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依然攥在美國人手中的牌，最擔心中國全方位崛起

實力成長決定國家行為空間，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　　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　　本文為瞭望智庫特約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日前，美國主導的西方七國（G7）首腦會議在日本三重縣伊勢志摩召開。　　二戰結束以來的70餘年間，美國儘管在經濟領域的主導權受到過歐洲和日本的挑戰，但整體而言，憑藉其超強的國家綜合競爭力還是較為穩固地把持著由其主導設計的國際經濟秩序，包括40多年前建立的G7機制。　　然而，形勢已經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1　　G7：依然攥在美國人手中的一張牌　　G7誕生40餘年來，其存在的價值主要是致力於維護主要發達國家的利益。但是，說G7完全是一個充滿狹隘集團利益的自私平台，也有失公允。畢竟其在促進全球化、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反恐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領域發揮了一定作用。因此，G7的存在與發展客觀上確實有助於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協作與全球治理機制的構建。　　可以說，G7是因應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國際擔保力量出現真空的一種機制化填補，是用力過度的美國，通過機制化的集團體系掌控全球政經與安全秩序的制度安排。當然，在這個集團裡面，美國不得不把一小部分權力讓給盟國。　　在蘇聯解體之前，其無疑是橫亘在G7面前的一堵高牆。而蘇聯在1991的解體，成就了美國的唯一超強地位。世人應該記得，1990年前後，原蘇東集團諸國全面轉向市場經濟，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令美籍日裔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一時認為「歷史終結了」。　　作為對蘇聯解體的另類獎賞，G7邀請俄羅斯加入討論國際政經與安全議題，但在核心議題上，俄羅斯依然被關在門外。所謂的G8，其實有名無實。尤其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俄羅斯和G7的矛盾變得愈發不可調和，於是在2014年6月4日召開的G7布魯塞爾峰會上，俄羅斯乾脆被踢出峰會。　　但誰也不能低估斯拉夫民族的另類強悍，普京去年9月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果斷出手，以及隨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進展，算是在戰略上有效回擊了西方對俄羅斯的擠壓。　　G7內部也非鐵板一塊。對G7領袖美國而言，其對盟國的定位是幫助美國分擔國際義務的重量級配角，但決不能挑戰美國的王座地位。　　世人注意到，坐擁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地位的日本，曾於上世紀80年代試圖挑戰美國的超級經濟強國地位，但一紙「廣場協議」最終摧垮了日本的金融雄心；誕生於世紀之交的歐元本有資格充當美元制衡者的角色，但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歐洲大概沒有想到，美國只是聰明地發動了一場規模並不大的科索沃戰爭，就使歐元跌宕起伏。　　一句話，美國根本不希望G7其他成員國脫離自己的控制，一旦出現這種苗頭，美國肯定會運用各種力量工具進行打壓。就在G7峰會召開之前，美國財長雅各布·盧警告日本不要干預匯率。早前，美國甚至將日本列入匯率政策「監視名單」中，以防止日本做出令美國意外的事。　　但無論美國如何強勢，走下坡路已成事實，美國腳底下的土壤似乎越來越軟。　　2　　美國的自我修復與慣性張力　　這是一個全球擔保人體系醞釀裂變的時代，過程當很痛苦，結果亦難預知。　　但這肯定不是作為既有經濟體系唯一擔保人的美國願意看到的，儘管美國也知道，自身地位短期內無人能夠撼動。　　美國真的陷入帝國衰落期了嗎？這是包括奧巴馬、希拉里抑或特朗普在內的政治人物以及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等資深戰略家們一直犯嘀咕的高難度命題。　　儘管內心糾結，即將告別八年任期的奧巴馬仍不停對精英和民眾喊話：美國還可領導世界100年。　　真實世界的未來100年格局演變究竟會否兌現，恐怕再有才華的專家也不能給出肯定答案。只是，在這個政治家凋零、政客泛濫的時代，政治領導人的信用尤其是其說話的邊際影響力早已大不如前，沒有多少人會真正記牢這種喊話式宣傳。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國已經稱霸世界70餘載，而從近現代史300餘年來的帝國演變生命周期來看，能夠撐足100年已殊為不易。　　遙想當年強大到寂寞的大英帝國，是何等的權傾世界，再看看今日退居英倫三島的二流大國現狀，只能說，帝國雄心敵不過趨勢變遷。今天，英國吵著鬧著要脫離歐盟，既是英國人精明處世的慣性表演，或許還有博取關注的內在因素。　　相較之下，美國依然是超級強權，但其畢竟不是天外來客，它究竟能否在22世紀繼續統領世界，這恐怕是比預測誰能在22世紀初稱霸世界足壇難度大得多的命題。　　那個時候，G7會否早已成為歷史記憶，估計已不重要。　　所謂趨勢變遷往往夾雜著可怕的不確定性，偏偏美國人對趨勢變遷一向極為敏感。　　差不多已成為政治家活化石的布熱津斯基早在幾年前就擔心，美國會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級大國地位，而金融直覺高度敏感的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則不時警告，如果美國一再犯錯，其作為全球體系擔保人的角色難免不保。同樣，被視為高盛幫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財長保爾森，這些年來為了保住美國的首席金融強國地位，也可謂殫精竭慮。　　體系變遷往往是由一系列的事件引起的，無論是300多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還是後來的維也納體系，抑或二戰後建立的雅爾塔體系乃至今天被部分西方學者稱作的新維多利亞體系，莫不如此。　　