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則天封禪

唐高宗李治（公元628年－公元683年），繼李世民為帝。李世民共14子，屬長孫皇后所生者三子，長為承乾，次為泰，三為治。在李世民14個兒子之中，最有可能立為太子的，當是長孫氏所生三子；在長孫氏所生三子中，最先被立為太子的是長子李承乾。遺憾的是，李承乾被立為王儲15年，終因品行太壞而被廢為庶人。這是李世民執政期間，皇室內部一次不大不小的權力紛爭。 李承乾8歲時被李世民立為太子，史稱李承乾「性聰敏」，很受李世民的寵愛，但是，李承乾稍長之後，品格日壞：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群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資治通鑒》卷196） 這裡講的「退歸宮中， 則與群小相褻狎」，是指李承乾建造大銅爐，「六隔大鼎 」， 然後盜取民間牛馬，親自烹煮，與下屬分割共食。又常常扮作突厥人的模樣，裝作可汗死狀，讓下屬痛哭……公開宣稱，「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毫無帝王氣象。更為嚴重的是，李承乾與親弟弟李泰之間，有權力之爭： 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並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椎髻,翦彩為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 （《舊唐書?太宗諸子傳》） 承乾酷好男風，因男寵而構惡於父親和弟弟，其卑瑣之狀，令人可笑。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齊王李祐因不服李世民管教，公然反叛。李承乾乘機企圖刺殺李世民。李承乾對刺客紇干承基說：「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企圖配合齊王李祐，一起對付李世民。齊王敗，紇干承基原與齊王瓜葛，被捕入獄，一併交待李承乾的陰謀，李承乾被廢為庶人。生活作風的差異，政治修養的差異以及對權力的心態失衡，導致父子、兄弟之間的種種矛盾。李承乾和李泰的矛盾，使得李世民重新物色太子： 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 （《資治通鑒》卷197） 這就是說，立太子產生了不同意見。長孫無忌等人堅決主張立晉王李治為太子，李世民和一部分大臣主張立魏王李泰。李世民轉述李泰的意見，讓他做皇帝，將來殺死兒子，將皇位轉讓給弟弟李治。這個意見遭到褚遂良的反對，他說：「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這個反駁是有力量的，當李世民活著的時候,李承乾、李泰尚且爭鬥不休，待李世民死後，李泰有可能殺子讓位嗎？當然不能！褚遂良逼進一步,直接批評李世民，說：「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將李承乾與李泰爭權位、爭寵幸之罪，一古腦兒加在李世民身上。褚遂良的意見雖然委婉，但卻嚴肅而認真，切中了問題的要害。事實上，李世民與承乾和李泰之間確乎有複雜而微妙的權力紛爭。所以褚遂良一步不讓，向李世民提出了嚴肅的警告：「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李世民當然不可能為了立李泰而處置李治，再說也沒有任何理由處置李治。此時，李泰的不軌行為又被李世民發現，才後悔立李泰的主意。決心立晉王李治為太子： 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 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謝。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兇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 （同上） 這就是高宗李治被立為太子的經過，甚至也可以說是李承乾、李泰鷸蚌相爭，李治是漁翁得利。另外，立李治的過程中，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起了關鍵作用。這對李治封禪泰山以及攜帶武則天一起去泰山,都起了極微妙的心理作用。 關於立李治為太子，《新唐書》頗有非議,以為「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童昏。高宗溺愛袵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這當然是舊的正統觀念看問題，以為武則天不該當皇帝，而武則天之所以能當皇帝,錯在高宗李治身上，連類而及，太宗立李治為太子，自然也大錯特錯。其實，問題並不如此單純。武則天當也並非十惡不赦，其實李世民的錯誤，在立李承乾時就發生了。貞觀二年立李承乾為太子，時年僅8歲。雖然李世民派了得力心腹管教，但李承乾日益驕縱。後來，李世民以重視李泰來平衡抑制李承乾，事實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李承乾的驕縱不僅沒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李泰又萌發了奪太子之位的貪心。等到李承乾企圖刺殺李世民的陰謀敗露之日，李世民左右為難。