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危機

中國的人口危機：到鼓勵生育的時候了

2010年09月03日11:01 來源：社會科學論壇作者：曠為榮　曠新年 瀏覽： 194

　　《遠東經濟評論》2009 年12 號發表尼古拉斯·埃伯斯特(Nicholas Eberstatd)的文章《中國的計劃生育出了問題》。作者直面這樣一個事實，強制的一胎化計劃生育使得中國的出生率遠低於正常更替水平。尼古拉斯·埃伯斯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大部分人都認為，國家在未來幾十年必定會崛起。但是他擔憂人口老齡化問題所帶來的潛在風險。他指出，儘管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充滿機遇，但是同時不應低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不幸的是，這一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國領導人足夠的重視。他認為，大躍進比起一胎化生育政策對中國造成的損害，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1]。他的觀點並非危言聳聽，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們應該跳出長期以來的「趕超」思維，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討論中國的人口問題。

　　一、小國寡民的趨勢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不斷下降，19 世紀初，中國人口曾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20 世紀初減少到四分之一，現在已減少到五分之一，而且這種趨勢還在進一步加劇。根據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 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近年中國每年只出生1300 萬左右孩子，不到全球每年出生1.3 億孩子的百分之十。據聯合國人口專家預測，到本世紀中期，世界人口可能超過90 億，而中國人口將不到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2]。如果繼續現在的人口政策，一百年後中國將少於5 億人口，兩百年後，將只有1 億人口[3]。當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危機：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能因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潰，幾千年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將變為無足輕重的民族。

　　美國未來學家彼得·史華茲(Peter Schwartz)認為，蘇聯崩潰的原因是人口問題。蘇聯由於破壞了依附於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從1930 年代開始下降。現在很多中國人把日本當成中國的對手，然而，實際上由於老齡化和人口不斷下降的趨勢，日本無法避免衰落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出生率只經歷了短時期的上升，到1950 年就降低到了28.3‰，1960 年下降到17.3‰，1991 年則進一步降低到9.9‰。與其相伴的是總和生育率的直線下降：從1950 年的3.65 下降到1960年的2.00，1975 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到1980 年為1.75、2000 年為1.36、2005 年則為1.26。如果日本持續其2005的1.26 總和生育率，其後的每代人將會以40% 的速度減少。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認為，日本人口總量到2050 年將下降到8900 萬，如果不採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長的措施，五百年後的日本將剩下15 萬人口。持續的低生育水平讓人感到整個日本民族會因此消亡[4]。一個民族保持活力，一個國家保持強大，人口增長非常重要。

　　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人口正常增長的國家，美國婦女的生育率是2.1。近年來，許多人在談論印度超越中國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印度超過中國，那將是因為人口資源的優勢。印度將很快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二、老年化浪潮不期而至

　　據2009 年3 月15 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自1993 年以來，上海的戶籍人口呈負增長。另據報道，2013 年山東省大學適齡人口，即18 歲至22 歲之間人口的數量，將比2008 年下降50% 左右，從而導致大學大量破產[5]。從上世紀70 年代開始執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以來，出現了普遍的獨生子女家庭。這樣人口生育幾何級數遞減，代際之間的人口數量以等比數列減少，形成一個倒金字塔。中國的人口問題將會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由人口爆炸走向人口急劇縮減。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0-14 歲的人口12539 萬，5-9 歲的人口9015 萬，0-4 歲的人口6897 萬，下降速度極為驚人[6]。根據2008 年7 月《全國「十一五」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的說法，「十一五」期間，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進入穩定低生育水平」。發達國家的世代更替是2.1，而中國由於性別比和嬰幼兒死亡率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是在2.3 以上[7]。但1992 年中國生育率抽樣調查為1.47，1997 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為1.35，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為1.22。教育部公布的《2005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小學學齡人口逐年減少，三年中全國小學入學人數共減少1300 萬人。2005 年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10864.07 萬人，比上一年減少381.04 萬人[8]。下列數據更加觸目驚心，1994 年，小學招生2537.0 萬人，然後開始跌落式遞減， 1995 年2531.8 萬人，1996 年2525.7 萬人，1997 年2462.0 萬人，1998 年2201.4 萬人，1999 年2029.5 萬人，到2004年則降至1747.0 萬人[9]。

