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與中東民主化進程|世界歷史

本文摘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作者：丁隆，原題：《伊斯蘭教與中東民主化進程》 「9·11」後，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成為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的重要內容。伊拉克戰爭後，美國提出了旨在推動中東民主進程的「大中東倡議」，中東民主化成為媒體和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中東伊斯蘭國家，宗教在政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地區的政治變革首先面對的問題是伊斯蘭教及其政治文化與民主的關係，特別是政治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本文擬從政治伊斯蘭對民主化進程的影響角度，運用建構主義的相關理論，探討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前景。 一、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 1974年起，發端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了歐洲、拉美的天主教國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國家。「在葡萄牙於1974年結束獨裁後的15年間，民主政權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30個國家取代了威權政權。在其他國家，發生了威權政權之下的大規模自由化運動。」〔1〕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把這次民主化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這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昭示了現代民主制度的普適性。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引發了政治學界對不同文化與民主關係的研究。亨廷頓在考察了各種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後，為各種文化排出了順序。它們依次是：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伊斯蘭教和黑非洲文化。我國學者叢日雲認為：「伊斯蘭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最弱，這一點已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實所證明。如今，權威主義政權和少量傳統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於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東－伊斯蘭教』地區。但是，從90年代的情況看，黑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也許超過伊斯蘭教文化。」〔2〕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並非民主化進程的關鍵變數，民主化的自變數是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分屬不同文化的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在實現民主化，說明文化因素在民主化進程中只起到干預變數的作用，它推動或阻礙民主化進程，賦予各國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不同的文化屬性，但文化因素不能決定一國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並最終建立民主制度。天主教和東正教與民主的關係能夠證明這一點。直到上世紀70年代，天主教和東正教文化還被認為是不利於民主的。但「從總體上看，1974-1990-1年轉向民主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國家。」〔3〕「天主教會由現狀的防波堤變成了要求變革的力量，由擁護威權變成主張民主，這一立場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象。」〔4〕「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的民主過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亞文化並不是內在地，而且永遠地反民主。」〔5〕進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東正教國家也基本實現了民主過渡。 作為西方的一種政治制度，民主對於伊斯蘭國家來說是舶來品。但與天主教、東正教文化和民主的關係相似，伊斯蘭教傳統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嬗變的緩慢和長期性並非阻礙中東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伊斯蘭教在中東民主化進程中同樣只起到抑制變數的作用。導致中東伊斯蘭國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這一干預變數表現為較強的惰性力量，阻滯了民主化進程。中東伊斯蘭國家民族文化與現代民主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甚至表現為強烈的對抗。