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和威權體制的退出：經驗事實規律

本文摘自《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海哥德，考夫曼，1995）：

通過對1970-1990年間發生的27個民主化轉型案例的調查，我們可以初步確定短期經濟表現和威權體制退出的相關性。這裡對轉型期的定義是通過競爭程序選舉政府的第一年；巴西和泰國是兩個例外，在前者，反對派是通過選舉團上台掌權的，在後者，總理是由議員選舉的，而並不是所有的議員都是被選舉上來的。

如表1-1所示，這些轉型發生在很多不同的條件下，包括經濟增長相對強勁時期。不過，在大多數案例中，轉型以前年份的特徵是增長下降，通貨膨脹上升，或者兩者都有。27個國家中的21個在轉型前經歷了增長下降的過程；在其他國家，薩爾瓦多和迦納的長期增長率一直很低，而巴西的增長速度和歷史水平相比也有所下降。三分之二的轉型過程在發生之前有通貨膨脹上升現象。在阿根廷和烏拉圭，通貨膨脹很高，儘管和早些時候相比已經有所下降。

只有在韓國，智利和土耳其，轉型過程發生在增長速度較高並繼續增高，以及通貨膨脹下降的時期。泰國的例子比較不明朗，因為其增長速度在1980年代早期稍有放慢。不過，在整個1980年代，泰國的總體經濟一直都非常有利；增長速度處於世界最高之列，並且通貨膨脹下降。因為這些原因，我們沒有將泰國視為危機轉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儘管某些其他國家在轉型前的年增長速度有輕微提高，大部分國家的增長速度一直很低。巴西被我們列為危機誘發轉型的例子，它在轉型前的那一年有過一個暫時的經濟上升期，但在此之前數年，巴西一直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而且，退位政府沒能解決許多緊迫的調整問題，通貨膨脹在政權易位前大幅度上升。

由於這一表格並不包括那些政府在經過嚴重經濟衝擊後存活下來的國家，我們能夠從這些數據中得出的有關經濟環境和體制變革之間因果關係的推論是有局限的。讓人吃驚的是，對影響體制變革的經濟因素的跨國別的統計研究非常少。最近的一個研究是馬克·蓋肖羅斯基做的。該研究利用集中時間序列的方法研究經濟條件（以增長率和通貨膨脹衡量）和轉向及退出民主體制的關係。蓋肖羅斯基發現經濟增長對民主化幾乎沒有作用，但是認為，198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對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概率有統計意義上的重要影響。

考慮一下那些沒有因經濟危機導致民主化的政權有助於澄清理論預期。在1970和1980年代，這些存活者主要包括非洲和中東的威權政府，以及1989年之前的東歐共產黨政權。威權主義在這些地區的存續部分歸因於外部保護人的持續支持。一旦蘇聯不再繼續支持，東歐較為發達的國家的政權便迅速垮台了。貧窮國家的威權政府維持不垮台的原因大概是由於外國的捐助者通常出於人道及戰略考慮不願切斷援助關係。1990年代早期對較窮非洲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壓力源是不再存在繼續支持它們的戰略理由，以及將援助和政治改革掛鉤的更為強烈的意願。不過，民主無法在較窮國家獲得穩固也反映了李普塞特在其富有原創性的分析中所著重指出的結構性條件。尤其是，組織化利益集團的相對弱勢有助於非常貧窮的國家的統治者延長其統治的時間。具有高度依賴性的私人部門和地理上分散的農業種植者缺乏對經濟狀況惡化發起持續抗議的獨立地位或組織資源。在這些社會中，經濟上的困難經常和社會性暴力、宮廷政變和中央對一般百姓和地方的控制力衰減相聯繫。但是，進入1990年代初期，掠奪型的個人化統治者通過持續獲得外部援助、進行壓制和小心維護特定的恩主關係，表現出驚人的抗拒變革和保持權位的能力。

一個將短期和長遠經濟條件結合起來的合理假設是，在中等收入的資本主義國家，威權政府更容易受到經濟下滑的衝擊。在這類社會中，財富所有者和政治經濟的分野呈現顯著性。社會集團擁有很多對政權穩定至關重要的獨立的組織和物質資源。中產和勞工階層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城市裡低收入集團行動的壁壘較低。符合這種特徵的國家也更可能有政黨政治、勞工動員和公民結社的歷史經驗。在南歐和拉丁美洲，這些政治傳統提供了危機期間政治動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