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 ：重新開眼看日本

近代以來，日本出於種種目的，總是將中國擺在顯微鏡下反覆研究解剖，日積月累，把我們琢磨得日漸深入透徹――而其「長處」尤其表現在善於「從中國的內部(亂)出發了解中國」。但相對而言，中國對於日本的琢磨和了解，還遠遠達不到這個程度。古人常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中國經常吃日本的虧，恰恰就是由於對於日本研究了解不夠所致。因此，重新認識日本，重新開眼看日本，或者說大一點――建立我們自己的日本觀，的確乃今日中國當務之急。

如何建立當代中國的日本觀？那首先就必須像孫行者鑽到鐵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樣，從對象的內部去了解、認識它，在這一點上，我們恰恰不能指望日本人。因為當我們說日本右翼不肯正視、反省其歷史的陰暗的時候，我們自己其實也對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其中哪些是「陰暗面」不甚了了。於是，日本的「不反省歷史」與我們的「不了解日本歷史」相遇，而構成了難以克服的死結。這種死結也只有通過中國對於日本的「內在研究」才能得到逐步解決。而這些所謂「內部研究」的課題包括：從日本歷史上看，它自身內部的基本矛盾何在？這種矛盾如何鑄造了日本的傳統？今天的日本社會內部又面臨著何種基本矛盾？這些矛盾的基本走向和可能性的後果怎樣？――我認為只有這樣互相「摸底」式的研究，才真正有利於我們判斷形勢。

沿著這一思路來看日本問題，我覺得我們就能比較好的認識到：一，從歷史上看，正是因為日本內部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與中國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國文化的日本，必然的走上了與中國南轅北轍的道路。二，我們因此也可以說：日本自近代以來之所以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其實首先乃是為緩解和轉嫁其內部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使然。即對外侵略，也首先是由於其國內問題所決定、促發的。三，所謂外因不過是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基礎，其實也就是說：今天的日本如何處理和應對其內部的社會經濟矛盾，實際上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日關係的走向，中日之間問題的說到底，關鍵還是要看日本朋友們自我控制和治理內部危機的能力如何。

一， 日本古代的軍事貴族封建制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習以為常的認為：古代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模仿照搬了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得出了古代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的結論。――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甚至是些有害而長期得不到糾正的空話。

例如我們說：日本制度文明起源於「大化改新」引進大唐制度文明，這說法或許大致上還算「靠譜」，但是，如果進一步說大唐文明在日本源遠流長，甚至說日本比中土更好的保存了大唐文明，這恐怕就近乎是無稽之談了。

因為事實上是，唐朝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而且就很快被撲滅並崩潰了。在漫長的日本古代，統治日本的，主要乃是特殊的「幕府－大名－武士」聯合執政的軍事貴族制度，這種封建軍閥統治的制度形式，其實是日本的獨創。如果說類似，古代日本最多有些類似於中國的魏晉南北朝和三國演義時代的情況。所以，若非要強調影響的話，那麼也許應該說大唐文明在東瀛不過曇花一現，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國隋唐之前的「亂世」，而且綿延千年，直到明治維新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衝擊誘導下，日本才形成了近代融君主立憲與軍國主義合一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

從日本自身的歷史來看，日本輝煌而短暫的引進中國大唐制度的時期，其實到了「奈良時代」（時間上大致與中國的唐代相仿）就大致上終結了。而奈良時代主要從中土大唐引進的是兩個東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並頒布了「大寶律令」；另外一個其實就是佛教的傳入和隆盛。但是，這兩個引進的東西一開始在日本社會內部就嚴重「水土不服」，陷入到劇烈的互相衝突、尖銳鬥爭。其實也正是它們之間的衝突，才導致了日本歷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公元764年許，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滿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轉而任用她十分寵愛的道鏡禪師擔任太政大臣，主理國政，藤原氏皇親貴族集團隨即被鎮壓，這一事件從而開啟了日本歷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時代的終結其實就是與這種貴族官僚－佛教僧侶之間的劇烈衝突有關。而隨後的「平安朝時代「（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唐宋之間），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從奈良遷都於京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擺脫佛教僧侶對於奈良政權的控制。這就是為什麼――「平安朝時代」是以原來被和尚們鎮壓的藤原氏皇親貴族復辟，及皇親對於政治的控制達到高潮為標誌的。

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日本平安朝時代藤原家族的攝政，其實就是典型的「外戚專政」――也就是說藤原氏相當於漢之霍光與王莽，但是，這裡還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點：中國歷史上少數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統治非常短暫，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統治卻長達一個多世紀，而且這種外戚專權還被充分地「制度化」了，這就指藤原家族創立的「攝關家」制度。根據這種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養，天皇的舅舅、義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長――例如：其中藤原道長一人就將這三個角色集於一身，這位外戚貴族大權獨攬，他一個人「攝政」就長達52年之久。

「攝關家」制度自然導致了天皇與外戚的衝突，而恰恰又是天皇與外戚的長期尖銳衝突，最終才使得軍事貴族集團崛起和寺院勢力復活，它最終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時代確立的、類似於中國的「文官制度」――而日本歷史的主角：軍事貴族集團――這個時候終於「浮出了歷史地表」。

平安朝後期，天皇與外戚為了鞏固自身，都力圖藉助軍事貴族的力量在權力博弈中取勝，而雙方衝突的結果卻是：天皇和外戚在長期的衝突中兩敗俱傷，而被雙方拉攏、利用的軍事貴族集團卻在衝突中得利、脫穎而出。平安朝後期，以太政大臣和「攝關家」面目出現的文官官僚制度被軍事貴族集團所摧毀，而天皇隨後被徹底虛位，――實際上等於被軟禁於京都，而日本的政權從此被一個極其強大的政治勢力所壟斷，這就是平安朝後期「軍事貴族集團」崛起的歷史根源。

