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國民國家」的流失

文/楊奎松（歷史學者）

不少中國大陸學者對「民族國家」之概念不以為然，因為，此概念把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做了嚴格的切分，不承認「自古以來」。在當今世界200多個國家中，絕大多數和古代國家沒有衣缽相承的關係，這點無人能夠否認，但他們相信，至少中國不是這種情況。比較而言，中國怕是世界上自古以來香火傳承從未間斷過的獨一無二的民族和國家。包括一些習慣用西方觀念思考問題的大陸學者，有時也跳不出這樣的思維困境。有學者就創造了兩相結合的，卻是中國式的解讀法：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史比西方早得多。因為，西方的現代國家不過開始形成於18世紀前後，而中國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形成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並開始「走向國境清晰、認同明確、民族同一的漢族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了。中國沒有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原因是蒙古和滿清兩大異族的接連侵入和王朝統治，使得它「向『民族國家』轉化這一過程變得相當曲折，而且呈現出與歐洲近代絕不相同的國家建構路徑」。但是在他們看來，此過程雖然曲折，卻沒有中斷，並最終得以在滿清更大的版圖上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

應該指出，人們之所以常常分不清現代國家和古代國家的區別，有不少是沒有能準確地解讀和使用「民族國家」這一概念。「民族國家」的英文原詞是nation state，其中nation一詞的譯和解又最容易引發爭議和誤讀。把它翻譯理解為「民族」並非不對，因為就其詞源及其眾多使用來說，nation的確應該理解為「民族」。但把它和state結合起來使用，特指18世紀以後形成的現代主權國家，其含義就已經有所變化。對照1789年頒布的，代表著現代主權國家形成重要標誌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第三條「The principle of all sovereignty resides essentially in the nation」的這句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裡的nation並不是指「民族」，而是特指「國民」（整體），旨在強調主權歸屬全體國民。而這也恰恰是現代國家根本區別於古代國家之所在。

當然，考諸歷史，歐美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忽而重國民認同，忽而重民族歸屬。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歸納，歐美民族主義至少經歷過三四個浪潮。簡言之，最初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興起時，並不重視基於族群屬性的文化認同，強調的是基於國民主權意識的國家政治認同；18世紀前後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開始同時並重；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群眾性民族主義興起，開始強調文化認同，出現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種族民族主義傾向。特別是隨著越來越多落後地區的族群也大批加入到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來，並藉助於民族自決的國際準則，建成為一個個並無國民主權實質，卻同樣享受著平等主權地位的新國家，這就使得後來眾多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上也多少有點找不著北了。

然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日啟蒙思想家就能明顯地發現兩者之間的本質不同。事實上，對於19世紀仍身處古代國家地位的中國和日本來說，要想邁向現代國家的進程，首先就要從思想啟蒙即個人權利意識的了解和養成開始起步。也正因此種情況，日本啟蒙思想家甚至直接將nation state譯成為「國民國家」，並紛紛倡言應以創設國民與國家同體同構的「國民國家」作為奮鬥目標。

在這方面，中國雖起步較晚，但接受西方和日本的啟蒙思想後，最初先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一致著眼於宣傳鼓吹國民的權利意識以及國民的權利地位。所謂「國者積民而成」「國為人民公產」「國之本在於民」「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之類的思想主張和理論介紹曾比比皆是。因此辛亥革命後，中國無論革命派、改良派，都贊同推翻帝制，主張定國號為「民國」，一致公開承諾「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與此不無關係。

但與歐美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類似，無論日本，還是中國，都未能順利走上創建現代主權國家的道路。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正在崛起的日本很快加入到帝國主義的行列中；因清帝國消亡而群龍無首的中國卻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境地，在列強環伺下危機重重，以致國民權利以及國民主權的思想啟蒙和觀念養成，不能不逐漸讓位於強調國家主權優先的整體主義的思維邏輯。

這樣一種歷史轉向，是辛亥革命後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政治角力才最終完成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迅速四分五裂。除傳統大一統的皇權統治不復存在外，一個重要原因，是19世紀末以來十多年的思想啟蒙運動，加上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令各地紳商、官僚，特別是新興知識分子，形成了相當的權利意識，並開始嘗試為自己爭權奪利。清王朝的覆滅帶給傳統中國的最大衝擊，就是延續了一兩千年的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的全面瓦解。

