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萬曆十五年

06-07

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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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長假，本想到周邊的地方感受一下草長鶯飛，可想起滿世界的車和擁堵的人群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在閑暇之餘，重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細細地品味了明朝萬曆年間的那段歷史。最近追看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其中省級高官高育良的一段忘年之戀，竟然和《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有關係。編者安排這麼個情景著實煞費苦心，因為高育良曾是大學教授，對歷史的品味絕非尋常水平，這本書可能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黃仁宇先生對歷史有其獨特的視角，這可能和他受西方研究歷史方法的影響有關，特別注重實證，有大量的文獻引證，頗像一篇宏大的學術論文，嚴謹而不失其趣味，這也是大家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著者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年份？反覆琢磨不得其要，這一年沒有發生任何大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很平常的一年，沒有什麼大書特書的地方。可從世界視野來看，1587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全部出動征伐英國，海洋霸權和海洋遠征的時代到來了。發生在中國以外的事件，結合明萬曆朝當時社會環境，這可能是著者想要表達的旨趣。「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不為人所覺察的細小變化最終將掀起狂風巨浪，其後的歷史也證明，落後而封閉的中國最終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所傾覆。

萬曆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作為，謚號「神宗」也不是一個很高的評價，大概是無所作為平庸無能之意吧！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屬於張居正時代，由太后和首輔共議國事，萬曆也落得個清閑。張居正死後，終於可以親政，但因為「廢長立幼」與大臣抗衡了十年，消極怠工不理朝政。其後雖然被迫立朱常洛為太子，但萬曆帝也耗盡了耐心，對治國理政徹底喪失了信心，從此深居宮闈再不露面。縱觀萬曆一生，與文官集團對抗達三十年之久，幾乎空耗了一生，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例子。有明一朝，除了開國初期的幾位皇帝有所作為，其餘大部分既無治世雄心，又無開拓前行的能力，朝政廢弛江河日下，中華文明實際上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地步。而同時期的歐洲正處於文藝復興中期，現代文明興起，科學技術萌發，地理大發現開啟，歐洲已經迎來了現代文明的曙光。萬曆十五年是中西方文明發展的十字路口，從此分道揚鑣各奔東西，西方文明加快了工業文明的步伐，而古老的中華文明還深陷「未開化」的泥坑難以自拔。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用歷史的長鏡頭審視著整個文明的路徑，到底在哪個地方出了問題，使中華文明在十六世紀之後遠遠落在西方文明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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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時代。宋朝以降，統治者為了防範軍事風險，開始採取「重文抑武」的治國策略，「文官政治」隨之誕生。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抑制相權鞏固皇權，先後處死了三位宰相，後來乾脆廢除了宰相制度。再後來逐漸演化為大學士輔助皇帝處理國事，大學士實質上就是皇帝的文秘，也是文官集團的最高領導。萬曆皇帝繼位後，太后、馮保和張居正聯手除掉了高拱，張居正成為首輔。張居正為人剛毅辦事沉穩，又是萬曆皇帝的老師，深得皇帝信任，頗受百官擁戴，為其施政奠定了牢靠的政治基礎。張居正為政十年，可謂宵衣旰食嘔心瀝血，先後推行了「一條鞭法」和「考成法」，使萬曆朝在一度時期展示出新氣象，史稱「萬曆新政」。由於觸動了大地主階層和文官集團的利益，張居正死後被清算，「萬曆新政」也因張居正的離世而人亡政息。在張居正為政初期，國家財政幾乎陷入了絕境，國庫空虛入不敷出。官員欠餉嚴重，連續幾個月發不出官俸，無奈之下以香料抵俸銀。大多數底層官員本來官俸微薄，連日常生活開支也無法維持，欠餉事件幾乎引發官員的集體嘩變。局勢維艱，逼得張居正非改革財稅制度不可，張居正先從土地稅收的頑症開刀。中國古代是完全意義的農業社會，土地代表著財富，國家的稅收也基本來源於土地。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觸動了大地主及士紳的利益。他依靠自己的權勢和威望強力推行，十年磨一劍，在他有生之年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稅收逐漸增加，國庫逐漸充盈，國家財政危機得以緩解。