當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產進而引爆這場迄今仍餘毒難消的金融危機之後，伴隨著美元體系被炸開的一個哪怕是看起來很小但如今差不多彌合的裂口，伴隨著美國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出台以及最近幾年開始的強勢美元周期，世人看到的是一個力量使用明顯過度的帝國，為了維護核心利益而不斷調整金融工具組合。　　不過，誰也不能低估帝國的自我修復能力與慣性張力，掌握著核心金融信息與全球資產定價權的美國，依然具有在短期內啟動全球財富大挪移的能力，依然可以讓人民幣和盧布跌宕起伏。這不，缺乏金融資本力的俄羅斯，最近幾年裡財富面臨持續失血，逼迫普京只能通過戰爭手段守住國家經濟與安全底線。　　3　　未來30年，實力決定國際空間　　包括美國在內的G7最為擔心的還是中國全方位的崛起。　　二戰結束以來的70餘年間，美國儘管在經濟領域的主導權受到過歐洲和日本的挑戰，但整體而言憑藉其超強的國家綜合競爭力還是較為穩固地把持著由其主導設計的國際經濟秩序。　　不過，與70年前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的經濟地位相比，如今美國的經濟實力呈相對下降態勢，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已從70年前佔據世界45%的份額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中國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　　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一旦後起的工業化國家基本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新興大國們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局限於對既有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小修小補，而是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從這個意義上說，2014年7月，在巴西東北部海港城市福塔萊薩，由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來自亞歐和非拉等五個最具實力的新興經濟體共同出資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宣告成立，在戰後國際金融秩序變遷史中將具有很強的指標意義。　　儘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100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以及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基金在美國眼裡，並非特別重大數目。而西方媒體在擔心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可能動搖美國經濟霸權的同時，亦不忘唱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前景，認為其無法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金磚集團意欲重建國際秩序，說易行難。　　在最注重全球經濟競爭與趨勢變遷的美國看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成立，尤其是去年7月21日在上海正式開業，表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並不願意被長期鎖定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框架內。　　換句話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已經有能力向國際社會提供金融公共產品，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工業革命以來長期處於弱勢參與主體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向既有國際金融體系發出的最具震撼意義的信號。　　眾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體系的最後擔保人依然是美國，而其保持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顯而易見的機制化霸權體系之外，其背後蘊藏的則是美國直到今天依然獨有的一項特殊優勢，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與打擊體系、柔性商業干預和無形的金融控制體系。　　換言之，美國自1944年以來所扮演的全球經濟體系最後擔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兩個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蘊含的是對高科技領先優勢的長期把持，後者則是強大製造業、全球貿易高邊疆和金融定價權的有效整合。　　因此，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的體系化存在，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綜合競爭領域存在某些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　　實力成長決定國家行為空間，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　　以金磚銀行、亞投行為代表的跨區域制度安排，標誌著主要新興經濟體通過主動創設並拓展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台，以國際共識、對話機制和多邊協議消除分歧，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從共享中獲取利益，在積極提升既有全球經濟分工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在嘗試參與承擔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擔保人的角色。　　這個時間跨度，大約需要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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