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刊情結

2011-07-12 16:32中國文化傳媒網

我的副刊情結

徐良瑛

2009年11月，中國文化報社轉企改制變身為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諸多舉措使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報人的才智在激情中迸發，文化精神在報紙的個性中蓬勃張揚！諸多項目的實施使我們看到了政府加大文化發展的支持力度。

回想辦報初期，辦報經費處於「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況，管理沿用機關方式，在爭奪作者、讀者，搶佔市場份額方面，都處於弱勢地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當時能夠想到、辦到的就是：辦好報紙是前提。

我1985年10月到中國文化報社，從總編室到社文部，再到副刊部、《藝術教育》編輯部，經過了26年的記者編輯生涯，每一步腳印都記下了我成長的痕迹，也見證了報社在艱難困境下的奮鬥與拼搏。報社曾經與我們大家一樣是清貧的，但非常慶幸的是，我所從事的工作是自己的興趣所在。無論做什麼，都樂在其中，兢兢業業，倘佯文化，感受文明。當然，從心裡由衷發出「工作著是美麗的」心聲，還是在副刊部的那些年。

一、副刊的定位和追求

一張報紙是否受到讀者歡迎，副刊的質量起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國出現一大批文化藝術報刊。原有的許多報紙也不謀而合地爭辦、增辦文化副刊。其中不乏雅俗共賞的副刊，但受經濟利益驅動，許多文藝副刊熱衷追星、炒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文化報》作為文化部的機關報，如何確立編輯方針、確立我們在中國文化傳播領域中的領頭羊位置，就成為報社編輯部門的一項重要責任。把副刊辦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獨立的審美品格」，是當時漸漸明確的一項追求。

（一）尋找自己的生長點

《中國文化報》的副刊如何脫穎而出，面臨著社會和我們內部環境因素的種種挑戰和制約，例如，報紙於1997 年由周三刊改為周五刊，新增《文化市場》專刊，與《文化周末》一樣，獨立成張。後來《書與人》專刊也相對獨立，文化周末專刊部、文化市場專刊部、書與人專刊部與副刊部形成四家鼎立、爭相而起的局面，版面從內容到形式多有交叉。副刊部如果簡單地移植原來的辦刊路子是不行了，必須重新定位、探索新路。從理論上說，編輯工作是一門藝術，可以自由地想像與創造。而在最實際的工作中，在上述部門都以文化、文學、藝術為報道對象時，副刊的策劃與構思從內容到形式都受到了制約，例如，必須小心翼翼地規避上述專刊的內容和作者，避免撞車和雷同。從文學性而言，《文化周末》設有《芳草園》（散文、隨筆版）、《長鏡頭》（報告文學、紀實、特寫版）；從知識性和思想性而言，《書與人》設有「著述者說」「讀書人語」「書界視點」「當下書評」等欄目，格調都不俗。這樣一個局面，給副刊部的文學副刊策劃留下的創造餘地就極為狹窄了。這使我們很難從宏觀上考慮領域建構，只有從微觀上尋求讀者層面，選擇宣傳屬性，找到自己的生長點。

（二）確定文學副刊的屬性

在報紙越印越厚、廣告版面越來越多，而文學副刊卻越來越少甚至被砍掉的時代，文學副刊在我報卻是一花獨秀，一直佔據著比較多的版面。辦好文學副刊，不辜負得之不易的版面，就是我們當時最樸素的想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學受到衝擊。讀者對小說、詩歌、散文情有獨鐘的心理發生了傾斜、淡化或轉移。他們把目光投向社會熱點，於是紀實文學、特寫佔據了諸多報刊。而我們的讀者——文化人的需求與期待是什麼呢？據觀察，文化人的視角也發生了變化。層出不窮的新現象、新衝擊、新壓力，使他們無暇再去欣賞風花雪月、小橋流水式的美文，他們關注的是面對現在的世界到底應該怎樣生存。物慾以及各種追求同時而來。當一切上帝的、宗教的、尼採的、薩特的、解構主義的、達達學派的，以及現代的、後現代的種種主張被提出並且試行以後，他們仍然找不到精神支點時，認識的迷茫、選擇的困惑就不可避免了。於是，以文化哲學為底蘊、具有深刻思想、知識積澱、道德貫注、優美文筆的隨筆，便成為了他們的精神食糧。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把作品的「深刻性、知識性、高雅性」作為文學副刊的主要功能。請作家、學者、藝術家乃至科學家袒露他們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社會變革、現代人生存困惑的思考等等，藉此引導讀者在輕鬆的閱讀中獲得對社會、對人生的新知與感悟。

總之，文學副刊不以具有可讀性為滿足，而是以具有耐讀性為目標，這是根據我們的讀者需求而確定的。

在版面設想上，力求文章文風清新，版式賞心悅目。《北京青年報》追求傻大黑粗剛猛刺激的風格，被不少報紙效仿。而我認為，社會節奏加快，大家心情浮躁，在閱讀中亟須平靜，亟須一種較高文化層次的休養。因此，文學副刊的版面風格應是平穩、舒朗、抒情、清爽、秀麗、斯文。在這種原則下，版面設計突出對比、整齊化一原則，色彩黑白分明，文字疏密有致，字體清新雅緻，圖片生動活潑。在一片紛紜、誇張的版面中，用這種形式美配合文章的深刻性、知識性、高雅性，營造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1997 年1 月1 日，文學副刊第一期見報後立刻贏得社內外好評，被評為《中國文化報》優秀版面。