凡改革者都是令人欽佩的，張居正亦如此。在萬曆初年百廢待興，作為首輔宰執的張居正，表現出革弊圖新振興國家的士人情懷和擔當精神，使世風為之一振，確也呈現出一種新氣象。張居正幾乎是憑著一己之力與利益集團在鬥爭，沒有張居正也就沒有「萬曆新政」。為了推動改革，張居正必須擺脫僵化思想和體制的掣肘，可謂「不擇手段上下其手」，有些做法觸犯了道德倫理的底線，也為自己後來被清算埋下了禍根。黃仁宇先生的觀點是，張居正低估了文官集團的實力，也沒有平衡好與文官集團的利益關係。張居正作風強硬行事武斷，與文官集團形成了對立面，樹敵太多未能及時化解矛盾，這是他被清算的原因。本人不太同意這種觀點，改革需要超強的魄力和超常的手段，如果張居正顧及各方利益而畏手畏腳，哪還會有改革的成效？在明朝僵死的體制下，連正常的國家運轉都步履艱難，更何況推行改革。「惟使霹靂手段，方顯英雄本色」，正是張居正耿直的脾性，熾熱的權勢，強硬的態度才衝破了一切障礙，為「一條鞭法」的推行贏得了時機。否則，明朝在萬曆年間就風雨飄搖，絕不會苟延到崇禎一朝，張居正的功勞在於「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於將傾」。張居正不愧為歷史一代名臣，萬曆皇帝全盤否定徹底清算張居正，是心胸狹隘受人蠱惑的結果。實質上，否定了張居正也就否定了萬曆本身，也加快明王朝覆滅的步伐。

申時行時代。「強硬派」張居正倒下了，該「和事佬」申時行登場了。繼張居正為首輔的是張四維，其人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看中時機彈劾張居正。明朝的言官制度著實厲害，前赴後繼輪番上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有時候也會淪為當權者的工具。張居正幾乎與整個文官集團為敵，彈劾他的人如波濤洶湧接連不斷，萬曆皇帝終於看清了這位帝師首輔的「猙獰面目」。萬曆帝回想起老師對自己的種種不好，新仇舊恨湧上心頭，終於下決心清算張居正，順帶地徹底清除了張居正同黨。張居正的罪名是，欺君毒民、賣官鬻爵、任用私人、結黨營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測，看來張居正確實是個十惡不赦的「罪臣賊子」。正值張四維春風得意之時，其父去世，按禮法應該回家丁憂守孝三年，張首輔只好掛冠而去。古代的丁憂制度設計奇特，不管多大的官遇父母離世必須離職三年，孝道之大禮法之嚴可見一斑。張居正因為丁憂奪情的事件，成為文官集團攻擊他的口實，大家都認為他貪戀權勢口是心非，這也是其人生的一大敗筆。如果應用到現在，對一些貪權戀位之人也是個好事情，官迷們抱定輕傷不下火線打死也不離位子的堅強恆心，如丁憂而使其離開官位，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否則，不知能用什麼好辦法，能使這些「嗜權如命」之人離開位子，也許達康書記整治庸官的手段最有效，可現實中達康書記這樣的硬漢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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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真是命好，張四維丁憂三年後，得了一場大病一命嗚呼。這首輔的桂冠，平白無故地落在了排名最後申時行的頭上，隨之進入長達八年的申時行時代。黃仁宇先生提出了文官政治的「陰陽理論」，「陽」為道德倫理，「陰」為私心貪慾，為政的要領就是要平衡「陰陽」。文官具有雙重性格，雖為公僕，實為主人，文人有經世濟民的志向，同時他們也以主人自居，這種「順從與自主」的雙重性格影響其思維和行動方式。「和事佬」申時行的為政方略就是調和矛盾平衡「陰陽」，這也是接受了張居正的教訓，不得已適時而為之。這種和稀泥維持現狀的做法，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文官集團需要對立面和鬥爭的對象，失去了張居正這個有力對手後，他們把矛頭指向懶政不作為的萬曆皇帝。