　　當我們還在為人口過多擔憂的時候，中國已經出現了巨大的人口黑洞，人力資源在未來將變得異常稀缺。與此同時，老齡化社會已經不期而至。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之後，才從容地迎來了老年化社會。然而，在我們還沒有任何準備的時候，中國的老齡化社會已經突然來臨。中國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才完成的人口老齡化轉變。更要命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未富先老。西方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 一般在5000-10000 美元，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能夠解決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極不完善，2002 年大陸四分之三的勞動者沒有養老金，農村基本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的公共養老金制度覆蓋比例僅為11%，多數人完全依靠沿襲了幾千年的家庭贍養方式。中國現在老齡人口佔12%，但養老金缺口卻已是天文數字—— 2 至6 萬億元。即將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將會造成沉重的社會負擔，誰來養老將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國人口非自然的劇烈變化，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獲得了「人口紅利」的好處之後，不久將迎來一個人力資源迅速衰竭的過度老齡化社會。我們終將為人口生態的嚴重失衡支付無法預計的巨大代價。按照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說法，中國急劇的貧富分化造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蘊含了社會動蕩的風險。那麼，人口的斷裂同樣使中國社會隱藏了巨大的危機。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使社會成為了一種危機形態。

　　三、出生嬰兒性別比例嚴重失衡

　　如果沒有人工干預，自然新生兒出生性別比為103-107之間。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05 年6 月公布的數字，截止至2000年，中國的性別結構極不平衡，尤其表現在1980 年代出生和1990 年代出生的時代。0-4 歲段，男孩比女孩多出約631 萬人，5-9歲段，男孩比女孩多出約645萬人，共計男孩比女孩總共多出1270 多萬人[10]。長時期、高程度的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調是中國特有的人口問題。有數據顯示，1980年到1984年，漢族地區的性別比為112.1，1985 年到1994 年為124.6，1995 年到1999 年為127.8，2000年到2001年則迅速上升為135.9[11]。就全國總體情況而言，性別比失衡問題同樣迅速加劇，1980年出生性別比為107.4，基本正常;但1988 年出生性別比超過110，而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0-4 歲人口性別比為120，2005 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0-4 歲人口性別比為123;且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地區由沿海地區向中西地區擴展，重度偏高(超過117)的省份增加到十四個，個別省份甚至超過130。如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算起，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離其界定值域、居高不下已有二十多年，已經成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12]。性別比例失衡是未來社會更低生育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生育是由女性來承擔的。

四、主體民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計劃生育的政策不僅使中國人口總量下降，而且也使人口結構即在年齡、性別和民族結構上發生巨大變化。在民族結構上，主體民族漢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漢族人口從佔全國人口的94.23% 減少到2005 年的只佔90.56%，少數民族人口從1964 年的5.77%增加到2005 年的9.44%。2005 年漢族人口118295 萬人，少數民族人口12333萬人，與第2000 年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了2355 萬人，增長了2.03%，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 萬人，增長了15.88%，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增加了50% 多。2001 至2005 年五年間全國新增人口中少數民族佔42%[13]。內蒙古自治區漢族人口減少 11.7 萬人，而同時期其他民族人口卻增加22.8 萬人。漢族的生育率遠遠低於更替水平，而其他民族的生育率卻高於更替水平。有數據分析顯示，自1990 年到2000年，中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0.91%，漢族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0.70%，而少數民族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則為1.44%，寧夏處於最高增長水平，達到1.96%[14]。現在漢族還佔中國人口的90%，是因為大量的中老年人還健在，幾十年後，這些人去世，中國人口的民族比例將發生劇變。

　　1990 年代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和內戰是重要的歷史悲劇。南斯拉夫和蘇聯之所以分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個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主體民族。幾十年後，也許我們同樣將面臨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問題。1990 年代蘇東劇變，凡是主體民族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都沒有發生分裂;而凡是主體民族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如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發生了分裂。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因為民族和人口的變化引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亂」和「五胡亂華」。如果繼續現在因民族不同而生育政策不同，那麼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風險社會來臨

　　非均衡的人口結構將讓一個過度老齡化的社會沉重地壓在那些作為「小皇帝」生長起來的獨生子女身上，獨生子女在經濟、文化、倫理、心理等各個方面都將不堪重負，而由獨生子女組成的社會結構將是異常脆弱和高度風險的。北京大學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家庭。一個孩子的任何意外傷害都會給一個家庭造成毀滅性的後果。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獨生子女的損失給許多家庭帶來了巨大而難以撫平的創傷，甚至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喪失了生活的希望。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說，由於一胎化生育和獨生子女現象，使得國家戰爭動員能力下降。雖然中國人口數量多，但是，由於一胎化政策，將對大陸兵源產生毀滅性打擊。獨生子女政策成為了國防安全的嚴重隱患。一旦爆發戰爭，獨子的怯陣，父母的擔憂，會使國家變得軟弱。