這一地區的政治文化變革首先要面對伊斯蘭教和民主的關係問題，即伊斯蘭教是否和民主相容。我國學者王林聰認為從價值觀和歷史觀來看，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是一種不確定的關係。伊斯蘭教既能用來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又會被作為反對民主賴以存在的基礎，反對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決於如何理解伊斯蘭教，取決於同伊斯蘭教發生關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伊斯蘭教價值觀通過影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加強或束縛民主化進程。但是，「伊斯蘭教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變數，它既不阻止也不支持民主化的前景。」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伊斯蘭教不起直接作用，也不是惟一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素。 民主在中東遭遇的困境似乎證明了民主與中東伊斯蘭國家本土文化間存在結構性衝突，許多西方學者據此認為中東伊斯蘭國家與民主無緣。這種失於偏頗的「中東例外論」（Middle-EasternExceptionalism）並不是民主與伊斯蘭文化關係的真實反映，它源自西方對伊斯蘭文化的錯覺，對伊斯蘭文化的認識失於簡單和偏執，武斷地判定伊斯蘭教本質上是反民主的。而中東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則認為伊斯蘭國家並不需要從西方引進民主。因為在他們看來，伊斯蘭世界不如人意的現狀不是缺乏民主造成的，而是伊斯蘭國家偏離伊斯蘭教造成的。伊斯蘭教這一「自足體系」可以自主實現伊斯蘭國家的理想制度。在此認識下，民主化被化約為西方化、美國化，再與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種種痛苦經歷相聯繫，民主化自然被推斷為西方的陰謀。 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一元化思維方式，使其對各自的制度和文化過度自信和盲目樂觀，二者對立的實質是兩種「終結主義」的對立，即雙方尤其是西方認為自己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優越的制度，是「歷史的終結」。這種對立關係並不是宿命式的，而是通過雙方尤其是美國「妖魔化」對方所建構的敵對認知導致的。因此，中東民主化困境的癥結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圍繞民主化問題產生的共有觀念的敵對，而非悲觀失望者所認為的伊斯蘭與民主間存在著結構性衝突。 二、政治伊斯蘭與中東民主化進程的關係 長期的權威主義統治使中東伊斯蘭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6〕，政治伊斯蘭黨派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反對派。同時，民主必須依賴的市民社會在伊斯蘭國家卻是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力量。這就使中東權威主義政權和西方國家都必須考慮民主化的結果，即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力量可能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受益者。對中東伊斯蘭國家民主化前景的擔憂影響了西方推動中東民主的熱情，中東權威主義政權則擔心民主改革的結果是將政權拱手讓與政治伊斯蘭，因此拒絕民主化。為應對民主化要求，中東權威主義政權往往強調民主的文化特殊性和不可移植性，並據此否認現代民主的普適性，使世俗的中東伊斯蘭國家長期延續權威主義統治方式，甚至家族世襲統治。 民主化是一種制度變遷，無論突髮式的還是漸進式的，這一變遷都不可能脫離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實，而這些國家最基本的政治現實是伊斯蘭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中東伊斯蘭國家幾乎不可能發生類似於歐洲歷史上的世俗化運動，即使通過立法確立世俗化原則，政治伊斯蘭仍是影響其政治的重要力量。早在上世紀20年代土耳其就確立了世俗化原則，但伊斯蘭黨派仍能在80年後通過選舉上台，說明由於伊斯蘭教的入世性，加之伊斯蘭教歷史上從未進行過徹底的宗教改革，歐洲世俗化—民主化的路徑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幾乎沒有借鑒意義。這也意味著不可能將政治伊斯蘭排除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之外，政治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成為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內部變數。 西方學者將政治伊斯蘭通過民主化方式上台執政的情形稱為伊斯蘭「劫持民主」（hijackdemocracy），伊斯蘭國家的學者將其稱為「伊斯蘭顛覆民主」。其實，所謂「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問題並不存在。如果程序合乎民主標準，任何政治力量通過選舉上台執政都是民主化的合法結果，儘管這一結果可能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伊斯蘭劫持民主」的概念反映了西方對政治伊斯蘭偏執而僵化的認識，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西方學者往往認為政治伊斯蘭組織本質上都是反民主的，其鬥爭路線圖是通過暴力或非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其實，早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被取締後，政治伊斯蘭便開始分化和重組。