面對文官的無盡指責，萬曆皇帝心灰意冷，開始用「冷暴力」對抗。高級職務空缺，寧可空著也不增補，奏章也不再批複。官員無奈辭職，既不慰留也不批准，官員忿然掛冠而去，也不追究，置之不理。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職位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萬曆一朝進入自然減員的怪圈，萬曆怠政二十年，中樞癱瘓朝政廢弛，幾乎淪為「無政府」狀態。萬曆四十五年，部長級崗位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置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人都跑光了沒人幹事了，真是千古未有之「無為」狀態。國家管理到這個程度，首輔申時行也毫無辦法，皇帝不上朝不理朝政，官員任命留置不批准，一切都處於停滯狀態，這位和事佬混不下去了，最終掛冠而去。萬曆一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怪誕離奇的一朵奇葩，文官體制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國家治理到了崩潰的邊緣，猶如死水一潭。萬曆後期，國家名存實亡，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壞到了極點，猶如汪洋里的一條破船隨時傾覆。

皇帝的職責在於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激勵。萬曆皇帝背道而馳，有意和文官作對，文官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報酬。學而優則仕，光宗耀祖都成了泡影，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則，他又把倫理道德看成虛偽的裝飾，很多以孔孟之道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覺得一片丹心以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古人曰：「君使臣以誠，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以誠相待以徳報徳，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給予激勵，這樣才能換來臣子們的忠心。像萬曆帝那樣，視臣下如草芥、如敝屣、如寇讎，不聞不問不理不睬，文官們對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萬曆皇帝自絕於文官們，那麼文官們也就棄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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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萬曆帝的頹廢，甚至是失敗，非一朝之過，是歷史的積弊造成的。按照黃仁宇先生「潛水艇夾肉麵包」理論，中國古代政治體系為三層結構，上層為文官集團，下層為廣大民眾，中間靠倫理道德聯繫。上層結構鬆散而低效，下層結構大而無當，而中間又沒有相應的法制體系維繫，所以整個社會失去了更新的動力和機能。在萬曆十五年之後的三百年里，中華文明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進步，直至發生中日甲午海戰，失敗的結局也許早在幾百年前已經註定。明清以來，中華帝國既無尚武之精神，也沒有改造社會的宏遠。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在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相互信賴，以此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明朝東林黨。「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所撰寫的一副名聯，廣為流傳寓意深刻。這也表達文人志士關心國家命運的急迫心情，文人的理想信念幾乎被摧毀，可他們心中的家國情懷仍然沒有泯滅。顧憲成是浙江無錫人，曾任吏部郎中，顧憲成直言敢諫，經常非議朝廷弊政，觸怒萬曆皇帝，後被罷官革職。回鄉後，顧憲成決心從事講學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重修了東林書院。顧憲成在文官中的聲望很高，許多朝廷高官加入了講學論壇，逐漸形成了一個「朋友圈」。因為經常聚會的地方在東林書院，史稱「東林黨」。東林黨是朋黨，而非政黨，是萬曆朝特有的現象。「東林黨」是一個自發性組織，一些有自覺意識的文官聚合在一起，將讀書、講學和議政相結合，給死氣沉沉的社會帶來了一絲活力。他們發憤要力挽狂瀾，企圖形成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在荒蕪的思想田園裡開墾出一片新天地。

