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婷婷：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思想探析

摘 要：流動的現代性是鮑曼晚期著作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題，鮑曼用「流動的現代性和固態的現代性」代替其早期使用的「後現代性和現代性」一詞，不僅宣告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的到來，而且表明了鮑曼理論關注重點的轉移。鮑曼在其晚年的重要代表作《流動的現代性》（2000）一書中集中論述了他的流動的現代性思想，並且通過與固態的現代性相對比，來描述當今西方社會的社會狀況的重大變遷。

關鍵詞：鮑曼 流動的現代性 後現代性 現代性

齊格蒙特·鮑曼是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被認為是當今用英語寫作的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之一，也是當代西方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鮑曼涉獵的知識領域非常寬廣，著述頗豐。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24部鮑曼用英文寫作的著作和評論性的文章。鮑曼在1968 年以前用母語波蘭語寫了大量的著述，但是英語世界的鮑曼研究者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對之進行研究，他們通常僅僅關注鮑曼「英語時期」的著述。所以西方學術界對鮑曼的研究也主要是其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鮑曼研究者是英國學者丹尼斯·史密斯和澳大利亞學者彼得·貝爾哈茲。鮑曼的作品被譯成中文的也僅有17部（包括台灣的中譯本），其中大陸較系統地研究鮑曼的學者是鄭莉。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研究是鮑曼研究的核心主題和分析框架，但是在其1998年出版的《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一書後，鮑曼就很少再使用「後現代性」這一詞，在2000年發表的《流動的現代性》一書中，鮑曼用「固態的現代性與流動的現代性」這對概念代替了其前期著作一直使用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流動的現代性」是鮑曼對當今西方發達社會的本質特徵所作出的形象描述和診斷性結論。

一、流動的現代性概念提出的緣起

鮑曼在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首次將「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作為兩個共存的理論背景、分析視角和實踐策略納入到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分析中（鄭莉，2006）。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鮑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研究西方社會歷史變遷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的理論工具。然而隨著鮑曼生活經歷和研究視角的轉變，他開始關注全球化問題，並於1998年出版了標誌著其理論轉折點的著作《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一書。在此書之後，鮑曼就很少再使用「後現代性」一詞，在對全球化問題關注的過程中，鮑曼淡化了早期一直使用的「後現代性」一詞，而用「流動的現代性」取而代之。「流動的現代性」是在鮑曼2000年出版的《流動的現代性》中正式提出的，成為鮑曼理論建構的核心概念，說明鮑曼已經從宣告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的來臨，轉到對這種社會形態進行深層的社會結構的探討，進而對之進行批判性的詮釋上。此後，鮑曼就用「固態的現代性/流動的現代性」代替先前已為學術界廣為熟悉的「現代性/後現代性」，在鮑曼看來，流動的現代性更能準確形象地描述當今西方社會的世界和其連續性。

鮑曼用「流動的現代性」代替「後現代性」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鮑曼認為「流動性」是液體和氣體的特性，液體不像固體，能夠容易地控制和保持它們的外在形狀。流體，可以說，既沒有固定的空間外形，也沒有時間上的持久性。流體不能長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狀，相反，它是易於連續地改變它的形狀的；對流體來講，正是它時間上的流動（即時間維度），比它佔據的空間（即空間維度）更為重要：佔據某一空間，畢竟只是「短暫的」。在描述固體時，人們可以忽略它的時間；而在描述流體時，不考慮它的時間維度將是悲慘的錯誤（鮑曼，2000：1-3頁）。流體不像固體，它或「涌流、溢出」，或「噴射、滴落」，千姿百態，不一而足，在遭遇固體時，它們不受損害，而固體在遭遇流體時，如果固體還保持著固

