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讀「論語」-前言3：西方民主困境的根源

福山認為：「當人們對制度的認知固化時，或當得勢精英用權力阻擋變革、維護自身地位時，制度便會跟不上外部環境的變化，走向政治衰敗。任何類型的政治體制——專制或民主——都無法免疫於這種政治衰敗。雖然在理論上，民主政治體制有利於改革的自我糾正機制，但它也讓強大的利益集團能夠鑽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擋迫切需要的變革，最終導致整個體制的衰朽」。

如果福山的這一論斷正確，那麼革除任何政治體制弊端的根本就不在於制度改良本身，而在於如何讓個人和團體從肆意鑽空子的「無良」轉變為自覺不鑽空子的「有良」。這大概就是孔子的「有教無類」所期望達成的效果吧，即道德建設可以消弭國家治理形式上的差異。這個實際很好理解，也就是從理論上說，對於由道德高尚的人組成的社會，國家治理以何種形式呈現已經不再重要。

正如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資深研究員拉里·西登托普對十九世紀著名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評價的那樣：「托克維爾關注的不只是權力，他有自己的道德遠景——這一遠景征服了眾多讀者——在托克維爾看來，真正自治的民主社會是一個崇高的理想，這樣的理想可以讓我們超越看似無可逃脫的現代生活的商業主義」。

當然這並不是說制度和制度改良本身就沒有意義。畢竟在現實環境中，人們距離普遍道德高尚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事實上，以孔子「禮以行義」的觀點而言，良好的制度無疑有助於上述「有教無類」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當兩者並重，不可偏廢。儘管這一過程可以想見地困難重重，而且路途遙遠，但畢竟舍此之外並無他途。

因此，美國政治弊端乃至現代民主困境的根源，主要並不在於制度架構層面，而在於西方文化本身。

（一）西方文明的主要特點及其核心

福山的老師，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西方文明概括為八個特徵，實際上可進一步概括為以下六點：

1、古典遺產。西方從其古典文明遺產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系語言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編者按：亨廷頓所謂的「古典遺產」，實際上就是對價值觀的傳承）

2、政教分離。政教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它文明中並不存在。政教這兩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編者按，與西方教會強行干預世俗生活、覬覦世俗權力甚至勾結專制君主殘酷迫害異見人士的歷史不同，以出世為目的的漢地佛教從來都無意於獲取世俗權力和物質利益，否則，悉達多王子也就不必出家了；同樣，漢地佛教也從無強行干預世俗生活的歷史。佛教講究隨緣度化。雖然佛教也有戒律，但教徒受戒都必須是自覺自愿的。所以在中國古代，只有三武一宗的滅佛，而從沒有所謂的「政教衝突」。因為「滅」是單向的，而「衝突」是雙向的，即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頓說「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我們不談日本，只談中國。中國皇帝在過去確實被稱為「真龍天子」，但別說是「龍」，即便是「龍王」，在中國版的天堂里，也還是要服從於「玉皇大帝」的。所以，真不知道大師亨廷頓的「在中國皇帝即上帝」的說法從何談起。不過這也給了我們一個經驗，那就是，對於所謂的西方大師們有關中國的那些論斷，絕不可迷信盲從。因為實在不知道有哪些論斷源於對中國完全不靠譜的認知。因此，還是應以儒家的經典治學方法待之，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3、法治。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

4、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多元化的。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的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君主權力方面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5、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等集團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

（編者按：也許有人看到這裡會為我們沒有產生民主制度的這些傳統而感到氣餒，但事實上大可不必。亨廷頓的學生，同樣大名鼎鼎的福山說：「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論點，說某個國家之所以無法民主化，是因為這個國家此前沒有民主傳統。如果這後一點是必要條件，那麼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成為民主國家，因為包括西歐在內，沒有哪個民族和文化不是始於強有力的威權傳統的」。）

6、個人主義。上述特徵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以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志。

與上述亨廷頓對西方文明的概括一致，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也注意到，個人主義構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當然，我們不能將西方的個人主義簡單地理解為自私自利，因為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主張也是個人主義的要義，但實際上，它們之間的界限在人類的很多行為中並不容易區分。

（二）西方文明的弊端

作為西方文明核心的個人主義最早是緣起於11世紀歐洲人對世俗人生樂趣的追求。之後歷經西歐三大思想解放運動，即14-17世紀的文藝復興、16世紀的宗教改革和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終於確立了個人自由、平等、解放慾望、人性至上、競爭、科學和民主等西方文化的組成要素。這其中既不乏進步、積極的思想，當然也不乏與西方文化所倡導的「理性主義」背道而馳的元素。比如：

1、重利輕義：

托克維爾在其18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里寫到：美國社會將賺取金錢視為是一種最主要的道德。因為初期的美國地廣人稀，所有美國新移民都可以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只要勤勞肯干，邁向富裕的機會實在多多。到18世紀末期，崇尚賺錢、勤勞工作、以及個人主義的民主價值已經支配美國北部。