「東林黨」重振道德的運動缺少了皇帝的主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皇帝也是人而非神，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力量是傳統所賦予的，超過了理智範圍帶有宗教色彩，這才使他成為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而「東林黨」沒有這樣的權威，更沒有這樣的力量。對文官來說，明朝應該是最為寬鬆的時代，既不重用也不打壓。沒有思想的禁錮，文人言論相對自由，這一點比清朝不知要好多少。這樣的環境下容易萌發進步思想，在明朝哲學思想相對繁榮，王陽明的心學最為著名，也湧現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子等。「東林黨」對於改善社會風氣，激發士人經世濟民的熱情有一定的作用，可在那種「眾人沉睡我獨醒」的社會環境下，僅僅依靠少數讀書人來改變社會，無異於痴人說夢絕不可能。當時的中國，是由無數個小村莊組成的大村莊，受過教育的士人鳳毛麟角，絕大部分勞苦大眾都是不識字的文盲，哪有什麼思想意識！所以說，「東林黨」雖有振興邦國的熱情，也有經世濟民的良策，但既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沒有廣大民眾的基礎，猶如一陣拂面而過的春風，只是感覺暖意而無實質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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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贄是萬曆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曾任姚安知府，後棄官從學，講學佈道門徒眾多。為了擺脫家族事務所累，出家為僧，靜心治學大力宣揚自己的學說。李贄善於獨立思考追求思想自由，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可謂是離經叛道獨樹一幟。李贄的學說介於「陰陽」之間，即倫理道德和私心貪慾之間，既尊崇儒家思想，又講求功利價值。黃仁宇先生評價為，如佛家的「遊戲三昧」，亦如道家的「和光同塵」，類比非常恰當，也顯示了黃先生對國學的精到。李贄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評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李贄的思想與傳統是相悖的，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始終是重農抑商的，這是農耕社會最主要的特徵。中國的落後在於幾千年幾乎一成不變，小農經濟成為歷代固有的思維，而技術、貿易、金融、法律等強國富民的商業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國家治理靠倫理道德維繫，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規範，行政管理也沒有細緻可行的規章制度。財貨的統計數字失真，商業流通滯塞，國家收支體系混亂，官員工作效率低下，嚴重地阻礙了社會文明進步。

許多人樂觀地判斷，明末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本人不這樣認為。以當時中國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發展出資本主義，農耕文明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太大，簡直就是天壤之別。西方文明經過漫長的文藝復興，又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洗禮，才逐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科技、金融、法律、憲政等方面已經日臻成熟，資本主義是以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為基礎的，不可能由農耕文明直接向資本主義跨越。即使在萬曆十五年之後，又過了漫長的三百年的二十世紀初，中國人試圖學習西方，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實質上都收效甚微，因為沒有資本主義的土壤，只學得皮毛而不及根本。另一方面也缺乏先進思想的引領，進入清朝之後，思想禁錮日益嚴重，閉關鎖國與世隔絕，中華文明實際上是大倒退，思想家更是幾乎絕跡。一個沒有現代思想的民族，一個缺乏科學思辨的國家，談何進步！由此而言，近代的一切就可以理解了。不管中國多麼渴望擁抱現代文明，多麼迫切希望跟上現在文明，短期內是無法實現的，只能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做好一切。

「東林黨」值得尊重，李贄值得尊重，一切有志於改變民族命運的思想家都值得尊重！中華民族的落後起於明朝，到了清朝愈加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幾千年來固守儒家文化，沿襲祖宗成法，在思想上沒有創新，文化上缺乏改良。民智未開就沒有社會變革的基礎，加之大一統國家相對穩定，缺乏進去精神和變革的動力，不像歐洲那樣小國林立始終處於動蕩之中。雖然有李贄這樣的「叛逆者」，敢於挑戰傳統思想，但終歸勢單力薄淹沒於民眾的汪洋大海之中。社會變革思想先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使英國開啟了工業革命，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發動機」。反觀我們的思想家，幾千年來只是孔子倫理道德思想的延續，只重道德操守而輕視計然之策，猶如獨輪車一般，搖搖晃晃難以疾步前行。中國長期的封建專制也是阻礙社會發展的一大原因，天賦君權的絕對權力，使最高統治者成為最不可控的因素，往往是帝王的能力和素質決定邦國的命運。假如萬曆皇帝是個有為之君，那麼明朝的命運也將改變，中華文明也不至於落後到如此地步。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走上了君主立憲的道路，國家權力由君主轉移到議會，這是現代文明的象徵。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思想影響深遠，其後的伏爾泰、盧梭、康德和休謨都受其影響，理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中世紀黑暗的夜空，加快了歐洲走向現代文明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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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將戚繼光。在文官占絕對優勢的體制下，能成就了戚繼光這樣一代名將著實不易。戚繼光的貢獻在於，治軍有方戰法合理，帶出一支軍事過硬的「戚家軍」，百戰百勝徹底清除了倭寇邊患。中國的邊患歷來以北方為甚，規模大，實力強，危及中原。歷經秦漢、唐宋，國家的防禦重點一直在北方。相比較，東南沿海的倭患不過是小規模的騷擾而已，應該講成不了什麼氣候。在十六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明朝東南沿海的安全，這是很難理解的，應該是明朝越海進攻日本才合乎邏輯。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發，綱紀法律蕩然無存，類似於中國的戰國時期。就這麼個撮爾小國荒蠻民族，竟然屢次攻破被視為固若金湯的東南海防，長驅直入視守軍為無物，這簡直是個笑話。可事實就是如此，大明帝國的軍事廢弛到了何種程度，長期重文抑武的惡果顯露無遺。