體的形態，它們卻會發生改變，被浸透並潮濕不堪。流體非凡的流動性，使人把它們和「輕鬆」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第3頁）[1]。這種流體的獨特的特性能夠恰當而準確地描述當今西方社會的現實，比「後現代性」更加形象地表達出鮑曼的觀點和思想。這跟鮑曼在文學研究、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有關，他能夠敏銳地觀察到當時社會結構發生的重大變遷，恰當地使用隱喻和象徵的表達方式進行社會學思想的闡釋。二是因為鮑曼在早期曾試圖將「後現代社會學」與「後現代性社會學」區分開來，但後來發現這種想法很難被當時的學術界認可。在當時，後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經常被混淆在一起，只要談論後現代性就會被加入後現代主義者的陣營，鮑曼不希望加入任何一個組織或流派。而且他發現繼續用後現代性這一概念進行學術研究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不能充分解釋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鮑曼認為，吉登斯的「晚期現代性」、貝克的「第二現代性」都不能準確地反映當今西方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鮑曼對吉登斯和貝克的說法提出了質疑：對於前者，鮑曼追問到，我們怎麼知道它是晚的？對於後者，鮑曼反問到，難道現代性最初不是反思性的？我們如何知道它比孔德或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更具有反思性？( See Beilharz ,2001 :339)[2] 另一個更為實質性的理由是現代性的連續性。鮑曼指出，認為「後現代性」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和消失這是不真實的，二者應該是「相似但不同，連續中的非連續」。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相互依存，同生同長的，只不過後來後現代性由先前的邊緣地位上升到中心地位。所以他創造「流動的現代性」是為了表明歷史正處於「連續性(融解和脫域) 與非連續性(已融解但還沒有凝固和再嵌入)的進程中」[3]，以此考察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何種變化。鮑曼研究策略的轉換還存在一個現實原因：由於看到歐洲尤其是東歐等國多年的社會政治改革都無法拯救人類的生存境況，也無法實現他所提出的倫理原則，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反而肆意蔓延。所以他發明更為積極的「流動現代性」概念，宏觀上批判全球化中的經濟、政治和消費主義，在微觀層面關注貧窮、個體化和生活政治。基於以上幾種原因， 鮑曼就從「後現代性」這個概念中走出來，代之以「流動的現代性」。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 在1999 年2 - 3 月份同貝爾哈茲(P. Beilharz) 交談時說，他傾向於把當前的社會狀況描述為「輕靈的」或「流動的」現代性，以區別昔日「沉重的」或「穩固的」現代性(Beilharz ,2001 :319) 。第二年，他出版了備受關注的《流動的現代性》一書，並試圖通過解放、個性(individuality) 、時空、工作和共同體這五個概念來理解當前的社會狀況。在這本書中，鮑曼詳細考察了我們從沉重的/穩固的/硬體取向的現代性向輕靈的/流動的/軟體取向的現代性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給人類狀況帶來的深刻變遷。本書由導言和五章內容構成，概括起來說，鮑曼試圖通過固體和流體所具有的性質來理解現代性在不同階段上的總體特徵，進而說明當前的社會狀況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狀況。文本的導言部分就說明了流動的現代性這一概念提出的原因，並且對文本主體內容做了概括性的描述。

二、流動的現代性的含義和特徵

在鮑曼看來，現代性的意義非常豐富，他把現代性分為固態的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兩個時期，並指出正是時空關係的重大轉變——即時間相對於空間來說現在已經處於優勢地位，速度和瞬時性已成為權力實現的條件，導致了流動的現代性不同於固態的沉重的現代性。在鮑曼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並沒有給「流動的現代性」這一概念下明確的定義，而只是通過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生活領域的幾個變化來描述這一社會形態的特徵，主要是通過與固態的現代性作對比來加以解釋的。流動的現代性，在鮑曼看來，首先是一種私人化、個體化的現代性。既指現代性歷史處於「現在」這一階段，即現代性的流動階段，也表徵著這一階段社會形態的本質特徵，即流動性。但他指出，流動的現代性之「流動」並非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發展或變化，而特指「生活政治」的流動（第11-12頁），亦即人們的生活方式「在流動」，並且它還是一種不可控制的「強迫性流動」[4]。

鮑曼指出，「流動的」現代性的到來，已經改變了人類的狀況，否認甚至貶低這種深刻的變化都是草率的（第12頁）。鮑曼認為，正是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推動了現代性從沉重的、固態的現代性向輕快的、液態的現代性的轉變。「而從沉重的資本主義過渡到輕靈的資本主義，從固態的現代性轉變到液態的現代性，結果也可能是一次比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本身的來臨更為激進、更具深遠影響的新的起點（第198頁）。這種結構的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空間和時間關係的重大轉變，「時空關係變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動態的，而不再是預先註定的和靜態性的。」（第176頁）沉重的現代性是大量佔有的現代性，一種越大越好的現代性，沉重的現代性也是領土征服的時代，空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此階段進步即意味著規模的擴大和空間的擴張。如「福特主義工廠」就是沉重的現代性時期最為理想的管理模式之一，其所追求的大型工廠建築、重型機械和大規模的勞動力體現了早期現代性的沉重、固態、靜止、龐大的特徵。隨著軟體資本主義的到來和輕快的現代性的出現，空間變得沒有意義，與時間維度相對應的速度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誰運動和行動得更快，誰在運動和行動上更為接近瞬時，誰就可以統治別人。」（第188頁）鮑曼認為，當今社會正是那些少數快速流動的「全球人」在統治著多數固定生活的大眾。（2）資本與勞動力的分離，權力與政治的分離。在沉重的現代性時期，資本和勞動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勞資雙方相互依賴，「沉重的現代性把資本和勞動放在了一個誰都無法逃脫的鐵籠之中」（第188頁）。鮑曼將沉重的現代性稱為偉大的協定時代（Bauman,2001b:40）。然而在輕快的流動的現代性中，資本單方面地離開了勞動力自由地流動起來，軟體時代勞動不再束縛資本了：它聽任資本不受管轄，變化無常。它們的相互依賴性遭到了單方面的破壞，鮑曼將這一時代稱為偉大的分離時代（Bauman,2001b:41）。資本和勞動力的分離使得以資本形式呈現的權力從政治活動中解放出來。全景權力關係模式也隨之終結，權力關係雙方相互抗爭時代已成過去。鮑曼還指出，固態的現代性時期的權威——即立法者、規範制定者、傳道士或者導師角色在流動的現代性時期更多地被榜樣所代替。「權威不再發號施令，他們只是一味地去迎合作出選擇的人，並說服和引誘他們（第88頁）。（3）生產者社會向消費者社會的轉變，生活方式由定居向游牧的轉變。在沉重的資本主義時期，生產者佔主導地位，由於產品的有限性，使得消費者必須依靠生產者的產品種類來生活；但在流動的現代性時期，消費者可供選擇的自由變大了，在消費社會中，對消費品的依賴性是所有個體自由的必要條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獲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條件。但是，鮑曼指出自由的消費社會並不是所有人的「購物天堂」，它只是某些有條件的社會精英的購物自由之地，廣大的地區大眾（即社會下層人士）被排除在外。這表明了鮑曼對當今社會的消費主義泛濫的反思和批判。在沉重的現代性時代，「進步」意味著放棄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尋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這時，支配意味著直接而密切地干預，意味著領土征服、兼并和殖民。然而，在流動的現代性階段，情況正在發生逆轉，定居生活相對於游牧生活的絕對優勢在迅速消失，占絕大多數的固定人口正在受到游牧精英的控制。這種統治不是沉重現代性時期對領土的侵略，而是通過全球化市場進行利益的侵奪。

