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篡改的衣帶詔，不擇手段的康有為

我本來就不喜歡康有為，這無關他是保皇派與否。

上次說到他的「公車上書」是一個騙局（見《歷史上並不存在的「公車上書」》），遭來些許非議，不外乎「想出名」云云，我自己的博客，寫自己的東西，看得下的請看，看不下的請走，倒也不必強求，這麼偏激的言論何苦來？如此動氣傷了您的肝，那也傷了我的心吶，借用時下流行的一個詞，淡定。

康有為是個極端固執的人，而這恰恰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致命的缺陷。這個缺陷導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狹隘和不成熟，因此也不能夠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暗礁走向勝利。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普遍把康有為看作是變法的策動者，光緒帝是變法的支持者，而慈禧則是反對者。這種簡單化的結論其實來源於康有為自己對歷史的解釋和後人對康有為之說的輕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許多研究康有為的學者早已發現，在進行政治宣傳和歷史回憶的時候，康有為是很不尊重事實且又擅長吹牛造假的。姜鳴先生在書里說，後世學者沒有對康有為的作偽加以辨析和批判，是出於種種善良的考慮。何為善良的考慮，我想不明白。但主要通史著作和中學教科書中為他隱晦，造成對中國近代史敘述的偏差，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教科書編者和讀者的不幸。

實際上，康有為提出的整體變法主張，在最初實施時，是得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共同支持的。皇帝頒布的改官制、廢科舉、辦學堂、興工商、設郵政、裁軍練兵等措施，事先全部徵得慈禧同意。從宮闈的角度論，慈禧不算個有懿德的賢后，但在治國上，她還是個通達的女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就是在她的領導下進行的。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危機，亟需變法圖強以求生存的形勢她也了解。當然，對於變法的程度，她也是有底線的，康有為的一些激進的西方政治主張如立憲法、開國會，她必定不能接受。但這皇帝也未必能夠接受。因此慈禧和光緒帝在對待變法的態度上，並無本質區別。過於貶斥慈禧反對變法，也不符合實情。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記載：

皇上自四月以來所有舉辦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稟白，而後宣示，雖假事權，並未敢自專也。每有稟白之件，太后不語，未嘗假以辭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

但是光緒與慈禧之間，有權力之爭，也就是到底誰說了算的問題。眾所周知，慈禧是實際上的主人，三十年間兩度垂簾聽政，大權在握。光緒親政後，她名義上退居二線，實際上仍然控制著朝中事物，光緒有名無實。這常常使光緒感到痛苦，而當光緒想通過變法拿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時，這種鬥爭就變得激烈和殘酷。光緒發現，他身邊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們以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黨」，領銜者為翁同龢，其實不然。翁是書生，不是權臣。說他想藉帝師的聲勢主持朝政升大學士則有之，說他為皇帝為自己在政治上勃興而與太后爭權則未必。——當時所有高級官員，即便彼此在政見上有重大分歧，卻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盡量不捲入太后與皇帝之間的紛爭，久居官場的翁同龢，又豈會引導皇帝去與太后爭鬥？時人說他「周旋帝後，同見寵信，亦頗不易」，可見晚清政壇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黨」，光緒只不過是個可憐的孤家寡人。

慈禧對變法的態度轉折始於下面的事件：

1898年9月初，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拒絕轉遞該部主事王照建議皇帝皇后出訪日本的奏摺，理由是日本多刺客，顯然這只是託詞，真實理由不過是對部下這種異想天開似的的提議不以為然罷了。光緒帝認為二人阻撓言路暢通，將他們連同另外四個侍郎一併革職，史稱「禮部六堂官事件」。這事除了樹立光緒帝廣開言路，起用新人的變法決心之外，也在於樹立自己的權威。但此事處理過嚴，引起老大臣的強烈不滿，紛紛跑到頤和園向太后哭訴。此時太后隱隱感覺到了皇帝與之爭權的意志，她對光緒變法的支持，在幹部問題上首先出現了轉變。

當後來皇帝和太后的矛盾逐漸激化時，尤其是當慈禧對光緒處理禮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898年9月14日）後——這恐怕是變法後光緒十二次上頤和園請示懿旨以來第一次聽到太后的反對意見。光緒感覺到形勢不妙，於是在次日召見軍機章京楊銳時，發出如下密詔：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按即罷免六堂官之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密詔表現出了皇帝的焦慮和不安，這是事實。但很明顯這還不是一封告急文書，「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只是在諮詢 「良策」，並未要求展開救援行動之類。況且他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聖意」。光緒帝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康有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諸同志」之中，證明在此時皇帝心中，他決非不可或缺的股肱。但後來康有為在流亡中，篡改密詔，欺騙外國人和華僑，偽稱密詔內容是：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這是一份面目全非的密詔，把康有為自己的名字加了進去且列在首位不說，還要求眾人「設法相救」。康有為正是拿著這份「密詔」到處招搖和集資，顯出其行事不擇手段的作風。令康有為驚訝的是，17日皇帝又發了一道上諭，要求康有為離京：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將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試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這道上諭的真實含義是很費思量的。按康的說法，這天御史楊崇伊到頤和園遞折請太后訓政，光緒帝感到形勢緊迫，為了保護康有為而發此上諭。但對比日期發現，楊崇伊奏摺是18日才遞上的，17日並無跡象表明局勢會有重大變化。因此亦有人理解為是光緒在楊銳的建議下，想用促康離京來緩和矛盾，作為繼續變法的一種妥協；或是光緒在慈禧太后壓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與康並沒有什麼更深的聯繫；甚至有人認為，光緒對康有為在京過於招惹是非已有不滿，想把他趕走，省得整天聽他聒噪（康在變法期間，平均兩三天上一道奏摺，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社會風俗等各個領域，有些言論過於激烈，大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氣勢，極為引人側目），在給楊銳的密詔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個佐證。康有為對於光緒用嚴峻的語氣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大概是因為面子問題，他在流亡到上海時，對英國領事班德瑞（Frederick ）信口編造說皇帝還有給他的第二份密詔：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根據康有為《自訂年譜》中的說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譚嗣同出示了光緒的密詔，旋召梁啟超、康廣仁、徐致靖、徐仁鑄、徐世昌同讀。眾人「痛哭不成聲」，「經畫救上之策」，「乃屬譚復生（譚嗣同）入袁世凱寓所，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又說袁答「殺榮祿乃一狗耳」（此語教科書中卻有收錄），建議「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名誅賊臣也」。這是整個戊戌變法史上最為關鍵的謊言。何以見得呢？