正如美國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所認為的，「多種不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不能被化約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也不能根據一個預先設定的單一層面的公式或戰略予以估價或回應。」「伊斯蘭教和伊斯蘭運動並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國和反民主的。」〔7〕 政治伊斯蘭的主要派別對民主的態度存在較大分歧，各派別與中東伊斯蘭國家民主化進程的關係可歸納為以下三種情形。 1．「賈希利亞範式」（JahiliyyahParadigm）「賈希利亞範式」是最激進的政治伊斯蘭派別「吉哈德－賽萊非主義」〔8〕（JihadiSalafiyyah）的理論框架。巴基斯坦伊斯蘭主義者艾布·艾阿拉·毛杜迪是其創立者，埃及伊斯蘭主義者賽義德·庫特卜以更激進的方式詮釋和發展了這一理論。他們認為當前伊斯蘭國家的政權是非伊斯蘭的，世界處在與伊斯蘭史前的「賈希利亞」相似的現代「賈希利亞」，必須發動「聖戰」推翻現政權，實現國家和社會伊斯蘭化，建立「真主主權」（HakimiyyatAllah）。 對政治伊斯蘭有深入研究的法國著名學者、希拉克總統的伊斯蘭事務顧問吉利斯·凱佩爾（GillesKepel）認為，「1996年6月，本·拉登領導的組織對沙特宰赫蘭的美軍兵營發動的襲擊是該組織對美國目標發動的首次襲擊，但正是這次襲擊清楚地說明政治伊斯蘭「游擊路線」（guerrillaroute）的失敗。」〔9〕基地組織等「吉哈德－賽萊非主義」組織對國際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的同時，它們實現「真主主權」的鬥爭已經失敗。這些具有反人類色彩的極端組織已成為國際反恐鬥爭的主要敵人，其鬥爭的主要特徵是「游擊路線」和恐怖主義，註定其只能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等所謂「失敗國家」（failedstates）和戰後伊拉克開展大規模活動。雖然它們仍具備製造大規模恐怖襲擊的可能，但已沒有發動草根階層革命的能力。從而與發動群眾、通過聖戰推翻「叛教政權」、建立神權國家的終極目標背道而馳。 「賈希利亞範式」的失敗意味著強烈反對民主的「吉哈德－賽萊非主義」組織無法通過武裝鬥爭在伊斯蘭國家取得政權，建立伊斯蘭神權國家。雖然基地組織等在伊斯蘭世界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但它們對中東伊斯蘭國家民主化的阻礙作用卻十分有限。 2．「溫和的原教旨主義範式」（ModerateFundamentalistParadigm） 上世紀70年代後，「吉哈德－賽萊非主義」組織不但沒能在中東伊斯蘭國家奪權，反而遭到當局的鎮壓，主要成員或被拘捕或流亡國外。而伊朗、蘇丹的伊斯蘭政權試驗，更使政治伊斯蘭理論和實踐均受到挑戰。在這一背景下，政治伊斯蘭組織只能把求生存作為其第一要務，而溫和的改良主義再度成為政治伊斯蘭的主流。目前，大多數政治伊斯蘭黨派都屬於這一範式，其中埃及、敘利亞、約旦等國的穆斯林兄弟會、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均為這一範式的代表。 與「賈希利亞範式」相同，這一範式也屬於保守的復古主義，主張建立嚴格實行伊斯蘭教法的神權國家。但反對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的鬥爭路線，認為社會伊斯蘭化是通過幾代人努力方可實現的長期目標，無法一蹴而就，主張通過弘揚伊斯蘭道德和價值觀來清除非伊斯蘭價值觀的影響以實現社會成員道德和行為的伊斯蘭化，再通過漸進式的變革完成整個社會的伊斯蘭化。 溫和的原教旨主義認為通過政治手段改造社會只是伊斯蘭化的途徑之一，否認政治伊斯蘭能夠迅速奪權。但這並不意味著該派別反對參與政治生活，相反，其參政的主要方式是通過選舉爭取議會席位和行業工會等公民社會組織的領導權，以參與決策、影響輿論。 「賈希利亞範式」和「溫和的原教旨主義範式」的終極政治理想都是烏托邦式的，原因在於二者不能分清「理想的」（thedesirable）和「可實現的」（thepossible）的區別。但「溫和的原教旨主義」屬社會改良主義，具有實用主義色彩。因此，雖然其終極目標是實現社會的伊斯蘭化，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但在實踐層面上仍然認同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並積极參与民主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和的原教旨主義」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至於該派一旦通過選舉上台是否會推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破壞世俗化原則，並對西方採取敵對政策等，尚無法判斷，因為迄今還沒有溫和的原教旨主義黨派在中東伊斯蘭國家執政的先例。 3．「自由主義伊斯蘭範式」（LiberalIslamistParadigm） 「自由主義伊斯蘭範式」是指放棄了建立伊斯蘭神權國家理想的政治伊斯蘭派別的理論框架。它試圖調和世俗主義和伊斯蘭教，在接受現代民主理念的同時，主張建立具有伊斯蘭特色的民主制度，以適應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文化。與上述兩種範式相比，該範式摒棄了烏托邦主義，務實地看待伊斯蘭教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治中的作用。 這一範式的伊斯蘭黨派不再固守保守的復古主義理念，對世俗主義、婦女參政和其他宗教持溫和態度。