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碼朋克：輸入世界，輸出自由

密碼朋克：輸入世界，輸出自由

來自專欄賽博空間3K黨

外星蘑菇

3月19日，Facebook捲入了一宗大丑聞。四年前，27萬下載並運行過一個性格測試應用程序的用戶，他們以及他們Facebook好友共5000萬美國人的信息都被程序的開發者收集走，並賣給了一家服務於政治競選的公司——劍橋分析。後者據信曾經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為特朗普團隊提供服務。

此事風波未息，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就在3月底出席中國高層發展論壇「創新引領未來」專場論壇、回答如何使用數據這一問題時表示，中國人多願意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和效率。上萬名中國網友隨即參加了投票，聲明「我的隱私高於一切」。

關於互聯網時代個人隱私、安全通信的討論正在太平洋兩岸掀起滔天巨浪。不同膚色、不同身份的人，都在苦苦考慮同一個問題：怎麼才能保護自己的隱私？

在線大討論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股「密碼朋克」的潮流悄然興起，參與者是第一批關注信息加密、捍衛個人隱私的「極客」。今日聲名大噪的互聯網名人，像「維基解密」的創始人阿桑奇、BT下載的作者布拉姆·科恩、萬維網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爵士、提出了智能合約概念的尼克·薩博、Facebook的創始人之一肖恩·帕克、比特幣的發明人中本聰……都和當年風起雲湧的「密碼朋克」有關。

事情開始於一款Commodore 64上的遊戲《棲息地》。剛剛給美國空軍設計虛擬射擊程序的盧卡斯影業遊戲公司，計劃有2萬個用戶在同一個共享的賽博空間相遇——一起冒險、談情說愛、結婚、離婚、創業、成立教派、發動戰爭並體驗自治。由玩家控制的卡通小人，可以使用存儲在玩家賬號里的「代幣」購買和出售物品。代幣（Tokens）是這個虛擬國度里的流通貨幣，簡寫為「T」。

這款遊戲受到了3次獲「雨果獎」的科幻作家弗諾·文奇的小說《真名實姓》的啟發。代幣是一種塑料硬幣，稍稍大於25美分硬幣。正面印著弗諾·文奇的肖像，背面刻著「菲亞特金錢」（Fiat Lucre）和「單程有效」（Good for one fare）。不過這畢竟是80年代，硬幣上的細節只能在遊戲手冊里找到，在C-64的屏幕上可找不到。

數字貨幣的第一次登場並沒有帶來太大的震驚。反而是在虛擬空間構建一個新世界，讓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建築學教授邁克爾·本尼迪克特大感興趣。1989年夏天，本尼迪克特開始張羅一場賽博空間的大會，甚至還請到了在小說《神經浪遊者》中啟發了「賽博朋克」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以及2次獲得雨果獎、定義了「賽博朋克」的科幻作家布魯斯·斯特林。

「賽博」是cyber的音譯，代表著網路空間。它是「控制論」cybernetics的詞源，來自希臘語，指的是「熟練掌握或管理」。在1990年5月舉辦的這次賽博空間大會上，與會者發表了各種天馬行空的演講，關於VR、即興音樂、身體改造的言論充斥著奧斯汀的弗勞恩學術中心。這座建築是一個巨大的現代主義風格的白色立方體，象徵著20世紀60年代的太空時代。一位發言人注意到，它「好像象徵60年代的政治舞台正在轉向90年代的計算機存在主義舞台」。他說得沒錯，因為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意識到，賽博空間的崛起，等同於「創世紀」。

樂觀背後一定有悲觀。1989年12月，哈珀出版社在WELL網站上主持了一個在線會議，邀請了40名參會者來討論有關黑客、隱私行為。會上有黑客暗示，開放的系統就應該被探索。WELL的活躍人士約翰·巴洛針鋒相對：「如果一個系統愚蠢到會開放，那入侵它就是你的道德責任。如果我離家幾個月也沒鎖門，你就可以隨便進出我家了？！」在你來我往的爭吵中，巴洛氣不過對方的挑釁，暴露了自己的住址。

爭吵剛過去沒幾個月，巴洛的家就被FBI特工「拜訪」了。顯然，是黑客有意泄露了信息。巧合的是，當時美國政府正在醞釀「陽光罪惡行動」，來「回應」大量企業和組織對黑客的聲討和投訴。巴洛沒怎麼擔心黑客，但是美國聯邦政府對賽博空間的染指，令他焦慮不已。

