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與梁啟超共謀討袁

蔡鍔（1882-1916），一代名將，因率先舉旗「為國民爭人格」、推倒袁世凱帝制，而被譽為「再造共和第一人」。他出生之際，正當清朝搖搖欲墜的大變動時代。1897年10月，維新變法運動呼之欲出，年輕的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前往長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不足16歲的少年蔡鍔步行350華里，從故鄉湖南邵陽走到長沙嶽麓山下，成為梁啟超40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天資聰慧、學習勤奮的蔡鍔深得老師的喜愛，他向比他年長十歲、追隨康有為倡導變法而名動一時的梁啟超先生透露了「寧為百夫長，不作一書生」的想法。對於這位小有大志的學生，梁啟超也甚為器重。從此以後，蔡鍔和梁啟超終生保持著密切的師生關係，思想上深受這位恩師的影響。　　1898年9月，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血腥鎮壓後，梁啟超亡命日本。次年，蔡鍔與十幾位時務學堂的同學一起東渡日本，前來投靠梁啟超，梁安排他們先到康、梁創辦的專門收容中國學生的大同學校學習。為了達成這位學生實現他的志願，直到1902年，梁啟超才在日本友人大隈伯的幫助下，讓蔡鍔等三名學生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蔡鍔在日本學習和生活近六年，師生二人經常見面，席地而坐，促膝談心，其間他曾在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等報刊發表過文章。　　1904年蔡鍔學成歸國之後，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地訓練新軍，後擢升為雲南新軍第三十七協協統。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他與講武堂總辦李根源舉兵響應，被推為總指揮，隨後被推為雲南軍政府都督。1913年，袁世凱覺察到蔡鍔這個人難以為自己所用，將其調往北京，糜以虛職，任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職，加以籠絡和監視。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狼子野心已是路人皆知，蔡鍔表面上每天喝酒打牌，遊山玩水，出入風月場所，甚至毫不猶豫地在帝制意見題名冊上簽名贊成。　　實際上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蔡鍔就到天津密訪梁啟超，共商大計。梁說自己的責任在言論，必須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對。蔡鍔則是軍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複」。梁啟超很快發表了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當時的他可以說「握輿論界權威」，連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也說他「領袖名流」，得他一言，「賢於十萬毛瑟也」。　　蔡鍔每隔幾日就要去一趟天津，「造先生之廬，諮受大計。及部署已定，先後南下。」（梁12月18日到上海，蔡12月9日到雲南）臨行前他們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蔡鍔《盾鼻集》序）他們認為反袁是「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如果勝利則功成身退，不爭個人的名譽地位，一心研究學問；如果失敗則獻身祖國，準備犧牲，決不逃往外國租界，也不流亡外國。　　為了麻痹袁世凱，蔡鍔故意逢人便說：「梁先生是個書獃子，只會空談，做不成什麼事的，不必管他。」11月中旬，他終於擺脫密探的監視，離開北京，潛入天津租界，又經日本、香港，12月中旬回到雲南昆明，受到雲南父老子弟的熱烈歡迎。25日，雲南正式宣布獨立。蔡鍔、唐繼堯、李烈鈞等聯名通電討袁，組織護國軍。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領軍入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由桂入粵；唐繼堯以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坐鎮雲南。雲南獨立前後，所發往各方面的電文，大都是梁啟超預先準備好的。　　從湖南時務學堂到自立軍起義，從《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文章，一直到護國反袁，蔡鍔都是梁啟超的忠實門生，當他聲名顯赫、如日中天時依然執弟子禮甚恭。　　1912年3月3日，時任新軍標統的蔡鍔領導雲南起義，並被推為雲南都督，致函尚亡命海外的梁啟超，稱革命勝利「探本究源，莫非吾師腦力筆力之賜？吾師種其因，萬眾食其果」，可見他對老師的推崇。6月6日，他專門致電袁世凱等詳細列舉了梁啟超的貢獻（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宣傳愛國、平等、自由、民權等）。稱「鍔追隨先生有年，覺其德行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愛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一人。」要求袁世凱「敦請回國，優予禮遇」。10月在梁啟超回國後，他致電袁世凱一方面歡迎老師，一方面「以謝大總統為國求賢之盛懷」。還致電各省都督請他們都致電歡迎，可見他對這位恩師的熱情。在護國戰爭中他邀梁前去，說他如能去「不止十萬雄師」。戰後說，「吾師負內外重望，為全國之真宰」，評價極高。　　在護國戰爭中，梁啟超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16年1月8日，梁啟超從上海致函蔡鍔，指出西南責任重大，國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但能助我討賊，自當一視同仁」。