其一，所謂18日早上與林旭、譚嗣同同讀密詔。按照軍機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楊銳與林旭一班，入值為15日、17日；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18日早上譚嗣同應當去宮中處理公務，豈能與康有為等人聚讀密詔？

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說是以假詔「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為前提的，該假詔在18日尚未偽造出來（系康有為流亡後所作），因此，維新人倘若聚讀密詔的話，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們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就密詔內容而論，雖令人震驚，尚沒有理由抱頭痛哭。按正常邏輯，讀完密詔，他們應該回書房去寫奏摺提建議。

其三，康有為說，同讀密詔者中還包括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這也僅是孤證（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記，說徐本日行蹤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會館讀密詔，旋陪譚嗣同去見袁世凱，似屬推測，證據並不充分）。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讀真詔，則明確知道皇帝沒有授權救援行動，但密詔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這樣聳人聽聞的話語，他必然要設法立即轉告袁世凱，豈會將剩下的大半個白天繼續廝混在康有為處？如果他真的留在康處，則是完全介入了勤王的軍事密謀，到了晚間，譚嗣同再去袁世凱處遊說，則袁對康的整個謀反計劃已經一目了然，他的算度，顯然就不再是站在皇帝和太后之間的選擇，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為之間的選擇。這樣的話，袁世凱後來在戊戌日記中大可正面指出，譚嗣同誘迫他殺榮祿完全是矯旨政變，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

問題在於，袁世凱當晚無法辨清密詔真偽，所以他還猶豫，還同康黨虛與委蛇，甚至還要回天津與榮祿商量，這樣的話，徐世昌也參與跪讀密詔的說法就難以令人信服了。可是，康有為卻預感要出事了。這恐怕是他已經獲悉了本日御史楊崇伊奏請太后重新訓政的情報。儘管四天前光緒給楊銳的密詔和上一天命令康有為出京的上諭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讀來，卻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何況康有為早就醞釀要採取軍事動作，密詔堅定了他實施政變冒險的決心，於是他不再奉詔設計方案，並在沒有皇帝授權的情況下，策劃當夜遊說袁世凱，準備發動政變，進行軍事冒險。

康有為後來在國外說，光緒帝給他的密詔原文，他已經燒毀了。他以為這樣就無可對證。他並不知道密詔原文在楊銳手中。楊銳死後，他的兒子楊慶昶趁扶柩出京的機會，將密詔縫在同縣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四川原籍。宣統元年（1909年），光緒和慈禧都已作古，他們將密詔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給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攝政王載灃。康有為偽造密詔的真相由是大白於天下。

1910年，資政院議員陳寶琛又上《請宣布楊慶昶所繳景廟手詔並昭雪戊戌冤獄折》，指出「幸而楊銳奉有先帝手詔，於孝欽顯皇后顧念人心、慎重變法之至意，與先帝承志不違、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再者，假如光緒真的給了康有為密詔的話，無論如何，康都應該嚴守秘密、保持緘默，因為此時光緒呆在北京，處在慈禧的控制下，宣揚有這份密詔存在，意欲何為？這隻會加劇慈禧對光緒的仇恨，那麼康有為想置皇帝於何地。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為不，他明明沒有密詔，卻偏要偽造密詔，並大肆宣揚光緒皇帝對他如何之好，由此他發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來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動所用。他後來果然憑此向華僑募集了很多錢財，得以週遊世界，廣置產業，過著悠哉游哉的富裕生活。

若干年以後，曾是維新激進人士的王照批評說：

太后先年原喜變法，此時因不得干政，激而陰結頑固諸老，實不過為權利之計耳。余為皇上計，仍以變法之名歸諸太后，則皇上之志可伸，頑固黨失其依賴矣；而張蔭桓之為皇上謀，與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為）袒張，謂撤簾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見解。它指責康有為和皇帝都操之過急，偏於極端，不僅沒有與太后結成統一戰線，相反先要封殺太后，將其歸入頑固黨中，擴大了打擊對象，犯了盲動的錯誤；而後人又偏信了康有為對於維新失敗原因的一面之詞，而忽略了康的錯誤判斷給歷史發展帶來的重大挫折。康有為是19世紀90年代的知識分子。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譚嗣同一直被認為是康有為的忠實追隨者，也是個亦儒亦俠的傳奇人物。但從前些年發現的畢永年日記《詭謀直紀》中，我們獲知譚嗣同其實並不支持康氏搞政變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廂情願的思路。倒是在局勢惡化之後，譚嗣同沒有隨康有為、梁啟超一起走避，而是和林旭相約留下，留下的還有這樣的豪言壯語：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敬佩英雄！

假使沒有康有為的急功近利，假使光緒帝變法成功，則今日之中國又會如何？

參見《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月北京第1版）《閱世空有後死身——訪宣南重話「戊戌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