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博爾斯卡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

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波蘭女詩人，諾貝爾獎得主，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1923年7月2日出生於波蘭波茲南省庫爾尼克的布寧村，1931年隨家遷居克拉科夫，從此一直生活居住在克拉科夫；希姆博爾斯卡和同時代的其他波蘭人一樣，剛剛步入豆蔻年華，就嘗到了法西斯戰爭的折磨和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地下秘密學校完成中學學業，隨後在鐵路部門工作，1945年波蘭解放後進入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攻讀波蘭語言文學和社會學，同時開始寫作，同年在《波蘭日報》的青年副刊《鬥爭》上發表了她的第一首詩《尋找詞句》；1952年希姆博爾斯卡出版第一部詩集《我們為什麼活著》，並於同年被吸收為波蘭作家協會會員，1953年成為《文學生活》周刊的編委，並主持該刊的詩歌部達20餘年，1954 年出版了她的第二部詩集《詢問自己》，並獲當年的克拉科夫城市獎；1956年以後，希姆博爾斯卡相繼出版了詩集《呼喚雪人》(1957)、《鹽》(1962)、《一百種樂趣》(1967)、《任何情況》(1972)、《巨大的數字》(1976)、《橋上的人》(1986)和《結束和開始》(1993)；以1956年為界，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創作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詩歌主要揭露了法西斯戰爭的殘暴和罪行，熱情歌頌了祖國波蘭的復興和建設，後期的詩歌無論是題材、主題，還是形式和風格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態勢，想像力更為豐富，也更富於哲理性和思辨性，其詩歌主題大多涉及人的生存環境和人與歷史的關係，人在歷史上和自然環境中的位置等重要問題；詩歌創作給希姆博爾斯卡帶來巨大的聲譽，她的詩歌已被譯成幾十種外國文字，1990年獲瑞士齊格蒙特·卡倫巴赫獎，1991年獲德國歌德文學獎，1995年獲德國赫爾德爾文學獎，1995年獲波茲南大學榮譽博士稱號，1996年獲波蘭筆會詩歌獎，同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授予她199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是繼顯克維奇、萊蒙特、米沃什之後，獲得此項殊榮的第4位波蘭作家；瑞典皇家文學院在授予她諾貝爾獎時稱頌她的詩「通過精確的嘲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斷中。她的作品對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適當距離，清楚地印證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單純的問題，其實最富有意義。由這樣的觀點出發，她的詩意往往展現出一種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視野上卻又變化多端，開闊無限。」

希姆博爾斯卡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我不知道：

人們認為在任何形式的演講中，往往第一句是最困難的。其實我的情況還要糟糕。一旦我自認在談論詩歌，便會油然滋生這樣一種感覺，接下來的那些句子－－第三、第六、第十……直至最後一行——也是同樣艱難的。就詩歌的主題而言，我談論得很少——事實上接近無話可說。每當我談論什麼，我的腦袋就會萌生出不爭氣的懷疑，即我談論得並不夠好。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演講相當短的緣故，在一個小東西中累積起來的不完美還是容易忍受的。

當代詩人傾向於不可知和懷疑，尤其涉及他們自己時更是如此。他們十分勉強地承認自己是詩人的事實，就好象他們為這個事實感到少許的羞愧。但在我們這個喧囂的時代，至少當別人被富於魅力地包裝起來，與認識你的價值相比，倒是更容易識別你的錯誤，因為那些有價值的東西隱藏得更深，而且連你自己也絕不會相信。當詩人填寫履歷表或與陌生人交談時——即，當他們沒法迴避透露其職業時——詩人更情願使用籠統的術語「作家」，或用除寫作以外的不論什麼職業的名稱代替「詩人」的稱呼。

一旦官吏和巴士乘客發現他們在與一個詩人打交道時，就會產生少許懷疑和驚慌的反應。我認為哲學家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但，他們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因為他們往往能用一些學術頭銜來粉飾他們的職業。哲學教授——現在聽起來是多麼的令人肅然起敬啊。

但根本就不存在詩歌教授。否則，就意味著詩歌是一個需要規範化的研究，定期考試，附錄了文獻要目和腳註的理論文章，以及最後隆重地頒授文憑的職業。就意味著即便在紙上寫滿了最敏銳的詩歌，還不足以成為一個詩人。成為詩人的決定性的因素是那些蓋著公章的紙條。讓我們回想一下俄羅斯詩歌的驕傲，未來的諾貝爾桂冠詩人布羅斯基吧。他曾被宣判從正是這樣的國土放逐國外，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缺少由官方給予的作為一個詩人的合法性。

幾年前，我私下既榮耀又愉快地見到了布羅斯基，我注意到，他是我見到的詩人中唯一喜歡稱自己為詩人的人。他發出那個音時毫無顧慮。恰恰相反——他談論它時充溢著旁若無人的自由。這是真實可信的，因為他不會忘記在年輕時代所遭受的野蠻污辱。