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團結多數的政策，對護國運動的勝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月25日梁啟超致函廣西的陸榮廷，要他響應雲南起義，並指出桂軍將來可以向廣東發展。2 月上旬，向來對梁啟超甚為仰慕的陸榮廷，在接到梁啟超的長信後，即派出專使赴滬，歡迎梁啟超前往廣西襄助起義。梁氏欣然接受陸榮廷的邀請，前往廣西。3 月13日，陸榮廷以陸、梁兩人的名義，給袁世凱發出最後通牒電，要袁辭職，並限24小時內答覆。其時，梁啟超還在赴桂的途中，並未到達廣西。 　　蔡鍔在四川前線，梁啟超給他的函電就有近十份，在病魔纏身的1916年9月蔡還寫過一篇《梁啟超函牘跋》，說在軍中得先生八書，動輒二三千言，「指陳方略極詳」。蔡鍔在戎馬倥傯之中也頻頻給老師發函電，現在留下的就有五、六份。在戰事告終，蔡鍔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給梁啟超的函電最多，現已找到的有17份，時間從6月21日到9月間，前後不過三個來月（中間還在上海見面過），幾乎是三天就通一次函、電，往來之頻繁可見一斑。梁啟超還給這位心愛的門生請過外國醫生。師生之情，讓後人感動。　　梁啟超對這位學生曾寄予重望，1913年6月中旬，二次革命迫在眉睫，他電邀蔡鍔進京。「總理一席，人望在君，時事艱難，何不來京一行，共商大政。」蔡鍔則複電提出組織內閣的人應具備的幾項資格，說「鍔一介武夫，未諳政治，國務重任，非所敢承。」1916年5月14日，他致電蔡鍔說這次起事結果，「最低限度，亦須造成南北均勢，否則無以對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鍔第五書中說，「惟有與吾弟共甘苦於邛、蜀、滇、棘（下加「人」）間，冀莊嚴此土，為國人覓一遺種地耳。」希望能用蔡鍔的力量造成西南的政治新局面。蔡鍔因病離川、去世，也擊碎了梁「莊嚴邛、蜀、滇、棘（下加「人」）」的思想。　　面對八省宣布獨立，袁世凱眾叛親離，1916年6月6日他在羞憤憂懼中黯然死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蔡鍔實踐「成功不爭地位」的誓約，辭去四川督軍兼省長的職務。政府以其有功民國，擢其軍銜為陸軍上將，並多次敦勸他繼續留任，他都以身體有病為由堅決不再做官。實際上他也的確有病。護國舉義之初，已是帶病前往。軍旅倥傯，吃不好，睡得少，勞累過度，病情日益加重。他本來急著要去醫治，但自己的軍隊需要收束，四川的社會秩序也需要維持，他抱病堅持把各方面事情安排妥當才離開崗位。民國政府不許他辭職，四川老百姓燒著香、攔著路不讓他走，他還是毅然地走了。他到上海和梁啟超會見時，已瘦得不成人樣，喉嗓沙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老師幾乎都認不出他的學生。北京政府派人歡迎他北上，他不去，在上海住了幾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發現患有喉癌，已病入膏肓，1916年11月8 日在日本病逝。　　12月5日，蔡鍔的遺體由日本運回上海，準備返湖南故鄉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執紼號慟者數以萬計。梁啟超率領弟弟啟勛及女兒思順、兒子思成等，往蔡鍔靈前奠祭，悲痛至極。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說：自從你跟隨我學習以來，轉眼就是20年了。長沙課室外的提問，東京住所交談的笑聲，至今仍歷歷在目。爾後書信往來，魂夢相依。去年秋冬間，為護國而秘密策劃，以及分手時的相約決心，一字一句，永遠刻在我的心上。你在發憤治軍以後，已決定為祖國獻身。但辛亥革命起義時你沒有死，護國戰爭中你也沒有死，現在為國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可惜的是，老天爺不想讓我再有什麼建樹，為什麼不降罰在我的身上而降罰在我的學生身上呢？本來是松坡應該哭我的死去，如今卻是我為松坡的逝去而哭，怎能叫我不悲痛啊!　　梁啟超在追悼會上稱他的學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純潔，毫無權利思想；說他反對帝制，舉義雲南，「自己擔任總司令兼先鋒隊，每日親到火線觀察敵陣」，「對於責任，絲毫不肯放鬆」；說他做事謹細縝密，「故以最短時間成就恢復共和之大功」；說他立志甚堅，不畏困難，勇往直前。他特別提到舉起護國旗幟前夕，蔡鍔曾說過這次舉事如果不成，決不亡命海外，「使國事更不堪問」。誓言如果失敗，「情願身亡」。蔡鍔也不止一次提到這一誓言。所以他稱自己這位得意門生為「再造民國之偉大人物」。　　梁啟超送給蔡鍔的輓聯上寫著：「國民賴公有人格，英雄無命亦天心。」　　1922年12月25日雲南起義六周年紀念日時，梁啟超代表南京學界，以《護國之役回顧談》為題進行公開講演，他說：「提起今天的紀念，人人都該聯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鍔。」當時「他們並不愛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麼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後要從哪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國家，才配做他們朋友。」「我們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紀念，受蔡公人格的一點感化，將來當真造出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出來，蔡公在天之靈，或者可以瞑目了。」他最後說：「蔡公死了嗎?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永遠住在我們青年心坎裡頭。」　　1923年，梁啟超倡議在北京設立松坡圖書館，自任館長，認為這是給蔡鍔留下唯一可資紀念之物。在《松坡圖書館記》一文中，他寫道：「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後，猶當想見蔡公為人也。」梁啟超與蔡鍔的深厚情誼，由此可見。（責任編輯　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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