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我的懺悔

　　朱大可：現在，我們終於自食其果

　　南都周刊記者 謝海濤

　　「但我們面對著的，往往不是一種健康的記憶體系。選擇性失憶和強迫性記憶，成為民族記憶的嚴酷的敵人。

　　今天的文學現狀的惡化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文學不僅完成了空心化的歷程，而且還腐爛到了文體和話語本身。文學要為漢語的退化承擔部分責任。

　　中國的消費市場之所以更為畸形，就是因為它只考慮GDP(利潤)增長，而拒絕為誠信付賬。而現在，我們終於到了自食其果的時刻。

」

　　南都周刊：2006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這一年，孫中山誕辰100周年、魯迅逝世70周年、「文革」發動40周年與結束30周年、唐山大地震與毛澤東逝世30周年，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中國各階層以多種不同的姿態與話語，隆重或者默默地紀念這些歷史。你認為這裡面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嗎？

　　朱大可：記憶是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的財富，並且必然是未來文藝復興的基石。在這個意義上，珍惜記憶就是一種美德，它捍衛了文化的尊嚴。但我們面對著的，往往不是一種健康的記憶體系。選擇性失憶和強迫性記憶，成為民族記憶的嚴酷的敵人。

　　南都周刊：對80年代的回顧，在2006年成為熱點。有人說，回味80年代的人中，文學家很多，容易用文學的方式把80年代講成一個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至於讓後人對80年代產生誤解和反感；重提80年代開頭開得不好，認真地梳理尚待時日。對80年代的回顧還需要哪些思考？

　　朱大可：我非常理解一部分知識者把記憶引向青春舊夢的心態。但這只是記憶的一部分功能，80年代的許多更為重要的東西，並未獲得必要的敘事和闡釋。在我看來，正是80年代的人道主義幼稚病，成為日後知識分子衰退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娛樂化的「惡搞」成為2006年最顯著的文化現象。網路視頻「饅頭」案之後，網路惡搞呈燎原之勢，古典名著、社會名人、紅色經典無一倖免。例如黃健翔世界盃另類解說「梨花體」詩歌等。有人說，這種「娛樂至死」現象，實際卻是對傳統經典的反叛，是個性的回歸與張揚，是民本意識的提升與崛起。《光明日報》舉辦的一場主題研討會則指出，「惡搞」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思潮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有著很大的負面效應。在「惡搞」現象及對其評論的現象背後，我們有什麼值得檢討的？

　　朱大可：我要在此再次表明我的立場，那就是反對把戲仿和反諷稱為「惡搞」，因為「惡搞」一詞從一開始就為戲仿文化構築了一個負面的道德圈套。從總體上說，戲仿是人類敘事的一種全球性方式，也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一個重要樣式，用所謂「虛無主義」來定義戲仿，並不恰當。戲仿運動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現象，不是戲仿的本質。

　　南都周刊：2006年，似乎又是個選秀年。「超女」、「萊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夢想中國」，到處是海選和PK。有人說，諸多選秀節目意味著中國正全面步入一個個人主義時代，揭示了從無厘頭精神的自嘲到個人主義的冥想傾向，大大刺激了社會轉型期間的青年一代對大眾狂歡文化的渴求；也有人說這是對藝術的玷污，不過是一份文化蛋炒飯。

　　朱大可：選秀運動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擴張了個人的明星夢想，為少數人從底層直升成功的頂層，提供了某種低成本的高速通道，也導致了大眾對成功道路的誤判。個人成功的方式和途徑是無限的，完全沒有必要所有人都擠死在同一條道路上。

　　南都周刊：2006年，對於中國文壇來說，是個多事之秋。先是韓白之爭，韓寒炮轟「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緊跟著，思想界和文學界互掐，「梨花體」詩歌被惡搞，作家洪峰上街乞討，葉匡政稱「文學已死」，海外漢學家拋出中國文學垃圾論，這裡面不乏網路口水與媒介跟風惡炒，但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也有自己的問題，你怎麼看？

　　朱大可：早在1988年，我就曾經以「文學的空心化」為由，宣布過中國文學的死亡，雖然那是一種過激的言論，但卻表達了我的憂思。今天的文學現狀的惡化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文學不僅完成了空心化的歷程，而且還腐爛到了文體和話語本身。文學要為漢語的退化承擔部分責任。

　　南都周刊：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在2006年引起了社會的空前關注與強烈反響，從「齊二葯」到「欣弗」事件，從紅心鴨蛋到多寶魚，都給這個社會造成了重大損失。從食品藥品管理新機制，到公民的誠信問題，這裡面有哪些需要檢討的？

　　朱大可：食品安全問題，不是一種個別現象，它是整個食品生產體系的結構性弊端。為了應付龐大的飲食業的需求，食品製造業只能大規模使用激素、抗生素等化學添加劑，來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這是消費主義至上導致的惡果。中國的消費市場之所以更為畸形，就是因為它只考慮GDP(利潤)增長，而拒絕為誠信付賬。而現在，我們終於到了自食其果的時刻。

　　南都周刊：這一年，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行為似乎也比較多，更改圖騰、禁止不文明遊客境外游，同時也有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等。如何看待《大國崛起》的熱播及其引發的爭論？

　　朱大可：《大國崛起》的熱播背後，映射著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國家-民族共同體的崛起及其崛起方式，其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有過類似的文化熱潮。目前的這種爭議，不過是歷史的某種自我重複。我看不出它比以前的爭議推進了什麼，恰恰相反，它的爭論水準，甚至不如80年代。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是知識分子的缺席。

　　朱大可，當代著名文化批評家，上海同濟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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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