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事情,憑什麼日本贏了中國卻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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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帝vs明治天皇戌戊變法和明治維新,都是由皇帝帶領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施行的。在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界精英們,擁簇著一個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雲布雨。在日本,則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改革派武士精英把明治天皇隆重推到歷史的前台,以實現強國抱負。然而兩個集團的實際地位作用,卻有天壤之別。
戌戊變法和明治維新,都是由皇帝帶領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施行的。在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界精英們,擁簇著一個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雲布雨。在日本,則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改革派武士精英把明治天皇隆重推到歷史的前台,以實現強國抱負。然而兩個集團的實際地位作用,卻有天壤之別。
光緒陣營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黨人,是一夥缺少實際政治經驗的書生,「迂」中帶「狂」。而明治陣營以伊藤博文為先鋒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
光緒集團和明治領導集團的見識不同,實力懸殊,致使中日兩國的變法南轅北轍。
戊戌變法開始時,光緒27歲。這個歲數,正是富於理想,激情洋溢,要干一番事業的好時光,也是容易衝動、固執己見,富有逆反心理的年齡段。
甲午戰爭對光緒帝來說是一場惡夢,使他蒙受奇恥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設想做亡國之君。熟悉光緒帝的德齡女士,對甲午戰爭後光緒帝的心境有這樣的記載:「光緒為想挽救他的國家,使他在國際上得到一個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裡所嚮往的那種地位——幾乎連飲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國家一躍而為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應該說,變法給光緒提供了一個情緒的突破口——只有變法,才能在公私兩方面給光緒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機。
然而百日維新之始,士大夫習慣將圍在慈禧太后身邊的大臣稱為「老母班」,而將光緒周圍的變法者們稱為「孩兒班」,流露出對他們「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不信任感。
這種社會心理狀況,對變法的成敗無疑直接具有影響。因為資歷在中國政壇,不僅是個號召力問題,更是個信譽與信任度的問題。就實際政治操作來說,缺乏資歷往往也代表缺乏政治經驗。戊戌維新的領導人物只是一批知識界精英,他們才華橫溢,幾乎每人都有極深的學術造詣。不幸的是,他們中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實幹家。
光緒身邊的變法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體現在康有為身上。而康有為的不成熟,則體現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極端固執是其集中表現。這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是致命的缺陷,他既敢於挺身而出又難以駕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中,他就是自不量力。
康有為從光緒憂國憂民、開明求變的表現中,似乎撥雲見日,尋覓到了士大夫們祖祖輩輩渴盼至極的明君賢王。康本人11歲即喪父,窮得「不能出遊,不能購書,乃至無筆墨。」他也許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居然能步入深宮紅牆之內,直接得到皇帝的九重恩寵。對於這樣百年不遇的聖君,他萬般信賴。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大氣魄,難怪乎見過他的人說他「懾力勝人」。
然而 ,他手中無一兵一卒,卻幻想走極端路線「誅祿圍園」,發動宮廷政變,廢除太后,捕殺大臣,殊不知這在精明幹練、深諳宮廷陰謀的慈禧眼中,他無異於是一個舞台戲文看得太多的土鄉紳。試想榮祿一個官場老手,且能容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這般威脅,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無比的宰相地位和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最終仍然歸於慘敗,遑論康有為一個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
當強學會成立,李鴻章這樣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主動示好,提出捐銀兩千時,卻被維新派以其聲名不佳為由斷然拒絕,從而使李鴻章屬下的淮系軍人也拂手而去。待到康梁與張之洞鬧翻,地方督撫大員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數,實際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弔。
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中,李鴻章和洋務派至少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至牽制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袖手旁觀的官僚群體保持中立,使維新運動具有更大的聲勢和群眾基礎。
而以西太后之識見能力,指望她能深入徹底地推行變法恐怕是與虎謀皮,清末新政的偷梁換柱無疾而終即可驗證。但維新派如果能洞悉西太后的用心,讓她名正言順地保住或分享權力,不致於因變革潮起而失落生疑,那麼這個功利至極的女人或者不至於那麼急迫地要扼殺變法。
當時守舊黨的勢力遠比維新黨強大百倍以上,頑固派的宰相徐桐,竟連從洋樓前走過都不肯,堅持「寧可亡國,也不改革」,他們誓言:「寧把國家送給友邦,也不交與家奴(漢人)」。而維新黨人不知避其鋒銳,韜光養晦,一味急進蠻幹,使身處一線的光緒日益遇到更多的阻力,甲午戰爭後,光緒在朝中的支持者相繼被慈禧除去,當決戰關頭逼近,兩派人馬短刀相接時,維新派已是窮途末路。由於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只能一廂情願地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秘泄事敗,只能或瀛台被禁,或京華喋血,徒喚奈何。
這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悲劇宿命。他們雖有獻身精神,但疏於政務,黯於世事,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準備。在一個古老封建的國度里,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實在是痴人說夢。但這就是一夥天真和真誠得同時讓人不忍批評的人。
日本維新派不僅團結了以天皇為首的公卿貴族等不滿幕府專權的勢力,而且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率先取得長州、薩摩兩藩的政權,並組織了近代化的「騎兵隊」。而更關鍵的是,日本維新派的通達權變、靈活機轉,及時有效地鞏固了自己的聯盟。明治維新在倒幕之始,維新陣營里不僅有精通西學的知識分子,也有手握雄兵的封建藩主。即使是維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和「開國派」。但這些人儘管面目各異、主張不同,卻在倒幕的前提下暫時擱置分歧而團結起來。這種「奇妙」而又荒唐的聯合,在當時卻取得了巨大的實效,推翻了幕府統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
翻開一部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主導改革的武士階層可謂英才輩出,群星燦爛。他們以對上影響天皇、對下動員全民的積極姿態,把明治維新變成了一場全民族的革命。這是一個需要巨人併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他們在關鍵時刻引領日本校正航向,乘風破浪地勇往直前。
明治維新伊始,踏出國門使改革派的眼光見識,天地一別。著名的岩倉使團在德國訪問期間,剛剛完成國家統一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宴會上對他們說,如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使團副團長大久保利通感同身受,對這種強權政治說心悅誠服,決心做日本的俾斯麥。同時他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那就是要由國家來主導工業發展。回國後,意志堅毅的大久保受命於危難之際。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實權的鐵腕人物,帶領日本只爭朝夕地進行現代化急行軍。按照他的殖產興業計劃,政府直接從西方拿來了法國式的繅絲廠、德國式的礦山冶煉廠、英國式的軍工廠。此外還大力扶持民間企業,今天著名的三菱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後來,強硬的大久保被反對派刺殺,接過他接力棒的伊藤博文更加卓絕超群,堪稱一代雄才。他在制定帝國憲法、發展資本主義、推進文明開化中的巨大作用,與康梁一派主修儒學對西學只知皮毛相比,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員大多數都曾經留學或考察過歐美,是經驗豐富且腳踏實地的實幹家。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這是明治集團與光緒集團在政治操作上的本質區別。日本的維新志士,大多是職業軍人出身,以修文練武為業,自幼接受斯巴達式的嚴格軍事訓練,使他們養成了履及劍及、不尚哲理的性格,養成瞬息之間把握時機的決斷能力。他們在推翻封建幕府的「開港倒幕」、「王政復古」鬥爭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建立了崇高的威信,遠非光緒集團那些來自書齋的改良派們可比。
原文來自網路,原作者不詳,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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