所以褚遂良指責李世民，說是李世民在處理李承乾與李泰之間的關係上,行為不當，以成大禍。其實，李世民也確實知道李治「仁厚」。所謂「仁厚」是客氣之詞，實際上就是「無能」，因而在李承乾失敗之後，他提議李泰。但是，長孫無忌等人堅決反對。李世民有錯在先，李泰又有過失在後，長孫無忌是近親、忠臣、影響大，在朝廷中頗有實力，他力主立李治,可以說李世民是被逼迫的。說李世民「昧於知子」，大概冤枉。立李治為太子時，李世民對李治說，「汝舅許汝矣,宜拜謝！」從某種意義上說，李治被立為太子，是長孫無忌的主張，而不是李世民的主張。但是，李治「愚」有「愚福」，上承父親李世民的餘緒，內有幹練的武則天相助，雖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傷害了不少不該傷害的人，但從歷史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尚無大過。過去的歷史學家稱他有「永徽之治」，雖不是他個人的作為，至少是承家風而不敗，似不應毀之太過。 唐高宗李治封禪泰山，最大的特色是他帶皇后武則天，並且允許武則天參與祭祀典禮活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地悠悠，一大創舉。

武則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關於她進入宮幃，《資治通鑒》在貞觀十一年條下說：「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將武則天選入後宮，完全是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時年38歲。武則天入宮，李世民似乎特別興奮：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後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韙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 武媚在宮中為才人，與李世民相處13年。史書、筆記未見有記載。大概在宮中無出格之舉動。李世民逝世，她被李治注目，引入宮中： 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後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後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 （《新唐書.武則天傳》） 從唐太宗李世民開始，即皇帝位後，就大赦天下和出宮人。所謂出宮人，就是將老皇帝搜羅到後宮的宮女放出宮廷。李世民即帝位時，一次就放出3000人。《新唐書?武則天本紀》說「太宗崩，後削髮為比丘尼，居於感業寺 」，大概也屬於這種情況。武則天再與李治結縭，主要責任似乎也不在她身上。高宗身為太子時，就對武則天垂涎。高宗皇后請武則天入宮，一方面討高宗李治歡心，一方面用武則天來抵消蕭淑妃的寵幸，遏制蕭淑妃的勢力。當然，武則天也利用高宗李治、王皇后和蕭淑妃，利用他們的矛盾來謀求自身的利益。我們不能只承認王皇后、蕭淑妃有利用武則天的資格，而不承認武則天有利用王皇后和蕭淑妃的資格。在政治遊戲中，誰的手段高明,誰就是勝利者。《新唐書》作者的歷史觀念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將武則天列入《本紀》，以帝王的資格對待武則天，一方面又將武則天視為「女禍」，視同周幽王之褒姒：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盪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且不說西周的結束是不是真的因為褒姒，也不說「女禍」說在中國政治史中的歷史價值如何,單就武則天而言,無論如何也不可以將她與褒姒畫等號。誠然，武則天確實做過許多不該做的事，也確實傷害過許多不該傷害的人： 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無後於翚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這就是駱賓王著名的痛詆武則天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除了情緒性的詞語而外，就敘事而言，大都是有依據的，只有「弒君」一詞，未知何指。我們不想重複駱賓王所指陳事件，只想指出，上述事件，有時也是不得已的。父子同愛，是父子的事，不能全推給武則天，因為此「父」此「子」均非常人，都是一代帝王，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抗拒是相當困難的，與其抗拒，不如利用。所以武則天就充分利用了李世民父子的弱點，為自己謀求帝王之尊作鋪墊。政治家看重的是目的。在追求目的的過程中，使用一些權術，勢所難免。歷史學家的著眼點應該是社會生產力。如果政治遊戲的規則導致了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那麼，這個遊戲規則就是失敗的,反之,就是成功的。抽象地評述政治家的某些個人行為是沒有意義的，充其量是孩提之見。說起來,完全正確，但對歷史卻毫無意義。武則天無論是在輔助高宗李治的年代裡，還是好垂簾聽政乃至乾脆做皇帝的年代裡，並未導致生產力的破壞，並且維持了唐太宗李世民創造的良好政治經濟局面。 武則天親近高宗李治之後，由昭儀而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進號「天后」。