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年毀路遙：我是怎麼退稿《平凡的世界》的

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住到煤礦，

每天寫作通宵達旦，然後睡覺到下午。

寫完之後，就像大病了一場。

妻離子散沒有，嘔心瀝血的確。

然而，這部巨著，

卻也難逃被退稿的命運。

文丨周昌義

原載丨《文學理論與評論》2007年6期

原題丨《記得當年毀路遙》

◇◇◇◇◇

編壇新人去西安組稿

是上世紀86年春天的事了。我剛當編輯一年，說好聽些，是個編壇新人，其實是個毛頭小伙，愣頭青。路遙當時已經發表了中篇小說《人生》，連續兩屆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一個回鄉知青高加林，家喻戶曉。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陝西作協主席———記憶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還有可能是《延河》主編。反正我們倆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說，力挺輪不到我，毀也輪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組稿。在《當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的稿件。不過，只是西北的自然來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習慣，由老編輯聯繫。我去西安，是奔著幾個見過來稿，沒見過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結識的是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

陳澤順是北京知青，在陝西出版社，後來編輯了《路遙文集》，寫過《路遙生平》，很動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華夏出版社領導，有了一番作為。孫見喜是最熟悉賈平凹的作家，專寫賈平凹，成了平凹專業戶。趙伯濤的中篇寫得真是好，後來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從此銷聲匿跡，很是可惜。如果文壇是江湖，中國作協則是一個總壇，各地區作協就是一個分壇。編輯去組稿，通常都應該先去拜訪分壇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壇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賜稿。在陝西，要論分壇主，賈平凹算一個，路遙也算一個。那些天，陝西省文聯正開什麼代表大會，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會上混吃混住。正好，賈平凹也在會上，自然就認識了。

《當代》有個傳統，老編輯總是會告誡新編輯，編輯和作家，是作品的關係。作家之間的恩怨，跟我們無關。所有作家，都應該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有親疏，也僅僅因為作品，和恩怨無關。拿陝西來說，陳忠實、賈平凹、路遙三大巨頭，在《當代》眼裡，絕對同樣尊重。陳忠實的《白鹿原》是《當代》首發。賈平凹在《當代》上發表過一些中短篇，路遙的成名作就發在《當代》。

《人生》之前，路遙還有《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裡》，都發在《當代》上。《當代》留有路遙寫給老主編秦兆陽的一封信。信上說，自己這部中篇，已經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給秦主編，是想請文學聖堂《當代》作最後裁決，如果《當代》也退稿，就說明它的確毫無價值，他就將付之一炬。

《驚心動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劉茵看，再送秦老終審。秦老說，這個作者很有潛力嘛，立即請他來北京修改!路遙這部中篇，就是在《當代》編輯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內大街166號的後二樓。改完之後，路遙感嘆說，比初寫還要費神。在《當代》發表後，獲得第一屆全國中篇小說獎。

《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後，《當代》還發表了路遙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難的日子裡》，是《當代》後任主編何啟治責編的。舊事重提，只是想說，路遙和《當代》的淵源其實深過平凹和《當代》，我真是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訪他。沒去拜訪，沒別的原因，就只是我的個人性格。20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從路遙開始，我從來就沒去拜訪任何已經著名的作家，從來沒有。從來不會為了約稿去拜訪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訪甚至糾纏著名作家，爭取他們賜稿，是編輯的基本功課。當時有四大美編之說，就是四個著名的美女編輯，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還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堅韌執著超越美女。當時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蔣子龍，就曾經遭遇兩個女編輯搶稿，猶豫不決之時，去了一趟衛生間，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搶走了。20多年過去了，傳說也成了歷史，歷史也成了傳說。

編輯為搶稿各顯神通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聯出版公司一位女編輯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賈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沒爭過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後，聽說路遙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時候，她已經苦等了一個多月。據孫見喜他們介紹，手不離香煙，一張臉籠罩在煙霧之中。那時候國家還不富強，創業階段，編輯沒現在好當，要搶稿，只能靠人情，甚至低三下四，死皮賴臉。想提密碼箱，現鈔成捆，不可能。傳說中的密碼箱搶稿，也太誇張了，而且是照江湖電影來誇張。這邊指頭蘸著白粉舌頭上一舔，然後點頭。那邊咔嚓開箱，滿眼鈔票。好，買賣成交。嚴格說，這種場面很少。有這種魄力和權力的編輯不多，即使是在傳說中，整個文壇，也就三兩位。遭遇過此等場面的作家，我能夠落實的，也就阿來。