隨著這一勢力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遷到了廉倉。而「廉倉時代」，其實才是日本古代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朝代，因為它的確立，標誌著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制度：「幕府制度」的開始。

那麼，什麼是幕府制度呢？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第一代廉倉幕府源賴家族（源氏），其實最類似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魏，但是又非常的不同。源氏創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點是：它是由中央軍事貴族集團「幕府」，地方軍事貴族集團「守護」（後來的「大名」）以及「守護家臣」（「武士」），這三股勢力構成的「三足鼎立」的相對平衡的統治結構――雖然幕府制度後來不斷有所變化，但這卻就是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的日本古代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它也就是今天日本人一般所理解的「日本古代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於最早的幕府制度很像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我猜想這大約就是日本人特別喜歡看《三國志》的原因之一，不過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三國演義」的時代無論如何都是「亂世」，曹操這個白臉基本上代表著中國歷史的「逆流」，而對於日本而言，幕府卻簡直就是人間正道和正史，是最正常健康的社會形態。

由於制度史開始較晚，所以日本不知堯舜、無論秦漢、只曉得魏晉，乃是非常自然的。與其說大唐制度影響了日本，倒不如說「曹操」才是日本古代政治的偶像――從日本的角度看，曹操就是創造了歷史的英雄。――而白臉曹操們代替堯舜成了創造歷史的聖人，這種理解歷史的方式對中國人而言可能就是匪夷所思的。

由此可見，由於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揚鑣了，所以對於歷史的不同理解，其實從遙遠的古代就已經鑄成了。

廉倉時代其實也是日本與中土關係的一個轉折。由於蒙古入主中原，所以廉倉幕府斷絕了與中土的關係，並成功地在海上藉助「神風」的力量，抵抗了無堅不摧的蒙古鐵騎。擊敗蒙古極大地增加了新興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國」的童話從此得以流行。只是――當蒙古的威脅不在的時候，日本內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間的矛盾卻尖銳地展開了。而三個軍閥一台戲，幕府－大名－武士這三股軍閥勢力之間的這台「武戲」，長演不衰，從此主導了日本的政治歷史舞台。

1333年許，掌握軍權的地方軍閥（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討伐「天皇叛亂」（當時的醍醐天皇妄圖「複位」慘遭失敗，被幕府流放到歧隱小島，而他卻如拿破崙一般成功從島上逃脫），在討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將軍效法北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突然調轉矛頭，對廉倉幕府反戈一擊，殺回廉倉，摧毀了廉倉幕府，進而在京都挾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導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時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亂世，但卻是文化經濟上的「盛世」。一方面，圍繞著後醍醐天皇的名義上的任命，日本南北兩個朝廷同時存在，並分別聲稱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時分裂為「南北朝」，進入到所謂的「戰國時代」；不過另一方面，雖然這個時代政治上一塌糊塗，地方勢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稱為「下克上」的時代，但城市和商人階層卻與地方勢力同時發達起來。隨著日本與中國明朝關係的恢復，中國的貨幣「永樂錢」傳入日本，日本從此進入了貨幣經濟時代，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組織「座」（如今東京的「銀座」即根源於此）和貿易場所「市」，也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興盛。亂世的風氣往往是奢靡（如中國之六朝），而作為「亂世的哲學與美學」――室町幕府的統治階級以禪宗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足利尊家族作為文化愛好者，推動了能樂、和歌和繪畫藝術的發展，特別是在造園方面成就卓著――著名的京都金閣寺和銀閣寺，也都出自這個時代的禪宗和尚之手。

室町幕府的附庸風雅助長了社會上層的奢靡之風，室町後期的大肆興建銀閣寺，更加重了社會經濟負擔，導致了內戰加劇和四處造反。在戰亂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壞，而戰亂的最終結果依然是，三個主要的地方軍閥（「守護」）：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過戰爭統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為主體的第三代幕府政權，這一次才最終使得日本從中世紀的戰亂中得以走出。這個幕府政權以兩個盛產武士的地區為標誌，被稱為「安土－桃山時代」。

如果說廉倉時代是中央幕府獨大的政權，室町時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權，那麼安土桃山時代則是以武士為統治基礎的政權。作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權，安土桃山時代是「武士」的權利得到充分發揮的時代。其主要標誌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為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在這個時代，武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有他固定的據所――城堡。而武士同時還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過一種特殊的儀式將自己與外界隔絕開來，並完成自我修養――這就是茶室和「茶道」――作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識形態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徵，日本的「茶道」就是這樣產生的。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還格外強調「忠」的培養，不過，忠的思想雖然與儒教有關，但是這裡的「忠」只是對於「主人」的忠，換句話說，儒教的諸範疇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禪宗那樣儀式化，也不能如佛教與神道結合而普遍化――這是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重大不同。從這個角度說，今天的學者一般地認為歷史上的日本屬於「儒教文明圈」――這樣的的說法其實同樣大可懷疑。