在那些人類尊嚴不會輕易遭受危害的國度里，當然，詩人渴望出版，被人閱讀，被人理解，但他們做得很少，如果說他們稍有區別的話，則是渴望把他們自己置於普通人群和日常勞役之上。就算在並不久遠的以前，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詩人還力求用奢華的衣裝和古怪的行徑來震撼我們。但所有這些僅僅是為了公開炫耀。當詩人關上房門，剝去斗篷、艷裝和其它的詩人道具，開始面對－－安靜地、頗具耐心地等待屬於他們自己的——滿是空白的紙頁時，那種時刻就來臨了。最終那是實際有價值的東西。

偉大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傳記片可以由一群忙碌的人製造出來，這並非意外。那些頗具野心的導演試圖令人信服地再現導致了重要科學發現或產生了傑作的創造過程。他們能夠部分成功地描述某些類型的科學工作。實驗室、各式各樣的設備、精密儀錶出現在傳記里：這樣的場景能把觀眾的心弦緊緊扣住一會兒。

那些不確定的時刻——一些需要上千次的細微修改的實驗，最終將產生預期的結果？——是頗具戲劇性的。關於畫家的影片也相當引人注目，彷彿他們在經歷一幅名畫產生過程中的每個反覆創造的階段，經歷從第一根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油彩的過程。現在關於作曲家的音樂影片日益增加：迴響在音樂家耳朵里的樂曲的第一拍，最終會導致一部成熟的交響樂作品。當然，所有這些有著奇妙的美，雖然無法解釋奇異的心靈狀態，如眾所周知的靈感，但至少存在需要去看和去聽的東西。

但詩人的處境最為糟糕。他們的工作令人失望地不適宜拍照。他們一邊坐在桌前或躺在沙發上，一邊目光獃滯地凝視著一面牆或天花板。間或這個人寫下了幾行，但僅僅過了十五分鐘又把其中的一行劃掉了，在接下來的又一小時里什麼事情未再發生。誰又能夠忍受觀看這一類東西呢？

我已經提及到靈感。而當代詩人被問及靈感是什麼以及它是否存在時，他們紛紛躲避回答。他們並非不知道這種內在衝動的賜福。當你還不了解自己的時候，要解釋給他人聽並非易事。

在那種情況下如果被問者是我，我也會閃爍其詞。但我會這樣回答：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利。過去、現在、將來都存在某一備受靈感侵擾的人群。它由所有這樣一些人構成，他們有意識地選擇了自己的職業，並用愛和想像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它也許包括醫生、教師、花匠－－我能夠列出百餘種職業。他們的工作變成了一種持續的冒險，其時間的長度和他們設法不斷從中發現新的挑戰所經歷的一樣長。困難和挫折絕不會熄滅他們的好奇心。從每個他們已經解決的難題中又會引發出來一大堆新問題。無論靈感是什麼，它產生於一個持續的「我不知道」。

並非有很多這樣的人。地球上的大多數居民是在勉強工作。他們工作是因為不得不工作。他們無法出於熱愛挑選這種或那種工作；他們生存的環境替他們作出了選擇。那些他們並不熱愛的工作，令他們厭惡的工作，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另有一些人甚至還不能夠得到——這是人類最嚴酷的不幸之一。絲毫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即將來臨的下個世紀里情況會有所好轉。

所以，雖然我拒不承認詩人對靈感的壟斷，我依然把他們歸入那一群經過篩選的，命運的寵兒之列。

即使如此，某些懷疑還是會在我的聽眾中滋生出來。形形色色的虐待狂、獨裁者、狂熱分子和煽動者用幾個高聲叫囂的口號來爭取他們的勢力，他們也熱愛自己的工作。也是用富於創造性的熱情來履行自己的職責。這千真萬確。可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的那點東西他們覺得永遠夠用了。他們不想找出任何別的什麼，因為那會削弱他們論點的力量。

但是認識若不能迅速導致新的問題便會死亡。它不能維持支撐生命所需的體溫。在從古到今的那些最極端的情形中，它甚至對社會構成了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我高度重視這個短語「我不知道」的緣故。它雖小，但用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充著我們的生活，以便容納我們內心的天空，和外部世界的廣袤，在那樣的浩瀚之中，微不足道的地球的意義暫時中止了。如果伊薩克·牛頓不曾對自己說過「我不知道」，當他的小果園中的蘋果落向地面時，只會像司空見慣的冰雹引不起他的半點思緒，最多，他會彎腰拾起它們，興高采烈地緊緊攥在手裡。

當我的同胞瑪麗·斯洛多斯卡-居里停止在那些專為貴族家庭的年輕姑娘而設立的高級學校教授化學，並在完成那令人高度欽佩的工作中耗盡了她的日子時，她從未對自己說過「我不知道」嗎？事實上她一直在說「我不知道」，這些字已不是一次，而是兩次把她引向斯德哥爾摩，在那兒永不安寧的，探求不止的心靈偶然得到了諾貝爾獎的回報。

詩人，如果他們名副其實，也必須保持不斷地重複「我不知道」，每首詩只標誌著一種回答這個陳述的努力：可是一旦那一切在紙面上落定，詩人又開始猶豫起來，開始認識到這一特定的答案純粹是儘力而為，再說也是絕對不合適的。所以詩人要保持嘗試，那些他們自己並不滿意的接連不斷的答案馬上或稍後會被文學編年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住，並把它們稱為他們的「作品」。