話說回來，無論是趁蔣子龍上廁所搶走手稿，還是把現金拍在阿來面前，從工作上說，都是很職業的編輯。競爭激烈，編輯難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算有失個人尊嚴，那也是好編輯。所以，我說我從來不拜訪著名作家，更不會參與搶稿，不是自誇，更不是鄙視同行。恰恰相反，我對他們心懷敬佩。

人家能夠忍辱負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沒人家堅韌。以工作論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編輯，因為這使得我從業20多年，都成資深老油子了，還從來沒拿到過著名作家的作品。

不過，這倒有點《當代》風格。很多《當代》的讀者感覺到，《當代》發年輕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發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說不多。關注無名作者，是《當代》的一貫傳統。對著名作家關心不夠，是我們這一屆編輯的缺點。說白了，我們這一屆編輯，沒有搶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兩個編輯簇擁，我們就知難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編副主編去了，他們會相互拜訪。以我當時的身份，不夠名家拜訪的資格。當時，陝西省作協有位副主席，外國文學方面修養很高，溫文爾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訴我，路遙新寫成了一部長篇，問我有沒有興趣看。我說，當然有興趣拜讀。記不起我當時激動沒有，現在想來，應該很激動。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聊出一兩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遙的長篇小說，那不是天上掉餡兒餅?人家女編輯苦等了一個月，都沒給看，我剛下火車，就問有沒有興趣。我是應該欣喜若狂的。

路遙真的是勵志作家嗎？

作品完稿時，作家最脆弱

稍微有點名氣的作家，都忌諱把稿子寄給編輯部，哪怕是寄給主編。通常他們會寫信或者電話(那會兒電話不普及，長途電話算奢侈品)告訴編輯部，問有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能不能派編輯前來?寄給編輯部，雖然編輯說是賜稿，但寄的過程是投稿，總有點投靠的意思，感覺總有些屈尊。要是編輯上門，那是出版社和刊物來搶稿，至少是討稿。感覺大不一樣。這是在試探掂量。如果編輯不願意上門，那說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視。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討沒趣了。誰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給看重它的人。這不是裝孫子，是自我保護。

作品完稿的時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時候。辛辛苦苦，嘔心瀝血寫完，說是心力交瘁，一點不誇張。看著手稿，卻不知優劣，不知生死，不知成敗。茫然四顧，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樣。越著名越困難，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後，信封一裝，送郵局就是。有認識的編輯，寫上編輯大名;沒認識的編輯，寫上主編的大名;最普及的，寫上編輯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寫上郵資總付，一分錢郵費不花。

你看得上，我高興。看不上，退稿給我，給我份手寫體的退稿信，我就當寶貝珍藏。總之，小作家投稿，沒有心理障礙。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樣，他經不起退稿，丟不起這個人，比臉面更重要，就像當媽的，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身體極度虛弱，一點風寒，就可能留下終生毛病。所以，我還得重申，這與作家人品無關，與裝腔作勢無關。每一個職業，每一個人群，都有自己的軟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職業軟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時。

《當代》的老編輯像劉茵、章仲鄂、何啟治、朱勝昌等，都是著名編輯，他們給我們的教導，都是要體諒作家，維護作家，幫助作家。

《當代》這麼多年，一沒美女編輯，二不趁人上廁所搶走手稿，三不提密碼箱拍現鈔，能夠發表那麼多好作品，不是沒有道理的。路遙要是直接給秦老寫封信，《當代》會派一個老編輯，有可能是個副主編，領著我這個小編輯直奔陝西，直奔路遙家門。陳忠實的《白鹿原》寫好之後，就給《當代》去了信。

