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多年前喝著雞尾酒的 3 個哲學家,如何創造了存在主義?

  •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 作者:[英] 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
  •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未讀
  • 出版時間:2017 年 12 月
  • 在本書中,英國著名作家莎拉·貝克韋爾將歷史、傳記與哲學結合在一起,以史詩般恢弘的視角,激情地講述了一個充滿了鬥爭、愛情、反抗與背叛的存在主義故事,深入探討了在今天這個紛爭不斷、技術驅動的世界裡...

    本書簡介

    在本書中,英國著名作家莎拉·貝克韋爾將歷史、傳記與哲學結合在一起,以史詩般恢弘的視角,激情地講述了一個充滿了鬥爭、愛情、反抗與背叛的存在主義故事,深入探討了在今天這個紛爭不斷、技術驅動的世界裡,當我們每個人再次面對有關絕對自由、全球責任與人類真實性的問題時,曾經也受過它們困擾的存在主義者能告訴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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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多年前喝著雞尾酒的 3 個哲學家,如何創造了存在主義?

    曾夢龍昨天

    「當人們閱讀薩特論自由,波伏娃論壓迫的隱蔽機制,克爾凱郭爾論焦慮,加繆論反叛,海德格爾論技術,或者梅洛-龐蒂論認知科學時,有時會覺得好像是在讀最近的新聞。」

    作者簡介:

    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 1963 年出生於英國的伯恩茅斯,後隨父母在亞洲旅行多年,最終在澳大利亞悉尼定居、長大。返回英國後,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學,攻讀哲學專業,畢業後在倫敦的一家圖書館做了十年圖書管理員。 2002 年,貝克韋爾辭去工作,開始專職寫作,除本書外,她的作品還包括How to Live(2010)、The English Dane(2005)、The Smart(2002)。她目前生活在倫敦,並在倫敦城市大學和開放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

    書籍摘錄:

    第一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義!(節選)

    在本章中,三個人喝著杏子雞尾酒,很多人徹夜長談自由,而更多的人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我們還想弄明白存在主義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存在主義不太像哲學,倒是更像一種情緒,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的傷痛小說家那兒,進而可以追溯到懼怕無限空間之寂靜的布萊茲·帕斯卡,然後可以追溯到探索靈魂的聖奧古斯丁,追溯到《舊約》里乏味的《傳道書》,以及那個膽敢質疑上帝同他玩的遊戲,但最終在威逼之下只能就範的約伯。簡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個曾對任何事感到過不滿、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將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時間精確到 1932 年與 1933 年之交的某一時刻,其時,三個年輕的哲學家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喝著店裡的招牌特飲杏子雞尾酒。

    後來詳細講述了整個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時 25 歲左右的她,喜歡透過優雅面紗下的雙眼近距離地觀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讓-保羅·薩特在一起。薩特時年 27 歲,佝僂著背,嘴唇像鯰魚一樣下翻,面頰凹陷,耳朵突出,雙眼望著不同的方向,因為他幾乎失明的右眼嚴重散光,時常會向外遊離。與他交談時,你一不留神就會覺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著自己注視他的左眼,就會發現一個溫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著你:這個男人對你告訴他的每一件事,都感興趣。

    薩特和波伏娃的興趣這時上來了,因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訴他倆。這個人是薩特在校時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研究生同學,溫文爾雅的雷蒙·阿隆。和他們倆一樣,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過,薩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國教書——薩特在勒阿弗爾,波伏娃在魯昂——而阿隆卻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訴兩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國發現了一門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個單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皆是冗長而雅緻,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揚格詩句。

    波伏娃(左)和薩特(右)在北京(1955年),來自:維基百科

    阿隆也許講了些類似這樣的話:傳統的哲學家常常從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論出發,但是德國的現象學家,卻直接研究起了他們時刻正在經歷的生活。他們把自柏拉圖起就維繫哲學發展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諸如「事物是否真實」或者「我們如何確定地知道某事」一類的謎團,擱置在一邊,然後指出,任何問出這些問題的哲學家,本身就已經被拋入了一個充滿事物的世界——或者說,至少是一個充滿事物外觀,也就是「現象」(phenomena,出自希臘語,意為「出現的事物」)的世界。所以,為什麼不忽略其他,專註於和現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謎團不必永遠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暫時先用括弧括起來,好讓哲學家去處理那些更為實際的問題。

    現象學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提出了一個振奮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別在事物不斷累加的詮釋上浪費時間了,尤其是別浪費時間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實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觀察把自己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東西」,且不管「這個東西」可能是什麼,然後儘可能精確地把它描述出來。另一個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補充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縱觀歷史,所有哲學家都把時間浪費在了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去問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麼?你是你自己意味著什麼?海德格爾堅稱,要是你不問這些,你就什麼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薦現象學方法:無須理會智識的雜亂,只要關注事物,讓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對薩特說:「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這是自學生時代起阿隆對薩特的昵稱——「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後從中研究出哲學來!」

    波伏娃寫道,薩特聽到這話後,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誇張,彷彿是在暗示他倆從未聽說過現象學,但實際上,他們都已經試著讀過一些海德格爾。1931年,海德格爾的演講《形而上學是什麼?》(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就曾與薩特早期的一篇論文一起出現在某期《道岔》(Bifur)雜誌里。但是,波伏娃寫道,「因為我們一個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現象學有什麼好。」但現在,他們注意到它的好了:這是一種把哲學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起來研究哲學的方式。