此時，武則天提出12條建議： 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這12條，是高宗李治在位，她實際掌權的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提出的，從標目看，這12條是有利於當時的朝廷政治穩定，特別是「 勸農桑薄賦徭」、「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省功費力役」數項，對發展社會生產，繁榮社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是較為重要的措施。「廣言路」、「杜讒口」諸項，對政治穩定有益。當然,任何一位統治者，他（她）的「廣言路」和「杜讒口」都有政治性利益、自身利益、社會利益三個方面，只是由於統治者本人的素質不同，價值取向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昏庸的統治者就是依據自身利益的價值標準，來「廣言路」、「杜讒口」，其結果，奸言、媚言、誣言橫流；忠良之言、諫諍之言、批評之言銷聲匿跡，於是，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不聊生，自取滅亡。當然，也有的統治者在三者之間作不同程度的調節，出現不同側面的價值取向,取得不同程度的社會效果。其中最佳的應當是以政治利益和社會利益為價值取向的標準，不斷地遏止自身利益的慾望，出現上歷史所謂「太平盛世」。屈指算來，唐太宗李世民堪當其任。至於武則天，我覺得她能夠在三者之間進行依違調節，比較巧妙地運用政治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槓桿，最終達到自我利益的目標，雖不無權詐之嫌，亦不無狠毒之態,但畢竟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將歷史的車輪向前推進了一步，是應當肯定的。武則天的12條建議，是體現了這個政治運行規則的。 後來，高宗李治逝世，武則天由垂簾聽政而登上皇帝寶座,公開地做皇帝。不過，武則天是很聰明的，她深知，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倫理的特殊性，女人要做皇帝，比男人有加倍的困難。因此，就必須有非常的措施，有非凡的手段。我想最有特色的是兩條,一是延攬人才，二是聽取意見。 請看《 新唐書.后妃傳》的記載： 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 這一段文字,表述了武則天兩件事，一是搜羅人才，二是查尋反對派。兩件事，實際上是一件事，只不過一反一正而已。中國古代封建意識形態的特色之一是重男輕女，而且根深蒂固。一個女人企圖在政治格局中發揮作用，十分艱難，若想做皇帝,就是「難於上青天」。武則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登上皇帝寶座。武則天面對的是李唐王朝的後裔及其強大的有深刻影響的臣僚體系。因此，武則天要維持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就必須有非凡的措施。這其一便是搜羅人才。眾所周知，在中國封建政治格局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幾乎是一個普遍的規則，說不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不過是句客氣話，說給他人聽的，造造輿論而已，真正運作起來，還必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如此，不是政權不能鞏固，便是運作不靈，障礙重重，矛盾重重。武則天深諳此理，為鞏固權位，就著意搜羅人才，或者說培植黨羽。《新唐書》作者，雖然意在貶抑，但符合事實，說「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言有所合」是武則天的取人標準，「至不稱職」，則必誅廢，決不因「言有所合」而苟容，所以就一定能選拔到「實才真賢」。有了「實才真賢」，就可以和李唐王朝的不合作大臣相抗衡。收拾山河需要人，而這人，必須是有真才實學而又觀念相似的人。其次，天下之大，人員之眾,要加強統治,就應該信息靈通。在特殊的情勢下，信息靈通，將各種反對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所謂防微杜漸，可以減少重大政治反叛發生的概率，因此，武則天的第二大措施就是「詔許上變」。「上變」就是允許各地向皇帝告發變亂事象。「上變者遍天下」，使得政治上的反對派側目而視，不敢輕舉妄動，確乎起到了震懾作用。遺憾的是，她心態失衡，也殺了不少不該殺的人，但是，一遇到此類事態發生，她又毫不留情地殺掉告發者和行刑者，以平民憤。表面上看，是玩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術，但實質上，卻是武則天鞏固帝位所不可缺少的。我們的著眼點不是政治派別的成敗是非，而是社會生產力的停滯與發展。因此，武則天以「上變」來加強統治，鞏固政權，無可厚非。 武則天即帝位之後，另一項措施是「銅匭」： 乃冶銅匭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 通玄 」，受讖步秘策。所謂「銅匭」，就是意見箱。接受意見，分門別類。如果人們反映的意見都能被重視，在封建社會亦是幸事，總比求告無門，無處申冤的好。