倭寇不同於普通的海盜，海盜大多是烏合之眾，只為搶奪財貨屬於流寇性質。而倭寇則不然，他們登陸後通常建立根據地，有時還圍攻城池。其成員並非全是日本人，反而是中國人居多，而且擔任高級頭目。倭寇入侵的原因，主要是國際貿易引發的，明朝禁止民間海運通商，但屢禁不止東南沿海走私猖獗。利益驅動使走私活動規模越拉越大，最終導致與明朝海防軍事力量的直接對抗。倭寇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戰法詭異神出鬼沒，明朝的官軍雖然人數眾多，但戰法落後指揮不當，往往是自亂陣腳相互踐踏。明軍名為圍剿倭寇，實際上是被動挨打勝少敗多。倭寇的侵擾已經危及到國家安全，身處中樞的文官猛然驚醒，低能的官軍是靠不住的，必須另謀他途改革軍事制度。改革的首要是選擇有創造精神的高級將領，他必須在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戚繼光是非常合適的人選。戚繼光是幸運的，他受到兩個重要文官的賞識和支持，一個是福建巡撫譚綸，另一位是中樞重臣張居正。

戚繼光著手組建他的新軍，兵源不是來自軍戶和衛所，而是另行在浙江招募的志願兵。由於事態嚴重，政府不得不批准他組建新軍的計劃，並且加征新稅來補充軍費，歷史上有名的「戚家軍」誕生了。戚繼光募兵的原則是只收農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認為來自市井的人都屬於狡猾無賴之徒。他定了一個奇特的標準，凡屬臉色白皙、眼神輕靈、動作輕快的人一概摒棄不用，因為這些人大多是來自城市的無業游民，實屬害群之馬。對於國家的傾力支持，戚繼光非常感激，他告誡士卒說：「你思量在家種田的苦楚艱難，當思量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戚繼光的思想工作做得到位，使士卒們從內心裡明白了道理，用現在的話講，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戚繼光的軍法非常嚴厲，士兵離隊小便會受到割去耳朵的懲罰，據傳他的二兒子由於違法軍法而被他毫不猶豫地處死。戚繼光的鐵的紀律和法不容情，造就了一支堅強的「戚家軍」。後來他調任薊遼總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軍訓話，惟獨從南方帶來的三千軍士能幾個小時巋然不動，如同沒有下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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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分析倭寇的戰法特點，戚繼光創新發明出一種「鴛鴦陣」的陣法，充滿了辯證法的智慧。十二人為以一隊，攻守兼備，長短結合，特別講究團隊的合作。這種陣法適用於對付小股倭寇，十人相互配合，兵器長短結合極具殺傷力。戚繼光還表現出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非常重視戰情分析，在戰前把各種條件和可能發生的情況反覆琢磨，以期準確判斷形勢。他還重視情報收集，在臨戰前幾天，要求偵察連每兩小時報告一次敵情。他還使用泥土塑成的地形模型，以方便於作戰指揮。能夠做這樣細緻的考慮，幾乎沒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戚繼光做到了這一點，他已具備了現代戰爭將領的素質，在那個時代確實非常突出，也比較超前。