武昌起義後，黎元洪出任中華民國武昌都督府都督。他通電各省派遣代表到武昌會商，其電文中最突出一條提議，就是要求分權，「建立聯邦國家」。

武昌首義後，各省相繼宣布獨立，也紛紛提出建立聯邦制的主張。浙督湯壽潛、江督程德全及滬督陳其美所發通電，亦明白宣稱：「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

更具體的提議見於山東省咨議局的通電中，它甚至明確主張：今後中國必須為聯邦政體；各省咨議局得自由擬定本省憲法；各省縣官制及地方稅皆由各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各省有練兵保衛自治之權利。

早在1894年創建興中會時就主張學美國「建立合眾政府」的孫中山，這時正急著趕回國來。他在法國動身前夕，公開發表談話，主張的也是學美國建聯邦。他提出：「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

但是，真站上中央政府立場後，卻沒有誰會真的主張聯邦制了。早先宣傳主張過聯邦制的思想家們，也多轉為反對，尤其是梁啟超。1912年底回國前，他就公開撰文反對聯邦制了，也尤其為中國大一統不復的前景憂心忡忡。在他看來，已有兩千年大一統傳統的中國，本無搞聯邦之必要；且在國際格局之下，任何聯邦制的嘗試都可能帶來國家分裂的危險。

於1912年1月1日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的看法其實也變了。就像史扶鄰所描述的：「在此後數月里，他主持一個軟弱無力、財政拮据的臨時政府。省一級以下自發地背棄清王朝的軍隊根本不聽他的指揮。地方上的軍事首領及權貴，不僅拒絕接受清王朝的指令，也抵制任何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面對於此，他雖不能公開反對聯邦制，卻也再未主張過聯邦制了。

孫中山的徹底轉向，是在1913年與袁世凱政府鬧翻後。轉而反聯邦制，固然是為革命集權的需要，他卻因此連自己的民權主張都改變了。他開始宣稱：今後決不能如過去一樣，將全國人都一體視之為「國民」，凡不真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不得享有「國民」資格。

1914年夏，孫組建中華革命黨，其制定的總章等對此更有明文規定稱：「凡進本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在革命期間主動出資者例外，「凡出資千元者，照黨員例，享有公民權；出資萬元者，政府認為公民代表，參與政事，組織國會。」

這個時候，對一般人民的國民資格，孫中山還有所承諾，稱憲法頒布之後，當可從憲法而獲得之。但思想上，孫對此其實並不重視。故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由他審定的大會宣言就變成另一種說法了。宣言公開否定了「天賦人權」說，強調「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何人可以成為國民呢？只有那些贊同和擁護其革命者。「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能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孫中山不了解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的本質區別嗎？未必。比如，他常喜歡講這樣一句話，即：「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於這個「世界潮流」，他也講得很明白，主要就是：「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

問題是，孫中山到底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文化，卻不能真正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的現代意義和價值。他的思想觀念事實上還停留在柏拉圖式的整體主義的發展階段，還未完全進化到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集體主義的發展階段。因此，其思想觀念中才會生成不少類似於柏拉圖觀念的看法。

比如，像柏拉圖相信只有像自己這樣具有超人的知識能力的「哲學王」，才能領導城邦國家一樣，孫中山也認定人生來就有優劣高低之分。只是他的區分方法是認為，人在知識能力上可劃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社會的進步，只能靠那些「先知先覺」者提出思想、制定方案，灌輸給部分「後知後覺」者，再由他們去領導大批生生世世都「不知不覺」者去衝鋒陷陣。因此，他明確提出，要成就革命事業，就必須要把權力全部集中到「先知先覺」者，亦即像他這樣獨一無二的領袖手裡，建立領袖個人專斷體制，不能搞什麼平等。他明確講，「非服從我不行」，因為「除我外，無革命導師」。

再如，像柏拉圖一樣，他也認定整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自由對於整體有害無益。他明確認為，離開國家民族整體講個人權利和自由，是錯誤的。因為，「個人有自由，則團體無自由。」他特彆強調：「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他指出，在中國學歐美去喊什麼爭自由、爭權利，不僅是盲從，而且是莫名其妙！國人從來是一片散沙，原因就是「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他宣稱：「我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紀律，為此我們要摻加水和士敏土，變成很堅固的團體。」中國革命必須以統一，而非以自由為奮鬥目標。

人類的歷史總是這麼弔詭。同樣活在現代，同樣構建現代國家，同樣叫共和、叫民國，卻總有許多把國民主權抽空去，只留下一個在國際上有領土、有主權地位的「民族國家」的空殼。後來那個繼承了孫中山遺志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還這樣告訴他的人民：「如果我們個人要講自由，國家民族便要受人家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