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芙】當代詩詞面面觀

【劉夢芙】當代詩詞面面觀——中華詩詞研究院學術部當代詩詞座談會發言稿

作者:劉夢芙閱讀數:2249發表時間:2013-07-13 21:46:16

劉夢芙

作者簡介:劉夢芙,1951年生,安徽岳西人。現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大學兼職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幼承庭訓,習作詩詞,中年師事中央文史研究館著名詩詞家孔凡章先生,並向繆鉞、施蟄存、錢仲聯諸前輩學者問學。已發表詩詞千餘首,獲各種全國詩詞大賽一、二、三等獎十多次,出版作品集《嘯雲樓詩詞》等。主持並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百年名家詩詞及其流變研究」,出版多種論著。編有《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中國現代詞選》等,主編、校勘二十世紀詩詞各類文獻叢書六十餘種。

當代詩詞面面觀

——中華詩詞研究院學術部當代詩詞座談會發言稿

作者:劉夢芙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7月2日

一、傳統詩詞在當代的價值

自《詩經》、《楚辭》發展而來的中華傳統詩詞,歷時三千餘年,是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狹義國學,專指儒家經學;廣義國學,泛指上下五千年傳統之一切中華學術,包括經、史、子、集及其延伸學術,也包括書法、繪畫、棋類、古典音樂等藝術以及中醫、武術、氣功等養生健身之術。無論國學之廣狹,其核心內容都是儒家思想體系,以經、史、子、集之典籍為載體)。傳統詩詞蘊涵著中華民族優秀的人文精神,諸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仁取義、守正祛邪、先憂後樂、天下為公、熱愛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詩詞是傳統文學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顯示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經過歷代詩人文士的加工創造,形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富有聲韻上的音樂美、章句上的結構美和意象中的圖畫美,結合比興、象徵、用典等表現手法,使意蘊深厚,格調高雅。從古體詩、近體詩到詞、曲,從四言、五言、七言到參差不齊的長短句,格律有寬有嚴,篇幅有長有短,新體誕生,舊體長存,百花齊放,鬥豔爭妍。燦若繁星的歷代詩人詞家,創造了繽紛多彩的風格流派,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無數閃光的名篇佳作,是後人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的源泉。「五四」以前,從未出現一種詩體新生就排斥、打倒舊體的現象,這是由傳統文化貴和尚中、兼容並蓄、融會貫通、多元統一的特質所決定的,與源自西方二元對抗的分裂思維迥然不同。總之,傳統詩詞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與文辭聲律之美於一體,為國學之英華,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之沃土和民族的心靈,任何強暴的勢力都不可能將其摧毀。只要漢字不滅,典籍長存,詩詞必將被有識之士繼承,與祖國山河同在。

詩品取決於人品。成就卓越的詩人詞家,除才華、學養、生活閱歷等必備條件外,更重要的是具備仁者之心,由此才能產生憂國憂民的意識、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及獨立不遷的風骨氣節,揭露黑暗,嚮往光明,成為人類精神的導師。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陸遊、辛棄疾、顧炎武、王夫之以及近代黃遵憲、丘逢甲等大家,樹立了崇高的典範。而才學俱佳但人品卑劣者,如嚴嵩、阮大鋮,其詩難以傳世。傳統教育做詩先要做人,道德踐履於人倫日用之中,知行合一,成就君子人格,論定詩人的歷史地位,必需考察其生平事迹與人品,而非只看其詩。儒家詩教之目的,正在於陶冶情操,變化氣質,導人上臻禮樂文明、至善至美的境界。在當今普遍崇拜金錢、風氣敗壞的社會,恢復傳統詩教的意義,尤為重大。當代詩人應該善承傳統,在創作詩詞的同時砥礪品行,立身正直,關愛蒼生,自覺地抵制邪惡,承擔社會責任,而不是隨波逐流,做粉飾承平的工具。詩詞的價值超越一時的功利,曾子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老杜詩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宋儒張載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賢的教誨堪銘座右。無抱負、無德行者,縱使才華橫溢,作品山積,也經不住歷史的檢驗,成不了偉大的詩人。

二、關於現當代詩詞研究

大陸學術界以重大歷史事件為標誌,將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今170餘年分為近代、現代、當代,即1841年至1818年「五四」運動之前為近代,「五四」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為現代,建國60餘年為當代。另有一種觀念,以「文革」後改革開放30餘年為當代,「當代」是「當今」之意,這一段時間內詩詞復興,作品的數量遠遠超過「文革」之前。無論時段如何劃分,歷史的血脈不可能強行割斷,詩人的生命不因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而終止,多有晚清、民國間出生的老輩詩人到上世紀末以及本世紀初仍在創作。研究當代詩詞,視野不能局限於新中國成立後60多年或「文革」後30餘年,要注意數千年來形成的人文精神和古典詩歌藝術在當代的傳承,深入考察其淵源流變,無繼承則無創新,沙灘上建不了高樓,切戒文化虛無主義。

