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如何用陰謀整死對手奪取太平天國實權？

核心提示：洪秀全的算計，早在金田起義之前就已開始。

那時，洪秀全本來是去投靠馮雲山，可他卻利用馮雲山入獄，起用了蕭朝貴和楊秀清，用巫術將馮排擠。馮是君子，被人算計而不知。蕭最早看透了洪，難免惡言惡語。金田起義時，洪又與楊秀清合作，將蕭朝貴排擠，所以永安建制時，原來五王共和，改為皆受東王節制。

馮、蕭二王力戰而死，看似偶然，實亦欲以死明志。

洪、楊合作從表面上看，楊飛揚跋扈，佔盡上風，實則洪已陰結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握有絕對優勢，卻以忍辱蠱惑楊的野心，並煽動韋、石二人。韋與楊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殺手，洪佯裝不知，待韋殺夠了人，就以石氏來號召，再將韋殺掉，看似平民憤，實則殺人滅口。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5期，作者：劉剛、李冬君，原題：《從思想者到陰謀家——洪秀全的演變》

宗教靈感讓落第書生絕處逢生

1843年，廣東發生了看似不相干的兩件事：洪秀全在廣州應試，第四次落第，回花縣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兩廣總督祁某奏請開制器通算一科，被禮部議駁，以老病乞休。兩件事都與科舉制有關，微妙的國運繫於科舉一線。

洪秀全是被科舉制淘汰下來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卻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個四次落第的書生，在絕望中認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種如釋重負的快感，決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種真正的絕處逢生的感覺。歷史上，我們看慣了英雄末路的沮喪，聽夠了懷才不遇的喟嘆，我們已經習慣于欣賞這種苦澀的美感，這種美感早已構成我們歷史觀的一部分。

太平天國運動的靈感來源於基督教，其信念卻根植於中國古史，洪秀全以一個嶄新的詮釋將二者溝通，賦予了運動靈魂。他在《原道覺世訓》里說：

中國上古時，君民一體，都拜上帝，自秦皇迷於神仙，狂悖而死，歷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號，至今已歷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識皇上帝。

孔子之後，聖人取代上帝成為文化的主宰者。通觀二十五史，我們發現，孔子的內容是上帝的兩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說：「爾（孔子）聲名反大過於朕乎？」洪秀全能發現這一點，也算個天才了。

太平天國設添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稱孔子為「孔某」，在「上帝」二字前加「皇」字。耶穌的原則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教分離，各司其職。洪秀全加一「皇」字，將基督精神納入王權主義，使政教合一。

對於這場中國化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基督教運動，唯物主義的歷史學家曾從歷史動力的角度作了很高評價，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評價卻截然相反。英國傳教士艾約瑟（1823—1905）在訪問天京之後，發現洪秀全瘋了，因為洪硬逼著傳教士承認太平王朝是天國，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國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兒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見到的代表。富禮賜在《天京遊記》中，以輕蔑的口吻寫道：天王（洪秀全）是一個最為頑固的、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然而，這個異端是從中國古史里跑出來的，他的來路不一樣。

洪秀全用「新思維」為起義作了思想、輿論準備

據說，金田起義時，洪秀全沒有露面。那時，他「避吉」在鄉下胡以晃的家裡。

歷史事實的小蟲子，往往蛀穿邏輯，一個細節改變了定式。

通常我們都認為，在歷史緊要關頭，革命領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吒風雲。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將這樣的歷史圖式，烙在我們的記憶里，以至於不惜用這樣的圖像記憶，誘導歷史事實。而事實是，金田起義，洪秀全不在現場，是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義，猝然發動。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見姜濤文章《金田起義再辨析》。

至於天王東鄉登基，更是政治幌子。其實，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啟之後，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開——「禾乃人王」，借「禾」為「我」，意即「我乃人王」。王權合法性來源當然來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天兄則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對天兄負責，而最高指示來自天父。這樣就為天王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提供了一個宗教的依據。

馮雲山缺乏這方面的宗教靈感，從根本上來說他還是個儒生，骨子裡仍受著儒教理性的約束，雖為運動巨擘，但其神化作用有限。

前面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觀念靈感源於古史，而天父天兄附體儀式，則來自廣西民間「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覡文化並西化的產物。「降僮」指神靈附於人體上而為靈媒——僮子。神靈附體時，僮子一改常態，全身顫動，或閉眼，口吐白沫，代神言語，而為神諭；或以刀劍砍身，針錐穿舌，而不流血，以顯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