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惠麒 ：《論語》中的社會控制思想

嚴惠麒：《論語》中的社會控制思想

社會控制是社會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的重要機制，縱觀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不同社會統治階級維護社會秩序的指導思想不同，其方式與手段也存在差異。社會控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特定時期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控制思想應與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陳勁松將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劃分為前儒學社會、儒學社會及後儒學社會，認為儒學社會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以《論語》等儒家經典為道德核心建構起來的君主秩序。儒學社會主要以倫理控制為手段，國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組織、運行)及個體的社會生活皆以儒學為范導，這個社會的總體生活皆以儒學的理念為依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3afbc10100q2zu.html　　一、社會控制的社會學思想。從社會學視角闡述社會控制系統， 始於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歐美社會學家斯賓塞、杜爾凱姆、羅斯等人均做了這方面的研究。斯賓塞將社會看作一個有機體，認為與生物有機體一樣，社會內部各要素相互聯繫、相互制約。國家及其政府機構在其中發揮調節作用，國家是進行社會調節的機制，政府則是進行國家管理的職能機構。杜爾凱姆認為，社會事實是任何可以對個人施以外在制約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為方式，或在一個社會中普遍出現的、同時不依賴於個人而獨立存在的任何行為方式。其中社會團結是一種基本的社會事實，社會分工影響社會團結由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這一過程中，反常分工則可能造成對社會團結的破壞。因此，他提倡全面加強道德規範的調節作用，建立一種與社會分工結構相適應的多層次的社會道德體系。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在1901 年出版的《社會控制》一書中，首次從社會學意義上使用「社會控制」一詞。他認為，社會控制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統治，是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範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約束的過程。輿論、法律、信仰、社會暗示、宗教、個人理想、禮儀、藝術乃至社會評價等等，都是社會控制的手段，是達到社會和諧與穩定的必要措施。20 世紀6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A·伊茲尼在羅斯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控性社會」概念。他指出，一個自控性社會就是在人們對他們處於其中的世界負責的社會。這種社會與消極的社會形成鮮明對照：在消極社會中，人們被外部活躍的他人所支配；在一個自控性的社會中，「人是創造者，他們創造他們的社會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家對社會秩序、社會控制的研究方法論基礎不同，對社會的認識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社會共同的價值觀、社會道德規範在社會控制中的重要性。　　二、《論語》中的社會控制基礎：「人性善」。羅斯在《社會控制》一書中指出，弄清人類的天性在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看來，同情心、友善、正義感和怨恨是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環境中，這些天性能夠產生出一個純粹的自然秩序，但這樣一種秩序遠不完善。當社會交往日益密切，社會利益日益分化和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時，自然秩序就會受到破壞。這時，就需要通過社會控制建立和維護一種人工的社會秩序。美國著名法社會學家龐德認為，對人類本性的控制就是社會控制，主要有三種手段：法律、道德和宗教。之所以對人的內在本性進行控制，龐德從人性論出發，認為是人的本性具有自我擴張性與社會本性，兩者具有不協調性和不平衡性。文明社會要想發展，就要不斷地限制人的自我擴張性，弘揚社會本性，而能勝任如此大任的就是社會控制。由此可見，認識人性的本質對於理解社會控制的必要性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人性假設可以構成社會控制的理論基礎。在中國，最早對人性提出假設的是春秋時期的孔子。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關於人性的系統思想，但有一定性善論傾向。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篇》），即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沒有太大的差別，但由於後天環境和教育習慣的差異，人的品行、習性逐漸有了差別。正是這一人性假設奠定了孔子社會控制思想的基礎。　　三、《論語》中的社會控制思想。社會學家按照不同的標準，把社會控制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其中，按控制是否依靠外部力量來劃分，可分為外在控制和內在控制。內在控制即自我控制，指社會成員自覺地把社會規範內化，用以約束和檢點自己的行為。外在控制是社會依靠外在力量控制其成員就範。外在控制與內在控制的界限是相對的，兩者相互滲透和轉化。孔子的社會控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之上，其社會控制思想從內外控制的角度來看突出表現為修己與安人。在《論語·憲問》中，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筆者認為，從社會學視角來看，修己即對個體生活的道德控制，安人即對社會群體和社會集團的倫理控制。　　（一）對個體生活的道德控制：「修己」。社會學中視社會為一個整體，個體是組成社會的要素。