「戚家軍」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績，從1559年開始，在與倭寇的戰鬥中幾乎是戰無不勝，除了軍隊的素質外，主帥戚繼光的卓越指揮才能是勝利的決定因素。經過幾年的艱苦征戰，幾乎肅清了倭寇邊患。1564年的「仙游之役」，倭寇大敗而逃，戚繼光窮追不捨一舉消滅了倭寇餘孽，這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至此，日本各島的來犯者，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冒險沒有便宜可占，逐漸放棄了繼續侵擾的念頭。在整個抗倭戰爭中，戚繼光最大的成功在於，不是追求把事情做得最好，而是很好地適應了環境從而發揮了自己的才能。作為一名傑出的軍事統帥，環境的適應性，政治的適應性，以及軍事的適應性缺一不可，政治決定軍事，沒有政治的支持幾乎什麼也幹不成。反過來講，與其說戚繼光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不如說他還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時勢造英雄，英雄適時勢，這是相輔相成而缺一不可的。

在這裡，我又想起了抗金民族英雄岳飛。昨晚看熱劇《人民的名義》，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有一段評價岳飛的話，值得人深思。他說：「岳飛不解上意，死於情商低」，這是一種現在社會的歪理邪說，顛倒黑白蠱惑人心，實為奸詐妖孽之類，大家應該群起而攻之。中華民族崇尚忠義節操，作為政府高官的高育良，竟然說出這樣的話，真令人毛骨悚然後背發涼，真是枉為人師愧對人民！岳飛固然耿直，也不至於不知趙構之私心，他是不願揣測上意，因為他沒有選擇的餘地，要麼救國要麼亡國。而趙構的苟和，也只是偏安一隅苟延殘喘，南宋最終也沒有逃脫亡國的命運，誅殺忠臣良將無異於飲鳩止渴自毀長城。戚繼光確實很幸運，有譚綸的支持，張居正的擢拔與保護，其後雖受到清算張居正的連累而不受重用，但人生的結局還算圓滿。相比之下，後世的袁崇煥就悲慘多了。生性多疑又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殘忍地殺害了抗清棟樑袁崇煥，真是幫了努爾哈赤一個大忙，也把自己推向了亡國之君的溝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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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的海大人。海瑞是歷史上有名的清官，其清政愛民的高尚品格傳頌千古。海瑞幼年喪父，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依靠祖上的幾十畝薄田勉強度日。母親性格剛強，對他的教育非常嚴厲，自幼寒窗苦學飽讀詩書，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海瑞自號「剛峰」，立志做一個正直無私的人，有經世濟民的宏遠，其性格養成與母親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海瑞只是文人中傑出的代表，大多飽學之士都有這樣的情懷，這是儒家教育最可貴的地方。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海瑞就是按照這樣的路徑一步步走下去。能夠培養出海瑞這樣優秀的人才，足以證明儒學對於心性修養的巨大作用，可以觸及靈魂深處塑造出正義的品格，這也是現在社會失落已久的東西。海瑞也深受王陽明「心學」影響，陽明「心學」皆「儒、釋、道」集大成者，惟修鍊強大而無私的內心，講究「致良知，知行合一」，實質上還是「內聖外王」之學。海瑞的內心非常強大，嫉惡如仇不懼死生，理想信念非常執著終生不渝，其所作所為幾乎不近人情不通情理，這也是海瑞之所以是海瑞的可貴之處。