其次，「銅匭」制在溝通朝廷上下之間的意見，聽取民情民意方面都有積極作用的一面。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有防止「塞壅蔽」 的意見， 他們以為下情上達、上情下達是政治清平的標誌。儘管武則天設「銅匭」，也有消滅異已的的意味，但畢竟也有了解下情的作用。凡此等等，都使武則天的權力日趨鞏固，反對派不是被消滅，就是被遏止了： 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獄,殺之，並殺左威衛大將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 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為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遣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為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 （《新唐書.后妃傳》） 這件事發生在徐敬業討伐武則天失敗之後。武則天對臣僚的訓話，是極富於挑戰性的，而「群臣頓首，不敢仰視」，也是真實的。綜觀武則天一生，無論是輔助高宗執政時期，還是在高宗身死之後自行執政時期，武則天都堪稱御人有術，能維持政治格局的穩定與運行。因此，我們可以說，武則天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最成功的女政治家。 據《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記載，麟德元年（公元664年）7月，「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泰山」。其實，唐高宗李治做皇帝,事情總是由武則天辦理。這是因為李治多病而又無能，武則天精明強幹而又野心勃勃。所以說，如果以為高宗李治下詔封禪泰山，不如說是武則天要到泰山去封禪祭天。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倫理的影響下，武則天要到泰山，參與封禪大典，應該是一個艱苦的歷程。《舊唐書》卷23《禮儀志》說「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為皇后，又密贊之」，是可信的。顯而易見，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武則天要實現上泰山封禪的願望，就首先要借高宗李治這桿旗幟。「密贊」是武則天所採取的策略手段。當高宗李治決定封禪泰山之後，武則天又提出了第二項措施，要參加泰山封禪儀典過程，實現武則天本人封禪泰山的目的： 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光。而降禪之儀，竊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哉？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期別。瑤壇作配，既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況推尊先後，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於遙圖。且往代封岳，雖雲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深為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祇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屆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睠嬴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忱，已淹氣序。既屬鑾輿將警，奠璧非賒。輒效丹心，庶?大禮。冀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 （《全唐文.請親祭地祇表》） 武則天的這則短文，對唐高宗李治是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有極強的說服力。眾所周知，李治被李世民立為太子，實在是依靠了「 母黨 」的政治勢力，舅舅長孫無忌是堅決主張立李治為太子的人。李治即帝位之初，也全賴長孫無忌的輔助。武則天以為,祭祀天地、祖宗，自然要祭祀父母。而「推尊先後，親饗瓊筵」，怎麼可以用一般男性大臣來進行典禮？這個做法實在是違背世故人情與典章制度的，既然一般的男性大臣不應該參與祭祀女性祖先的活動，那麼，祭祀李治母親長孫皇后的典禮，就只有處於「 椒闈 」的現世皇后武則天來主持，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更有甚者，武則天還自稱「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在中國封建社會裡，講求孝道，子女輩於父母輩,要早晚請安,時稱「晨昏定省」。所謂「早乖」，是和武則天的生活經歷有關，也和高宗李治個人行為有關。就身分而言，武則天14歲入宮廷，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和長孫皇后雖有主子、奴才之分，但卻不是婆媳關係，無需乎「晨昏定省」。