三、對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的總結與思考

有學者[5]評價說：《流動的現代性》在鮑曼的著作中具有承前繼後的作用。首先，該書是對先前的兩本書《全球化》(Bauman ，1998) 和《尋求政治》(Bauman ，1999) 的深化和總結。這三本書都對不斷變化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狀況進行了出色的分析(Bauman ， 2000 : back cover) 。其次，該書為日後的寫作拉開了序幕。此後，鮑曼先後出版了《共同體》(Bauman ，2001a) 、《個體化的社會》(Bauman ，2001b) 、《被圍困的社會》(Bauman ，2002) 和《流動的愛》(Bauman ，2003) ，所有這些著作的軸心都是「流動的現代性」。筆者也比較認同這種觀點。

「流動的現代性」是鮑曼晚期作品中的核心概念，鮑曼從時空這對範疇入手，通過隱喻的方式展示了由古典的沉重的現代性向輕巧的流動的現代性的結構轉型。與此同時，他用「固態的現代性和液態的現代性」取代了早期使用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表明了鮑曼作為理論學家的研究視角和分析策略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用現在中國較為流行的詞——與時俱進能較好地形容）。但是，在鮑曼看來，流動的現代性的時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批判的工作沒有限度，也不能到達終點。（Bauman and Tester,2001:75）現在西方社會呈現出與古典現代性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模式，體現了現代性本身的斷裂性；然而流動的現代性和固態的現代性之間依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聯繫，流動的現代性畢竟是一個具有「合成的新質」的嶄新的社會形態，它不可能完全脫離自身孕育其中的固態的沉重的現代性。

雖然鮑曼的關注重點和理論關懷不斷發生變化，但是從鮑曼的思想歷程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內在邏輯是：挖掘個體行動能力，批判現代性對個體的壓制，訴求於後現代性來恢復個體的道德責任，透視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個體困境和機遇的雙重可能性，並試圖通過社會正義和改造政治來拯救人類的尊嚴、自主和自由等價值。由此說明鮑曼的思想並不是斷裂的而是循環發展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敘述走的是循環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線發展，……有些主題再次受到關注。」[6]總體來說，鮑曼不愧為當今社會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之一，雖然從其著作中能感覺到隱隱的悲觀色彩，鮑曼也沒給出解決全球化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答案和對策，但是發現和提出問題對社會學界來說有時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也更富有意義。

參考文獻：

【1】 齊格蒙特·鮑曼，2000，《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

【2】 鄭莉，2006，《理解鮑曼》，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3】 陶日貴，2007，「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的當代意義」，《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

【4】 郇建立，2006，「現代性的兩種形態」，《社會學研究》第1期。

【5】 郇建立，2005，「論鮑曼理論的核心議題」，《社會》第6期。

【6】 郭台輝，2007，「鮑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範式」，《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第3期。

作者簡介：

秦婷婷，女，河海大學社會學系200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移民社會學。

[1]引自《流動的現代性》（Bauman，2000）一文，為行文方便，筆者只標明頁碼。下同。

[2]Beilharz ,P. 2001. The Bauman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3]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2001) ,Conversation withZygmunt Bauman ,Polity Press ,p. 97 – 98.

[4]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流動。

[5]如郇建立在《現代性的兩種形態》一文中指出的。（參見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6]齊格蒙特·鮑曼：《通過社會學去思考》，高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9 月版，第22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