到此我們可以初步對中國古代制度和日本作一個比較：隋代以降，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的主體主要是文官官僚制度，而日本古代社會的政治主體卻主要是以幕府為標誌的軍事貴族集團，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古代中國與日本在社會性質、結構根本上的不同。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社會矛盾，主要是在皇權－士大夫官僚－農民的基本結構中展開的，而日本古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卻是在「幕府」中央與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間展開的。同時，相對於古代中國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時代（794－1185，相當於北宋時代）就完全被架空，成為被拋棄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純粹擺設，而日本庶民（農民）被稱為「穢多」――地位則遠比中國的農民低下。總之，中國古代之所以長期創造出人類最偉大的文明，是由於社會的長期穩定，而社會的穩定則與隋以來的社會制度的先進性密切相關。這一點與日本古代社會軍事貴族支配的戰亂頻仍非常不同。

儘管日本的歷史並不長，但是，正像時刻處在地震、颱風、火山和海嘯的顛簸中的特定地理位置一樣――日本的千年史也是一部急遽動蕩的歷史。

觀察古代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其實也有助於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制度，尤其是理解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中的核心作用。因為歷史上日本雖然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國，所謂中國文明深刻影響了日本，甚至將其納入漢字文化圈――然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卻是：古代中國制度的基石――皇權與文官官僚制度聯合治理的政治結構――卻從未在日本真正形成過。特別是，中國古代制度的核心「科舉制度」，也從來沒有在日本確立、成功引進過。而離開了科舉制度來臆測中國與日本古代社會的相同或者相似，我認為幾乎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而這個問題中其實蘊涵著中日古代制度的重要分野。

1980年代以來，一些中國學者從一種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目的論」出發，認為唐以來的中華帝國模式就是簡單的皇權「大一統」，它徹底終結了封建制度，從而使得中國社會不能按照西歐和日本的方式，――或者說是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順利地從「軍事封建制度」過度到「資本主義」，因此，軍事封建制度或者以地方分裂為特徵的軍事貴族制度（藩鎮制度）在中國的「早夭」，恰恰是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難產」的根本原因。

這些思考的弱點卻是：往往著重於「一根筋」式的推理，推理遠大於對於事實的描述和梳理。特別是：當不加反思地將地中海和日本島國的中世紀制度作為人間的「唯一正道」（其中蘊涵著地中海、日本式的城邦軍事貴族制度產生資本主義，此乃社會歷史規律的先定判斷），或者當著無視人類社會制度的多樣性，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多種歷史條件、其偶然性和多樣的可能性的時候――因此，無論其思考多麼真誠努力，當以「古代中國人為什麼不是日本人或者地中海人」為思考的出發點時，這種「一根筋」的苦苦追問本身，也許註定是徒勞和沒有答案的。

而與某些當代中國學者類似――近代以來，日本許多學者其實也在天真或者裝天真地追問：中國為什麼不是日本？這種追問最後導致了一種日本式的盲目自大的獨斷論，根據這樣的獨斷，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唐宋之外的其他中國王朝，都不是、或不能代表「中國」，而只有島國日本才代表中國和亞洲文明精髓――恰恰是這種「天真的追問」，在昭和時代終於發展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

1920年代，當面對著日本國內「中國為什麼不是日本」的天真問題的時候，日本現代著名的思想家小林秀雄在其名著《樣樣的意匠》中曾經這樣寫到：「正如馬克思說過的：『每個人所能夠面對的唯一問題，其實只是他自己的問題』。――其實這也就是他的『宿命』。而馬克思和巴爾扎克――兩個人不過是各自擁有不同的宿命而已。」

小林秀雄進一步解釋說：人抱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可能成了科學家、也可能當了兵，還可能作了小說家，但是，每個人最終也不可能成為『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物，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正如雲製造了雨，雨又製造了雲彩一樣，環境創造人，人又創造環境，我所謂宿命，也就是這種辨證的循環。」

中國人與日本人，儘管看起來有點相似，而實際上，自古以來，其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卻有著天壤之別。而他們則分別是自己歷史、文化和制度的產物。歷史的幽靈或者「宿命」，決定和影響著人們現實中的關係和交往方式――而只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這一點、並把它當作思考和行動的前提的時候，我們才能考慮去了解對方。因為盲目的「求同」――無論是從「中國的標準」出發還是從「日本的標準」來要求，給現實帶來的只能是災難和進一步的誤解。

二， 從「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

1840年鴉片戰爭中中國的「失敗」，1868年「明治維新」的「成功」，划出了近代中國與日本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經濟落後又不思進取的中國，一面是主動向西洋開放，致力於發展現代經濟和政治的開明的日本。――這實際上已經成為現代世界中國和日本「認識」的不證自明的前提，我們今天各種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想像，基本上是以這個前提為基礎的。

不過，此類敘述卻完全是想當然的、非歷史的。

首先――根據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麥迪遜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統計，1830年中國經濟的總量佔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不但是日本從來不能和不敢想像的，它也超過了現在美國經濟佔世界25％的水平，說白了這是至今無可匹敵的經濟總量的世界紀錄。

但是，1840年中國卻被經濟總量不及自身九分之一的英國打敗了。――而且更為可悲的是，當1895年中國甲午戰敗，割地賠款之後，大清的經濟總量依然還是日本的7倍。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當然不是什麼「窮了、落後了幾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別勤勞特別富裕、人種優秀的「神國」。真正的事實恰恰相反：是中國富了、先進了幾千年，形勢只是在最近不到100年的區間才突然急轉直下，中國由巨富而挨打遭搶，由挨搶被打才墮入貧困，而日本則是在赤手空拳的封建軍閥率領下，突然一夜暴富――而這就是19世紀到20世紀大體的歷史真相。