1990年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的年份，矽谷縈繞著強烈的拓荒精神，後人稱之為「賽博淘金」。有意思的是，倒不是真的有「金子」可淘，極客們滿腦子想的是都是「自由」。1990年5月，從奧斯汀會議回來的巴洛決定建立電子前沿基金會，目標是「將憲法擴展至賽博空間」。到了秋天，他發表了題為「罪行與困惑：超越電子疆域的法律」的文章。就在6年後，他又發布了《賽博空間獨立宣言》，宣布互聯網是一個獨立世界，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管轄。

技術闖關

朋克意味著反抗。在20世紀80-90年代期間，這種亞文化催生了稀奇古怪的髮型、文身、皮草服裝、致幻劑和硬核音樂。當計算機和互聯網和朋克結合起來，就產生了「賽博朋克」（Cyberpunk）。進入90年代之後，「密碼朋克」（Cypherpunk）也宣告誕生。

和「賽博朋克」誕生於80年代初不同。密碼朋克的時代，勃蘭登堡門再次開放，柏林牆倒塌，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和平解體帶來了「世界大同」的情緒。華盛頓的政客大談《歷史的終結》；五角大樓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打敗伊拉克，驅散了美國人揮之不去的越南夢魘。

個人計算機和全球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讓矽谷如沐春風。在享受烏托邦的同時，很多人開始漸漸意識到，重要的東西不見了：隱私與安全通信。在積極討論賽博空間的獨立性、自由意義以及權利邊界的同時，極客們開始採取技術手段，用演算法對隱私進行加密。1991年6月，非對稱加密（asymmetric encryption）又稱公鑰加密（public-key cryptography）公布並面向公眾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無線電傳輸的情報加密已經進展迅速。到了1976年11月，一篇改變歷史的文章出現在了《IEEE信息理論彙刊》上，文章的標題是「密碼學的新方向」。文章提到「公鑰密碼體系里，加密和解密是由不同的密鑰支配的」。這個關鍵信息啟發了密碼學家，而且只花了4個月時間。

1977年4月，3位MIT的學者羅納德·李維斯特、阿迪·薩莫爾、萊納德·阿德曼發現了一種實用又簡潔的公鑰密碼體系。素數相乘很容易，但是逆轉這一運算步驟、再找到產生乘積的兩個素數，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使用功能最強大的計算機，因式分解也需要漫長的時間。因此，這個加密辦法就是：公開加密密鑰用乘積；私有解密密鑰用兩個素數。他們起草了一份技術備忘錄，最後發表在《科學美國人》的專欄「數學遊戲」上。

7000封回信像洪水一樣湧向作者。有些信件來自外國政府部門，人人都想得到這個革命性的加密演算法。美國國家安全局立刻警覺了起來。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它削減了密碼學研究的政府資助，或者接管資助；在論文出版前嚴格審查；用刑事訴訟威脅相關學者；甚至將加密技術歸為「國際武器貿易條例」中的一項武器。

那是70年代末，人們剛剛從「水門事件」的醜聞里回過神來。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已經一去不返，特別對於自由主義左派來說。而且，密碼技術的重大突破和批量銷售的個人計算機、蔓延的互聯網取得了同步，三者的結合產生的巨大影響，將一直延續並塑造21世紀。

整個80年代，密碼學家大衛·喬姆都憂心忡忡。「計算機化」，他在1985年哀嘆，「正在從個體受眾掠奪他們監管和控制自身信息被使用的方式之能力。」「我們正在奠定一種人事檔案社會的地基，計算機根據從普通消費者的交易記錄中收集的數據推斷個人的生活方式、習慣、行蹤和社會關係。」喬姆懷疑，這樣的世界不是人們想要的。

及時出現的公鑰加密技術令喬姆鬆了一口氣。他發明了「盲簽名」技術，簡單來說，信息的內容在簽名之前是盲化的，簽名是盲性的，該簽名可以被用來查證解盲化的信息。喬姆堅信，有兩個可以使用盲簽名的技術的場景，一是數字投票，一是數字現金。1983年，他再次闡釋了「本質上全新的加密技術」：第三方不能斷定某次付款的收款人、時間和數量。他被視為數字貨幣和區塊鏈的發明者，他的相關想法被描述為「賽博朋克」運動願景的技術根源。

無論是「密碼朋克」的思想碰撞，還是技術闖關，兩個領域開始由此合流——國家已經是個過時的概念了，「密碼朋克」運動最終指向的是「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

不少早期的美國密碼學家都懷有這樣的感受：公民自由至上，對聯邦政府保持根深蒂固的懷疑。朋克文化裹挾著言論自由、藥品和性解放，不斷拓寬「密碼朋克」的行為邊界。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局對加密技術的瘋狂反應，也加劇了計算機圈子對政府的敵視。所以，舊金山灣區的密碼學家和極客們扛起無政府主義的大旗，絕非是命運的巧合。