　　六、人口與經濟發展

　　許多人將中國的貧困落後歸因於巨大的人口規模。美國漢學家王國斌發現，馬爾薩斯主義成為了理解中國的重要成見。他在《轉變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人們對中國的通常看法是：該國由於人口增長超過資源，因而是在馬爾薩斯主義的危機邊緣晃來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視為第三世界近代經濟發展的障礙，因而將中國之無法發展現代經濟，歸咎於其人口過多。」然而，實際上，中國並不是通過計劃生育使中國大規模減少人口而實現經濟增長的，印度一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並且在人口規模上不久將超過中國，但是，1990 年代以來，同樣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人口的快速增長是與現代文明、科技、經濟發展同步的。人類跨入現代文明以來，世界人口才大規模穩定增長，世界人口1830 年為10 億，1930 年為20 億，1960 年為30 億，1975 年為40 億，1987 年為50 億，1999年為60億。人口具有規模優勢，從採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農業文明，再到現代工業文明，人類文明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人口密度的大幅增長。人類學研究表明，原始的狩獵- 採集經濟，每平方公里很少超過1 人，群體規模25-50 人。農業革命開創了人類控制資源的新時代，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生長的食物。原始農業每平方公里可以供養5-10人，和狩獵- 採集文明比起來，等於地球擴大了10倍。農業革命使人口大量增加，複雜的社會功能成為可能。因此，新的觀點與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不同，認為人口增長推動技術進步。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T. 格里斯伍爾德(Daniel T. Griswold)說，美國人口的增長和生活質量的上升成正比[15]。人口增長帶來技術進步，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從人口密度來說，兩三百年前，中國人均資源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來說是最少的，但那個時候中國卻是康乾盛世，不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國都領先於世界。

　　在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上，我們始終存在著一個誤區，即認為人口越多越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人口數量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是，事實正好相反，韓國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韓國的人口密度遠遠大於中國。中國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35.4人，韓國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492.4 人。韓國國土面積只有9.96 萬平方公里，人口為4905萬。但是，龐大的人口數量並沒有妨礙韓國經濟的發展，相反，其豐富的人口資源恰恰是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但是中國的國土面積卻是日本的25倍，因此，從人口密度上來說，資源極度貧乏的日本單位面積人口數遠遠大於中國，但是日本經濟卻遙遙領先於中國，居於世界最發達國家之列。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東西部經濟發達的程度與人口密度也恰好是成正比關係的，越往東南沿海地區經濟越發達，越往西部地區經濟越落後;而其人口分布狀況則恰好相反，東南沿海地區人口稠密，西部地區則人口稀少。東南沿海地區，廣東、江蘇、山東是人口大省，同時也是經濟大省。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市也是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2931人。

　　七、韓國人口政策的前車之鑒

　　馬爾薩斯等古典經濟學家生活在一個經濟仍然受古典農業所支配的世界，工業化使世界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不但經濟和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人性」也發生了蛻變。人口專家們沒有意識到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業的關係以及現代化所引起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傾向的後果，晚婚晚育、生育意願的降低，環境污染和流產引起的不孕，都使人口的增長放慢，甚至停止增長。

　　韓國的人口密度相當於中國的三倍以上，從1962 年開始，韓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提倡只生兩個孩子)，1960 年生育率為5.8，1983 年開始低於更替水平2.1，1990年又降到1.6。在1990 年代，韓國出現了是否應該繼續實行人口控制的爭論，政府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進行研究，1996 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變，取消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然而，這些新政策沒能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2001年出生率下降到1.17。自2003 年起，韓國政府提出了鼓勵生育的口號：「兩個孩子比一個孩子好，三個孩子比兩個孩子好。」「留給子女的最大遺產是兄弟姐妹。」當今在韓國各大城市的大街、地鐵、大型建築物等公共場所，都能看到諸如「給子女的最好禮物是弟妹」「生育是感動、育兒是成就、家庭是幸福」「生育的喜悅、長大的成就、變年輕的韓國」等標語、招貼畫。為提高生育率，韓國政府使盡渾身解數，政府為懷孕、分娩、不孕不育患者支付醫療費用，對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分別不同的經濟獎勵和減稅政策，多子女家庭考公務員加分。韓國政府這種鼓勵生育的政策，與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恰好相反的，韓國已經認識到了經濟與社會發展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然而，韓國鼓勵生育的措施卻收效甚微。韓國2009 年生育率下降為1.12，預計2010 年生育率為0.96。面對社會老齡化速度加快帶來的沉重壓力，韓國政府新近又出台一項墮胎禁令，以改變當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