從穆斯林兄弟會分離出來的埃及中間黨（Hezibal－Wasat）甚至接納了6名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44名婦女（其中包括不帶面紗的穆斯林婦女）以及許多世俗主義者。該黨領導人艾布·阿拉·馬迪認為：「伊斯蘭教極少有剛性的原則。在伊斯蘭範疇內，存在多種民主和多元化的選項。」〔10〕 對於這類政黨而言，伊斯蘭只是鬥爭手段，而不是目的。為了選舉的需要，它們自我標榜為伊斯蘭黨派，突出宗教身份，並在選舉中多用宗教色彩濃重的口號闡述其執政理念以贏得更多選民的認同。但這些口號只是「選舉語言」，一旦執政，這些政黨無力也無意實踐這些口號，宗教只是它們的競選工具。 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是這一範式的成功實踐者。2002年，該黨在土耳其大選中獲勝，並單獨組閣。該黨上台後，並未推行伊斯蘭化政策，其政策與世俗主義的上屆政府無甚區別。不僅如此，該黨還積極推動土耳其加入歐盟，在伊戰中也給予美國相當程度的合作。 「自由主義伊斯蘭範式」的政黨在政治伊斯蘭各派別中與民主的積極聯繫最強，它們支持民主化進程，反對權威主義統治，日趨成為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黨派。這些黨派與世俗主義黨派的差別甚小，政治理念日趨接近，在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與前兩種範式相比，這一範式更符合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實和世界民主化趨勢，對民主化進程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伊斯蘭在土耳其的實踐，不應被視為伊斯蘭主義的抬頭，而應當作政治伊斯蘭與民主良性互動的積極表徵。 三、影響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內部因素 1．政治伊斯蘭所起的積極因素 伊戰後，美國把推動中東民主化作為其中東政策的核心，推出了旨在促進中東民主化的「大中東倡議」。同時，中東伊斯蘭國家的自由主義者也利用有利的外部環境，向權威主義政權發起挑戰，要求民主和自由。在這次民主浪潮中，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一道提出了民主化要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於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發表了兩份有關埃及改革的聲明，不再用「舒拉」（協商）作掩護，而是明確提出民主要求，並刻意淡化其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目標。〔11〕2005年埃及議會選舉中，穆斯林兄弟會取得88個席位，占議會席位總數的20％，僅次於執政的民族民主黨。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當選的議員中還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選舉結束後，穆斯林兄弟會副總訓導師穆罕默德·哈比卜表示「穆斯林兄弟會準備與美國國會和美國人民開展對話。」〔12〕 儘管「溫和的原教旨主義」可能仍未從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理想中解放出來，但這一轉變代表了主流政治伊斯蘭順應政治、社會變化，進行戰略調整的積極趨勢。因此，政治伊斯蘭向「自由主義伊斯蘭範式」過渡是可能的。 政治伊斯蘭從「賈希利亞範式」到「自由主義伊斯蘭範式」的轉變，顯示了政治伊斯蘭逐漸「溫和化」的趨勢，使政治伊斯蘭由民主化的障礙逐漸轉變為伊斯蘭特色的市民社會——「市民伊斯蘭」（CivilIslam），成為推動民主化的積極力量。 近年來，伊斯蘭學者圍繞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支持民主的學者佔據優勢，他們對民主給予積極評價。如埃及著名教法學家優素福·蓋爾達維認為民主和伊斯蘭並無衝突，現代民主制度與伊斯蘭教法中的「舒拉」、「勸善止惡」等原則十分接近；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前領導人阿德南·薩阿德丁倡導言論自由、民選政府等民主原則，認為「舒拉」意味著民眾參與決策；蘇丹著名伊斯蘭主義學者哈桑·圖拉比認為，伊斯蘭運動本身就是民主的群眾運動。〔13〕主流伊斯蘭學者對民主的認同為民主化和政治伊斯蘭參政提供了教法上的依據，有利於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2．政治伊斯蘭所起的消極因素 允許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參加選舉，也蘊含著一定的風險：其一，某些伊斯蘭黨派參與民主政治，並非意味著完全接受了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這或許只是它們的鬥爭策略。中東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實踐證明，伊斯蘭黨派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理想已經破滅。在政治現實面前，這些黨派認識到只有通過迂迴方式，按照現行的政治遊戲規則，在體制內鬥爭，通過合法方式取得政權後，才能實現其建立神權政府的終極目標。迄今為止，除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外，伊斯蘭黨派尚未在其他中東伊斯蘭國家通過選舉執政。政治伊斯蘭在土耳其的實踐雖然是一個成功範例，但不足以證明政治伊斯蘭的轉型。況且，土耳其的政治生態和世俗主義傳統與阿拉伯國家不可相提並論。因此，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在執政後，是否會對內實行伊斯蘭化，對外推行反西方政策，目前尚難預料；其二，伊斯蘭黨派本身也並非一成不變，其內部也存在「激進派」和「溫和派」的鬥爭。