實際上，一般而言，所謂殺富濟貧乃歷史規律，這一句其實勝過冠冕堂皇的千言萬語。當然，值得搶的都是富人，像阿Q吃飽了撐的搶王胡的虱子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是很少發生的。今天有人說21世紀才是中國的世紀，其實按照麥迪遜的說法，那還不如說19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難道這還不是咱們的「世紀」嗎？那時的中國恐怕是真富。――只是，如今國人雖說與祖宗一樣各個勤勞，人人都想致富，但是卻很少去想富了以後咋辦――其實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向來是致富比較有辦法，致富之後能想到的也不過就是腐敗而已，至於說到明火執仗、殺人越貨――這恐怕就一直不是中國的長項。而這恰恰是中國倒霉的一個真正重要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說，19世紀偏偏就不是你中國的世紀。因為19世紀開始了殺富濟貧的現代歷史，說白了也就是明火執仗的「明搶」的歷史，可以肯定的說：如果今天的中國還是把致富當作唯一的目標，把腐敗當作人生之至樂，那麼21世紀必然還不是中國的世紀。

19世紀開始的互相搶劫，首先就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搶，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明搶――19世紀世界上主流的意識形態就叫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而當時世界上誰最富又最缺民族主義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咱們中國。

所以，大清不是簡單的缺少財富和經濟落後，恰恰相反，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強。而強搶同音――即大清因為太富，而缺乏搶的動力。在乾隆之後，天下承平日久，人間一派腐敗景象。富與腐敗的腐也是同音――本來有些「搶的光榮傳統」的滿蒙騎士，也大都腐敗、退化為閨房裡的雄鳥了。

而19世紀初歐洲最窮而又最不老實的（老百姓所謂滾刀肉）一個，就是英國了。除了褲子和菜刀它一無所有，英國是在歐洲是搶不到東西的王胡，所以才不得不到亞洲去搶。結果首先被英國綁了票的是陷入內亂的印度，――印度是英國由赤貧到小康的第一張餡餅。然後，正如貢德 弗蘭克所指出的：英國又通過免費的北美白銀，通過與中國的貿易，才勉強從世界經濟列車的末流乘客，混進了二等車箱。

至於亞洲的日本，當時不但絕不是什麼闊主兒，套用小平同志的話，那才真是「窮了幾千年了」。以至於在「最大的強盜英吉利和法蘭西」（這是雨果的話）眼裡，日本不過就是個不入流的阿Q王胡，而真正有錢的趙太爺在它的西邊――那就是中國。所以19世紀歷史的實情是：西方列強不是不想搶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當時的列強如對待中國那樣興師動眾去搶――「值得一搶」這當然是需要資格的，何況現代意義上的一國搶一國，比傳統的綁票等「恐怖活動」那要費事的多。

而這是西方列強對待中國和日本的態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歷史的夾縫裡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外在根據。與對中國的窮凶極惡相比，1862年英國對於當時的江戶幕府，就表現得格外仁慈：它允許江戶幕府將開港貿易的時間推遲到1868年，隨後俄、法、荷蘭立即跟進，也一致同意日本延遲開埠直到1868年。而這裡的所謂「仁慈」其實不過是順水人情――說白了無非是列強們對一頭皮包骨頭的瘦豬興趣不高。最明確的事實是，近代日本不但沒有像大清一般與英國在海上陸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沒有被八個最大的強盜聯合打劫的經歷――它最多不過是被列強口頭上嚇唬了一下而已。

在明搶即公理的近代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運，其實就在於它始終不是「被搶」的主要目標和對象，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夠實行明治維新，並隨後具備了跟著列強去搶劫的資格，也不是因為日本特別善於見賢思齊，而是由於列強的縱容、利用和照應――說不好聽就是「蔑視」（據說現代日本的「恩公」麥克阿瑟下課，老麥離開日本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這個國家的普遍智商相當於12歲」）。在他們眼裡：資源十分貧乏的日本，可搶性幾乎等於零蛋，與其去興師動眾搶它，還不如讓它去幫助拎包袱更符合代價－收益原則。

因此，為什麼日本成功進行了維新，而中國的維新卻反覆失敗呢？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從人種上找原因，因為這首先是兩者在列強環伺的19世界的處境完全不同，所謂「西方衝擊」，這在日本與中國也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為實際上，列強並沒有真正在武力上打擊日本，甚至二戰之前外國軍隊從來沒有開進過日本本土（儘管列強不是沒有這樣的「能力」）。而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還是毛澤東說得：自近代以來，中國就一直以西方為師，但是我們一直困惑的是：老師為什麼總是打學生呢？於是，在先進的中國人中，困惑才發展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覺悟」。

從所謂「內因」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向來被稱為是推翻和廢除幕府制度的社會大革命，標誌著日本傳統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但是，這樣的說法雖然表面看起來有點道理，其實卻更多的掩蓋了明治維新的實質。――因為首先，所有的社會制度，實際上都不可能被連根拔除，所謂「根本改變」因此其實都是說說而已。明治維新當然是以「倒幕」為旗幟，但是實際上，維新所形成的明治政府，其實還是更像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幕府」，只不過是「幕府」頭目換成了天皇，「大名」或守護換成了維新派人士，而「武士」換成了現代日本軍隊罷了。

所以真正準確的說法其實是：明治維新標誌著日本「傳統的」幕府制度，向「現代幕府制度」的轉化。――至於它還叫不叫「幕府」，那某種程度上是個語言或者翻譯問題，其實並不是關鍵和實質。

19世紀60年代，西方的衝擊使得日本原有的幕府制度陷入了危機，聰明圓滑的最後一任江戶幕府，由於力圖協調國內外的矛盾和衝擊，但卻更為深刻地陷入了這些矛盾之中。一方面，江戶幕府壟斷了與英國的貿易，並從中漁利，而另一方面，它又鼓勵地方大名反抗洋夷，以此在洋人、大名、武士和天皇之間尋找平衡。但是，事實上江戶幕府卻恰恰被自己的自作聰明推向了滅亡。

