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幾個問題(二)

第二個問題是幾個涉及到毛的重要觀點，這主要是在我們國內和華裔的一些知識分子之間討論的，西人現在的興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義的問題，其實我們都知道，80年代在我們國內學術界已經開始討論。這個討論在1988年1989年初曾經一度升溫，我印象中，當時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還出過一個討論的專刊，有一個專門的報道。但是這個討論在1989年以後馬上停止了。（許紀霖：這裡插一句，關於毛的民粹主義最早是誰提的呢？是華東師大的一個學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時候就講毛是農業社會主義，那時候不叫民粹主義，四人幫粉碎後王被槍斃了。）這個名字我知道，我看過以後發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幫倒台以後被槍斃了。80年代初期，我們南京大學學報當時的主編蔣廣學寫了一篇談毛的農業社會主義問題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嚴厲批評。這個討論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曾經一度提出來，以後又重新討論，再被停止，這和當時的大的背景環境有關係。到了1998年，中國社科院的前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同志在一篇長文中又重新談這個問題。胡繩是黨在社會科學戰線的重要的領導人，當然他也是一個學者。他的這篇文章出來後引起非常大的爭議，有人很嚴厲地批評胡繩是背叛馬列主義，背叛毛澤東思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等等。但是由於胡繩的重要影響，在這以後，民粹主義多少可以談一點了。

第二，是毛澤東的「反智主義」的問題。許多人認為，反知識、反智，鄙視，打擊知識分子是毛時代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對這個問題從歷史和思想的層面談的比較早的人，還是海外的華裔學者余英時教授。余英時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這個問題。與此相聯繫，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邊緣人佔據政治中心的這樣一個話題。當時這個討論集中在海外和國內的知識分子研究的議題中。當然毛的反智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談論這個問題可能還需要從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來談。中國共產革命的主體是農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軍事鬥爭，這對1949年以後中國的發展有支配性的影響。從學理層面，從當代人的體會等來談，當然都是一個角度，可是聯繫到共產革命的這個歷史背景來談，可能會更深入一些。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經驗是「農村包圍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數字公開了，比如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員大概有320萬人，其中69%是文盲，這是正式的歷史資料披露的。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當然會出現一系列的矛盾、緊張、衝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陸定一同志，他曾經很形象地說過這樣一個問題，他在90年代初中顧委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言，他說1949年中共面臨一個「農民進城」的問題，農民進城肯定會帶來一系列很複雜的問題。毛澤東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這個情況，那時有很多關於軍代表、工農幹部和城市知識分子關係緊張的報告送到毛澤東那裡，毛非常清楚這種情況。他作了明確的批示，他說農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狹隘、保守的特點，但忠誠老實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學。我的意思是談反智主義，如果結合這些具體歷史事實談，也許會更深入一點。

第三，毛的烏托邦主義的問題。我們在總結50年代後期以來的歷史，特別是在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們都會用這樣一個概念，例如：毛澤東的烏托邦，毛澤東要創造一個共產主義天堂等。現在不少學者都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完全是權力鬥爭，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識來改變這個社會等等。這就提到了烏托邦主義的問題，在這種言說中間，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來的觀點。林毓生是美籍華人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林教授1995年提出一個看法，我這裡稍微介紹一下。

林毓生認為，毛的烏托邦主義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政治化的特點。這種主觀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就是全權主義，也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說的全能主義，這是政治學的一個概念。毛的全能主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現象，大大超過了中國過去的傳統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強制性都超過了前者，「尤其過之」。具體的特點是：第一，毛的烏托邦主義具有強悍性，這種強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釋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約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釋是，認定自己佔據了道德制高點，比你在道德上更優越，更神聖，具有一種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強，毛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動員輿論、組織群眾運動，謀求當下實現他所理想的共產主義天堂。他說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和其它烏托邦主義在性質上和內容上都是不一樣的。正因為許多其它類型的烏托邦主義理想過高，不知道如何在當下落實。什麼理想國了、太陽城，不知道如何在當下落實。而毛的烏托邦是強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種巨大的的歷史使命來解救人民，他又確實知道如何運用政治在當下落實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沒有這個政治性，它永遠只是一個高高的理想。毛則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間落實，使人間變成樂土。

我認為林的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過去談烏托邦主義的時候，一般不談毛的那個強烈政治性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義，什麼張魯，五斗米教一類，就這個而談這個。毛肯定是一個大政治家，一個掌握無限權力的人，沒有政治上的這種優勢地位，沒有他的絕對的支配性權力，他怎麼實現他的烏托邦呢？這兩者之間關係到底怎麼樣呢？林教授的這種看法提供了一個觀察的重要的視角。

第四個方面，是毛澤東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趨勢的問題。這是一個最近幾年才談的問題，這個討論，可能是從去年從哈佛大學開始的。哈佛大學柯偉林教授，原來是歷史系主任，現在是文學院院長，他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認識二十世紀中國》。還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剛寫的，就是《中國與50年代的社會主義世界的經濟關係》。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把這樣一些話題基本都談出來了。所謂二十世紀的歷史趨勢，柯偉林教授認為，在二十世紀中國，不管出現任何的政權更迭，慈禧還是袁世凱啊，還是以後的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還是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都要面對這樣一些基本的歷史趨勢，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歷史趨勢始終是存在的。他認為這些基本趨勢大概有幾點：

第一，中國與世界的廣泛，密切，日益加強的聯繫，這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新現象，就是外國對中國的全面的影響的問題。他認為這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現象。在他看來，最近這一百年，有三個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最大：俄國、美國、日本，他認為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基本上是負面的，美國的影響比較好。關於俄國的影響，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學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國的情況和俄國情況的差異的問題。現在潮流變了，到了二十世紀末和今天，人們更多的關注中國和俄國在體制上的相似性的問題。原來是研究差異性，現在研究相似性。當然這裡有更複雜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