誓言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黨歷史經濟的政權在每一個新階段都要把以往的一段歷史一筆勾銷。」蘇聯有一本書叫《聯共黨史》這本書對蘇聯影響甚大，成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教科書，這本書就是意識形態極強的一本書，這本書對歷史的曲解，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對斯大林眼裡的政敵詆毀，對蘇聯共產黨的稱頌等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聯共黨史》成了偽造歷史的一個標誌性讀物。作者說，意識形態的歷史都有幾個標誌性特徵，第一，階級鬥爭具有「歷史火車頭」的作用;第二，承認從一種社會經濟結構向另一種更先進的社會經濟結構過渡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斷言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是歷史發展的最高峰;第三，可以把所有歷史進程分階為「進步的」的「反動」的兩種;第三，堅信蘇聯共產黨在國家發展的各個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第四，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是進步的和「愛好和平外交政策」的化身。作者認為：「這些基本原則不僅成為確定歷史研究內容的出發點，而且成為接觸檔案資料的政策。」檔案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蘇聯領導人對社會科學進行有效領導的重要內容。進行相關內容的研究，必須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研究的結論必須是政治正確的結果，政治正確是利用檔案的前提，沒有政治正確的思維，沒有政治正確的邏輯，不以黨和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正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能研究和利用蘇聯檔案的。這一點哈耶克也注意到了，他在分析蘇聯知識分子的時候，也說到，總有那麼一批知識分子不斷說蘇聯領導人喜歡的話，不過他又說，蘇聯知識分子有的表面上裝成一副信念堅定的樣子，其實他們的心理有著另外的想法，俄羅斯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在不自覺的言談舉止中表現出來，這些人，仍然是俄羅斯人、蘇聯人的良心。研究蘇聯政權史寫的不是蘇聯共產黨的政權史。作者通過研究發現，「戰後蘇聯的政權屬於隱藏在黨和國家最高機關的後面、使用經蘇維埃選舉的群體性共產黨組織進行偽裝的寡頭政體」，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西方歷史的寡頭政體，也讓人想起「寡頭政治鐵律」，此鐵律最先由義大利政治學家R.米歇爾斯提出。該原理認為：『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於選民、被委託者對於委託者、代表對於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米歇爾斯發現，即使強烈信奉社會民主原則的社會主義政黨也難逃走向寡頭統治的命運。寡頭統治是任何試圖實現集體行動的組織的必然結果，是任何有著良好願望的人們無法改變的「鐵律」。這個鐵律的基本標誌就是：所有的社會活動都要求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必須由少數人充當領導。領導必然發號施令，不僅歷來如此，以後也會如此。這種鐵律再一次在蘇聯得到驗證。蘇聯號稱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當家作主的方式通過蘇聯的議會(蘇維埃)起作用，可實際上蘇聯人民只有被民主的份，他們對於國家大事沒有任何的決定權，甚至監督權、罷免權也是形同虛設，憲法規定的權利也就是一張紙憲法，那種憲法蘇聯領導人從來是不當真的，不過，憲法有時也會變成打壓政敵的一種手段。蘇聯共產黨人統治的方法是原始的統治方法，就是如作者所說「寡頭政體」或「寡頭政治」。他們往往在官員的花園裡進行決策，被蘇聯人諷刺為「花園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四個部門的領導人手中，這四個部門是：老廣場——蘇共中央機關、克里姆林宮——蘇聯部長會議、盧比揚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阿爾巴特區——蘇聯國防部。蘇聯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國內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種觀點是沒有發展經濟是根本原因;第二種觀點是國家領導人在關鍵時刻錯誤決策是根本原因;第三種觀點認為是西方和平演變;第四種觀點就是蘇聯共產黨官員的腐敗，還有觀點就是前四種觀點的結合了。但作者主要把原因放在蘇聯的國內上。他認為蘇聯失敗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在戰後蘇聯歷史舞台上，主要登場人物的數量大概超不過3000人。正是這些人成為蘇聯政權的體現者，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互相依靠，互為利用。在這些人當中和這些人之外，表面上幹部任命是由黨來完成，但實際上必須經過相關部門同意。寡頭政體是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組織。有了組織，有了系統，才能使這個政體運轉起來。這種政體「必須兼顧官員的相互利害關係，相互關係的鏈條一旦斷裂，官員的仕途就此結束。」但是，這種政體本身就暴露不足和缺欠，基本上有兩個標誌的問題：蘇聯政權組織所特有的權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獨尊導致出現眾所周知的管理問題和人下面來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於做出決策。第二，政黨寡頭。蘇聯這種「寡頭政體」採取的卻是民主政治形式。民主形式被內容所取代，被寡頭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權力分立且互相制約，任何權力都有其權力的性質和用權的界線，權力由憲法來規定。但是蘇維埃制度里執行權、立法權和司法權是不可分割的，從本質上講這三種權力是「掩飾權力精英大權獨攬的屏風」，最高權力環節擁有頒布法律、領導執行權力和監督法律執行情況的全部權力，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後稱蘇聯部長會議)和人民委員會議(後稱最高蘇維埃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職能在很多情況下重疊，這兩都既擁有立法權，又擁有執行權力，執行權力干預了司法機關工作，代替了司法機關。而且對重大政治案件的判決，事先要經過國家領導人的批准。第三，政黨專制。政黨蘇維埃最重要的制度特徵是國家制度是靠政治組織起來的，這個政治組織就是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是這一制度的核心，並在1975年靠憲法固定下來。蘇聯共產黨不允許黨外有黨，不允許黨內有派。蘇聯共產黨控制黨員和基層群眾的思想並監督他們。在蘇聯，要想步步高升，必須加入共產黨，高學歷和黨籍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必備條件，國家的重要領導部門必須是黨員，如司法、外交、國家安全委員會、軍隊里的軍官、工業部門、地方權力機關的高級管理職務等。這是一個龐大的政治「金字塔」，寡頭政治的大佬們認為這種政治「金字塔」會保證蘇聯共產黨的政權萬壽無疆，卻從來沒有想過「金字塔」會從內部坍塌。蘇聯共產黨因此擁有了無限的權力，導致了社會結構政治化，導致了行業利益、生產利益、車間利益、階層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等，這些具體的利益會不可避免地與「全黨」利益相碰撞，相衝突。知識分子入黨引起了黨內的抗議行動，知識分子的多元政治思想使傳統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危機。第四，政黨分裂。更為重要的是黨內高層也產生了分裂。在分裂的過程中最高層離人民越來越遠，人民由於思想的多元化而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思想大拒絕，在對思想大拒絕的過程中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危機，巨大危機意味著：「所有的人都反對當局」。最後是蘇聯解體了，「蘇聯垮台的多幕悲劇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震動」。悲劇沒有造成暴力衝突，沒有流血，在關鍵時刻軍人沒有向蘇聯的人民開槍。蘇聯在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5日停止存在。一個巨型國家，在瞬間成了歷史。以黨代政，政黨寡頭專制，是蘇聯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這個經驗教訓必須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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