首先，江戶幕府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經營才能和駕馭經濟的能力，――與在對英貿易中賺盡了便宜的中國「廣州公行」完全不同（後者生意上的成功，最後迫使英國不得不採用鴉片加大炮來開路），江戶幕府卻完全沒有做生意的才能，它壟斷的對英貿易的成績頗不理想，而貿易的逆差，則極大地威脅了日本經濟，加劇了本來就不富裕的日本社會的貧困，尤其是嚴重損害了下層武士的生活，從而使得日益貧困的武士成為強烈的排外主義者和反幕府的根本力量。

其次，江戶幕府鼓勵地方大名擁地自保，對抗洋人，這就不得不放權給地方大名，從而導致了薩摩和長州等地方大名勢力的膨脹，弱化了幕府的控制力量。實際上，大名的領地隨之迅速成為倒幕運動的策源地。

第三，1860年代，洋人們甚至也開始對江戶幕府的的反覆無常的兩面派作風日益不耐煩，即開始懷疑它是否是個可以打交道的對象。而對於日益喪失生活利益的武士來說，幕府就是出賣日本利益的叛徒，根本不足以代表日本。――江戶幕府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由誰來代表日本」，才成為社會危機的突破口。

在推翻－幕府的倒幕運動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處於日本邊緣的兩個大名――薩摩（今鹿兒島）藩和長州（今山口縣）藩，因為他們有錢有勢有地盤。但是，最早提出徹底廢除幕府制度，而以天皇制度取而代之的，並不是地方大名，而是下層武士。推翻幕府有利於大名、武士雙方的地位提升，所以憑這一點他們就足以聯合起來。當討幕派的下層武士聚積在天皇在京都的住所，要求「王政復古」的時候，長州和薩摩藩加入到倒幕運動中來，協助推翻了江戶幕府，將天皇從京都迎到江戶，改江戶為東京，開始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而這時距天皇被虛位為生不如死的京都木偶，時光已長達千年了。

但是，這一次，明治天皇卻汲取了歷朝歷代被當作冷豬肉掛起來的深刻而慘痛的歷史教訓，而且，他已經準備好了反過來挾制軍事貴族集團和武士的強有力的武器。不用說――這當然就是西方列強。於是，天皇複位之後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承認了江戶幕府不敢承認的不平等條約，響亮地喊出了「西化」的口號，以換取西方列強對天皇制度的強有力的支持。正像他的孫子昭和天皇在二戰後積極主動地將沖繩送給美軍當軍事基地，以換取美國保護他的皇位一樣――天皇通過死心塌地地當世界霸權的走狗，以保住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這一伎倆，其實才是明治天皇超越了歷代天皇的最偉大發明。

這實際上也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實質。

所以，天皇在明治維新之後選擇「兩藩」而不是為其複位立下汗馬功勞的武士作為合作夥伴是必然的。「兩藩」（薩摩、長州）作為軍事貴族集團，他們對於西洋的「船堅炮利」和近代軍事制度，有著軍人的天然敏感和震驚。――何況，「強權即公理」，這本來就是日本歷史上所有軍事貴族集團的根本價值觀念。即只要他比我強，就應該跟著他當奴才，只要你比我弱，那就應該騎在你頭上。這就是為什麼，兩藩積極地支持了天皇柔軟身段，向列強屈服的行為，而當不識時務的下層武士發現他們原來是被天皇欺騙了，再次發動起義的時候，他們卻立即遭到了天皇和兩藩嚴酷的鎮壓。

這也就是為什麼：明治制度的主要制訂者都來自鹿兒島（薩摩藩）與山口縣（長州藩），即來自兩藩及其子弟。一般而言，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主要來自長州藩，而經濟財政政策的制定者如松方正義、西園寺公望等主要來自薩摩藩。階級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所謂「日本維新之父」和「啟蒙先驅」所制訂的一切現代化方案中，無不滲透著深刻的以強凌弱、強權即公理的思想――從「脫亞論」到「征韓論」，從「富國強兵」，「八荒一御」無不如此。這一切都表明，所謂明治維新的「新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披著西洋和現代化外衣的、日本固有的「軍事貴族意識形態」的再表述罷了。

於是，正是在明治政府西方列強的寬大、縱容和利用下，在一個改頭換面的軍事貴族集團的指揮下，日本在短短的時間內，以軍事暴力的手段吞併了朝鮮、中國台灣，發動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擠入世界列強，順利地跟上了「明搶」的世界潮流。――而這一切其實都是基於一個基本的事實：所謂「強權即公理」其實是整個19世紀的世界潮流，而徹頭徹尾的以強凌弱則是這個「亂世」的基本法則――而這一點，恰恰與日本歷史上幕府的價值觀念和政治構想沒有什麼根本的矛盾。

但是，明治維新在「現代化」和「富強」的意義上，卻長期地被充分美化了，以至於它從日本的現代史中被孤立地脫離出來，而受到不加分析的謳歌。而且這絕不僅僅是說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歷史，而是說：在所謂「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主導下，整個19世紀以來的殘暴的歷史從來沒有被反思過。在這個意義上，美化和拒絕反思日本近代歷史的，當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詡為「精英」的中國人。特別，中國的1980年代，「明治維新」被視為現代化改革的樣板，而被某些「新權威主義論」者吹得神乎其神。――這種「美化近代日本歷史」的內容，其實早已經被寫入了中國的教科書。篡改、歪曲和美化日本歷史的，從來不僅僅是日本右翼，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精英」們。