（三）力求生動、不斷創新

副刊自身的特性，要求版面多樣化、靈活化，力避老一套。因此副刊編輯的追求貴在創新。當時由我創辦的版面有《漫畫諧趣園》、《綠野》、《文學副刊》 （1997 年版），都得到了社內外的肯定。尤其是在我們的稿費維持出版最低標準時，仍然得到許多著名人士的支持。當時為我報副刊撰稿的作者有：

文史方面：蕭乾、葉君健、碧野、李準、葛翠琳、施哲存、李霽野、舒湮、阮章競、吳雪、劉紹棠、浩然、蔣子龍、馮驥才、韓作黎、趙大年、鄧友梅、舒蕪、郭楓、吳奔星、史樹青、馮其庸、羅洛、薛汕、童道明、葉廷芳、王利器、草明、吳祖光、劉金、陳冲、謝雲、吳道弘、康式昭、李世凱、王春瑜、劉征、徐城北、張揚、霍達、韋野、劉懷章、權延赤、韓靜霆、尹世霖、吳若增、葉文玲、中傑英、舒乙、趙麗宏、張抗抗、沈喬生、儲福金、畢淑敏、肖復興、蔣巍、阿城、李國文、毛志成、秦文君、母國攻、何申、曉劍、何啟治、周明、張同吾等。

書畫、表演等藝術方面：吳冠中、邵大箴、柯文輝、翟墨、詹建俊、劉曦林、華君武、丁聰、方成、江帆、李濱聲、繆印堂、英韜、苗地、韋啟美、畢克官、江有生、朱根華、王宇、鄭辛遙、徐鵬飛、左川、沈天呈、王復羊、葉春暘、何韋、徐進、張濱、郭漢城、劉厚生、梁茂春、劉詩嶸、石夫、吳雁澤、鄭榕、郭啟宏、馮小寧、新鳳霞、孫毓敏等。

攝影方面：呂厚民、高帆、袁毅平、王文瀾、賀延光、陳長芬、狄源滄等。

二、向複合型編輯發展

編輯從來就不是單一型人才，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下，對編輯的複合型要求就更為強烈。從版面上說，一個好的副刊編輯，其工作也不能局限於版面的框框中，而是既搞好版面，又走向社會，參與各種社會生活。

1992 年，我在《中國文化報》上組織「關於春節電視文藝晚會的討論」徵文，從反映各階層對春節電視晚會的不滿，到提出改進措施，都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中央電視台對這次討論的每一篇文章都收集起來進行討論。

1992 年我參與了由《人民日報》神州書畫院等單位主辦、我報協辦的「中國書畫暨裝裱藝術大展」的組織和宣傳活動。1994 年，參與了由我報與中國美協、中國書協、中央電視台等單位共同舉辦的「國際中國書畫博覽會」。江澤民、李鵬、李鐵映、李嵐清、李錫銘、王光英及多位人大副委員長參觀了博覽會，為期半個月的大展，在社會上、美術界引起很大反響。

為提倡奉獻精神，在我與《中國大三線報告文學叢書》主編的策划下，《中國文化報》召開了「發揚『三線人』奉獻精神——《中國大三線報告文學叢書》 座談會」。陳荒煤、周明、李下、畢淑敏以及國務院、體改委的有關同志出席了座談會（座談會紀要見1994 年7 月17 日《中國文化報》第四版）。

1995 年前後，為引導文化市場健康發展，我策劃並組織了中國美術市場研討會及中國文物市場研討會，由中國文化報社與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文化藝術市場專業委員會共同舉辦。

參加中國文物市場研討會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光英、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彭卿雲、故宮博物院老院長——88 歲高齡的單士元、國家文物局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全國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等，他們對儘快保護文物、搶救文物發出了呼籲。

總之，在文化大一統模式向多元化模式轉換過程中，我們這一代一方面保持了與時代相適應的開放精神，一方面在物質與精神、金錢與良知中尋找最佳的契合點。 所以，采編與創收一體的經營模式，從客觀上使我們的精神空間得到了拓展，編輯可以不再僅僅為人做嫁衣，而是可以成為文化與藝術的設計者和策劃者。

三、在職業生涯上需要一種堅守的責任、抱負和職業精神

在上世紀，報業出版業大發展的時候，中國文化報人的收入是不多的。有幾次我有機會調走，但每到這種時候，我都會問自己到底要追求什麼。在職業生涯的道路上，我們常有攀比心態，而不明白其實我們追逐的成功應該不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所帶來的快樂。總是盯著得不到的東西，就會忽視了那些已經得到的。工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快樂又是人們畢生所追求的，如果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一件幸事。再加上我骨子裡能把熱愛工作和為人服務當做人生中最有價值的事，能把工作當成一種藝術來雕琢，已經享受到了很多樂趣。還有什麼不滿足呢？如果新的工作只是一種單調的循環往複，或是成為金錢的附庸，那會更快樂嗎？

在中國文化報社生存艱難的情況下，不可能每一分努力都得到回報，也不可能每一次堅持都會有人看到，但仍需要我們等待，需要耐住寂寞，需要一點信心，需要一種堅守的責任、抱負和職業精神。

現在我們的國家好了，我們的文化藝術基層單位比過去好了，我們的報社也好了。中國文化報社有能力變身為中國文化傳媒集團，不就說明了這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