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堡戰役的遺產——4-6世紀拜占庭軍事家作品對比

來自專欄 LBQ的專欄

本文同上一篇《<戰略>摘要》同樣為Van Nort, Richard M.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and 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Vegetius. 的讀書摘記

阿德里安堡戰役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羅馬帝國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於一位皇帝的陣亡和一支野戰軍的覆沒，它標誌著一種由匈人引入的精巧而複雜的騎兵作戰方式對羅馬軍事體系的挑戰。他深刻影響了此後羅馬帝國的總體戰略和軍事思想，這一點在那些軍事理論家的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韋格蒂烏斯的《兵法簡述》（De Rei Militari）無名氏所著的《戰爭事典》（De Rebus Bellicis）以及莫里斯的《戰略》和同樣為佚名作家寫作的《論戰略》是這一時期幾部重要的軍事著作。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這些作品之間的發展脈絡和傳承關係，以及從作品中折射出的拜占庭軍事戰略演變。雖然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的仿古傾向讓我們多少在理解上遇到了一些困難。

如果說《兵法簡述》和《戰略》都是傳統而紮實可靠的兵法書，那麼《戰爭事典》看起來則要天馬行空的多，那位無名作者看起來更像一名天才的發明家，相比韋格蒂烏斯和莫里斯所重視的紀律、技藝和訓練方法，他更相信自己天才的發明可以幫助羅馬軍隊重振雄風，然而正如垂死掙扎的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一樣，這些異想天開的發明創造並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挽回頹勢。但在這位作者的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當時拜占庭軍隊的印記，與韋格蒂烏斯相似，無名氏同樣採取了六千人的軍團編製，並同樣著重提及了自己在經濟上的節約（但莫里斯對此並無太大關注）。但這位無名作者提及自己的戰略思想時，似乎更傾向於以進攻為主，而韋格蒂烏斯的態度則更加保守而謹慎。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阿德里安堡戰役後拜占庭戰略形勢的惡化，這一情況直到莫里斯時代似乎才有好轉。雖然在戰後不久，拜占庭人之間似乎還存在著一種樂觀的精神，Ammianus Marcellinus的歷史就是以這樣的樂觀主義結束的。畢竟羅馬歷史上存在著很多次比這慘烈的多的失敗，但不管怎樣，羅馬都挺過來了，坎尼慘敗之後羅馬人迎來的是扎馬會戰的決定性勝利。那麼在當羅馬已經把地中海變為自己的內湖時，又有什麼理由相信羅馬不能恢復過來呢？

然而時代確乎已經不同了，雖然羅馬帝國的疆域無比龐大，但這個國家似乎並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護自己漫長的邊疆。在過去的年月里，羅馬人已知的世界中只有波斯可堪堪與之匹敵，軍團可能輸掉一兩場戰役，但並不會給帝國帶來致命的軍事威脅。但在韋格蒂烏斯的年代，雖然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皇帝的改革極大增強了帝國的軍事力量和帝國軍隊的人數，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瓦倫斯殞命的戰役中，帝國仍然無法及時組織起一支龐大的軍隊去碾碎哥特人。帝國並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應付自身所面臨的威脅。而這種軍事力量的下降，帶來的是國家權威和力量的下降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被動。那麼問題出現在何處呢？為什麼羅馬帝國不得不大量的使用蠻族充軍，讓蠻族組成帝國的軍隊（Elton引述的一份文件顯示，在4/5世紀羅馬軍中只有54%的羅馬「公民」），而讓募兵問題成為晚期帝國的一大痼疾呢？換而言之，兵源在哪裡呢？Burns認為，帝國已經開發了所有可用于軍事的人力資源。而Fotiou的研究揭示，直到查士丁尼時代拜占庭軍隊仍然飽受兵源不足之苦。這是一個悖論，為什麼人口多達數千萬的帝國，無法提供一支幾十萬的軍隊，而需要從蠻族那裡取兵。答案看起來是非常簡單的，似乎大量人口的文化和價值取向對軍隊的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而正如韋格蒂烏斯所言，吃苦耐好堅強勇敢的農村士兵要遠遠好於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的市民子弟。這是募兵地點、地域文化和社會環境對於軍隊精神文化的塑造。對於羅馬國家來說，湊夠兵員的數量似乎並非難事，但是要獲得足額的優秀新兵卻已是難於登天。