海瑞冒死直諫，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嘉靖晚年，海瑞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向嘉靖皇帝上了一封《治安疏》。這可能是有史以來臣子罵皇帝最有名的一封奏疏，萬言之疏無所不用其極，嘲笑、諷刺、挖苦、責罵等各種手段都用上了。嘉靖帝未及看罷，就氣得七竅生煙近乎抓狂，告訴身邊的侍從，「趕快抓住此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的人告訴他，此人愚妄至極，來的時候就準備了棺材，別說逃跑，根本就沒打算活著回去。為了求證，我仔細地查閱了海瑞的《治安疏》，洋洋洒洒萬言書，言辭確實犀利且直言不諱。海瑞說：「天下固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大意是說，陛下您改元為嘉靖，大家都猜想是家家窮的乾乾淨淨的意思吧！這不是打嘉靖皇帝的臉嗎？這已經超出了批評的限度，簡直就是嘲笑與諷刺，還不如痛痛快快罵幾句，嘉靖皇帝哪能受得了。自古敢罵皇帝的人不少，但敢於這麼罵的人確實不多，無怪乎嘉靖帝抓狂，要是換了別人早就亂棍打死。海瑞並未就此打住，繼續批評道：「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天下人對陛下不滿已經很久了，這些內外大臣都知道。嘉靖皇帝一心修道而荒廢朝政，多少年來也沒有人敢於直面諫言，海瑞不懼，直接戳到嘉靖的短處。他說：「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偽也。」他指責嘉靖，痴心修道不務正業是心靈受到迷惑，苛刻武斷對待大臣是虛偽的表現。

在古代，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誰敢挑戰皇帝的權威，就會惹來殺生之禍。就連唐朝有名的直諫之臣魏徵，在勸諫唐太宗時，也的講究個時機和方式方法，可唐太宗是公認的從諫如流的明君啊！嘉靖帝與唐太宗相比不在一個層次，可在面對海瑞猶如「狼牙棒」似的的《治安疏》時，竟然久久不忍處死海瑞，他在內心裡感覺海瑞是對的。嘉靖帝實在是忍不下這口氣，下令將海瑞關進詔獄，但還是不忍心殺他。過了不久，嘉靖帝駕崩，獄卒估計海瑞一定會被重用，端來酒菜招待他。海瑞不知其故，還以為是殺頭飯，可他一如平常該吃就吃，該喝就喝，神態極其平靜。獄卒告知真相後，海瑞嚎啕大哭幾度昏厥，把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海瑞對嘉靖帝是忠誠的，他以自己赤誠之心用生命來直諫，聽到嘉靖的死訊時他無比痛心。

海瑞的清廉也是出了名的。浙江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知縣海瑞為母親祝壽買了二斤肉，這成了淳安縣的一大新聞。海瑞生活清苦，雖然身居知縣有職有權，可他從不佔衙門一絲一毫的便宜，靠自己微薄的俸祿維持著簡單的生活。海瑞對自己，對家人近乎苛刻，甚至是不近人情，他嚴格地堅守著自己的操守如苦修僧一般，這就是人們敬重的海大人。胡宗憲的兒子作威作福，毆打驛臣，海瑞抓捕了他並沒收全部財物，然後寫信給胡總督說：「您那麼清政愛民，此人如此蠻橫霸道，一定是冒充你的兒子」。胡宗憲有苦難言，面對海瑞這樣的剛正之人，只能一笑了之。嚴嵩黨羽鄢懋卿出巡江淮鹽政，沿途路經各州縣隆重接待，不僅宴席豪華豐盛，而且送上一筆不菲的大禮。各州縣雖然叫苦不迭，可還的笑臉相迎極盡奉承。海瑞聽說後，貼出告示，聲稱鄢懋卿是多麼多麼的廉潔，如果巡查路經淳安，一定按最簡單的「四菜一湯」來招待他，鄢懋卿聞知只得繞道而行。海瑞就是這樣的人，一身正氣使那些歪門邪道的東西退避三舍。用現在的話來說，作為部級高官本可以過上愜意而富足的生活，但他甘願堅守清貧，實質上他是在堅守自己不變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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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死於萬曆十五年，他死後，幾乎是家徒四壁，所使用的物品大多破爛不堪，沒有為後人留下任何家財，甚至連喪葬之費都湊不齊。每當讀到此處，忍不住掉下眼淚，我被遠古的那個靈魂所感動，他為了踐行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做到了無私無畏無怨無悔！海瑞的死訊傳出後，南京百姓為他罷市，人們自發地為他披麻戴孝，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絕。人們敬重的是海瑞的公正無私，他是真正關心老百姓的疾苦，真正願意為勞苦大眾辦事的人。此刻，彷彿從遙遠的地方飄來古老的民謠：「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你就是那定盤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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