以陳忠實當時的名氣，遠不如路遙。我記得大家在朝內大街166號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認為陳忠實一定能夠寫出一部好的長篇來。但還是決定，派人奔赴西安。是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為了賺錢。那時候《當代》發行量五六十萬冊，不考慮經營問題，內部管理也還是大鍋飯，沒有獎金差別。那些老編輯不管以什麼方式組稿，都為的是編輯的榮譽感，比我們現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過刊物產生影響，讀者還不習慣直接閱讀圖書，所以作家都尋求刊物發表。還有，作協那位副主席，是個好同志，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時，對路遙有極其充分的保護。他說，路遙新作沒給《十月》、《收穫》，也沒給《當代》的領導，是為了尋找知音。之所以問及我，是認為我會是路遙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說，路遙新作，是寫底層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遙相信我能夠理解，因為我也出身底層。尤其重要的是，路遙新作寫有煤礦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礦工子弟。路遙一生都在貧困中生活，陳澤順的《路遙生平》一文中講述了一件事，說路遙的窮，不是一般的窮，是窮得連內褲也沒得穿。他到了《延河》編輯部工作以後，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從被窩裡爬起來。因為他光屁股，必須要在被窩裡穿上長褲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幾歲就當民工，掄大鎚，打炮眼，拉板車，抬石頭，什麼苦都吃過。跟路遙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這麼一說，路遙把《平凡的世界》給我看，真是托對人了，你怎麼會毀人家呢?

副主席還有一席話，說路遙還有一些希望。如果《當代》要用，希望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全文一期發表;第二，頭條;第三，大號字體。苛刻嗎?不苛刻。有的作家還會有「一字不改」的要求。和副主席談過之後，當天下午，在陝西作協的辦公室里，和路遙見了一面，寒暄了幾句，拿著路遙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興緻勃勃地拜讀。讀著讀著，興緻沒了。沒錯，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萬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羅嗦，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

因為讀不下去，所以退稿

再經典的名著，我讀不下去，就堅決不讀。就跟吃東西一樣，你說鮑魚名貴，我吃著難吃，就堅決不吃。讀書跟吃飯一樣，是為自己享受，不是給別人看的。無獨有偶，後來陳忠實的《白鹿原》，我也沒讀下去。得了茅盾文學獎，我也沒再讀。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應該那麼質樸，這本來就是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價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這麼說吧，當時的中國人，飢餓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綠的。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謂意識流的中篇，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打，存心不給人喘氣的時間。可我們那時候讀著就很來勁，那就是那個時代的閱讀節奏，排山倒海，鋪天蓋地。喘口氣都覺得浪費時間。這不是開脫，是檢討自己怎麼會鑄成大錯。

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住到煤礦，每天寫作通宵達旦，然後睡覺到下午。路遙有回憶文章的標題就叫做《早晨從中午開始》。寫完之後，就像大病了一場。妻離子散沒有，嘔心瀝血的確。所以，我不可能對他說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對副主席說，《當代》積稿太多，很難滿足路遙的三點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發稿和待發的長篇不少。我例舉給你聽:張煒的《古船》、柯雲路的《夜與晝》、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還有李杭育那部後來被封殺的長篇。

以當時的眼光看，都比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證頭條和幾號大字，更不能保證全文一次刊登。路遙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這就不用說你看不下去了，還給路遙留了面子。嚴格地說，不是我給路遙留面子，是路遙給我備好了台階。很多著名作家提出過分的要求，並不一定非要實現，而是特意給編輯退稿準備台階。避免編輯難辦，大家難堪。

要不然，只好說看不上，說不夠發表水平，那就太殘酷了。很多時候，表面過分，其實厚道。創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該是提過分要求的人。

退稿的時候，如果是無名作家，我們肯定就再見面了，我一定會把我的感受如實地告訴他，希望對他有所幫助。路遙是著名作家，輪不到我幫助，他要不主動聽我的感受，我不會找上門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萬要保密，對文壇保密，對陝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應該的，稿子被你一個小編輯隨手就退了，傳出去怎麼也不好聽。

我在西安期間，還真有人不時問我一句:看路遙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時會感覺古怪。

路遙創作這部長篇，費時多年，應當是陝西文壇的一件大事，受大家關注很應該。可我的感覺是問及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遙在《人生》之後，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要泄密出去，會有人幸災樂禍嗎?不會有這麼嚴重。儘管到哪兒都會有文人相輕，到哪兒也都會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憐。當時陝西有賈平凹和路遙兩桿旗幟。賈平凹鬼才橫溢，無人能學。路遙才氣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數陝西作家有相同的創作路數。他的成功和失敗都會對陝西作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大家也不會盼著他失敗。

陝西地處西北，遠離經濟文化中心，遠離改革開放前沿，不能得風氣之先。想要創新，不行;想要裝現代，不行;想要給讀者思想啟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陝西文壇面對新知識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個文壇，都感到自卑。80年代中期，是現代主義橫行，現實主義自卑的時代。陝西恰好是現實主義最重要的陣地，也該承擔起現實主義的自卑重擔。一是在陝西文學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遙最自卑脆弱的剛完稿時候，我那一退稿，的確很殘忍。