在對於軍隊建設的描述上，軍事家們的論述有相似也有不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從韋格蒂烏斯到莫里斯軍事思想上的傳承。成功的實施韋格蒂烏斯的戰略需要三個前提：第一、保持我軍補給線的暢通並破壞敵軍補給線；第二、用用小分隊戰術攻擊敵軍，與敵軍進行游擊，分散敵軍力量，在小規模作戰中一個接一個的擊垮他們。第三、由我軍選擇交戰時機，以獲取天時地利。而韋格蒂烏斯所建議的以設防堡壘作為地區戰略支撐點的建議，此後也成為了莫里斯戰略的基石——《戰略》全書的體系都構建在一系列邊境設防要塞之上。而韋格蒂烏斯對於設防營地的重視也為莫里斯所認可。理論家們對於投射武器都非常重視，韋格蒂烏斯為軍團中的每個士兵都準備了遠程武器，而無名氏則貢獻了自己的大量發明，莫里斯為軍團士兵提供了多種遠程武器，並詳細描述了這些武器在不同環境下的使用。在對於披甲重步兵的使用和曹連上網，二人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強調著甲的重步兵應該經常鍛煉身體，以適應高強度的作戰環境，同時在開戰前應該小心的保持體力，以擁有良好的作戰效能。他們對於後勤運輸和步兵裝備的描述甚至與阿德里安堡戰役之前的帝國軍隊十分類似。這些理論家們也同樣熱衷於軍事演習，希望以此提高軍隊戰鬥力。他們在對於步兵戰術的描述上也不乏相似之處：先是輕步兵以箭雨掩護步兵推進，之後重步兵上前與敵軍廝殺，如果重步兵得勝則騎兵追殲逃敵，如果不幸受挫則由輕步兵和騎兵掩護重步兵撤退。而在指揮中，希臘語與拉丁語同樣是混用的。

但是在莫里斯時期，輕步兵的作用已然逐漸為騎兵所取代。在韋格蒂烏斯排出的五萬人陣表中，有30%的輕步兵、50%的重步兵和20%的騎兵，而到了莫里斯的時代，在莫里斯的35000人陣表中，重步兵比例大致不變但騎兵已經上升至30%，輕步兵的戰術功能逐漸為騎兵所取代，而淪為單純的遠程火力輸出單位。而在劍與矛的爭論中，機動性欠佳稍顯笨重但正面威力十足的長槍最終戰勝了短劍，成為拜占庭方陣步兵的主要裝備，在這樣的軍隊中，重步兵彷彿一堵攔截潮水的堤壩，而致命一擊則由全身鎧甲的兇猛騎士發動。從這種意義上看，拜占庭的軍隊似乎更像是一種採用了的古代希臘步兵裝備的馬其頓軍事體系（原文為對希臘方陣而非馬其頓方陣的改良，但其後又提到是對馬其頓體系的重構）。而莫里斯軍隊中的指揮似乎也要更加精巧而複雜。

剝去這些軍事作者作品上的古典偽裝，我們發現這種一致性來自於時代的變化。在時代的浪潮中，這些軍事作者有意無意的駛向了同一個方向，反映了一種軍事上的演進。草原上的威脅愈演愈烈，新的戰爭形式對原有的軍事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面對於來無影去無蹤的游牧民族，傳統的軍團戰術已經不堪再用，重裝步兵無力追趕敵軍騎兵，而只能一味被動挨打，將戰略主動權拱手讓人。游牧民們運用他們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在機動中拖垮敵人，Keegan將其稱為「騎兵革命」。哥特人、汪達爾人、以及許許多多的西日耳曼部族都掌握了來自匈人的騎兵戰術，而這種記憶甚至流傳到中世紀的史詩當中，阿提拉成為史詩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埃提烏斯卻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中。在這個時代，軍事理論家們仍然試圖從古人的經驗中汲取營養，以應對危如累卵的時局。而在時代的大潮中，雖然重步兵或者說重步兵維持戰線的功能仍然是軍隊的基石，但一場持續超過一個世紀的軍事變革已然拉開了帷幕，騎兵註定要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角。在這樣的形勢下，步兵素質不可避免的下降了，雖然韋格蒂烏斯仍然試圖亡羊補牢。在這個蠻族崛起，邊疆狼煙四起的新時代，羅馬帝國所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應對舊的敵人以及如何打贏新形勢下的戰爭，這也是諸多軍事理論家試圖開出的藥方。

最後，韋格蒂烏斯的作品深刻影響了此後千餘年的軍事發展，，他對於軍事問題的詳細論述使得他在諸多的兵書中脫穎而出，被整個中世紀所有受過教育的軍事家奉為圭臬，甚至在18世紀拿騷的莫里斯親王也受到了此書中傳達的羅馬軍事理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