但是，如果不是根本上出於無知，那麼，所謂「現代化精英」們就是在有意掩蓋了一個事實：1930年代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這場戰爭的動員方式就叫做：「昭和維新」。而所謂「昭和維新」，不但其基本原則和信念，而且其整個發動過程，完全是刻意遵循和繼承了「明治維新」的一套說法和作法，昭和維新（侵華戰爭和「大東亞戰爭」）就是明治維新道路的自然延續和必然繼承。而只有重新敘述所謂「昭和維新」與「明治維新」之間的繼承關係，我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以來日本的所謂「維新」究竟是什麼。

1927年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盤，使得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陷入危機，而隨著1927－1930年美國爆發的嚴重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新興力量」的日本，陷入了內部的嚴峻動蕩。由於世界市場對於日本紡織品、棉花和製造業需求的嚴重萎縮，以及日本當局為了迅速工業化而實行的壓低糧價政策，盤剝農村，所以危機到來的時候，日本政府面臨著城市失業和農村貧困的雙重壓力，即當日本經濟陷入了嚴重的混亂之際，1930年代的日本則同時陷入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社會。

而面對這一混亂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局面，當時的浜口雄幸政府的政治表現，非常類似於1860年代的江戶幕府。針對國內危機，政府採取了矛盾而曖昧的政策：即一方面大幅度削減軍事預算和政府開支，另一方面，為了防止經濟危機時代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則頒布了《治安維持法》，壓制社會民主運動。――而恰恰是浜口這一左右不討好的處理社會經濟危機的不祥方案，反過來極大地加劇了社會危機，浜口的命運也與最後一代幕府將軍相同：那就是他的政策導致的反亂將他本人的性命也陪了進去。

首先，大幅度削減軍事預算和政府開支，激化了政府與軍隊的矛盾。1930年，由於浜口內閣接受了「倫敦海軍會議」要求日本將軍艦控制在一定數量的決議，不但加劇了生活陷入貧困的農村出身的下層軍人對政府的敵視，而且更進一步觸怒了對削減軍事預算大為不滿的上層軍人集團，結果，浜口本人被極右翼的下層軍官刺殺。隨後，1931年9月18日，日本陸軍繞過軟弱無力的內閣，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國際聯盟隨即譴責並要求日本立即撤軍，日本的回答則是宣布退出國聯和國際社會的一切準則。――像歷史多次出現過的幾乎一模一樣，1930年代日本軍人集團非常容易地繞開並推翻了國內的文官官僚制度，導致了現代日本政治的全面危機。

也正像日本歷史上歷次「改朝換代」都是由下層武士發動的一樣――這次政治危機的導火線依然是下層軍官。由於出身農村的下層軍人的家庭在30年代經濟危機中成為犧牲品，使得他們對於政府的不滿達到高潮。而由於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固有的缺點，特別是以福本和夫為代表的日本共產黨天然具有嚴重脫離下層勞動群眾的精英傾向，所以，即使是日本共產黨也不可能為當時的日本局勢和世界局勢提供有力的分析，更不能為下層民眾提供理論與語言，從而使得民族主義成為迷漫日本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情勢下，憤怒的下層軍人就只能為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義所驅動，並更加狂暴。

正像明治維新起源於武士與政府的衝突一樣，類似的政治危機同樣呼喚出一個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軍事貴族集團。1936年下層軍官針對文官政府的2·26兵變，同樣再次把一個危險的軍人集團推向了前台――其代表人物就是近衛文麻呂（這裡要造字：上麻下呂）。像明治維新首先鎮壓了武士反亂，然後立即再把國內的矛盾引向外部，通過對外掠奪來解決國內危機一樣，近衛內閣一方面迅速平息了下層軍人的騷亂，另一方面，則毫不掩飾地提出、呼喚出一個幽靈：「明治維新」的幽靈。近衛政府以一個鮮明的旗號開始了它的新政――這就是「昭和維新」，在這個旗號下開始了所謂「大東亞戰爭」。

作為侵略戰爭動員令的「昭和維新」，在此後的歷史敘述中被故意的遮掩起來，其實就是為了割斷它與「明治維新」的這種必然聯繫，其實也就是為了掩蓋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合法性，實際上就是「明治維新」。

在近衛內閣的統治下，日本通過大幅度增加軍事開支和增加軍事訂貨的方式應對國內的經濟危機，將法西斯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1937年，近衛內閣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1940年，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聯盟形成。1941年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沿著這條道路，日本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走向災難。

三， 從「平成不況」到「小泉新政」

歷史問題為什麼在日本竟然是如此敏感？今天的日本將向何處去？這是包括日本有識之士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嚴重關切的問題。而中日關係為什麼走到今天這一步？日本社會為什麼會走向右翼化？日本右翼為什麼要拚命美化歷史（還不僅僅是侵略的歷史）？這則是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所在，也是我們上述討論最終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

首先，從歷史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當局和麥克阿瑟本人，出於反共意識形態立場，為了阻止日本國內由工人和共產黨所倡導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發展，保留了天皇制度，赦免、並且重用了包括岸信介等在內的高級戰犯，同時也基本上全盤任用了所有舊官僚和舊軍人，日本的右翼勢力逃脫了戰爭責任，對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司法追究，這是今天日本右翼長期存在並掌權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第二個原因是，正如明治天皇通過向世界霸權妥協的方式以換取自己權力的鞏固一樣，昭和天皇則通過出賣沖繩和《日美安保條約》，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以換取了自己戰後地位的合法性。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在美國的支持下，1950年成立了日本警察預備隊――即自衛隊的前身。於是，日本社會深刻的軍事化結構和戰爭機器在戰後不但沒有被解體，而且還被美國迅速的重新武裝起來。今天，日本已經是世界上國防開支第二位的軍事大國――對於日本這樣一個歷史上具有強大的軍事傳統和深厚的軍人執政經驗的國家來說，這意味著什麼，自不待言。