太宗李世民逝世,武則天通過削髮為尼改變形象，和高宗李治結合,終於成為李治的皇后。此時此際，倒應該認真地盡孝道，進行「晨昏定省」。然而，長孫皇后早已逝世，所以說「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唯一補救的辦法，趁高宗封禪泰山，祭祀天地、祖宗、父母的時機，與高宗一起赴泰山,「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以盡孝道，以敘婆媳關係，以正名分。而這，高宗李治是不可以不認可的。由此可見武則天之精明能幹，智慧超群。 那麼，武則天是不是真心誠意、心一意地去祭長孫皇后並確認婆媳婦關係呢？我們當然不能否定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但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很可能是「顯號」、「覬名」，為走向皇帝寶座鋪設紅地毯。武則天深知，唐太宗李世民才人、感業寺比丘尼、高宗李治的昭儀、皇后的經歷，雖然節節登階，但每一個台階都耗費了翻江倒海的力氣。要以女人的身分登上執政寶座的最高層，是十分艱難的，前人的教訓，自身的體驗，都使她明白，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必須抓住每一個應該抓住的機會，必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必須玩弄一切可以玩弄的心計，不懈地努力，才能達到實現自身價值的目的。武則天不僅在朝廷大臣間利用矛盾，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利用佛教、道教，乃至泰山封禪。按照有關部門的建議，「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由於武則天的上述短文，「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為亞獻，諸王大妃為終獻」，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史上一項創舉，女人第一次在封禪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地位。最為有趣的是，細讀武則天的《請親祭地祇表》，她在道德倫理上承認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政治倫理，承認等級制,承認男女有別的文化心態，然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不平等的男女觀念來達到平等的男女地位，為自身走向與皇帝平等的地位鋪平了道路，閃耀著智慧的光輝！ 高宗李治的封禪泰山，經過認真的準備，隨從封禪的隊伍十分龐大，李治曾命令各地的重要地方官員,聚集泰山，參加盛典： 宜以三年（按，指麟德三年，實際上是乾封元年，下此詔時，尚未改元）正月，式遵故實，有事於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並隨岳牧舉送。 （《舉行封禪所司集岳下詔》） 高宗李治的詔書，文如其人，無才華之語，有謹慎之心，無權威之勢，有實在之誠。都督刺史集岳下，為封禪大典之盛；邊遠州郡安居不動，以防不測；諸王定要集中洛陽，隨駕東行，既顯親情，亦顯尊貴。高宗李治和歷代帝王封禪泰山一樣,事前都要作一些準備，特別是禮儀制度上的研討。高宗時的禮官、博士所陳述的禮儀制度無非是祭壇的規模大小，形式的方圓,石料的品種而已，雖然變化多端,但大體不出舊有的規格。只是這一次封禪儀注，對齋戒有較詳的記敘： 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台，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群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黃麾半仗於外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中國古代，「齋」和「齋戒」的內容大體一致，一般說來，「齋」、「齋戒」是指祭祀、典祀之前的清心潔身，例如沐浴更衣，不吃葷菜，不飲酒，清心寡欲，戒除妄念，以示虔誠。具體細節，各種宗教，不同祭祀儀式，不同的典禮要求並不相同，但是，身心清潔，誠心誠意,卻是一致的。從上述文字看，李治封禪泰山,所有參與的官員、侍從、使節，都必須進行齋戒，可見其虔誠程度。 麟德二年，10月，李治從洛陽出發，赴泰山進行封禪： 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亘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 （《資治通鑒》卷201） 這段文字，提供了許多背景材料：李治封禪，連年豐收，斗米值五錢，天下豐裕。在封閉性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糧價低賤，說明糧食充足，糧食充足，就天下太平。因此,李治封禪,就經濟而言，是天下富足而安定。「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的朝會使者，各帥領下屬隨李治封禪泰山。高麗,今朝鮮；波斯，今伊朗；烏長，亦作烏萇，今印度。