可惜我一個毛頭小伙，愣頭青，哪兒有這麼心細。我退完稿，出門逛街，看上一輛有鐵絲網還有軲轆的嬰兒床，向孫見喜他們借了錢，高高興興買到手，扛上火車，就去了成都。當時我閨女她媽身懷六甲，我正準備給我閨女當爹。

仕途失意，喚醒路遙作家夢

回《當代》遭到最高級別的批評

回到《當代》，好像還有些得意，因為自己替領導化解了一道難題。那時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編是朱盛昌，我們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你應該把稿子帶回來，讓我們退稿。那樣，對作家也好些。老朱是個厚道的人，不過，我還是捫心自問:我怎麼忘了帶回北京，讓領導處理呢?這麼著名的作家，我怎麼就這麼擅自處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麼不打長途電話回編輯部請示領導呢?路遙說是給我看，其實是給《當代》看，我怎麼就擅自代表《當代》了呢?別的老同志，像劉茵、老何、老章他們，知道這事兒以後，也都提醒我，應該把稿件帶回來，讓領導退稿。在《當代》，提醒幾乎就是最高級別的批評了。

我在《當代》錯誤不少，有些還是政治錯誤，連提醒都很少遭遇。《當代》的老同志，都習慣言傳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還沒完。聽老同志的批評，我還感到點欣慰。老同志們批評的僅僅是退稿程序，沒有人說不該退，只是說不該由我退。86年的文學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經開始長達20年的漫長衰退期。

《花城》因為地處邊遠，危機感比《當代》、《十月》、《收穫》都強。他們的編輯組稿願望非常強烈，為作家提供的服務也特別周到。打個比方，他們常常把作家請到廣州，住當時最豪華的白天鵝賓館。不是住三天兩天，而是三月兩月，住裡面寫小說。《花城》不擁天時，不佔地利，只好努力尋求人和。當《花城》編輯，註定了一個命運:比《十月》、《收穫》、《當代》付出多，收穫少。無論他們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給他們的稿子，多數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還是要留在京滬，住白天鵝賓館也不管用。作家不論個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問題上，通常都是「勢利」的，就跟家長總恨不得把孩子的腦袋削尖了去鑽名牌學校一樣，作家也希望給自己的作品尋求更有影響力更有話語權的刊物。整個中國文學包括期刊，都開始了邊緣化進程，而地處邊緣地區的文學和期刊理所當然是在邊緣化的前站。正在經濟中心化的廣東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實是在同邊緣化的命運抗爭。那些「勢利」的作家，應該是先於我們感覺到了《花城》的邊緣化命運。

《花城》從《當代》得知路遙有長篇新作，他們的新任(副?)主編謝望新，立刻從北京飛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廣東，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舉辦作品研討會，雷厲風行，而且轟轟烈烈。那時候，《花城》和《當代》的關係很親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關係也親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討會，就在我們社會議室開的。很多《當代》編輯都去了。我沒去，但不是沒好意思，多半是因為沒受到邀請。如果邀請到我們小編輯層次，會議室需要擴大兩倍。我記得散會之後，老何率先回到《當代》，見了我，第一句話是說，大家私下的評價不怎麼高哇。聽了這話，我鬆了一口氣，還不止鬆一口氣，《花城》發表了這一部曲之後，居然就沒發表以後部分。後面部分居然就沒了音信，幾年以後，才在《黃河》上登出。《黃河》好像是山西文聯或者作協的，比《花城》還要邊緣啊。有傳說，在《黃河》上發表也不容易，也費了不少周折。對路遙，對《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難?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是1990年評、1991年3月9號頒發的。

那是評價最低的一屆茅盾文學獎。剛剛經歷1989年的政治風波，有關方面都很小心謹慎，比較起來，《平凡的世界》還是獲獎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種傳說，說路遙得到的獎金遠不夠到北京的活動支出。注意這個傳說背後，其實是路遙的悲涼。要知道，路遙在世的時候，所得稿費可以忽略不計，他是生活在貧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麼活動經費。就算他真的拖著病體在北京活動過，也不是他的恥辱。要知道，別的作家活動茅盾文學獎，都不用自己掏錢，都由地方政府買單，一次活動經費要花好幾十萬。即使在謠傳中，路遙的所謂活動，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襯托出路遙的悲涼。實話說，當我聽見那些傳說的時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遙就在那些傳說中突然去世了。路遙是死於肝病，陝西的朋友說起路遙，都嘆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壓抑的性格有關係，跟他的心情有關係，他的心情當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關係。