第三個原因就是：日本自民黨自1955年以來長達40餘年的一黨政治，在當代日本陷入困境，而為了重新尋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該黨在1990年代越來越鮮明地選擇右翼民族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因此最簡要地談日本當前的政治狀況，其實就應該從今天自民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重整運動」說起。

1993年對於日本社會政治而言，乃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這一年，自1955年起一直統治日本政治的自民黨下台，日本突然結束了一黨獨裁的政治（也就是所謂的55體制），而日本需要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政治和統治的合法性究竟是什麼，一下子成為困擾整個日本社會的問題。

而就是在這一年，日本社會黨在民主黨、共產黨等其他黨派的支持下執政，開始了日本當代政治史上一個特殊的「革新時代」――細川內閣時代。這個時代力圖對於日本歷史上的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和檢討，以建立面向世界和未來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而「細川革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舉措，就是日本首次向世界承認了慰安婦的問題。（這一問題隨後與當時的南斯拉夫塞族的戰爭強暴罪一起，被提交聯合國和國際法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報告，要求日本必須就慰安婦問題進行書面的謝罪，並對相關罪犯進行可能的處罰。）同時在日本國內，慰安婦的問題首次進入日本的教材――與一般的戰爭文件不同，這一次，日本當年的戰爭機器之殘暴性，從女性活生生的身體被污辱和虐殺的角度呈現在日本民眾面前，這是戰後近50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力機器首次被掀開冰山一角，從而給長期對這一歷史缺乏知識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由於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的揭露終於有了活生生的實例，所以對於日本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存在問題的反思和批判，才有可能真正的進行與開展。

但是，恰恰是這種面向未來、面向民主制度建設的對於歷史的反省，給自民黨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因為自民黨執政40餘年，不但一直掩蓋著戰爭問題，更不用說慰安婦的問題，而且從來沒有以反思和批判的態度，承認過日本歷史上的政治－社會制度方面存在什麼根本性的問題――相反，他們一直宣傳的是：日本自古以來文化最為優秀，日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日本從來就是世界第一。以這種虛幻的神話和欺騙來掩蓋現實問題，迷惑日本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

而自民黨這次終於明白：它要重新執政，不但必須搞掉細川內閣，清除其影響，――雖然這個內閣是真正民選的，勇於正視歷史與現實，勇於開拓未來的日本新時代的制度，因而在國際上的聲譽比較好，但是必須搞掉它。――而且絕對不能承認日本歷史上的社會制度存在什麼根本性的問題和缺陷。

於是，自民黨如同當年那些精明強幹的幕府統治者一樣積極行動起來，其短期行動首先是抓住了細川的貪污問題，迫使其下台。而一個是長期的戰略即成立了自民黨的「歷史研究會」――正是後一個問題帶出了後來的「教科書問題」。

細川內閣倒台後，羽田內閣隨後也倒台，1995年村山富士內閣的上台，其實應該是當代日本政治的轉折點。實際上，村山政權是個矛盾的聯合體，它總是令人想起昭和時代左右不討好的浜口內閣。由於它只能聯合其他黨派才能執政，所以村山時代註定是個非常曖昧的時代，而作為一個過度的時代――它非常類似於昭和前期日本政治由民主化到右翼化的過度。我們所謂曖昧的日本，面目不清的日本，就是從這個時代得到的印象。

村山上台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戰敗50周年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如何應對戰敗50周年的紀念活動？眾所周知，村山富士正式表示了道歉和反省――這就是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村山富士原則表態」，但是，這種道歉恰恰就是那種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的道歉，因為它根本沒有跟日本歷史上導致了侵略戰爭的政治體制掛鉤。而所謂「表態」，更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聲言力圖從現實出發進行政治改革，以避免那種體制重演的表態。――它不但沒有「正視歷史」，關鍵是沒有任何「面向日本未來」的建設性內容。

實際上，所謂的「村山表態」，不但從「細川革新」的立場上大步後退，而且人們總是忽略了，村山政權本身是個矛盾的政權，是矛盾的政治聯合體，它必然是有兩種聲音的。人們重視村山表態的同時，總是忘了其他閣員的表態――而村山當時的所謂表態，其實是日本和自民黨的右翼基本上能夠想到的，所以當時他們就開始作長期的輿論準備，而所謂《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就是那個時候編輯出來的。

像村山富士政權是個矛盾體一樣，當代的日本國內的政界和知識分子也分成了兩塊，一派是推動當代日本政治的民主改革的，由於他們認識到當代日本政治某種程度上是舊體制的延續，所以主張對歷史上的舊統治進行反省與批判。而另一派則是拒絕政治改革的，他們同樣認為當代的政治體制是歷史體制的延續，所以才所謂堅決抵制對於歷史的任何反省、批判甚至研究。――只要這種研究不是美化。

所以，所謂日本「歷史的問題」，核心其實也就是當代問題，說到底就是當代的日本是否要進行面向未來的民主制度改革的問題。――對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正視歷史」的出發點，其實乃是如何「面向未來」。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所謂的「歷史問題」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扯皮。