　　八、放開生育刻不容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主張繼續實行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2002年，他在全國第八次人口科學研討會上提出了他的中國人口數量的「兩個百年目標」，即一百年後將中國人口降到8-10 億;二百年後降到3-5 億。他的「人口烏托邦」建立在18 世紀機械唯物主義「人是機器」的思想上面，將人看作操縱的對象，甚至人可以像機器一樣裝上開關。

城鄉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低於農村，與受教育程度形成了逆向關係，扭曲了社會的正常發展，形成了人口逆向淘汰的現象，這明顯不利於民族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強制的一胎化生育在嚴重破壞了人口自然生態的同時，也深深侵蝕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倫理。尼古拉斯·埃伯斯特在《中國的計劃生育出了問題》一文中說，中國會形成一種新的家庭模式——「無親屬家庭」。對於中國的獨生子女來說，已經沒有兄弟姐妹的概念了，繼而下一代也沒有叔叔、伯伯、姑姑等概念了，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這些詞將只存在於詞典里。

　　1968 年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規定：「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承認：「公民的生育權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公民的生育權是與生俱來的，是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作為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與其他由憲法、法律賦予的選舉權、結社權等政治權利不同，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的。」

　　事實上，由於社會發展和撫養成本的提高以及觀念的變化，中國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在不斷降低。1990 年代以後進行的多次生育意願調查顯示，人們的平均生育意願不超過1.8 個孩子。例如，199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 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 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 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 左右。計劃生育的討論不能只從單純的人口和經濟的角度出發，還應該考慮人口與國家政治、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等問題的關係。一個大國需要人口的支撐，先有了人以及人類自身的繁衍，然後才會有人類活動，進而推動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只有人口的持續發展，才會有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當前的生育率已經低於正常更替水平。長期強制性一胎化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的斷裂。中國很快將面對嚴重的人口危機。中國當前的人口危機不僅是數量方面的，而且是結構方面的。人口危機不僅制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且將給中華民族造成長期嚴重的損害，並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為了緩解人口危機，必須反思和調整現行的人口政策。實際上，現在中國已到了鼓勵生育的時候了。

　　注釋：

　　[1]尼古拉斯·埃伯斯特：《中國的計劃生育出了問題》，載《遠東經濟評論》2009 年第12 期，王青譯，據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8643。[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populationdatabas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據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

　　[3]易富賢：《大國空巢》，大風出版社2007 年版。

　　[4]周 云：《社會政策與日本人口的發展》，載《人口學刊》2008 年第5 期。

　　[5]劉成友：《山東省大學適齡人口4 年後減少一半》，載《人民日報》2009 年2 月9 日。

　　[6]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00 年中國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據[EB/OL].http：//www.chinapop.gov.cn/wxzl/rkgk/200806/t20080629_157000.htm。

　　[7]易富賢：《質疑計劃生育的三個關鍵數據》，載《光明網- 光明觀察》2009 年2 月6 日，據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

　　[8]教育部：《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據[EB/OL].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64/info20464.htm。

　　[9]張 青：《用小學入學人數檢驗「五普」低齡組的人口漏報和性別比》，載《中國人口科學》2005 年第3 期。

　　[10]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00 年中國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據[EB/OL].http：//www.chinapop.gov.cn/wxzl/rkgk/200806/t20080629_157000.htm。

　　[11] 韋 艷、李樹茁、費爾德曼：《中國農村的男孩偏好與人工流產》，載《中國人口科學》2005 年第2 期。

　　[12] 湯兆云：《社會性別視角中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載《人口學刊》2008 年第4 期。

　　[13] 國家統計局：《2005 年全國1%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據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14] 張天路、張小戎：《西部地區聚居民族的文化素質問題分析》，載《人口與經濟》2004 年第5 期。

　　[15]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 300 Million Strong.The Cato Institute. October 11， 2006. 據http：//www.freetrade.org/node/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