本人從事現當代詩詞研究近30年,在大量閱讀、艱辛探索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下觀點:

1、「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儒家文化與舊體詩詞,產生白話新詩。但舊體詩詞的傳承並未因此中斷,民國期間名家輩出,到抗日戰爭時期形成創作高峰。詩人詞家心憂邦國,情系蒼生,以詩詞反映風雲多變的時代,不僅其思想內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時在詩詞的表現手法和由此形成的風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開拓和創造,其總體成就非但足以抗衡古代,且駸駸然有超越之勢。規模宏壯的創作群體,數量極為宏富、文質兼美的詩篇,以及同步產生的詩學、詞學理論,展現出傳統文學在西化浪潮中堅強屹立的民族精神氣質,許多優秀詩詞家的思想品格與精美的詩詞藝術一體渾成,達到極高的境界,理當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2、近百年詩詞以知識精英為創作隊伍中的主力,其中多有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與國學大家,他們是當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對象。詩詞是言志抒情的藝術,在表現作家心靈世界的同時反映社會現實,通過作品來探討作家的人生歷程和思想品格,以詩證史,以史為鑒,可知文化之興衰,與國家民族的命運關係緊密。

3、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對歷代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廣大民眾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現當代詩詞家的憂患意識、愛國情懷以及天人合一的觀念、天下為公的理想大多來源於儒家經典,其高尚品格亦多由儒學陶冶而成。同時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善承傳統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現代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特點,不激不隨,行中正之道。其詩詞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敵救亡,護持民族文化,批判政治專制與社會不良風氣,呼喚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與世界和平,建設文明富強的祖國。

4、脫離傳統文化的根基,走「全盤西化」之路的所謂「創新」,絕非正道,近百年來的歐化體新詩,已提供了經驗教訓。當今詩詞創作應該繼承古代以至近現代詩詞思想與藝術的精華,詩人結合時代以言志抒情,反映歷史與現實的真實,同時使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作風與氣派。品位高雅、引人向上的詩詞,不同於民間文藝,不能寄望於「大眾化」,只能用傳統的教化方式,引導詩詞愛好者逐步提高修養。

5、現當代詩詞的內容、格調、技巧、意境、流派形成、作家成份等與古代詩詞有異,尤其寫古人筆下所無的題材,風貌多新。但形式上的新與舊、風格的通俗與典雅,並非檢驗作品質量的絕對標準,惟有真善美高度統一的精品,方具有永恆的價值,其中「善」是核心因素。而詩品、詞品取決於人品,立德重於立言,因此評價作品,必需考察作家的平生事迹,觀其言復觀其行,德藝雙馨,方能樹立楷范。

6、前輩名家多為學者,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詞人之詞與學人之詞二而一之,風格高華典雅。其詩論、詞論多有高見卓識,與創作相輔相成。通過梳理闡發,對當今的詩歌創作有指導意義。

7、近百年來的現當代詩詞上承古代及近代,是《詩經》以來三千多年詩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一個重要環節,不但未曾中斷,而且正在延伸,理當對此進行全面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補寫乃至改寫現當代文學史、詩歌史。

總而言之,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沃土的詩詞,飽經風霜,生命力極強。「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新詩未能取代傳統詩詞,「文革」也未能摧毀詩詞在國人心理中的根基,民國以來眾多名家的創作成就和撥亂反正後詩詞復興的史實足以證明。筆者認為,在近百年文學各類體式中,飽經憂患、直面人生、真切反映現實的詩詞精品最有傳之久遠的價值,其潛德幽光,亟需大力闡發。至於當代詩詞魚龍混雜,泥沙並下,筆者在《當代詩詞的發展歷程、創作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關於當代詩詞創作和研究的思考》等論文中多有分析與批評,本文不贅。