    他們早已準備好迎接哲學的新開端了。在中學和大學,薩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夠了刻板的法國哲學課程,有關知識的問題以及沒完沒了地重新詮釋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識論的問題互相交疊在一起,就像萬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轉後,總是又回到原點: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麼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麼?這種思考費勁而又無用,儘管這三位學生在考試中獲得了高分,但都不滿於此,尤以薩特為甚。畢業後,他透露說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新的「破壞性的哲學」,但是對這種哲學會採取什麼形式卻又含糊其詞——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自己也不怎麼清楚。他當時才剛發展出一種朦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來,現在已經有人早他一步到達了目的地。如果說薩特聽到了阿隆有關現象學的消息後面色發白,那麼究其原因,可能一半來自惱怒,一半源於興奮。

    阿隆,來自:維基百科

    反正,薩特從沒忘記那一刻,在四十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評論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現在,終於出現了一種真正的哲學。按照波伏娃的說法,他衝到最近的書店,然後說:「給我這裡每一本論現象學的書,現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書,胡塞爾的學生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寫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維納斯這本書還是未裁開的毛邊本,但薩特等不及拿裁紙刀,直接用手撕開書頁,邊走邊讀。那一刻的他可能變成了濟慈,那個初讀查普曼翻譯的荷馬作品時的濟慈:

    那時我覺得彷彿某位觀象家,當一顆新行星游入他的視野;或如堅毅的科爾特斯用鷹之眼凝視著太平洋——而他的同伴懷抱一份狂熱的猜測彼此相望——沉默,在達利安山巔。

    薩特沒有鷹的眼睛,也從不善於沉默,但無疑他心裡滿是猜測。看到了薩特的熱情後,阿隆建議他在當年秋天時來柏林的法國研究所學習,就像他自己那樣。薩特可以去學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版論著,並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隨著納粹剛剛掌權,1933年並不是搬去德國的好年份。但對於想改變生活方向的薩特來講,卻正是好時候。他厭倦了教書,厭倦了在大學所學的一切,厭倦了尚未成為自己從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這一現狀。如果要寫他想寫的東西——小說、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須去冒險。他曾想像去君士坦丁堡跟碼頭工人一起勞動,去阿托斯山同僧侶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隨賤民一起躲藏,去紐芬蘭島的海岸和漁民一起抵抗風暴。不過,眼下不在勒阿弗爾教學生,也可以稱得上是冒險了。

    薩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過後,他抵達柏林,開始學習。年末返回法國的時候,他帶回了一種融合之後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著更早之前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以及其他思想,又裝點了一味獨特的法國調料——他自己的文學感染力。他以一種現象學創立者未曾想見的但卻更讓人興奮和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創建了一種兼具國際影響和巴黎風味的新哲學:現代存在主義。

    薩特哲學創造的絕妙之處在於,他的確把現象學轉化為了一種杏子雞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學,但同時,也是期望、倦怠、憂慮、興奮的哲學,是山間的漫步,是對深愛之人的激情,是來自不喜歡之人的厭惡,是巴黎花園,是勒阿弗爾深秋時的大海,是坐在塞得過滿的坐墊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時乳房往身體里陷的樣子,是拳擊比賽、電影、爵士樂或者瞥見兩個陌生人在路燈下見面時的那種刺激。他在眩暈、窺視、羞恥、虐待、革命、音樂和做愛中——大量地做愛——創造出了一門哲學。

    與此前用謹慎的主張和論點來寫作的哲學家不同,薩特會像小說家一樣寫作——用不著驚訝,因為他自己就是小說家。在他的小說、短篇故事和劇本以及哲學論著里,他寫下了關於世界的身體感受和人類生活的結構與情緒。不過,他寫作中最重要的內容,是一個十分宏大的主題:獲得自由意味著什麼。

    自由,在薩特看來,位於人類所有經驗的中心,正是這一點,才把人類與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其他事物只能在某處待著,聽憑擺布。薩特相信,就連人之外的動物,大多數時候也只是在聽從塑造了它們那個物種的本能和習性行事。但作為一個人,我根本沒有預先被決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過我選擇去做什麼來創造。當然,我可能會被我的生物性影響,或者被我所處的文化和個人背景等方面影響,但這些並不能合成一張用來製造我的完整藍圖。我總是先我自己一步,邊前行,邊構築自身。

    薩特把這個原則變成了一句三個單詞的口號——「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在他看來,這個信條便足以概括存在主義。不過,它雖有簡明扼要之優,可也有不易理解之劣。大概來講,它的意思就是,發現自己被拋入世界中後,我會持續創造我自己的定義(或本性,或本質),但其他客體或生命形式卻不會這樣。你可能認為你可以用一些標籤定義我,但你錯了,因為我始終會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斷地通過行動創造自身,這一點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的人類境遇之中,以至於在薩特看來,它本身就是人類境遇,從有第一縷意識那一刻開始,直到死亡將其抹去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題圖為薩特和波伏娃,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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