個體是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的，對個體生活的道德控制即對個體所處社會環境的控制，其控制對象並不直接指向個人，而是個人所處的網狀社會。在此基礎上，所有個體行動有了社會行動的意義，對個體行為的控制有了道德意義。孔子首先為社會中的個體確立了社會行動的準則，提出一套完整的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要求人們去遵循，在此基礎上也就達到了對社會中的最基本元素——個人的社會控制。在孔子思想里，個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成人、士」之分。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是每個人都應達到的具有現實性的理想人格。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即只有君子能感受到「天命」、「大人」（有道德之人）、「聖人言」的真實存在，敬之畏之。孔子所謂的「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在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構成中，主要包括仁、知二大要素。「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也是孔子君子人格的核心要素。「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孔子認為君子必須具備仁，不得須臾離仁，否則就不成其為君子。由於仁是構成君子人格的基本要素，因此君子具有仁所派生的各種品德，如「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等，君子的這些品德都是由仁派生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論語·八佾》）他的「仁」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道德倫理秩序，是一種高標準的「禮」。「仁」的核心內容即「克己復禮」，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禮」的觀念包含著政治上的君臣之禮，家庭中的長幼秩序及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中的任何個體都會受到其生存環境、文化傳統諸多因素構築的思想體系的制約，任何個人在其成長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社會歷史時期「禮」這一觀念的影響。「知」是構成君子人格的另一因素。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孔子在這裡把仁、知、勇三者並列，但「仁者並有勇」（《論語·憲問》），「勇」實際上是「仁」派生出來的。可見「仁」與「知」為君子人格的二大要素。《論語》中多次出現仁知相提並論的記載。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子曰：「知人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　　（二）對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層面的倫理控制：「安人」。修己是個體對自我的道德控制，而「安人」則是「修己」的自然延續，是將社會中人與人的統治和被統治關係建立在更合理的道德關係上。「修己」形成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分化，是人與人之間「安」與「被安」形成的基礎。在這裡，「安人」之人即君子，被「安」之人即小人，二者代表社會兩大不同群體或集團，通過「安人」引導、教化小人，實現社會控制。孔子對社會群體或集團的倫理控制集中反映為三個方面：正名、富民、教民。春秋戰國時期，禮壞樂崩，綱常紐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孔子提出重建社會正常秩序的正名論。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這裡的名是對社會成員在社會中所處地位、擁有權利、享受待遇與應盡義務的規定。孔子認為，社會成員的言行必須與其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否則會引起社會失序，導致社會動亂。早在正名之前，孔子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思想，君、臣、父、子必須按照自己的社會角色行事，不得有「僭越」之舉。在這裡，孔子的正名思想將社會成員的身份定格在一定的框架中，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有力保證。　　孔子所處時代生產發展水平低下，民眾賦稅沉重，生活困苦，而統治者生活奢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滿足其窮奢極欲的生活需要。孔子主張統治階級採取「富民」之道。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論語·顏淵》）孔子將「足食」作為為政者的當務之急，認為寧可縮減軍備也不能減少糧食，失去民眾的信任。「富民」是統治者取得民眾信任、維護統治秩序、實現社會控制的有效途徑。「教民」是孔子「安人」之道的重要環節。孔子提倡「有教無類」，承認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這是其倡導的仁者「愛人」、「泛愛眾」、「博施濟眾」在教育上的體現。通過教育，可使社會成員將外在的社會控制規範內化為自覺活動。孔子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成為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社會控制手段。　　四、小結。社會控制是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範對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約束，保證正常的社會秩序的過程。《論語》中的社會控制思想以「人性善」為理論依據，突出表現為對個體層面的道德控制以及對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層面的倫理控制兩大方面。在其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需求相結合，為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控制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