三、當代詩詞復興需結合國學運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國學熱」,得到政府高層、學術界和民間的廣泛支持,持續不衰,迄今已發展為波瀾壯闊的國學運動。國學雖可專指中華文化中學術層面的精粹文化,不能等同於全方位的中華文化,但與中國廣大社會的禮儀、風俗息息相關。學者祁和暉指出:「國學熱」順乎人心,應乎潮流,是與大國崛起同步的文化思潮,反映中華重興的文化需求和國人振興中華的堅韌意志。這一文藝復興式的文化現象,很耐人尋味、思索(《中國「國學」一語義涵尋索》,《對「國學熱」持續不衰之原因思考》,載《都江堰文廟首屆國學論壇論文集》,2013年5月)。對國學運動,一部分繼承「五四」新文化思想、醉心西化的知識分子極力反對,與支持國學的人士激烈爭辯,但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國學以儒家思想體系為核心內容,《詩》、《書》、《禮》、《易》、《樂》、《春秋》(古稱「六藝」之學)是中國文化最本源的經典,經孔子整理後成為兩千多年來學子必讀的教材。現代儒學大師馬一浮認為,六經統攝中國一切學術,詩歌同樣融貫六經的基本精神。從誕生《詩經》的周代到晚清、民國,歷代優秀的詩人無不深通經義,以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自勵,以憂國憂民為己任。蓋儒家先聖孔子明確提出詩教:「不學詩,無以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說:「溫柔敦厚,詩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學詩使人培養仁愛忠義之心和溫文爾雅的氣質,要成為道德高尚、才學俱全的君子,應當從學詩開始,循序漸進,并力行於生活實踐。「古代的賢臣高士,幾乎沒有不寫詩的。一部中國詩史,就是中國古代那些品格最優秀的士大夫的心靈史,體現的是真、美、善的光輝」(徐晉如《詩教是國學入門之始》,載《都江堰文廟首屆國學論壇論文集》)。

「文革」後不久興起的「詩詞熱」,早於「國學熱」十多年,實為國學運動的先聲,但詩詞作者和愛好者大多為離退休老幹部和各行業的知識分子,詩詞活動基本上是在社會運行,未曾受到學術界包括國學研究者的充分關注。詩詞創作群體本身和學術界都存在許多問題,作品總體上遠不及晚清、民國詩詞的質量。筆者曾撰《現當代詩詞與國學》一文予以分析,以下重點討論詩詞界的問題。

在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與建國後「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文化教育以二元對抗的思維方式,割裂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之間的有機聯繫,凡「立新」必以「破舊」為代價,給幾千年國學之傳承造成巨大的損失,「代溝」迄今尚未填平。而學校教育體制無不仿效外邦,中國統攝子、史與集部的儒家經學被拋棄,傳統學術教育全遭解構,培養出來的學生最多只是專家,絕無通儒。1949年後整頓改編的各級學校廢除詩教,民間書院與私塾已銷聲匿跡,「文革」後的詩詞作者大多數在青壯年時期歷經頻繁的政治運動,思想方面接受的是從「左」傾到「極左」的意識形態教育,在長期鄙視知識、批判傳統文化的社會氛圍中,不可能大量地學習古典詩詞以及儒學經典,做到充分切實的繼承。詩詞作者中的老幹部到退休時已到晚年,精力衰減,喜愛詩詞卻為格律所困;因文化根基淺薄,甚難讀懂典雅高深之作,所謂「聲韻改革」和「大眾化、通俗化」便呼聲四起,行之於寫作實踐,便形成「老乾體」。這類詩詞充斥於各種期刊,內容不外乎歌功頌德,鼓吹昇平;或者遊山玩水,吟風弄月,對歷史和現實缺乏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思考;形式上往往平仄錯謬,音韻混亂,語言直白乃至粗俗不堪;風格上千人一面,毫無個性。老幹部中有一些勤於讀書思考者能寫出好詩,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沒。而官僚習氣極重、頭腦極「左」的人,更是自以為永遠正確,容不得半點批評,動輒指責繼承風雅之士為「復古守舊」、「脫離人民,違背時代」。筆者認為,詩詞「大眾化、通俗化」的理論貌似向社會普及詩詞,實為民粹主義的變體,將廣大詩詞愛好者引入誤區,迷失詩詞發展的方向。

人類文明的趨勢,是不停地向高層次發展,民眾在物質生活富裕之後更需要高級文化的精神食糧,這就有賴於知識精英的創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倘若缺乏知識精英,不可能有文明進步,更不可能自強自立於民族之林。天地之間萬物本來就參差不齊,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同樣有賢與不肖、智與愚的差別,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亞里士多德也說過,把本身存在的不平等一齊拉平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所謂「平等」,其真實含義是「公平」,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是一種政治、法律觀念,不適用於文學藝術,李白、杜甫的詩歌成就不可能與賈島、姚合等同。而民粹主義者常常打出「民主」和「平等」的旗號,有意混淆概念,以形式上的平等抹煞實質上的差異,不是「見賢思齊」,「選賢與能」,而是不分高低、不問是非的一刀切,其結果只能造就一個智識平庸道德低下每個人都一模一樣的工蟻社會,人類文明將停滯不前,退化到原始階段。