蒂莫西·梅被視為這一運動的精神之父。梅先是被《真名實姓》迷得七葷八素，隨後在1988年撰寫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這份宣言頗有《共產主義宣言》之風，他引用了極具蠱惑力的美國神話：拓展疆域，重塑未來。加密技術將拆除圍繞在知識產權周圍的不合理的「柵欄」，並永遠淘汰暴力的存在。這份宣言的結語是：「崛起吧，除了那些帶刺的鐵絲柵欄，你不會失去任何東西。」

加密無政府主義迅速蔓延。倫敦、波士頓和華盛頓都出現了地區性的組織。和其他聲名在外的亞文化一樣，「密碼朋克」也有自己的暗語，例如假名和匿名被簡寫成「nyms」，稱呼自己為「C-Punk」。這些人存在於一個加密的郵箱列表之中，實際上就是一個緊密的團體，只不過沒有正式的領導階層。梅認為這裡「沒有統治者=沒有政府=無政府主義」，在沒有預算、沒有投票並沒有領袖的情況下，該社區仍然活躍了將近10年。

社區里的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大量閱讀喬治·奧威爾的《1984》，約翰·布魯內爾的《衝擊波騎手》，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特別是弗諾·文奇的《真名實姓》。最後一部小說在《密碼朋克組織綱要》中被引用了近20次。這份綱要是長達300頁的日誌文件，由一大堆毫無章法且永無止境的常見問題組成，它推薦的唯一非小說的資料就是大衛·喬姆1985年的經典論文《無須身份證明的安全》。

組織成員堅信，首先是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將無法對使用加密技術者進行追蹤。國家將失去強制性的權力。如果金融交易難以追蹤，那麼國家也就無法實施強制收稅。其次，犯罪分子將失去使用物理暴力威脅他人的能力，那麼很多陋習都將終止。像《密碼朋克組織綱要》暗示的那樣，是要選擇保護隱私還是選擇遵守民族國家的法律，兩者只能保留其一。

解決匿名性的致命武器誕生了：回郵器。它是一種被程序設定用於裁剪郵件的專用機器，不論郵件是否加密，它都能剪掉發送者的地址然後把郵件發給接收者。為了提高安全性，多個回郵器可以鏈接在一起，以防某個回郵器保留過一個可用於識別信息發送者的日誌文件。山達基教會的許多秘密就是被使用回郵器的人釋放的。

美國政府自然不會坐視這些烏托邦分子的大動作。1993年4月，柯林頓領導下的白宮公布了《第三方契約加密標準》，宣告了加密晶元的誕生。原理就是，只要兩個設備進行通信，執法機構就可以利用該晶元進行監聽。這一下可點燃了火藥桶，先是舊金山一個車庫大門上出現了咒罵的塗鴉，隨後一個叫馬特·貝雷茲的「密碼朋克」就將加密晶元破解了。

賽博空間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網景公司的第一代瀏覽器在1995年上市，雅虎、亞馬遜和eBay也建立了門戶網站；比爾·柯林頓簽署了《1996年電信法案》，這是60多年來美國首次更新電信法。該法案對很多通信行為進行了明確的限制，不少網站關閉48小時進行抗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認為，該法案強加於網上言論自由的限制，違反了憲法。這也是約翰·巴洛緊接著拋出《賽博空間獨立宣言》原因。

在「密碼朋克」的眼裡，網路空間是一片屬於自由者的「新天新地」，人們使用加密技術保持「匿名狀態」。挖掘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歷程，我們很容易發現今日被炒到滾燙的「比特幣」和「區塊鏈」的濫觴，它們的初衷，並非用來套利，而是用來支撐「密碼朋克」對計算機、對網路的美好的烏托邦理想——他們不惜為此「立法」，希望自己像美國的開國元勛一樣，讓賽博空間「獨立」，讓每個人都擁有徹底的「自由」。

到20世紀末的時候，很多「密碼朋克」項目都以失敗告終，數字貨幣、離岸託管還在主流技術的邊緣徘徊。其實「密碼朋克」存在著很多自相矛盾之處，不少參與者也知道，犯罪將和「匿名性」如影隨形。1993年成立的「黑網」（Black Net）一開始就和商業機密攪在一起，隨後就捲入了「暗殺政治」。

加密技術能不能成為顛覆現實的永動機？誰都沒有答案。「密碼朋克」認為，無論你在機器里輸入的是什麼，輸出的永遠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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