在如此廣大的範圍，或屬於唐王朝的少數民族，或屬於歸順唐王朝的獨立國家，或屬於與唐王交往密切的友好國家，一言以蔽之，這個事實說明當時唐王朝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十分強大，在周邊國家中有積極而深刻的影響。 據史書記載，高宗李治在到泰山的路程中，十分愉快。當他到達「濮陽」（今河南縣名）時，問竇德玄：「濮陽人稱『帝丘』，為什麼？」竇德玄不知究竟，無言可對。許敬守回答說：「古時顓頊住在這裡，所以稱為帝丘。」李治聽了十分高興。許敬宗走了之後，李治說：「當大臣不可以沒有學問；我看竇德玄回答不了我的問題，內心裡替他羞愧。」竇德玄聽了這話不服氣，進行反駁，說：「人有能話不能，我不知道不勉強回答，這正是我的優點。」李勣做總結：說許敬宗知道得多，很好；竇德玄的話也十分有理。這一則故事，說明李治和大臣在路上心情輕鬆，十分愉快。李治在路上辦的另一件事是給壽張張公藝祝賀：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沖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壽張是山東縣名。張公藝「九世同居」，靠的是一個「忍」字。張公藝說的也許是實話，但九世同居，靠「忍」字維持，確乎艱難不易。眾所周知，維繫家庭關係，人們可能有許多辦法，但說到底，家庭的命根子是經濟。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家庭就可以維持，喪失共同的經濟利益，家庭就解體，父子、夫妻概莫能免。道德倫理、文化心態……只是一貼貼酸甜苦辣的調味劑。張公藝拋開其他因素，突出一個「忍」字，十分新鮮，李治對乃父與叔伯父之間的關係、自身與兄長李承乾、李泰之間的關係深為了解，深感能「九世同居」之不易，所以感慨良多，大加稱道，並「賜以縑帛」。 《舊唐書》卷23記載唐高宗李治封禪泰山，用取水火之器取火於日，取水於,甚為新鮮。秦漢封禪，未見此舉。茲抄錄如下： 丙辰，前羅文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舊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鑒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鄭玄注云：『鑒燧，取水火之器也。』准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鑒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鑒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敕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為陰鑒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禪祭祀，即須明水實樽。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這一段文字敘述冗長,其實很簡單。封禪泰山，舉行祭祀，需用水火。但水火不是人間通常水火，必須是明水明火。所謂明水明火，即今日之天水、天火。取天火之法是陽燧，即以金錫各半製成圓鏡形器具，聚焦成火。實際上可能類似今天的太陽灶。所以說「取火於日」。這個圓鏡形器具，人稱「陽燧」。同理，古人稱有陰燧，亦用同樣的材料方形鏡器具，但試驗不得水。於是考查古書，鄭玄注釋錯誤，應該改從《淮南子》的說法，不用金錫各半製成的陰燧,而用大蛤。試驗結果，果然得水。於是，向高宗李治建議，不用鄭玄說的「陰燧」，改用《淮南子》上說的「方諸」。「方諸」,就是大蛤。鄭玄是東漢的大儒，他的《五經注》被後世儒生奉為經典性的解釋，要改變，要糾正，自然要費很大的周折。對於這件事,高宗李治下了一道很開明的詔書： 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稿秸。瓦?、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裀襑罍，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從字面上看，這個詔書並不是針對前邊說的明水明火問題，也不是針對陽燧和方諸問題，而是針對封禪典禮的儀式，但是，《舊唐書》的作者在《禮儀志》中確實將它放在明水問題之後，並且以「是日」相連接。因此，我們以為封禪之前高宗李治研究的問題甚多，詔書從簡，只涉及瓦?秸席之類，其精神實質是不必一切從古，今人不用「瓦?」， 而用「罍爵」， 所以改用「罍爵」。不言而喻，陰燧或陰鑒不能取明水，用方諸才能取明水，那就不用陰燧或陰鑒，就改用「方諸」，本屬正常。但是，秦漢之際，儒生往往食古不化，不敢按實際情況便宜行事，一味信古崇古，甚至引經據典，議論紛繁，難衷一是。所以,秦皇、漢武皆不用儒生之論。唐太宗李世民雖然用儒生研究問題，但決定問題，只由少數人拍板。李治更是提出「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 的觀念。 並且進一步指出，不隨代改革是不對的，是「自處於厚，奉天以薄」，是不尊敬天地神祗的行為。所以，高宗李治雖然仁厚少能，卻能因時適勢，不固執偏見，卻也是個優點。 高宗李治封禪泰山的事件過程，《資治通鑒》描述清楚而簡潔，麟德二年十二月，「車駕至齊州，留10日。丙辰，發靈岩頓，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為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為降禪方壇。」