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名家 李伯重|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桑

文章原載《文史哲》2008年第1期

內容提要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史學走過了坎坷的發展歷程。這個歷程包括四個主要階段：萌芽階段(1904-1931年)，形成階段(1932-1949年)，轉型階段(1950-1978 年)和繁榮階段(1978-2007年)。除了萌芽階段外，其他三個階段都由一個興盛時期和一個蕭條時期構成，從而具有明顯的周期性。本文依次對這四個階段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狀況與進展進行論述, 並展望中國經濟史學的未來。

一、萌芽(1904-1931年)

我國的經濟史學有久遠的傳統，其前身是有兩千年歷史的「食貨之學」。在我國的第一部正史《史記》中，已有關於經濟史的專篇《平準書》和《貨殖列傳》，這是「食貨之學」的開始。歷代正史中的《食貨志》基本上相互銜接，其中不但蘊藏了豐富的經濟史資料，而且包含了系統的經濟史記述。

我國的現代經濟史學則是在西方近代社會科學傳入以後才出現的，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的產物。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史學還處於摸索和模仿的階段，尚未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們說這是其萌芽時期。當時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場中國社會史的大論戰，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戰國以後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 或是別的什麼社會？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於什麼時代？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爭論，對經濟史研究有很大意義。論戰的結果是使學者們潛下心來，將關注的重點從「革命家的歷史」轉向「歷史學家的歷史」。這顯示出中國經濟史學開始從政治論爭的附庸轉向重視自身的學術發展，從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此時期，中國經濟史研究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經濟史學也因此而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史學，有如下幾個重要特點：

1、中國的現代經濟史學，如同中國的現代史學一樣，自形成伊始就深受近代西術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史學在研究的內容方面突破了「食貨之學」的局限，不僅注重對具體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的研究和考釋，注重史料的考訂，而且不簡單套用西方歷史所得出的規律。

2、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經濟史研究中發揮了重大影響。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引導人們去關注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的歷史。

但是此時期的中國經濟史學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

第一，在此時期, 年鑒學派提出了「總體史」的新概念，號召將地理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引入歷史學，進行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社會經濟史的綜合研究。但是，這一概念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口號上，罕有學者真正將其付諸實踐。

第二，在方法論方面,當時主流史學所追求的科學方法,主要仍然是「以校勘、訓詁為本的材料整理術」和「以內外考證為主的史料審定術」。

第三，在總體的史觀上，歐洲中心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仍然佔有統治地位。

第四，中國經濟史學雖然針對現實問題提出了一些有關的中國經濟史的理論命題，並進行理論的研究與探討，但是，學術發展依賴於現實的政治論爭，使得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糾纏不清，從而也妨礙了經濟史學自身的學科發展。

在1950-1966年間，我國經濟史學界不僅產生了一批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的中國經濟史學著作，同時也有重大理論創新，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理論。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一個主要理論基礎。首先，這個理論體現了一種比較史觀，即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範圍之中，把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部分進行研究。其次，該理論打破了自黑格爾以來盛行於西方的「中國停滯」論及其變種和本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流行的「衝擊-回應」模式的束縛，使得我們能夠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過去的歷史，並且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國自身，而不是將近代中國經濟的變化歸之於外部因素(特別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再次，在尋覓資本主義在何時何處「萌芽」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學者們對於商品經濟、僱傭勞動等至關重要的問題，付出了巨大努力，並且取得了豐碩成果。

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史學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第一，對1949年以前中國經濟史學的成就，強調批判而忽視繼承。「以論帶史」的口號，後來演變為「以論代史」的做法。這種輕視史實的風氣，到了「文革」更發展成為無視史實乃至捏造史實的惡劣手法。

第二，在理論和方法上，50年代唯蘇聯之馬首是瞻；60 年代又陷入自我封閉狀態，對西方經濟史學的新進展既缺乏了解, 又盲目排斥，使得中國的經濟史學遊離於國際學術之外。

第三、教條主義嚴重，盲從於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歷史發展模式。把從歐洲經驗得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絕對化，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形式。此時期我國學界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使得我們相信中國也必定要按照順序經歷這些階段。

第四、學術的政治化，導致經濟史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文革」時期，連吳晗、翦伯贊、侯外廬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亦未能倖免，成為極左政治的犧牲品。

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史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以前教條主義的束縛，國際學術交往日益頻繁，新理論、新方法得以不斷引進，使得中國經濟史學界思想空前活躍,在理論方法方面突破了單一的模式，呈現了多元化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大為擴展, 破除了過去只著重研究生產關係和經濟制度的老套。經濟史研究範圍逐漸擴大到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諸領域。部門經濟史和區域經濟史的勃興引人注目。專題經濟史、民族經濟史的研究也漸次展開。在這裡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它起步較晚，但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系統的研究開展之後, 很快就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在此時期，我國的經濟史學對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國的經濟史學出現了意義重大的分化，逐漸形成了三個主要的學派，即原先的社會經濟史學派，新興的社會史學派和經濟史學派。

除此之外，在以往各階段上都存在著的中國經濟史學發展對「問題」的路徑依賴,在此時期逐漸弱化。擺脫學科的發展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路徑依賴，表現出中國經濟史學正在走向依照學科發展自身規律而發展的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長期的發展中也在不斷地「科學化」，而真正的科學化意味著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於國際主流學術具有這種兩重性，因此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充分運用其合理部分，同時對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進。

危機與機遇：21世紀的中國經濟史學

然而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卻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經濟史論著數量減少，經濟史學者紛紛轉向其他領域。更重要的是，構成以往中國經濟史學基礎的許多主要理論與方法，近年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挑戰。中國經濟史學已經感到日益嚴重的危機。我們必須正確對待我國的經濟史學的學術傳統以及我們面對的學術國際化的趨勢。

如前所述，我國的經濟史學在其一個世紀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這個傳統包括三個部分：

(1)1949年以前居於主流地位的實證史學傳統；

(2)1949年以後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

(3)1978年以後形成的多元化史學傳統。

三者結合，才形成了當今中國經濟史學的傳統。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史學，也就只能以此為基礎。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正確對待學術國際化的問題。中國經濟史學從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變化的重大影響，我們都無法否認我國的經濟史學正在國際化這一現實。這裡我們應當強調：國際經濟史學的主流學術本身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淵源與西方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長期的發展中也在不斷地「科學化」，而真正的科學化意味著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於國際主流學術具有這種兩重性，因此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充分運用其合理部分，同時對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