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傳（35）

06-07

梁啟超傳（35）　

作者：解璽璋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2）

梁啟超事後在《國體戰爭躬歷談》中也回憶了與此文有關的一些情況，他說：「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圓，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觀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也。其時余尚有數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遂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於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於吾側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143～144頁）不久，梁啟超借口出國治病，於十一二月間乃與蔡鍔相繼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國新濟輪赴上海，一場聲勢浩大的護國戰爭將要在他的領導下拉開序幕，袁世凱的末日也已經不遠了。

梁啟超不是一個醉心共和的人，他的頭上至今還戴著一頂君主立憲的帽子，但是，當籌安會諸君以立憲為理由鼓吹帝制的時候，奮起反擊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掛在嘴邊的人，倒是十餘年來積極鼓吹君主立憲的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梁啟超的這篇雄文恰好可以為我們釋疑。他首先告訴我們，作為立憲黨之政論家，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這一點恰恰是他立論的基礎。（同上，85頁）那麼，何為政體，何為國體呢？簡言之，政體是指或立憲，或專制；國體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來，政論家應當恪守的原則之一，就在於依據國體而立論，「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礎」。而且，國體的變更往往源自歷史的大趨勢，不會因為政論家的贊成或反對就有所改變。所以，「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之所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事也」。（同上，86頁）對於革命，他在這裡有一個解釋：「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同上，96頁）他把籌安會的鼓吹恢復帝制稱為「革命」，就是這個道理。

他不認為國體有美醜善惡之分，也不反對任何國體，只反對在現行國體之下鼓吹另一種國體，他認為這是不妥當的。所以，在君主國體之下，他不主張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實之後，他又反對恢復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還作了《新中國建設問題》，希望能維持舊國體，但在舊國體的基礎上革新政治，引導國家走上憲政的軌道。他當時能和袁世凱走到一起，甘於做他的羽翼，不過是心懷一種希望，以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如果「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恆於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已何由可贖」。（同上，87頁）事實上，辛亥革命以來這四年，全國民眾所受之苦痛，全部來自國體變更之後所帶來的社會動亂。現在，前一次變更國體的餘波未盡，第二次變更國體的議論又已興起。如果說前一次變更國體尚有不得不變的事勢所推動，並非政治家一廂情願的話，那麼，這一次則完全是幾個文人在那裡翻雲覆雨。而且，怎麼能說共和一定帶來專制，而君主才能立憲呢？這與從前有人提出的君主決不能立憲，唯有共和才能立憲，如出一轍。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過以君主制行立憲政治的機會，但機會既失，共和已成事實，就應在共和的基礎上共謀立憲，不能將立憲不能馬上實現的責任推到共和身上。國體是天下重器，可靜而不可動，是不能翻來覆去做實驗的。只因共和不能馬上實行立憲就想推翻共和，但誰敢擔保國體一變憲政即可實行呢？如果不能實行，那麼，有人是否又將以此為理由，要求改變國體為共和呢？這樣改來改去，國家真的要永無寧日了。

辛亥之後，梁啟超一度放棄了他對立憲、對民權的訴求，轉而呼籲國權，呼籲專制，不是無緣無故的。他解釋道：

吾以為中國現在不能立憲之原因，蓋有多種，或緣夫地方之情勢，或緣夫當軸之心理，或緣夫人民之習慣與能力。然此諸原因者，非緣因行共和而始發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滅。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獨立官署之長官，皆有厭受法律束縛之心，常感自由應付為便利，此即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變不變，有何關係也。例如人民絕無政治興味，絕無政治知識，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以運用神聖之議會，此又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諸類此者若令吾悉數之，將累數十事而不能盡，然皆不能以之府罪於共和，甚章章也。而謂共和時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時代即能得之；又謂君主時代能得者，共和時代決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為中國而思實行立憲乎，但求視新約法為神聖，字字求其實行，而無或思遯於法外，一面設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機會，而毋或壅其智識，閼其能力，挫其興味，壞其節操，行之數年，效必立見。不此之務，而徒以現行國體為病，此朱子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91頁）

梁啟超是雄辯的，他從各個角度一一駁斥了籌安會諸君關於立憲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陳詞濫調，告誡他們，如果真想實行立憲，不必擁戴什麼皇帝，只要把新約法放在眼裡，就是國家百姓之福了。他說：

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也。（同上，95頁）

這種情形也讓一心很想有所作為的梁啟超一籌莫展，他想藉助袁世凱的勢力以造成立憲事實的理想，實際上是落空了。現在袁氏竟要以立憲為借口而恢復帝制，他擔心袁氏此舉將使中國陷入革命的循環往複之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更大的災難。最後，他強調指出：

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恆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恆繼之以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良以中國今日當元氣彫（凋）敝汲汲顧影之時，竭力栽之，猶懼不培，並日理之，猶懼不給，豈可復將人才日力耗諸無用之地，日擾擾於無足輕重之國體，而阻滯政體改革之進行。徒阻滯進行，猶可言也，乃使舉國人心，皇皇共疑駭於此種翻雲覆雨之局，不知何時焉而始能稅駕，則其無形中之斷喪所損失云何能量。（同上，97～98頁）

他在這裡所表達的對於革命的擔憂和恐懼，成為百年來人們對他的最大誤解和扭曲；而當代學人的倡言告別革命，卻要等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