政治伊斯蘭發展史證明，如果伊斯蘭組織內部發生「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大多是「激進派」佔據優勢，即溫和的伊斯蘭黨派也可能「激進化」。1992年1月，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議會選舉結果被取消。此後，溫和的伊斯蘭拯救陣線逐漸演變為激進組織。 從這個意義上講，的確存在「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可能。但是，僅僅由於這種擔心而把伊斯蘭黨派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將對中東民主化進程造成負面影響。伊斯蘭黨派上台固然可能導致民主倒退、世俗化原則遭到破壞，而禁止它們參政就會導致社會動蕩和民主倒退。阿爾及利亞便是例子，1991年當伊斯蘭拯救陣線在地方選舉中獲勝，並即將獲得議會選舉勝利。阿軍政府隨即宣布選舉無效，並逮捕了伊斯蘭拯救陣線領導人，導致該國持續數年的社會動蕩，恐怖活動猖獗。阿爾及利亞的教訓足以成為中東伊斯蘭國家在處理伊斯蘭黨派參政問題上的前車之鑒。埃及的例子同樣具有說服力，政府對穆斯林兄弟會採取的高壓政策，催發了以賽義德·庫特布和艾曼·扎瓦赫里為代表的「吉哈德－賽萊非主義」極端主義思想的產生。 四、影響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外部因素 中東伊斯蘭國家權威主義統治得以長期維持的外部變數是美國中東政策。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美國與一些權威主義政權結盟，默許權威主義和家族統治的存在以遏制政治伊斯蘭勢力的發展。美國在巴以衝突中偏袒以色列，導致巴勒斯坦人至今未能實現建國夢想。海灣戰爭後，美國在伊斯蘭教聖地沙烏地阿拉伯駐軍。美國的中東政策被激進的政治伊斯蘭所利用，成為其煽動反美情緒的工具，激發了穆斯林強烈的被剝奪感和受害者心態，嚴重損害了美國的道義形象和美式民主的公信度，使美國宣揚的民主不能自我論證為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必需。美國功利主義的中東政策不僅不符合其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的「國家使命」，反而成為中東伊斯蘭國家民主化的障礙。 「9·11」後，美國認為缺乏自由、民主的中東地區已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在國家安全遭到威脅的情況下，不能容忍權威主義政權在中東延續，雖然維持現狀可使中東集權國家保持穩定，但這種穩定是消極的。而推廣民主會在短期內導致中東局勢動蕩，但這種動蕩是建設性的。基於這種判斷，美推出「大中東倡議」後，又開始調整對政治伊斯蘭的政策，這一調整體現在區別對待「激進派」和「溫和派」方面。在打擊「激進派」的同時，與「溫和派」開展對話，並暗示可以接受溫和的政治伊斯蘭黨派執政。2005年4月，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斯科特·卡朋特在卡達多哈舉行的美國－伊斯蘭世界論壇上表示，「美國願意與通過選舉上台的伊斯蘭主義者合作」〔14〕，表明美準備接受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執政。 美國對政治伊斯蘭態度的轉變表明其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導致其在中東民主化問題上失語的「阿爾及利亞綜合症」（AlgerianSyndrome），使中東權威主義政府不能繼續利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來遏制國內政治伊斯蘭黨派，從而消除了政治伊斯蘭黨派參政的外部障礙，為中東民主化進程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當然，這一政策調整並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對中東伊斯蘭國家權威主義政權的支持，美對待中東民主化的雙重標準仍將維持其政策慣性。對美國而言，理想的中東民主化進程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漸進式的。否則美必須為民主化帶來的劇烈社會動蕩付出高昂成本，這不符合其在中東地區的利益。美國的目標是在中東實現「可控民主」（manageddemocracy），以防止政治伊斯蘭上台在中東伊斯蘭國家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局面失控，最終違背其推動中東民主化的初衷。美國所期待的中東民主化結果仍是自由主義的世俗黨派執政。 五、結論 伊斯蘭教並非中東民主化的核心變數，因此，不應將中東民主化進程滯後歸咎於伊斯蘭文化本身。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探討伊斯蘭教對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該理論認為，行為體（actor）之間的關係由行為體的互動建構而成，行為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固定不變的，具有新觀念的行為體可以分解並重塑這一關係，凸現出行為體之間關係的可變性和進化的可能性。伊斯蘭教和民主的對立關係不是給定的，而是行為體相互建構形成的觀念結構，既可被建構為敵對的共有觀念，也可被建構為和諧的共有觀念。伊斯蘭教政治文化與民主的對立關係可通過行為體觀念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帶來的行為體良性互動重新塑造。政治伊斯蘭對民主態度的轉變和西方對政治伊斯蘭態度的轉變是雙方開始良性互動的積極表徵。因此，伊斯蘭教不但不是中東民主化的固有障礙，而且將會成為推動民主進程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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