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態度:區分人和事
毛澤東的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公道的。
中國共產黨的合理性決定了其合法性。要講中共的合理性,就不能不提到它的重要創始人陳獨秀。
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態度,有兩點啟示。
第一,我們必須區分人和事。我們無論指出某人是對,還是錯,都要以事實為根據。尤其在批判時,主要是針對事情,針對一個人做的事情,以及這個人的觀點,這個人的思想意識,而不要對個人進行人身攻擊。
第二,要全面的看待一個人。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不要因為一個人犯了一點錯誤,甚至犯了嚴重的錯誤,就把這個人說的一無是處。
就拿陳獨秀來說吧。
在早期中國革命史上,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享有盛名。儘管由於家庭原因,父與子之間始終存在一些隔閡,但共同的信念卻讓他們成為革命的同志。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是中共黨史上獨有的。上海,是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當選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地方;也是我黨卓越的年輕領導幹部陳延年和陳喬年成長、犧牲的地方。1915年秋,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同一年,他把與髮妻所生的兩個兒子:17歲的陳延年和13歲陳喬年接到上海求學。
陳獨秀的教育方式是特殊的,他始終沒讓延年和喬年在自己家裡吃住。據陳獨秀的同鄉好友潘贊化回憶,那時「兩兄弟寄宿於《新青年》發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臉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忍也。」但兄弟倆對清貧生活並不在意,還拒絕了祖母的接濟,決心在艱苦中磨練自己。
延年、喬年在1919———1922年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延年和喬年回到國內。延年擔任廣州區委書記,喬年則到北京擔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陳延年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這次大罷工長達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陳延年的聰明才幹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延年受命於危難之際,來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灘,他與趙世炎一起,整頓和恢復被國民黨破壞的黨和工會組織,積極領導上海工人和江浙的民眾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使黨的組織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繼續當選為總書記,陳延年因鬥爭需要未能出席會議,但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喬年也被選為中央委員。陳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黨代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歷史上是罕見的。
1927年6月26日,正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的陳延年被捕;7月4日,與另外兩位上海黨的領導人趙世炎、郭伯和同時壯烈犧牲於龍華塔下。 8月7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錯誤,撤換了陳獨秀在黨中央的領導職務。陳喬年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與陳獨秀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在會上說:「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不僅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陳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1927年冬,陳喬年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做著同哥哥延年相同的工作。1928年2月16日,由於叛徒的出賣,在上海英租界召開秘密會議的喬年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月6日被殺於龍華塔下楓林畔刑場。
離開領導崗位後,陳獨秀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兩個兒子的先後被害,使他對蔣介石有切齒之恨。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在南京監獄裡的陳獨秀高興得像孩童一樣,託人打酒買菜,他說自己平生滴酒不沾,但今天為國讎家恨,為大革命以來的死難烈士要痛飲,他斟第二杯時就嗚咽起來:「延年、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說著,老淚縱橫,痛哭流涕。
陳獨秀在文化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這對毛澤東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批孔問題。
陳獨秀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孔教問題》,發表在《每周評論》第20期上。他在文中指出:「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
請大家注意,毛澤東後來批判陳獨秀,還不是批判其錯誤思想,批判孔子還不是如此嗎?
批判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我們需要學習研究,我們不能用粗暴的態度對待批判對象,更不能用人身攻擊代替批判,那是軟弱的表現。
我們要學習研究毛澤東的處事待人的態度,學會擺事實講道理。
這就叫做對事不對人,這才能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叫做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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