至此，似乎萬事俱備，只待舉行正式的封禪祭天祀地大典：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已已，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庚午，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御朝覲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這裡講了三件事。一是封禪泰山典禮的全過程。二是皇后武則天參加降禪社首的儀式，程序列為「亞獻」。採取的措施是以宦者執錦繡帷帟以阻隔內外，皇后在帷帟之內，大臣隨從在帷帟之外。《新唐書.禮樂志》說，當武則天在帷巒之內舉行祭祀亞獻時，「群臣瞻望，多竊笑之。」三是隨從封禪泰山的官員，皆加官晉爵。 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封禪，與秦皇漢武相比， 雖然在個人功業上難以抗衡，但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態上卻大大前進了一步。秦皇漢武的封禪泰山，除了政治因素而外，勿庸諱言，他們個人心靈深處都有迷信神仙，祈求長生不老的因素，而李治和武則天，除了政治企圖相同而外，在個人心態上雖不無迷信的成分，主要還是利用封禪追求個人的政治目的，在李治，是通過封禪「告成功於天」來「顯號」、「覬名」；在武則天，則是通過封禪祭天，提高自身的社會影響和地位，為走向皇帝寶座作輿論準備。這和她利用佛教《大雲經》的做法是一致的，當有人發現《大雲經》中有女性佛時，她興奮備至。女性的地位提高，武則天的地位也提高；女性可以成佛，武則天當然可以做皇帝。只是武則天的願望無法寫在封禪祭祀的《玉牒文》里，不過高宗李治的願望卻明明白白寫在《玉牒文》里。秦皇漢武求長生不死，是個人秘請，所以《玉牒文》不便公開，只好隱秘。高宗李治的「顯號」、「覬名」，是通過宣揚祖宗的功德和個人政績來進行，正大光明，所以就敢於公開。公開《玉牒文》是高宗李治封禪泰山的一大特色，值得一記：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鋮而救黎元，錫元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諫石，定區宇於再麾，業比斷敖，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山請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元。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代，陶化八紘。 （《全唐文.泰山玉牒文》） 所謂《玉牒文》是專指封禪祭天刻在玉石片上的祈禱性的文字。這種文章一要簡短，二要明確，三要句式整齊。高宗李治的《泰山玉牒文》主要稱頌高祖李淵滅隋建唐有功,太宗李世民治世有績。至於他本人，敘述倒也客觀，「忝奉餘緒，承威積慶」。李治確乎能承先人之餘緒，不是敗家之子。高宗李治的願望是四句話：「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前兩句說李唐王朝的皇運興隆，江山永固，社稷永保。後兩句說李唐王朝的恩澤遍布天下，施及萬姓。就一般性而言，高宗李治的這個願望比起秦皇漢武的個人秘請來，似乎光明磊落得多。這種玉牒文字刻在玉石片上，將玉石片疊放在一起，然後用金繩或銀繩將玉石捆綁起來，封以金泥，加蓋皇帝玉璽，埋在泰山。遺憾的是，泰山至今未曾發現這種地下文物。 李治封禪泰山， 將封祀壇命名為「舞鶴台」，將登封壇命名為「萬歲台」，將降禪壇命名為「景雲台」，以紀祥瑞。今天保存下來的文物有「雙束碑」一通。雙石條並套，同額同座，人稱「鴛鴦」。碑上有武則天創製的文字：天，印刷體作「天」，碑作「?」。地，印刷體作「地」，碑作「埊」。日，印刷體作「日」，碑作「?」。月，印刷體作「月」，碑作「?」 等等。近人查證，是碑作於顯慶六年（公元661年）。 據《舊唐書?高宗本紀》，正是顯慶六年，武則天由昭儀晉陞為皇后： 冬十月已酉，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大赦天下。那麼，是否可以據此判定，雙束碑上題記的最早時限是顯慶六年2月。碑文是： 顯慶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東嶽先生郭興真，弟子陳蘭茂、杜知古、馬知止奉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並造素像一軀，二真人夾侍。 （《泰山歷代石刻選注》） 准此，雙束碑初制於顯慶六年二月，時高宗李治的皇后是王氏，武則天是顯慶六年十月才由昭儀晉陞為皇后，不當提前8個月搞這個碑。但是，歷代傳說，雙束碑為武則天製造。可能是看到碑上有武則天時的題記，又有武則天改制的文字，未加深究的緣故。其實，雙束碑上的題記，其時限從顯慶六年二月，到唐德宗李適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甚至宋代尚有題刻。不過，最有意義的是最早的題刻。因此，雙束碑是王皇后精心構想以固寵？還是昭儀武則天別出心裁以邀寵？還是道士們的異想天開以媚上？不得而知。但雙束碑的形制確乎獨具一格，啟人幽思，令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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