由於生活獨立、富足，一般百姓也從不服從精英的權威。托克維爾對美國的這種「暴發戶心態」做了婉轉的批評，托克維爾認為：在這樣快速民主化的社會裡，人們往往沒有什麼特別「傑出」的道德觀念，而只是希望透過勤勞工作來累積巨額財富。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這種「獨特」的民族特質已經與歐洲的傳統截然不同。在歐洲，沒有人對賺錢有太大的興趣，底層階級對於賺取溫飽以外的財富並無奢望，而上層階級則認為賺錢是粗魯、下流的，而且與他們的貴族身分不相匹配。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這些歐美文化上的差異也被後來許多思想家和學者所採納。

美國人「崇尚賺錢」的行為，在美國創立之初，確實對美國人民勤勞致富，進而享有人類史上空前的自尊和自由功不可沒。但是，當「崇尚賺錢」成為一種最主要的道德時，重利輕義的風氣就會逐漸蔓延。福山所言的美國利益集團對制度漏洞的利用以及金權政治等弊端，正是以損害公義來謀求私利的樣本，是重利輕義思想在現實政治中的具體體現。

西方重利輕義的思想還經常體現在市場環境中。

比如競爭者在市場中相互傾軋、惡性競爭，甚至不惜羅織罪名令對手破產、入獄；再比如為了獲利而刻意增加產品粘性，甚至在產品中故意設置消費陷阱，誘使用戶甚至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吞噬了用戶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並導致很多連帶的社會問題，如網癮、偷竊、甚至惡性犯罪。這一點在網路遊戲和手機遊戲運營中體現得尤為突出。這是典型的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行為。甚至說他們圖財害命也毫不為過。

正是由於看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演進中所產生的越來越嚴重的「重利輕義」的傾向，「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以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才得以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創立，並確立了在美國和歐洲商學院管理教育課程中的地位。當然這種學術努力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所能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

今天，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和良心企業已經在嘗試平衡「利」和「義」的關係。比如，谷歌早在多年前就有「產品倫理設計師」的職位，任務就是幫助用戶減少刷手機的次數，不被技術綁架；今年初，蘋果兩大股東也發出公開信，敦促蘋果等手機廠商採取措施，解決年輕人日益嚴重的手機沉迷問題。

2、重法輕德

亨廷頓在概括西方文明的特徵時，將「法治」列為其中之一。西方文化高度重視法治，人民普遍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句話源自西方十八世紀的一個法律諺語，是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相關思想的概括。

其中「法無授權不可為」是對公權力而言的，我們在此不作討論。而「法不禁止即自由」是針對私權利主體而言，指法律沒有明確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應該視為允許，政府就不應干預。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每個人，只要他不違背正義的法律，就應允許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法律只是一種底線性規範，法律再正義也不可能是萬能的。因此，任何一個欲保持自我良性演進的社會，在推進法治建設的同時，都不應忽視道德體系的建設。在福山剖析的美國弊端中，某些精英和利益集團正是在「正義法律」的底線之上，「自由」地做著摧毀美國民主精神的事情。

3、共識難得

雖然亨廷頓認為西方從其古典文明遺產中得到了很多包括希臘哲學、理性主義、羅馬法和基督教等在內的重要遺產，但由於其同時也倡導多元化和個人主義，過度強調言論自由，導致社會上各種思潮泛濫。由於秉持不同的價值觀，人們因此很難就一些公共事務達成共識。這使得人們很多時候看似成功地捍衛了個人權利，但實際上卻不得不在公共利益上讓全社會付出更為巨大的代價。而這正是福山所剖析的另一個美國政治弊端。

由於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的共同土壤，因此，不僅是美國，其它西方國家也或多或少地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比如，2017年，英國曾屢遭恐怖襲擊。但實際上，發動襲擊的極端分子早就被英國安全部門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那些人一直在從事伊斯蘭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並且有明確證據表明他們接受了極端組織的有關培訓。但是，在所謂「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這類「正義法律」的庇護下，潛在的恐怖分子們肆無忌憚地將社會規則玩弄於股掌之中，最後終於堂而皇之地發動了武裝襲擊。針對恐怖襲擊的教訓，英國首相梅姨給出了「監控網路信息傳播與採取更嚴厲的舉措控制監控對象」的建議。但話音未落，立刻就有人權組織給她扣上了「有意對抗英國人權法案」的帽子。難道保護公民不受恐怖襲擊的威脅不是「保護人權」？

有時候，在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之間做出取捨確實很難，因為這既需要相關各方的信任和共識，更需要智慧。而這些都只能從「正義的法律」和制度架構之外去尋找。

福山在對美國的政治弊端進行剖析後承認：「美國當今的問題是法治過了頭、民主過了頭，而國家能力沒跟上」。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國家能力」呢？我們明天接著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