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生 | 康德為什麼不喜歡中國

黃裕生 | 康德為什麼不喜歡中國

在近代西方哲學家當中，讚揚推崇中國文化的，是啟蒙時期的伏爾泰、狄德羅等。對中國及其文化持強烈批評態度的，莫過於康德、黑格爾、尼采、馬克思。

康德通過對理性的批判，不僅劃定了人類理性在認識方面（理論運用）的客觀界限，從而既奠定了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又敞開了現象界之外的另一個領域，而且確立了人類理性在行動方面（實踐運用）的自由本質，從而既為一切可能的倫理學和實踐理論奠定了基礎，又無可爭辯地確定了人的自由者身份。作為理性存在者，每個人的第一身份或天然身份就是自由者。自由，成了人類本質的存在方式。

專制國家不管多麼開明、寬鬆，它都是專制，並沒有因其開明而改變了它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因為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就是權利法則，而從權利法則出發，一個正當的國家必須對最高權力進行有效分解，以達到維護、保障個人自由權的目的；任何集行政權與立法權、司法權於一體的國家，都是背離權利法則而不合法的專制國家。

同時，儘管中國的文官選撥制度使中國的權力集團對其他階層開放，從而使國家權力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同，但是，這只是使權力階層一部分成員的構成在程序上具有了正當性，卻並沒有使整個權力集團的構成與配備獲得實質的合法性。因為這樣的權力集團作為一個特權階層，依然是建立在少數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實際上，任何一個權力集團，不管它的構成成員選撥自什麼階層，只要它的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分解，它實質上都將只是一個特權階層：它沒有邊界的權力不可避免地使它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其他階層的利益於不顧，直至損害、剝奪其他階層的底線利益與底線權利。

至於以倫理治國帶來的溫和、穩定，以啟蒙思想觀之，這種溫和不過是一種世故，那種穩定不過是一種停滯。因為在以自由為基礎的絕對倫理學看來，像德、忠、孝這些被作為治國之本的倫理規則只不過是些經驗的、非反思的關係規則。也就是說，中國奉行的那些倫理規則還沒達到概念自覺的層面，中國倫理學還不是反思概念的倫理學。凡概念的自覺，都是通過概念的反思而確立起最後的、可靠的超越性根據。

在康德這裡，這種超越性根據就是自由。正是這種超越性根據使一切倫理規則獲得了絕對性與純潔性，使由這些倫理規則建立起來的秩序首先是一種自由者之間的關係秩序，而不是父子、君臣、夫妻之間的關係秩序。由具有絕對性與純粹性的倫理規則帶來的溫和，才是真正理性的、超世故（功利）的一種品德；同時，也只有建立在自由者之間的關係秩序基礎之上的穩定，才是保持差異與多元的和諧，而不是滿足與沉迷於角色關係的停滯。所以，在成熟的啟蒙哲學家眼裡，中國原來在早期啟蒙思想家那裡具有的「倫理優勢」也喪失了。

於是，在康德這些成熟的德國啟蒙哲學家看來，中國社會不僅不再是人類未來的範本，它倒同樣是人類要擺脫的對象，就如歐洲的現實社會是要告別的對象一樣，甚至從反思哲學角度看，中國是更需要擺脫的對象，因這它被視為屬於更久遠的過去。

儘管我們可以不同意康德等啟蒙哲學家對中國的理解與評判，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並不是出於私人的主觀情感，也不是出於某種時髦的社會思潮，而是出於他們成熟的啟蒙思想。簡單說，康德「不喜歡中國」，是出於「思想」，出於「學理」。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雖然屬於「過去了」，但是，作為一個文化主體，它卻是一個「本源性的民族」(我曾把古希臘人、中國人、印度人與猶太人稱為四個本源民族)，因而擁有一個本源民族所特有的思想胸襟與思想風範。所以，儘管康德與黑格爾對中國持有強烈的否定態度，但是，他們的哲學卻一直受到中國思想界的持久重視與研究。至於他們的哲學為什麼會一直受到中國思想家一哲學家們的持續重視，以及他們的哲學為什麼成了中國思想界理解西方文化與開顯中國思想新境界不可迴避的環節，則是一個需要另文加以討論的有趣問題。不過，我相信，對康德和整個德國哲學的研究與消化，不僅能幫助我們走進希臘傳統的西方，同樣也能幫助我們走進猶太一基督教傳統的西方。所以，當我們這個本源性民族開顯出新的思想境界而開闢出新的世界史時再回過頭看，我同樣相信，我們會發現德國哲學曾是我們經歷過的一個最重要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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