路遙英年早逝，《平凡的世界》迎來轉機

路遙就這一部長篇，如同《白鹿原》耗盡了陳忠實畢生功力一樣，《平凡的世界》也耗盡了路遙畢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遙沒法高興。假如我當初把稿子帶回《當代》，假如《當代》分兩期刊登，人民文學出版社自然會出書，自然會送選茅盾文學獎，同樣會得獎，而且不會有活動的傳說。就算要活動，也該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麼傳說的，據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動。這麼說很難讓人相信，甚至會讓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證，我們「周洪」成員———包括洪清波、腳印———參與責編的那些獲獎長篇，比如《塵埃落定》，比如《歷史的天空》，都沒有所謂的活動。假如我當初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風順，而且堂堂正正，路遙的創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會好得多。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命運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說來很殘酷，上天給了《平凡的世界》轉機，但這個轉機卻是路遙的英年早逝。

在路遙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1988年先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然後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廣播過，已經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說是寫給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圖書市場的反應。因為路遙的去世，才帶動《平凡的世界》的銷售。

當時，我還真有這樣的想法:人都死了，還不讓書火一把?問題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長銷書。去年，我們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權買到手，現在還時不時重印。

我感覺路遙的性格，是不善於和人交往那類，決定了他不會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長銷，就不可能是文壇什麼人兩肋插刀的結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決定的。

一部作品，顛沛流離，20年以後還在走好，沒有力量能行嗎?我承認不承認，事實也擺在那兒。而且，20年前，我這個剛進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遙引為知己，那是路遙的誤會。但在今天，無數和我當年一樣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讀者，成了路遙的知己。坦白地說，《平凡的世界》已經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經典讀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車上坐了兩天，下決心帶了《平凡的世界》讀，突然發現，跟當年的感覺不一樣啊，不難看啊!當年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文學的價值在於啟蒙。20年過去了，文學啟蒙的任務也過去了，價值標準也不同了。現在的文學，注重體驗;現在的作家，有機會平等地講故事了;現在的讀者，有心情心平氣和地感受人物的命運了。作為編輯，退掉了茅盾文學獎，退掉了傳世經典，怎麼說，也是錯誤，怎麼開脫也沒用。當然，我也不後悔，後悔也沒用。我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得犯同樣的錯誤，不可能更改。當然，除了星移斗轉，時過境遷，我個人的閱讀習慣也順應了潮流。當年毛頭小伙，心浮氣躁，如饑似渴。現在老了，知道細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聯出版公司的，責編是一個姓李的編輯，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編輯，她後來寫有文章，說拿回到出版社以後，也還遭遇了不小的麻煩。領導也缺乏信心。領導知道《當代》和人文社曾經退稿，就更缺乏信心。當然沒有點名，她在文章中只說「一家很有影響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給留情面啊!

還要補充一點，路遙是1992年11月27號凌晨因肝病逝世，終年差16天43歲。這一點補充完畢，《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離了。我想應該做一個總結，我講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檢討。嚴格說，跟我個人得失無關，跟我自己的好惡也無關。

有句古詩說:「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我就是那「爾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講述一部經典名著在文壇的命運。我們再重複一次故事的要點:一部經典名著，作家嘔心瀝血成稿之後，被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沒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後開始在文壇邊緣顛沛流離。好不容易獲得茅盾文學獎，還被傳說是活動的結果。好不容易暢銷，又被認為是死亡效應。

等到它終於被文學史認可，作家本人早在黃泉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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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義，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於四川省威遠煤，高中畢業插隊三年。78年初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77級），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國家計量局政策研究室處理總結報告和新聞簡報和標點符號。85年調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當編輯至今，現任主編一職。

身為編輯，有如下失誤：

退稿路遙經典《平凡的世界》

有幸編輯和參與如下作品:

鄧賢的《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流浪金三角》

阿來的《塵埃落定》

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

閻真的《曾在天涯》、《滄浪之水》

寧肯的《蒙面之城》

董立勃的《白豆》

王剛的《英格力士》

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

楊志軍的《藏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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