詩詞風格典雅決非弊病,而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積累渾融於詩詞中的自然結果,在精鍊的語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著豐富的意蘊,隱藏著博大深遠的歷史背景。詩人用典往往借古喻今,以史為鑒,古典雙關「今典」,學詩詞者多讀書,勤於考索,自能領悟。詩詞以文言為主,但未排斥口語新詞,古今名家中不乏用典極少、明白易懂的作品。當代詩詞可以吸收現代辭彙,但要加以選擇、錘鍊,使之與傳統語彙保持和諧,並非所有粗俗的口語都可入詩。在名家詩詞中,「通俗」只是作品風格的一種,不能涵括其總體風格。一味主張通俗,無視詩詞的基本特徵和藝術規律,以一種風格強行壓制並取代另一種風格,反而是極不科學,也是極不民主的。

真正意義上的「通俗」不同於庸俗、粗俗,這種寫作風格不用典或極少用典,但同樣要講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同樣需要深湛的學養與功力。滿紙堆塞口號、趨時應景的「老乾體」,是毫無詩味的庸俗,不能與詩家清新明暢之作相提並論。目前大多數詩詞愛好者水平普遍低下,「大眾化」論者不是指導他們如何讀書積學、提高修養,不是強調在充分繼承的基礎上才能創新,卻把使用口語新詞、「聲韻改革」作為當務之急,大加鼓吹,實為輕視繼承、抹煞傳統,屬於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寫詩詞,只能產生類似「大躍進民歌」、「小靳庄詩歌」的品種,詩詞名存而實亡矣!

今日學術界國學研究者不關注現當代詩詞,其研究集中於傳統經學、理學和現代新儒學,海內外儒學專家很少有人治詩學並寫作詩詞,其學術著作往往「以西釋中」,帶有濃厚的歐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王國維、馬一浮、陳寅恪、胡先驌、饒宗頤那樣古今中西融貫、詩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師通儒。民間則自辦私塾,教兒童讀經,詩學教材有《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聲律啟蒙》之類,缺乏詩詞創作水平較高、詩學知識豐富的老師,公辦各級學校的師資同樣如此,中小學語文教材仍以現代文為主,更無經學教育。如前文所述,詩詞作者大多只是於詩內求詩,少讀乃至不讀詩外的國學經典,不能上臻博大深閎的境界。總之,學界、民間、詩詞界各自為陣,一盤散沙,不能形成優勢互補的合力。有鑒於此,詩詞作者理應主動關注國學,參與國學運動,補讀經典,以國學的文化精神修身立德,走向高雅,同時引導大眾逐步提高文化品位,詩詞才能元氣充盈,健康發展。

寓美著名學者余英時指出:「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有質與量之別。大眾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賞。但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真、善、美的追求和提高,則不能寄望於大眾文化。求真、求善、求美從來便是高級文化的領域。高級文化的不斷創新與提升雖然是少數人的事,但高級文化的成果最後仍是為全社會所共享。所以把高級文化誤認作上層階級的專利品,是一個嚴重的危險的錯誤」(《論士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已大踏步走上全球化之路,要參與列強的競爭,不能僅僅依靠經濟方面的硬實力,更需要文化上的軟實力,理當重視精英文化,儘快糾正歷史的錯誤。西方的文藝復興產生許許多多的文化巨人,中國也只有培育出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學藝術家和學術大師,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於如何推行包括詩詞在內的國學教育,政府負有更大的責任。中華詩詞學會成立已26年,年年都說「詩教」,到各地掛了很多「詩詞之鄉」的品牌,但流於宣傳形式,在現行教育體制未能大幅度改革的狀況下,詩教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成果。只有國家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在各級學校開設國學必修課,教材中增加國學的比重,考試提高分數值,同時大力培訓師資,國學中的詩教才能落到實處,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唐代以詩賦取士,促進了詩歌的繁榮;清代科舉考試帖詩,士子自幼就經過嚴格的寫作訓練,清詩之興盛與此相關。唐宋明清之帝王大多能詩,所謂「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兼有體制的保障,詩教方能全面實施,出現眾多的詩人。然而詩教只是國學教育內容之一,目的不在於培養詩人,而在於造就人格健全的君子,進而化民成俗,使全體國民的素質得以提高,即《周易》所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教必需與國學中多種教育相結合。也只有國學教育普及全民、奠定文化根基之後,中華詩詞才能有真實意義上的復興,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

2013年7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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