我一直有一個難以實現的願望。我大膽地設想自己有一個機會與《傳道書》代表的那個造物者交談，他是一個對人類所有努力的虛幻之處深感悲哀的創造者。在他面前，我可能會深深地鞠一躬，因為至少對我而言，他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我會緊緊抓住他的手。

「『太陽底下無新事』是你寫的，上帝。但太陽下的你是新的。太陽下你創作的詩是新的，因為在你之前還無人寫下它。太陽下你的所有讀者是新的，因為生活在你之前的人無法讀到你的詩。你坐在柏樹下，它自時間破曉以來並未生長。它誕生於另一棵與你的相象但不相同的柏樹。」

「此外，造物者」，我情願問：「現在你打算在太陽底下創造什麼樣的新事物？是那些你已經表達過的思想的進一步補充？或者你想反駁它們之中的某一個部分？在你早期的工作中你說起過快樂－－如果它正在消逝那又怎麼樣呢？很可能太陽下你的新詩將是關於快樂的？你早已作好了筆記，打好了草圖？我懷疑你將要說的，『我已經寫下了每件事情，無需再添加什麼了。』世界上沒有詩人可以這樣說，一個像你那樣的偉大詩人最不可能這樣說。」

世界－－無論我們怎樣設想，當我們對它的遼闊和我們的軟弱感到驚慌的時候，當我對各自在經歷著痛苦的人類、動物甚至植物（為什麼我們那麼偏信植物感受不到痛苦呢？）的無差異性感到惱怒的時候；無論我們怎樣設想被剛發現的行星環繞的恆星射線所洞穿的浩瀚——行星已經死亡了？或正在死亡？

我們恰恰不知道——無論我們怎樣設想我們在那兒預定了戲票的無邊無際的劇場，但戲票的壽命短得可笑，它的有效期好象由兩個日子來確定－－無論我們設想的這個世界還有別的什麼，它肯定充滿了驚奇。

但是「驚奇」是一個隱藏著邏輯陷阱的說法。因為我們會對那些偏離了眾所周知的和普遍的認識規範的事情感到驚訝，對偏離了培育我們習慣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感到驚訝。但問題在於，根本不存在如此顯而易見的世界。我們的驚訝存在於它自身之中，那不是通過一些事物與別的什麼事物進行比較時得到的。

就算在那些我們無法停下來斟字酌句的日常演說中，我們可以使用諸如「日常世界」、「日常生活」、「日常事件的進程」的短語，但在詩歌語言中，每個字都需掂量，根本不存在通常的或正常的事物。在它之上沒有哪塊石頭和哪朵雲是正常的，在它之後沒有哪個白天和哪個夜晚是正常的，首要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存在，沒有任何人的存在是正常的。

這看起來像是，詩人要用他們的作品去遷就那些驚奇的東西。

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的詩

向自己提問題

什麼是微笑

和握手的內容？

你在握手問候時

是否站得很遠，

就像人與人之間

相隔得那麼遠？

你對一見鍾情

會發表不滿的評價？

你對人類的種種苦難

會像翻閱書本那樣揭開？

不是在字裡行間，

不是在每個段落里

去尋找激動？

你是否真實、完全地

去了解人們的處境？

你在回答問題時

決不閃爍其詞。

誠實的地方—一

卻是多彩的玩笑。

你如何去計算損失？

無法實現的友誼，

冷漠無情的世界？

你是否知道，愛情

和友誼都需要共同創造？

在艱苦的工作中，

是誰不能堅持到底？

在朋友的錯誤中，

難道就沒有你的責任？

是誰在悲傷？在高興？

你還來不及幫助，

就已流下了多少眼淚？

為了千年的幸福，

共同承擔責任……

你是否輕視

單獨的一秒鐘？

你是否輕視

眼淚和臉上的皺紋？

你是否從不放棄

別人所做的努力？

桌上放著一隻茶杯，

誰也沒有看到它，

直到把它無意碰倒在地，

人們才對它注意。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否一切都那麼單純？

我永遠不會知道

A現在對我是什麼看法，

B是否最終原諒了我，

C為何假裝一切都好，

D是否導致了E的沉默不言，

F所盼為何——倘若他真的心有所期，

G為何說自己忘了

實際上卻是記憶猶新，

H所藏為何，

I還想補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的存在

是否會影響

相鄰的J、K，以及其他字母。

我不太清楚，但或許像蘭波的-母音

A黑、E白、I紅、U綠、O藍：母音們，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們隱秘的起源：

A， 蒼蠅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

圍著惡臭嗡嗡旋轉，陰暗的海灣；

E，霧氣和帳幕的純真，冰川的傲峰，

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顫；

I， 殷紅的吐出的血，美麗的朱唇邊

在怒火中或懺悔的醉態中的笑容；

U，碧海的周期和神秘的振幅，

布滿牲畜的牧場的和平，那鍊金術

刻在勤奮的額上皺紋中的和平；

O，至上的號角，充滿奇異刺耳的音波，

天體和天使們穿越其間的靜默：

噢，奧美加，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