於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開始對曖昧的日本感到把握不住了：日本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麼？日本為什麼總是出爾反爾呢？日本可以信賴嗎？日本為什麼總是有兩種聲音呢？――而同時日本的老百姓卻也開始困惑：我們到底要道歉多少次鄰居才滿意呢？――但是，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老百姓（更不用說所謂「有識之士」），人們必須牢記的恰恰是：問題根本不在於口頭上的道歉乃至道歉的次數，問題的唯一實質在於：當代的日本政治體制是否存在問題――而這種體制是否與歷史上的軍國主義體制有所聯繫，以及有怎樣的聯繫――這個問題必須搞清楚。因為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一定會出軍國主義。

因此，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認識到：美化日本政治史――特別是明治以來的政治史――這乃是阻擋當代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最有力的武器，而這一點也是當代日本右翼意識形態的根本戰略所在。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自民黨就自覺地把歷史問題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當作自己重新執政的武器來自覺的使用。其中比較著名的，例如安倍晉三，以及最近因為稱東京審判為「非法」而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川――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人都是非常有背景的，日本政壇往往是世家，他們就是這樣的世家子弟。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乙級戰犯，本來是必須審判的，但是由於當時麥克阿瑟的保護，岸信介卻當了日本戰後的首相。安倍的父親娶的就是這個岸信介的女兒，所以說是世家出身。這種三代政客，其家族本身就跟「歷史」本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否認侵略歷史、維護日本歷史的「純潔性」對於他們自己，當然是有切身利益的，――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家族令人們不禁想起日本歷史上那些野心勃勃，掌握政治幕府和大名世家――而這一點人們當然很少注意到。

歷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像過去那些掌握政權的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特定的意識形態一樣，自民黨1996年重新上台後，「歷史問題」就一直成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成為他們的武器，1996年，自民黨啟動了所謂「教科書工程」，由於自民黨掌握著中小學的資源，於是他們就從中小學下手――所謂教科書的問題不是偶然的。

我們還必須看到：自民黨背後的主要支持力量是財閥，所以一編教科書，大企業都給錢支持，而他們則利用權力清理老師，誰敢講慰安婦的問題，就開除誰，誰敢不讓學生唱君之代，不向國旗敬禮，就炒魷魚。

至於財閥的支持，則更是採用了非常特殊的形式――那就是抓住媒體，將宣傳作成商品來賣。民族主義的「商品化」――這個也是當前日本右翼的主要特徵。這樣一來，右翼思潮和民族主義變得非常「時髦化」、乃至卡通化、商品化，這裡最典型的就是漫畫家小林善紀。――而這又是個非常特殊的日本現象。商品化的包裝當然更容易動員起下層民眾的草根民粹主義。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日本四大證券之一的山一證券倒閉，這對於日本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經濟危機可以說是波及日本全社會，――這就是所謂日本自1990年代以來陷入的「平成不況」（即「平成時代」開始的經濟不景氣）。隨著失業的加劇，生活的困難，日本老百姓開始迷戀於媒體和小道消息。他們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於是開始被右派媒體的產品所吸引。如同大正時代後期一樣，由於日本人（包括那些下層貧困的日本人）一直被告誡自己是「日本第一」，日本的經濟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們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人們反而更容易抱定了虛幻的「過去」，迷信般地以「過去的我們是最好的」信念作為心理支柱――令人驚詫的是：1927年經濟危機的情況彷佛再次浮現在人們眼前――於是，對於絕大多數日本老百姓來說，最好不要有改革。如果要有任何改革，那也也最好是使得大家回到「過去的日本」。

其實，1990年代的阪神大地震和奧母真理教事件，這一系列災變都使得日本人變得充滿前途的不安定感――日本的前途究竟在哪裡？我們每天辛辛苦苦為什麼？於是，不但「日本可以說不」聽起來幾乎是大快人心，「懷舊」和美化過去，則成為迷漫全社會的情緒。而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右派的意識形態以「懷舊」和維護日本歷史的純潔性的面目出現，很容易成社會失落的填充物，而日本社會開始向右轉，所謂「平成不況」的經濟衰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小泉政權就是在日本經濟非常低迷、社會情緒充滿危機的時候上台的，日本老百姓把他看作一個偶像，但是，卻不是一個向前看，帶領人民清算歷史，面向未來的偶像，而恰恰相反，這是一個公開宣稱帶領大家回到「過去」的的催眠術士。有些危險的是――在他之後的石原慎太郎們則可能更糟，對於日本某些老百姓，石原則可能是如同當年的近衛內閣一樣的偶像――用我們老百姓的話說是個害死人又不償命的東西。

這些強硬的、有冒險的色彩的野心勃勃的人物，也許暗自認為歷史上日本窮兵黷武、到處打砸搶的時代才是輝煌的時代，所以，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偶像――2001年8月13日，小泉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如今正在準備第五次參拜。在小泉政府的主導下，日本派自衛隊參加了伊拉克戰爭，目前正在致力於對日本和平憲法進行修改。

這一切的舉措都彷彿表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日本今天的政治，如果搞不好，或許就是其千年動蕩的延續而已。

而作為一個對日本老百姓懷有真誠情感的外國人，當寫下這些粗淺的介紹文字的時候，我想起的是魯迅的話：為了中國的改革和未來起見，只有那些懷抱真誠之心批評我們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同樣，對當下的日本來說，那些日益宣傳日本第一，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富裕民主的國度，歷史已經在「神國終結」――諸如此類形形色色的「哈日族」，則是中國和日本老百姓的共同敵人，而他們的思維與日本右翼，其實也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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